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安徽“建设职教大省”的视野

2010-08-15 00:44张健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5期
关键词:产学大省职教

张健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关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安徽“建设职教大省”的视野

张健

(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围绕如何建设职教大省,从化解经费瓶颈、强力推进校企合作办学、大力发展民办高职、成立职业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四个方面,对当前高职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职教大省”;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

200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后5年我省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是建设职教大省”。这一目标愿景的提出,标志着我省职业教育的发展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它必将大大提振全省人民“科教兴皖、奋力崛起”的信心,有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关注、参与和支持职业教育工作,破解职业教育的发展难题,培养和产出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促进安徽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温家宝总理指出:“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要,抓职业教育,就是抓就业、抓产业素质、抓投资环境、抓发展后劲和竞争力。”[1]所以,建设职教大省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践行,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的。新的职教发展的大文章已经破题,我们该如何着笔。这里笔者将结合自身对高职教育的研究和感悟,从以下几方面谈谈自己的思考与建议。

一、化解高职教育经费瓶颈问题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是比一般的普通教育投入高得多的教育。有研究表明:高等职业教育“理论上它所需要的投入应当是普通高等院校的2.64倍”[2]237,即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政府更大的投入。但事实上,许多高职院校获得的投入连与普通高等院校齐平的水平都达不到。根据我省省物价局、财政厅皖价费[2006]240号文件核准的收费标准,高等职业教育收费文科3700元/年,理科3900元/年,基本与普通本科院校的收费标准文科3500元/年,理科3900元/年持平。但财政拨款数额高职院校只拨人员经费,普通本科院校除了人员经费外,还有共用经费和专项经费两块,大大高于高职院校。再与全国高职院校收费作一横向比较,据调查显示,北京、陕西、浙江、黑龙江四个省、市的高职院校2005年的收费标准最高达到6800元/年,最低的达到5000元/年,2005年全国高职院校学费平均在5000元左右。[3]而我省的平均收费标准,2005年以前文理平均为4200元/年,2006年调低为3800元/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以上。在政府投入没有任何改观的情况下,学费收入下调10%,颇有雨中收伞的味道,使原本资金不足的高职院校,运作更加艰窘。显然,以较低的经费投入和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的学费收取现状,是很难支撑职教大省建设的。

唯此,我们建议:1、在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纯收入渐次高移的前提下,适度提高学费收取标准,使之逐步接近并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夯实职教大省建设的物质基础。2、创造条件,试行学分制收费制度。这样对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可以通过勤奋学习,提前修完全部学分的办法,缩短学习年限,从而节省一定数量的学费和生活费用。3、提高政府对高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比例。高职教育是惠及全民的公益性事业,政府义不容辞地负有保证教育投入的责任。从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看,政府财政拨款依然是大学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培养成本的70%左右。如法国,大学60%的事业经费来自政府拨款;加拿大,大学75%的事业经费由政府拨款。[3]因此,在确保政府投入的情况下,适当降低高等职业教育的收费标准,创造和谐公平的教育环境,亦无可厚非。4、采用与本科院校相同的拨款标准,使高职院校获得的拨款经费数额与普通本科院校大体持平,或者略高于普通本科院校的拨款经费标准,以改变目前两者在收费标准上出现的较大差异。5、改革拨款机制,可专设质量基金,奖励给办学质量好、取得成果显著的院校,鼓励其适当扩大其办学规模。这样可以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扩大规模,避免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超出资源承载力的过度发展。而对办学质量差的学校,可以减少投入,限制招生规模,以扶优扶强、形成激励竞争机制。6、为提高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做大做强我省的强势产业,政府在投入过程中,也可以区别不同行业、产业予以投入。如若有倾向地发展汽车制造业,就可以对高职教育的相关专业给予较多投入,鼓励更多有资质的院校开设此类专业,以形成人力资源高地和优势。7、企业作为职业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应合理承担职业教育的经费。政府应通过制定《教育投入保障法》,明确企业教育投入的权利和义务,确保企业对职教投入的实施到位。8、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渠道,激活民间资本,提高融资水平,突破财力资源不足的深层次矛盾和发展瓶颈。如制定《教育事业捐赠法》,动员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的资助,规定捐赠的公益行为,并设置一些能使捐赠者得到社会尊重、扬名和激励的条款。

