进退维谷的民间反省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朱威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进退维谷的民间反省
——评莫言长篇小说《蛙》

朱威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莫言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蛙》是一个多义的文本，政治伦理和自然伦理在其中呈现出对立冲突的面貌，折射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转变。在以独特的文学形象，以世俗的手段完成对人物复杂性剖析的同时，作家的矛盾心理较为明显地体现为价值观念与立场的游移，在两种伦理背后超越性的道德问询始终没有出现。

《蛙》；知识分子；矛盾；两种伦理

一

《蛙》[1]涉及的问题颇为敏感，令人心怀忐忑。面对30多年我国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究竟是应该做切·格瓦拉还是做堂·吉诃德？在世界的暧昧性面前，18世纪的“黑格尔幽灵”闭上了不断宣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嘴巴。必须承认，我们接受的是多种多样的观念与事实，它们充满分歧与差异，以至于任何社会问题都无法用“非此即彼”的方式在单向度上解释。

时代变了。自1990年代以后，现代性的负面意义便呈现了出来，在古典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一系列“反启蒙思潮”的裹挟下，以“红高粱家族”成名的莫言没法以不变应万变。他认识到上世纪80年代知识界制造的语言和理想的乌托邦也许并不存在，“单纯明朗的理想主义”[2]只能属于过去。当阿城、北岛、陈丹青、刘索拉等人在《八十年代访谈录》（2005）中滔滔不绝地“怀旧”之时，理性精神已经被虚化了。找不到优越感却又不肯放弃“先驱角色”的他们被放逐到时代的具体环境当中，或沉默不言，或互相攻击；或拥抱大众，或踽踽独行。对小说中的剧作家蝌蚪来说，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转变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王仁美隐喻意义上的死让他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内省与自我怀疑，小说写道：“我也试图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安慰自己，什么‘举报非法怀孕是公民的职责’啦，什么‘为了祖国可以大义灭亲’啦，但这些理由都不能使我安宁，我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我是为了自己的私欲，为了讨小狮子的欢心。为此，我得了失眠症，刚刚一闭眼就会看到王仁美举着两只血手要挖我的心……”话虽如此，在剖析完自己的卑琐性之后，他还是“奔前程而去”，选择转业到北京工作。精神上的危机在此情境中转化为功利性的欲求，毋宁将其看作是一次虚妄的逃避。身份的变换和地点的迁移令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回避了历史提出的问题，但过往岁月累积的遗憾和罪恶感并没有死亡。他必须回到家乡，在那个特定的场域中完成未竟的救赎。就莫言以往的作品而言，“返乡”一直是作为化解知识分子自身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和精神危机的方式而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蛙》中，蝌蚪的“返乡”似乎与“以往的罪恶”没有必然的联系。蝌蚪是这样解释的：“我与太太即将退休，退休之后，我们想回家乡居住。在北京，我们始终感到自己是异乡人。”只是在遭遇某种地域认同感的缺失后，故乡的土地才带有了明显的解救意义。1980年代那种做作的，企图以“无根的一代”这样的身份跻身“启蒙”行伍的“寻根”姿态在这里被莫言否定了。回乡后，“包二奶”、“肆意超生的富人和那些与外国人结婚后拼命生养的男人和女人”再次影响了蝌蚪对当前社会现实的评价，经济地位似乎比“知识”显得更加重要了，只要“有钱”，“交得起罚款”，生多少孩子都“没问题”。当得知陈眉通过“代孕”的方式怀了自己的孩子之后，他有过挣扎，也曾去找李手帮忙，但很快就被一种赎罪心理解救。他拥抱了大众，以“为新生命”的名义，完成了对“袁腮开办牛蛙养殖基地”、“借腹生子”等一系列事件的认同。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言的“适当的独立性”被搁置了。就像李手说的那样，“老兄，组织没那么多闲心管你这事，你以为你是谁？不就写过几部没人看的破话剧么？你以为你是皇亲国戚？生了儿子就要举国同庆？”难道知识分子的首要义务真的如埃科所言，是“在无能为力时闭嘴”么？还是说这当中暗含着更深层次的矛盾？

