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看汉代人的审美意识

马筱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系，安徽 淮南 232001）

从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看汉代人的审美意识

马筱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系，安徽 淮南 232001）

汉人物图像艺术渗透着汉代人的审美心理，它所表现的艺术世界展示出两种意识结构：儒家审美意识和道家审美意识。

汉人物图像；儒家；道家

国内学术界常任侠[1]5和顾森先生[2]1认为汉画像包括汉画像石、砖、壁画、帛画等的图像资料。汉画像作为艺术的“精灵”，它既保存有精神传统的活力，又是我们民族性格和生活方式的形象描绘，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意蕴的结晶体。汉画像通过大量的人物画，直接、有力地把汉代民族深层心理活动刻画在石块或砖上了，汉人物图像和古希腊雕刻一样都是人性的完善，力量和美的化身，表达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作为汉画像主要题材的人物（汉代社会中的各种实在人物、历史与传说人物、虚拟的神话与鬼怪人物），值得研究和探讨。对汉代那些反映人生境界的人物图像进行一次系统深入的钩稽和整理,并通过对相关思想行为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解读汉代人的审美观念。

汉人物图像可以让我们透视汉代人的审美心理。汉画像作为丧葬习俗的产物，它隐含了汉代人的群体习俗理念以及信仰等精神意识，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包含了汉代人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的复合载体。

汉人物图像所表现的艺术世界，为我们展示出两种意识结构。

一、儒家审美意识

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为我们展示出儒教政治和伦理体制。儒家美学是孔子开创的，以仁学为哲学基础，强调个体审美追求与社会政治伦理规范。山东为孔孟故里,两汉崇儒之风最盛。

汉画像在山东、陕西、河南、四川、江苏等省屡有出土，从目前的出土情况来看，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多以儒家经典为主题，并且儒家的主题在山东极其流行。这类画像最好的一个例子是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其东、西、南三壁,一面石壁就雕刻有孝子故事10余个、历史人物以百计。如西壁由上至下,第三层刻曾母投杼、闵子骞失棰、老莱子娱亲、丁兰供木人等孝子故事；第四层刻曹子劫桓、专诸刺吴王、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东壁第四段刻要离刺庆忌的故事……。从总体上看，武梁整个祠堂东西壁与后壁画像内容以历史上的侠义烈士、孝子、节女、圣贤明君和事关兴亡的历史故事或传说为主，这应是与当时社会风气上普遍重视以古为鉴，以恶为戒，以善为师的伦理诉求相一致的。“武梁祠画像的设计意图十分明显：墙面上的画像旨在向人们宣扬体现儒家最高道德水准的历史人物，而这些儒家道德构成了汉代人社会行为的基本准则。”[3]183因此说这种人物图像的观念意义，在于它是作为一种直接服务于儒学教化功能需要的绘画样式，显然这类人物图像体现了汉代人儒家理性主义的审美心理。

按照儒家忠孝节义的原则安排墓室画像的,还可举和林格尔汉代墓室壁画。墓中室的南、西、北三壁绘制表现儒家忠孝节义的画像也有80余幅，且都标注有榜题，至今尚可辨者，南壁计有：二桃杀三士、伍子胥逃国、勇士孟贲、侠客要离。西壁计有：闵子骞、曾参孝母、许穆夫人。北壁计有:丁兰、邢渠、冉伯牛、代赵夫人、慈母、仁姑、秋胡戏妻、孙叔敖母。[4]35-40此类画像内容在全国各地汉画中也有呈现。举例来说，唐河针织厂汉画墓一共出土了74块画像石，除装饰图案外，反映儒家思想内容的图像就有50幅。[5]26-32上述有关世俗道德的故事大致可分成四个体系：第一，描写君臣关系的忠贞。汉人物图像中，有关君臣关系的故事主题有荆轲故事；曹沫故事、专诸故事、蔺相如故事、豫让故事、摄政故事。第二，描写父子关系的子和孝。表现父子关系的故事主题有董永故事、曾子故事、闵子骞故事、老莱子故事、丁兰故事、柏榆故事、二州孝人故事、义浆羊公故事。第三，描写夫妇关系的贞节。反映夫妇关系的故事主题有梁高故事、秋胡戏妻故事、京师节女故事。第四，兄弟关系。反映兄弟关系的故事有朱明故事、梁节姑姊故事。这些反映儒家忠孝节义道德准则的人物画像的存在,体现了当时人们的道德追求。

通过上述的圣贤、君子、孝子、烈女等人物图像可以看出，儒教是作为统治阶级特有的普遍教养存在的。用这些具有儒教劝戒主义味道的历史人物故事画像来教育时人，突出地体现了汉代人“成教化，助人伦”的儒家功能审美意旨。

