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徽州作家汪道昆散文内涵论

乔根

（黄山学院 中文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明代徽州作家汪道昆散文内涵论

乔根

（黄山学院 中文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明代中后期文坛上，作为与李攀龙、王世贞鼎足而三的作家汪道昆，其散文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日常生活和军国大事等方方面面。从文体角度分类，可分为序跋、传状、碑志等。汪道昆散文一方面反映了徽文化对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代中后期文坛的创作情况和社会生活状况。

汪道昆；散文；内涵

汪道昆（1525-1593），安徽歙县人，初字玉卿，后改字伯玉，号南明、南溟，别署太函氏、泰茅氏、方外司马、天都外臣等。汪道昆与戏曲名家王世贞为同年进士，又同在兵部任职，而且关系密切，并称“汪王两司马”。汪道昆在明代中后期文坛名声很高，胡应麟在《诗薮》中称：“汪司马伯玉以文章名天下”。在文学史上，汪道昆以戏曲创作著名，传世作品有 “大雅堂杂剧四种”（《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及《唐明皇七夕长生殿》等。除此之外，还有《太函集》等行世。

《太函集》煌煌一百二十卷，其中散文占绝大部分，共一百零五卷。汪道昆散文按文体划分可分为序（包括寿序）、传、行状、墓志铭、墓表、墓碑、碑记、碑、记、铭、箴、颂、赞、诔、祭文、说、论、偈、杂著、跋、议、疏、书牍等。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姚鼐《古文辞类纂》旨在为人们提供范文,启示古文写作的门径，将古文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13类。上述文体大多数在汪道昆散文中可以见到。

汪道昆散文中涉及的题材内容较为广泛，《太函集》中大量的序跋、传状、墓诔等记载了汪道昆与当时的文人、官员、武将的交际活动，内容丰富。以下分别从文体角度论述之。

一、序跋

《太函集》中数量较多的是序跋。按内容划分，可分为赠序、寿序、诗文序三种。其中寿序也可归为赠序，只不过因赠与对象、写作内容较为特殊，故分别论之。

一般来说，赠序对象为亲友，内容多是对于所赠亲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汪道昆也不例外，但有一定的识见。

如论述何为“廉吏”这个问题，世人“以不贪为廉，硁硁乎其小也。吾以不欲为廉，皜皜乎其至也。”（卷六《送太守徐公副山东序》）盖“不贪”者“汲汲乎廉士之名，其欲奢矣”；而“不欲”者“不揣上指，不渎下交，不市私恩，不猎民誉，去名如去利，终不以小廉自矜。”进而言之，“无欲可以作圣。无欲则明，明则通。无欲则公，公则溥。”

在论述“为政”这个问题，汪道昆在《送刘使君东巡序》中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将“为政”与“牧马”相比：“譬之牧马，圉长察马之肥瘠以课圉人之勤惰，即日月一至，刍牧善而马肥。假令恶圉人之不共而以身摄其事，则一马饱十马饥矣。故知牧马者可以牧天下：去其害马者是也。”为政者为政时在处理“宽”、“猛”的问题时也很矛盾：“用猛则残，用宽则慢；慢则无法，残则无民。解决的办法是“正直忠厚为务。”（卷三《送部使者陈公还朝序》）“正直”则能谨严，“忠厚”则能爱民。二者兼得，为政之道也。

多年的仕宦生涯使汪道昆对用人问题也很关注，有自己的心得体会。汪道昆以为“当世之论才者二：下之在于利达，而以巧捷辨给为能；上之在于名高，而以皎皎者为奇节。此两者皆非也。”面对这种现象，汪道昆认为要“本之性情而因应以成务”，并举“郢人灭垩”的故事希望“用人者忘其才。”惟其如此，方能“顺事而无迹。”（卷一《送方伯游公序》）

作为有着丰富经验的武将，汪道昆对当时的军事政策大为不满，认为没有早作准备，防患于未然，只能疲于应付：“岛夷犯吴越，则备吴越；犯江淮，则备江淮；既而犯闽海，则又备闽海。夫备弛则来，备张则去，此夷情也。寇至而备，失先事也”，将这种现象比作“见兔而顾犬者也”。同时，作者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战争观：“百战百胜，孰若不战之善也。”（卷一《送萧将军赴南海序》）反对战争，有一定的人文关怀色彩。