当陈眉以残缺的面目和受损的身心出现在小说第五部的象征主义九幕话剧中时，对文本内部某种深层矛盾的猜测便得到了证实。五部分一以贯之的第一人称被打破，叙述者描述的好像是另一个自己。事实上，人们掌握的知识越多，越容易身陷其中，看不清世界与自我的面目，似乎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人物才会重新回到被审视的位置。在我看来，虽然前四部分作者通过书信方式架构的隐私叙事模式让人疑心《蛙》遭遇了18世纪用书信体写作《帕美拉》《克拉丽莎》和《查尔斯·葛兰底森爵士》三部小说的塞缪尔·理查逊的附身，但一种形式仍旧在另一种形式中被释放了，作者不再竭力制造一种文体模式下的语言魅影，同时也不放弃新形式的巨大可能性。在这里，作者刻意为之的拟古式叙述被重点突出出来：陈眉怀胎十月，与腹中的婴儿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她渴望孩子回到她身边，但生活不给她这样的机会。于是，她把自己的一腔怨愤诉诸公堂，企盼“大老爷高梦九”能明察秋毫。作者适时地戏仿了包拯判案的过程，借高梦九之口让陈眉和“小狮子”两女抢一子，于是，“陈眉和小狮子都向孩子扑去，两人拉扯着孩子，孩子哭起来。陈眉一把将孩子抢到怀里”。接着，高梦九效法了包拯“当年”的判决，认定“放手者为亲母”，将孩子判给了“小狮子”。“惩恶扬善”的结局被改造甚或是消解了，它至少暴露了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经验并不可信赖。包拯的判断只是宋代人经验的体现，它本身是不自足的，把它当做普遍原理来使用，显然会遮蔽事实。如果我们仅以经验来指导我们的行为，那么经验也将变得虚无缥缈。这一点已经被培根、洛克等经验主义哲学家承认。在我看来，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第二，在作者看来，现实对陈眉来说并不具备公正裁决的能力。在现实世界，她虽然占有了某种事实，但仍旧被认为是“一个鬼”，而且“代孕”这个事件本身就是一个无论从医学上、法律上还是从道德上都饱受争议的话题。即使是把希望放在了古代，也并不能得到她想要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悲剧。第三，知识分子在当中起到了促“恶”的作用。蝌蚪出于赎罪的目的留下了这个孩子，但他不能预估到这种行为引发的后果。他明知道孩子是陈眉的，但如果按照自然法则把孩子还给陈眉，其引发的结果同样是无法预估的。在两难的矛盾境地中，他还是：“戳了一下小狮子，示意她将孩子交给高梦九”，亲自制造、参与并见证了陈眉的悲剧。用莫言自己的话来讲，他是“在以赎罪的形式制造出一场新的罪恶”。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人性的矛盾:一方面，人是伟大的，渴望通过各种方式弥补以前的过错，不断完善自身；另一方面，人又是残酷的，不断膨胀自己，扫清别人。

二

事实上，一切的问题都是由内置在小说中的两种伦理——政治伦理和自然伦理之间的关系引发的，而这两种伦理之间的关系在作者着力塑造的乡村妇科医生万心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对姑姑来说，“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无疑为成为“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她提供了一个“参与历史”、“表现忠心”的契机。为响应毛主席“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伟大”和“正确”指示，她不惜采取暴力的方式强制执行计生政策，从而直接导致了张拳老婆、王仁美和王胆三人的死亡。奇怪的是，在《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0）中，我并没有发现“强制”的字眼，只看到了“提倡”：“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十二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对此，我的理解是，当一种公共政策以宏大的意义和概念向人们扑面而来时，人们只能凭借以往的经验去应对，而这种经验便是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思维。