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还有大量表现宴饮乐舞[6]95、百戏、庖厨、车骑出行的画面。从表面上看这些画面似乎与儒家美学思想挂不上钩。但从本质上来看，它却与儒家倡导的孝亲伦理的美学精神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汉画像本身就是汉代举孝廉、崇厚葬之风的产物。汉代由于谶纬迷信思想弥漫朝野，人们相信灵魂不灭，认为死亡只是原有生活的延续，再加上歌功颂德的习俗，于是活着的人希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后，生命长存，可以享受其生前所梦幻的可望可即的理想生活模式，体现了生者的至孝之心。事实上这是儒家思想中孝道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更使得这些人物图像具有独特的仪式功用和宗教信仰内涵。

二、道家审美意识

汉代最高统治者虽然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但独尊儒术的体制并没能真正实现，实际上是以儒家为主融合了道、法、神仙方术等多家思想，因此我们在汉画像里看到了大量崇尚道家黄老思想的图像，与道家思想相关的升仙主题在四川画像中占据优势，如羽化升仙，祈求长生不死，西王母东王公是四川石棺画像的流行题材。

从这些题材来看，汉代人常通过羽化升仙的艺术形式，展现一种人生幸福的理想模式。个人羽化升仙更是汉画像常出现的母题，图像中洋溢着升仙成道的欢乐气氛，人和动物无不处于飘逸洒脱状态，毫无悲哀痛苦之感。请看那些身披羽翼、纤小轻盈的羽人是那样酷爱自由，他们成了汉代人的化身，自由嬉戏飞翔在神仙世界里，这个神仙世界就是汉代人心中自由的精神世界；掌握长生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与东王公坐于“悬圃”之上，下有玉兔捣药，这个看似平淡简单的画面却包含了汉代人祈求长生不死的强烈心愿。透过这些粗犷朴实、线条优美生动的绘画和它所处的墓室建筑特征，从画像内表现出的阴阳观、长生术、辟邪和神仙思想中,可深切地感受到两汉时期与我国古老的民间信仰有着密切联系的道家文化的广奥和真实存在。汉代，方仙道盛行，自上层统治阶级到普通百姓，在祈求长生成仙的同时,对于亲近人的死亡，亦均希望并相信其灵魂升仙。升仙画像图所表现的对神仙世界的憧憬，不是哪一个具体人的，而是整个民众的意识。汉画像虽出现在贵族和富商的墓葬中，但从其形成来看，它不是个人意识行为，而是群体的意愿和生活习惯，因为它发生于民间，是民间工匠所为，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代表了民间的真实思想。又由于汉画像本质上属于民间艺术[2]2，所以这些图像的思想和行为反映出浓郁的民间色彩。因此就这两点来说，汉画像体现了民间世俗阶层的审美意识。

事实上把羽化升仙内容与那些反映仁义礼智信内容的人物画像共置一墓或一祠堂之中的本身（四川画像中，儒家故事与升仙题材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我们在武梁祠画像中也发现这种二元性表现）就说明当时汉代人是儒道两种情结。可见，儒道相糅的哲学深深影响着汉代人的心理，汉人物画像正是这种心理的表现。正如李泽厚所说：“尽管儒家和经学在汉代盛行，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被规定从文学到绘画的广大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代艺术的特点却恰恰是，它并没有受这种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刚好相反，它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 ”[7]73

三、小结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折光，特定时期的艺术反映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在汉代人看来,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是人们在崇拜征服、追求事功、喜好享乐价值观的影响下生命精气的流露,是儒家“为政以德”、“天下归仁”、“可使有勇”、欢乐祥和理念的体现。它在包含丰富的道德内涵之同时,也超越了单纯的道德层面，彰显着一个伟大时代的精神气魄。汉人物图像所表现出的以辟邪升仙为基本宗旨的道教审美意识，是两汉时期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在人类意识形态观念上的反映，通过绘画创作这种无声的语言完整地表达出来。两汉时期，有着深厚复杂文化背景的灵魂不灭与神仙思想，已成为人类在强大的社会力量和无法控制的超自然力量面前因恐惧心理产生的思维空白的最合适的填充剂，具有十分广泛的社会现实意义。所以汉人视墓穴就决不是简单的墓主人肉体的存放场所，刻绘在墓室建筑材料上的一幅幅与仙有关的汉画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墓主人升入仙国和在仙乡胜景中的活动描述，它使升仙这种神圣诱人的人生归宿方式理想圆满化。

因此说，汉画像中的人物图像彰显的汉代民间群体的思想信仰与习俗礼仪内容透视了汉代人的审美心理。

[1]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8·画像石画像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2]顾森．中国汉画图典[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7

[3][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M]．郑岩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4]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博物馆.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J].文物，1974，（1）

[5]周道，李文华.唐河针织厂汉画像石墓的发掘[J].文物，1973，（6）

[6]李发林.山东汉画像石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2

[7]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J20-02

A

1009-9530（2010）05-0079-02

2010-07-10

马筱(1978-)，女，安徽砀山人，淮南师范学院美术系教师，硕士，主要从事美术教育与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