古代文人经常面临一个困惑：“忠”与“孝”的矛盾。对这一困惑，汪道昆在《送苏使君归省序》一文中作了深刻的分析。苏使君（苏烈）有老母，苏愿意回家归养老母，母不许，让其继续为官。对此，汪道昆评论道：“嗟乎！人情之处骨肉，宜莫如母子。亲子朝而出则夕以思，暮而出则朝以思。唯于仕则否，盖亲将以不朽者蕲其子，子将以不匮者宁其亲。”父母希望子女“尽忠”，以达“不朽”这一目标。换而言之，“欲子以善养，无宁以禄养”。盖为官必有声名，其名可以显亲；为官必有俸禄，其禄可以养亲。在“忠”、“孝”二者不可以得兼的情况下，舍“孝”选“忠”，“尽忠”也是“尽孝”。这一识见比较高明，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文人的困惑。

“伴君如伴虎”，君臣关系的相处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治河能臣大司空朱衡欲告老还乡，经过再疏，皇帝许可之。对这一事件，汪道昆以为“君臣之义”在于要“善始善终”，“人臣不贵任职，贵不自功；不患不得君，而患不得志”，“下之不伐其功，上之不违其志。”（卷三《送太子太保工部尚书万安朱公致仕南还序》）

当然，朱衡乞求告老还乡是不得已而为之，因其为人耿直，治理河道时禁止工役，裁抑浮费，节省甚多，故遭人弹劾。不得已乞疏回乡，既给帝王面子，又能安度晚年，符合“君臣之义”。离开魏阙回归山林，也就是“去”的问题，汪道昆以为：“古人之去者三：不得其时则去，不得其职则去，老则去。”（卷二《送方伯曾公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 “中道而去”，也就是急流勇退。对此汪道昆深表理解：“进则陈力就列而竭忠贞，退则抗志洁身而秉高尚。”仕途险恶，非道中人不知也。曾公选择“中道而去”，汪道昆以 “怦怦心动”感慨系之。换而言之，“去”也就是“隐”，“古之人，或以渔隐，或以樵隐，或以猎隐”，汪道昆还提出了“贾隐”的生活模式，并认为 “宁以贾隐禅，毋以禅隐贾”。（卷六《赠居士叔序》）

汪道昆深受佛教影响，其诗文中均有体现。但他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他不愿做个“中人以上”的 “信之者”，而要做个 “疑之者”（卷六 《肇林赠言》）。对儒佛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也能有自己的看法：“夫释氏宗佛，儒宗圣人……少林、曹溪，则颜、孟也。支遁、惠远，则左、史也。”（同上）儒、佛相通，共同点是 “躬行”。相信某种思想，很容易党同伐异，是己而非人。汪道昆对佛法的认识能够做到融通无碍，不执于一端。

身为徽人，出身徽商，汪道昆对于徽商的生活状态自然十分熟悉：“新安多大贾，其居盐筴者最豪，入则击钟，出则连骑，暇则召客高会，侍越女，拥吴姬，四坐尽欢，夜以继日，世所谓芬华盛丽。”（卷二《汪长君论最序》）徽商日常生活潇洒风流，汪道昆引之为豪。

汪道昆寿序所赠对象为年高德重之友人或达官显宦之家人，多为其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寿辰所作。所赠对象多为一人，也有夫妇并赠，如《潘次公夫妇九十寿序》《寿永嘉王长公暨林夫人偕老序》《天逸篇寿殷计相暨庄夫人百五十岁》等。一般来说，写寿序应对所写对象熟悉，和所写对象有一定情谊，不是阿谀奉承、虚于应付之作。汪道昆所写寿序多为乡贤亲友，即使是为达官贵人所作，也有自己的真情实感。如为胡宗宪五十寿辰所作的《奉寿大司马胡公序》，该文称颂胡为“三代之英”，饱含深情一一历叙胡的赫赫军功、“直言决策”，洵非虚语。汪道昆和胡宗宪为同乡，相互较为熟悉，故所作寿序比较客观，虽有称颂，但无溢美之辞。