对“阶级观念很强”的姑姑的行为，莫言以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身份借蝌蚪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做出贡献。毕竟，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西方人并没有注意到公共政策生成逻辑背后的道德基础，他们批评是有盲点的。此时，作者肯定的是政策的正当性。而蝌蚪岳母吴秀枝对姑姑的评价则是：“你姑姑不是人，是妖魔！这些年来她糟蹋了多少性命啊？她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她死后要被阎王爷千刀万剐！”她肯定的是生命的正当性。在这里，政治伦理和自然伦理发生了第一次冲突。2008年姑姑退休后，蝌蚪面对的问题也同样摆在姑姑面前，三个女人的临终留言、身份的转变、“富人”对生孩子的热衷、“代孕公司”的隐性开张、现代生育观念的变革等都让她不得不反思自己以前的行为：“姑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从第五部的话剧中来看，她和蝌蚪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像煎鱼一样翻来覆去地去煎，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的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在给陈眉接生和给郝大手塑泥人提供形象的具体“赎罪”过程中，政策本身被否定了，政治伦理也被否定了。尽管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了，因为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另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在变化”。但即便是按照马寅初 “最先提出来人口调控的微观目标：一对夫妇两个孩子”[3]来进行计划生育的调整，政治伦理和自然伦理的正当性仍旧存在。制度批评如果仍旧局限在经验或者直觉的基础上，正如前文所言，无疑会丧失它的建设性与正义性，甚至会造成历史的倒退。而且，从陈眉的事件来看，自然伦理也是被作者部分地否定的。

既成全又否定，至此，作者在小说叙述中陷入了难以自解的矛盾，他左冲右突，进退维谷。作为知识分子，他渴望对公共政策发展历程做出民间性反省和批判性思考，他也试图教导我们离开形式与理念的乌托邦，从而认清虚伪、软弱和欺骗以及伴随其中的中国式的宽恕与忏悔，但他也认识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自身的局限性，如蝌蚪一样，一旦进入历史，他就缺少了一种平衡的力量，缺少了对自身价值体系的指认。可以说他的态度是模糊而尴尬的。就此，我非常认同邓晓芒在《启蒙的进化》一文中的观点。他认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是中国政治的宿命。对中国人来说，“没有约束的自由或个性实际上是一种可怕的东西”[4]。但即便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冲破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惯性，这种困境是不是就会不存在？事实上，自康德提出“二律背反”的概念以来，似乎所有的哲学都进入了悖论。正如杜威在《哲学的改造》中所言：“现代社会吃了亏，是因为在许多事情里面哲学都走了极端，只准它在那些相反的两极中任意自择其一，如支离的分析或强硬的综合……将经验踪为无法维系安定的组织的原子因素，或全然将全部经验钳制在固定的范畴和必然的概念底下——这些都是诸学派争论时所呈现的两极”[5]，这是否也是西方哲学的宿命？

在这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固守某种极端，开放也好，执迷也罢，我们需要首先明晰的是“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并因为自身的不完满而去渴求某种完满的东西。这便是对人性的完成。《蛙》以独特的文学形象，以世俗的手段做到了这一点。不过，诗性精神却并没有完全灌注到文本的创作中，读者也不能体会到一种“真理愈辩愈明”的审美愉悦。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时，作家的民间性反省在其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较为明显地体现为价值观念与立场的游移，掩藏在两种伦理背后的超越性的道德问询始终没有出现。用当代知识分子的心态转变来置换问题在我看来是降低小说叙事难度的一种做法，因为它在给予合理性理由的同时，恰恰回避了问题本身。或许不应苛求，但这确是《蛙》的未竟之处。

[1]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下文所论同一小说，均出于此

[2]许明，方卫.回顾与反思：渴望重生的启蒙[J].文学评论，2010，（2）:8

[3]姚忆江等.“人口政策不要陷入教条主义”——专访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N].南方周末，2010-03-17（A）

[4]参见邓晓芒.启蒙的进化[J].读书,2009，（6）:3-11

[5]杜威.哲学的改造[M].许崇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54

Abstract:Frog written by Mo Yan which was published in 2009 is a text with rich connotation. Political ethic and natural ethics presents the opposition conflict in it.Moreover,the ment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llectuals is changing.With the unique literary figures and the secular methods,Mo Yan did character analysis deeply.However,his values were wandering in the contradiction.The transcendent moral inquiries hiding in the two ethics didn’t appear in the fiction.

Key words:Frog；intellectuals；contradiction；two ethics

The contradiction of folk introspection

ZHU Wei

I207

A

1009-9530（2010）05-0042-02

2010-05-08

朱威（1987-），女，江苏盐城人，安徽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