给普通人物写寿序汪道昆则抓住所写对象的特点，如《洪母六十寿序》，该寿序对象生活很不幸，夫、子俱亡，留有一孙一媳，其媳为汪道昆堂妹。汪道昆写此寿序主要褒扬其勤勉操持家业，“一身而系二世”。又如《殷王母九十寿序》，该寿序为同乡殷养实之祖母所作。殷父母早逝，幸赖祖母养其成人。学而优则仕，可仕成之后，“子欲养而亲不待”。汪道昆对此感触道：“而仕即得具父母者什五一人，具大父母者什百一人也。”养实不幸，早年失去父母；养实幸矣，祖母九十仍健在。汪道昆仕成而祖母逝，触景生情，“怦怦心动”。又因与殷有手足之情，故认为“诸父则父，诸母则母，诸王母则王母。”人伦之情，于此略见一斑。再如《佘母七十寿序》一文中，汪道昆抓住寿主能“容”这一特点，以“说《易》者”的口吻谈及“地道”、“臣道”、“妻道”，指出三者共通的地方是能“容”：地能“容”故为“万物母”；臣能“容”则能“保天下”；妻能“容”则“家无间”。 佘母“一视而同心”，无论嫡出、庶出，均如己出。如此，则“诸子济济，愉愉门内，殷殷盛矣”。进而言之，“臣良寿国，妻良寿家”。汪道昆深受徽文化思想影响，对此懿行多加揄扬。

“仁者寿”，古人作寿序多论其“仁”，汪道昆对此作进一步分析。他认为有“数世之仁”和“终身之仁”两种：前者是“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后者是“我躬不阅，遑恤其后”，前者以张仲为代表，后者以聂师道为代表。在《北山方长公六十寿序》一文中，汪道昆对其 “仁”作精彩描写：方因仰慕张仲孝友，其堂命名为“景张”。日常生活中，“务躬行为率，父视诸父，子视诸子。仲氏见倍，长公守之不衰。遇宗人近属，无亲疏少长，必以情；遇外氏亲，自始以迄终身，必以礼；乡邻解纷，必以信。岁大疫，设糜粥饷诸疾苦，必身亲之。择地而行，庶几处士之义。”

徽文化中新安医学自有其一席之地，医家地位很重要，所谓“良相良医”是也。汪道昆借家大夫之口谈新安名医吴洋医术：“余 （家大夫）观吴长公（洋）治疾，譬则晏婴相齐，子产相郑，暗可使显，弱可使强，一何伟也。”（卷十一《寿吴氏叔五十序》）同时，汪道昆还指出医、儒二者有相通之处：《黄帝》犹六经，张仲景犹“医门之孟子”。将医、儒二者等同，提升了医家的地位。

饱受争议的是为张居正父亲七十寿辰所写的《封柱国少师张公七十寿序》一文，该序一方面评价了寿主张文明的高贵品质：“无成心，无德色，无溢喜，无私忧”，另一方面也极尽吹捧之能事，语多阿谀：“先生泠然而风行，昂昂然而玉立，皭然而蝉蜕尘埃之表，皞然而游物之初，盱盱然而道存，栩栩然而自适。其肌肤若姑射，其讬宿若庚桑，其视治天下若土苴，视生民若刍狗。凝其神，充其气，其殆糠秕尧、舜而役夷、光，吾将以为天游，吾将以为龙德，然而未既也。”甚至很肉麻地写道：“故殆杖国之年，犹有婴儿之色。”纯用庄子语言，但缺乏真情实感，实为败笔。

汪道昆诗文序代表作品有《秦汉文钞序》《顾圣少诗集序》《留醉轩集序》《歌世德诗序》《孤愤集序》《杨忠愍公集序》《青萝馆诗集序》《文选序》《弇州山人四部稿序》《陈达甫集序》《副墨自序》《五岳山人后集序》《唐诗类苑序》《汪禹乂集序》《梅花阁集小序》《骚选序》《姜太史文集序》《沈纯父行戍稿序》《潘象安诗序》《少室山房续稿序》《诗纪序》等。这些诗文序一方面反映了当时文坛创作的实际状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汪道昆的诗文思想。汪道昆诗文序所作对象多为斯时文坛较有影响者，如王世贞、胡应麟、姜宝、龙膺等，也有为同乡所作，如汪禹乂、陈达甫等，还有自序作品，如《副墨自序》。

汪道昆诗文序为我们勾勒出明中期文坛创作概貌：“于时济南则李于鳞，江左则王元美，画地而衡南北，递为桓文。”（卷二十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对当时文坛领袖李攀龙、王世贞二人进行比较：“大较，于鳞之业专，专则精而独至；元美之才敏，敏则洽而旁通；济南奇绝，天际峨嵋，语孤高也。大海回澜，则元美自道，不亦洋洋乎大哉！”对李、王二人创作特点进行比较，洵为的论。

在为戚继光而作的《止止堂集序》一文中，汪道昆阐述新的人才观：“当世不患无全材，而患无真材。文武具足之谓全，讨平战克，则其真也。概诸华实之辨，与其全也宁真。真者未必全，犹足赖也。猥云得全，而失真矣，奚足赖邪！”戚继光“兼此而足术”：既是“真材”，有“讨平战克”之功为证；又是“全材”，文韬武略，诗剑风流。戚继光为“全真”之材，汪道昆何尝不是如此！

汪道昆诗文序还涉及到对文体的评价，如《五岳山人尺牍序》一文中论及尺牍这种文体：“尺牍，辞命之流也，孔子自道未能。修辞之谓文，文则吾犹人矣。文、辞一轨也，同归而殊途。文胜则害辞，辞不达则文无当。辞尚体要，故其法严，厥有左氏。辞各指其所之，故其义较著，厥有李斯贾谊，邹阳司马迁。要之，陈辞务尽忠，属辞务尽意，文在其中矣，辞毕用也。而尺牍之体稍与文殊，犹之竹然，猗猗乎其筠也，与草木殊；犹之鱼矣，悠悠乎其泳也，与鸟兽殊，猥云总总阗阗，区以别矣。”对尺牍文的源流及其文体特点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和辨析。

汪道昆对自己的衡文论诗的能力颇为自信：“不佞非能诗也，庶几乎可与言诗也与哉”。（卷二十三《汪禹乂集序》）

二、传状

汪道昆散文中，传状最为光彩夺目，成就最高，也多为研究者推崇。前文汪道昆研究中有两篇硕士论文即以汪道昆传状文为研究对象或主要研究对象的。概而言之，汪道昆传状文共112篇，其中传85篇，状27篇，传多于状。从所写对象看，传状对象职业多样，身份各异，有山人、将军、庖人、医家、节妇、商人等，其中又以商人为著。从地域角度看，汪道昆传状对象多为徽人。

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繁荣，商人地位提高，为商人作传的文学作品也渐渐多了起来。汪道昆身为徽人，出身徽商，为徽商作传，作品大多肯定“称赞了传主的经商行为，而不带传统的偏见”。从数量上来看，“在汪道昆的《太函集》中，有传记文（包括传、行传、墓志铭、墓碑、神道碑）212篇，其中为商人及其家庭成员所作就有112篇 （传主本人是商人的77篇；其余为商人家庭成员，如父母亲及妻子等），超过了传记文总数的50%。另外，还有为商人或其父母亲所写的33篇寿序或赠序，其中大部分都有关于商人生平事迹的记载与描述。”而同期的王世贞虽有大量为商人作传的文章，但不及汪汪道昆数量之多。有学者作出统计，在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有传记文90篇，为商人作15篇，约占总数的16.6%；《弇州山人续稿》有传记250篇，为商人所作44篇，约占总数的17.6%。其差距由此可见。

汪道昆尝谓 “阅人多矣”（卷三十五 《方君在传》），其传状文多能抓住人物的性格特征，刻画出人物形象。如《许本善传》，写豪纵不羁而又英年早逝的徽商许谷：

“仲即谷（许谷），字本善，生而丰下，魁然丈夫。少以技击豪，即壮硕，益轻捷，挺一剑作盘旋舞，睨者莫得其瑕，马上横槊，绝尘而奔，挽五石石弓，无不中……负不羁，且格猛噬。尝被酒卧岭北，虎以食犬后至。枕其胫而觉之，起而熟视曰：‘彼无忮心，乘卧杀之，不武。’遂舍之去。人以为神。比入少年场，则比竹投壶，讴歌蹴鞠，无不中节。雅言：‘隆准公大度，彼儒冠安足溺哉！’故薄为儒，及谢县大夫，黜训诂而理章句，乃更为文公《小学》，故不袭陈言，行吟里中，一禀于自适。将服贾，资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舟薄浯溆，群盗悉掠之。伯再予千金，就近市贾，适岁凶，民有殍，悉发窖粟以赈嗷嗷。伯三予千金，无德色。仲乃择地而贾，贾就李之皂林。仲始至，诸三老豪杰争以牛酒劳之，仲递釂百觚。会暑甚，以厥暴死。其年庚午，当敦火中。其生与余同年同月同旬，先余五日耳。行年未艾，乃即首丘，惜也！”

在此，汪道昆不囿于传统的道德观，大胆肯定许谷狂傲不羁、鄙视俗儒、仗义疏财的个性行为。

针对当时官场现状，在《程汉阳传》一文中，汪道昆提出了“墨吏”和“奸吏”的概念：“吏者不为厚利则为名高。彼其营营为厚利，不遑恤名，墨吏也；营营为名高，因而罔利，奸吏也。当世以墨败者什七八，以奸败者曾不能什二三。”与前两者不同，程汉阳则属于第三类：“廉吏”。程汉阳乃汪道昆同乡，汪道昆赞其为政干练，政绩显著，致仕后又能“循礼”，养弟遗孤，能 “力三五亩钟之田”“家食而自食其力。”对此人此行，汪道昆以八字目之：“汉阳倔强，海内无两”，可谓不刊之论。

在汪道昆的传状文中，一些不蹈常规、鄙视世俗毁誉、注重信义之人经常见诸笔端，大盐商吴时英（伯举）即为一例。吴时英科场不利，遂行商贾之道，能“不曲而通，不游而节。”（卷三十七《吴伯举传》，下同）日常生活中吴时英“时而结客，时而解纷，时而游闲，时而课子”，商业事务交给“掌计”（相当于今日的职业经理人）打理。掌计“阴借伯举名贷盐筴累万六千缗”，后无力偿还。债主索债，有人“耳语伯举：‘亦彼责彼偿尔，公何与焉？’”对此良好“建议”，伯举笑曰：“诸长老挈累万而贷不知者，何人信吾名也？吾党因而为僭，而吾以僭乘之，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回去后如数归还欠债，且“无所问”，颇重商业伦理道德。遇灾荒之年，吴时英能行善举，“设糜餔饿者，日尽数钟。”吴时英注重自我价值，不管他人毁誉，其日常所为，里翁以“癖矣”、“佻矣”、“汰矣”斥之，而吴依然故我。对此，汪道昆评论道：“伯举以癖闻，卒能以失为得；以佻闻，卒能倾五陵豪；以汰闻，卒能得士而食其报。彼规规然操咫尺者，恶可与同日语哉？”类似的还有《吴子钦传》（卷二十八），该文写吴子钦鄙视功名，“舍业而习技击”，成为有名的侠客。吴子钦有豪侠之气，“出入著窄衫，袖双铁尺，人有急，辄赴之。”可惜“中道而夭”，汪道昆赞之以“布衣之豪”。

汪道昆的一些传状文写到自己对亲人的不舍和怀念，如为其祖父所作的《先大父状》、为其祖母所作的《先大母状》、为其姊而作的《罗氏姊状》、为叔母而作的《从叔母吴孺人状》、为其父所作的《先府君状》、为其弟所作的《仲弟仲淹状》等。这些作品或回顾往日生活场景，或追忆逝者音容笑貌，或抒发作者深切思念，语短情深，令人感动。

汪道昆还为一些具有一技之长的下层人物作传，如“少负意气，务上人”的琵琶手査鼐（卷二十八《査八十传》）、擅长小儿医的医家丁瓒 （卷三十八《丁海仙传》）、“善治疱”的庖人吴三五 （卷二十七《庖人传》）等。汪道昆为这类下层人物作传，近似于《史记》中司马迁“为闾巷之人作传”，不让这些有奇行异术的人物被历史的烟尘埋没。

概而言之，汪道昆的传状文成就很高，人物身份各异，品行各端，汪道昆或赞其孝行，或赏其豪侠，或奖其清廉，或壮其脱俗，或夸其节烈，或扬其儒雅。一个个小人物在汪道昆笔下得以出现，一桩桩嘉言懿行在汪道昆文中得以书写。

三、碑志

碑志这种文体较为古老，“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刘勰《文心雕龙诔·诔碑》)，“至汉，杜子夏始勒文埋墓侧，遂有墓志，后人因之”（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在散文史上，“韩愈所写碑志、祭文，现存者不下百篇，占其全部文章的1/4以上，数量之大，可谓惊人；但其文学成就，也不可谓不惊人”。和韩愈一样，汪道昆散文中也有大量的碑志文，约有170多篇，约占其散文总量的1/2。这些碑志文既有为达官贵人及其家人所作，也有为乡贤前辈或自己家人而作。汪道昆碑志文大多和其他碑志文一样“叙述功德，褒扬忠烈”，以便传之后世，但也有部分碑志文有自己的真情深感，不完全是谀墓之作。

汪道昆和戚继光相交相知多年，戚去世后，汪道昆为其作墓志铭，其名为《明故特进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左都督孟诸戚公墓志铭》。该墓志铭一开始就称颂戚为 “当世无两”、“文武具足”。戚继光每获取一次大的胜利，汪道昆都有相应的文章赠送给他，足见二人感情之深。汪道昆感慨道：“同事二十五载，先后累数万言，则言言核矣。”接下来汪道昆历叙戚继光生平家世，平生功业。汪道昆不仅仅着眼于戚继光彪炳史册的军事业绩，还善于选取生活小事：如写其妻王氏“常市一鱼，三斩待饪，朝进首，午进尾”，戚疑其妻私自食鱼腹，错怪其妻，然而晚上其妻“暮以鱼腹羞”，戚始愧。通过小事写贫贱夫妻相濡以沫，因错怪而误会，因冰释而理解。倭寇来袭，浙江告急，在选兵士时，戚继光说：“无兵而议战，亦犹人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微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闻义乌露金穴，括徙递陈兵入疆，邑人奋钤棘御之，暴骨盈野，其气敌忾，其习慓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今及简练，训习一旅，可当三军。”体现了戚一定的军事谋略和过人胆识。奈何，戚继光英年早逝，汪道昆感慨系之：“何天降殊材也者而中折之？”在墓志铭中还写到戚继光惧内，为其妻所困，几至绝嗣，穿插此轶事，使文章摇曳生姿，富有情趣。戚惧内，汪道昆亦感同身受，心有戚戚焉。

汪道昆的一些为家人亲友所写的墓志铭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和浓厚的儒家伦理观念。如《先师邵次公墓志铭》，写其师“谈经也，若庖人入屠牛之垣，无肯綮，无髋髀，游刃恢恢，莫不中舞。其操经艺也，若计然握算而入管库，居者居，化者化，决策所向，莫不中经。凡诸以请业至者，莫不解颐；请益者，莫不充腹，”“先师之视余小子，犹子也。”老师去世后，汪道昆作铭文怀之：“吾师乎，吾师乎，”师生情谊于此约略可见。又如《赠恭人亡妻吴氏墓志铭》《继室吴恭人墓志铭》等作品反映了汪道昆对亲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该类散文和前面所述的传状文类似，情感真挚，语含悲伤。

徽商的发家致富，其路之艰，常人难以想象，汪道昆借为徽商程锁作墓表展示徽商发家的艰难历程。程锁年轻时其父“客死淮海”（卷六十一《明处士休宁程长公墓表》，下同），程锁本人又身体虚弱，“病且无以为家”，面对这一窘境，其母要求程锁弃儒从商，“第糊口四方，毋系一经为也”。后程锁靠辛勤经营，终成一代富商。程锁其人其行汪道昆通过一件小事反映之：其父去世前，曾借贷给他人。其父亡后，欠债者匿而不还。一日，程锁见欠债者，他作出惊人举动：烧券市义，该行为颇有孟尝君门人冯谖之义举。而其父欠别人钱财，程锁“鬻田宅，脱簪珥，悉还之”。对此义举，汪道昆赞之曰：“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并称赞其为“节侠”。通过此墓表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有些徽州人经商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徽商的商业伦理道德之高尚。

汪道昆还对文坛领袖创作得失进行评价，如为何景明写碑记时说：“（李何）两家递为恒文，执旗鼓号天下矣。献吉兢兢尺寸，非规矩不由；先生（大复）志在运斤轮，务底于化。于时主典则者张献吉，主神解者附先生。要诸，至言各有所当，顾其相直若绳墨，而相济若和羹。即言逆耳，而莫逆于心耳，视者弗察也。今两家并悬书海内，不啻尸说之。浸假得终其天年，先生化矣”（卷六十七《明故提督学校陕西按察司副使信阳何先生墓碑》）。该碑记从总体上反思李何学古理论实践之得失，兼顾李何之得失，较为客观公允。同时又流露出对何景明英年早逝的惋惜之情。

汪道昆还有一些铭、记之类的散文，也有一定的特色。这些散文或状自然山水，或铭文房四宝，或记赫赫战功，或写文坛集会，或抒平生怀抱，内容较为丰富。代表作品有《游洞庭山记》《丰干社记》《沧州三会记》《万古楼记》《古砚记》等。

概而言之，汪道昆散文内容丰富，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军国大事，也有日常叙事。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汪道昆散文是汪道昆个人生活的写照，也是明代中后期社会现状的折射。

[1]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2]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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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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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530（2010）05-0054-04

2010-05-14

乔根（1976-），男，安徽桐城人，黄山学院中文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