二、强力推进校企合作、产学结合

校企合作、产学结合是高职办学的核心特色和必由之路。它是化解高职办学深层次矛盾的根本出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办学的必然要求,是办学质量和特色的根本保证,是实现学校和企业双赢互补办学模式,是构筑高职教育发展 “立交桥”的重要一维,是提高就业率的“绿色通道”。但在实施过程中,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推进却并不理想。一是停留在“点”上,尚未“面”上开花,普及性不够;二是漂浮在“面”上,多为“企业配合式”形式,而且这种配合往往还有被动、不情愿的成分,深入性不够;三是尚处于“自发”阶段上,无论是企业还是学校,都存在可合可不合两种选择,随意性大,刚性制约不够。就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重要性而言,建设职教大省必须强力推进校企合作、产学结合,别无选择。就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不容乐观的现状而言,正是我们应当抓住、乘势而上,建成职教大省的一个最重要的契机。

强力推进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离不开政府作为。因由如下:1、政府是高职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高职办学不论是为企业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还是为学生服务,归根到底都是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而政府是这一利益的根本代表。所以政府就不应该只是管理的角色,还负有服务的责任。尤其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没有强势政府的认同、支持与参与,职业教育就难以行之久远。2、日本的“产学官”教育值得学习借鉴。日本是最早以法律法规形式规范企业参与教育的国家,它的突出特点是官方在其中具有主导性。因此,日本的产学合作教育又被称为“产学官”合作教育。它有着一套完整的制度,现在仍致力于各项法律规定的修订和完善[4]。3、实施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不能单靠市场“无形的手”发挥作用,还要靠政府“有形的手”从中撮合促成。企业是一种创造利润的组织,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异质主体,在社会职责、目标定位、利益追求以及运行方式上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因而在合作的过程中必然会在许多方面产生异质冲突,如果没有政府的捏合与协调,很难成大气候。不妨看一个案例: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全国率先实行校企合作的典范,启动时也是到处碰壁,虽然苏志刚院长到处游说,试图与企业“攀亲结缘”,但“人家对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发展前景半信半疑,不肯与学校合作”。后来还是由北仑区政府领导出面牵线搭桥、作媒担保,才使学校与台资企业宁波敏孚机械有限公司老总坐到了一起,达成了合作办学的协议。[5]可见政府促成的重要。这是因为,企业落户当地,政府有属地管理的职责和权限,企业必须要寻求政府的支持帮助;政府是企业最信得过的主儿,政府出面担保,企业心中有底,不会驳了面子。

为此,我们建议:第一,尽早制定支持高职院校开展工学结合的政策和法规,出台《安徽省校企合作、产学结合的试行办法》,提供制度保证。当前校企合作、产学结合之所以推进不力,关键还是在于制度的缺失。在于缺乏与国家文件精神相配套的政策法规和实施细则,政府层面的引导不力、干预不强、作为不够。横观国外,如德国“双元制”教育成功范例,不就是建立在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的基础之上的吗?安徽如果能够率先启动,领先全国,出台这样的地方政策法规,强势推进这项工作,高职教育肯定能上一个新的台阶。可以说,这是实质性推进职业教育的最大“利好”,是建设职教大省最根本的措施,虽然有一定难度,但值得去尝试、创新。第二,采用项目引导的方法,鼓励和帮助高职院校进行产学合作教育的项目试点和探索。教育主管部门对产学合作教育的项目试点单位给予适当的经费支持和指导,引导高职院校积极参加校企合作、产学结合教育,以便积累经验,面上推开。第三,在教学水平评估中,要加大校企合作、产学结合教育评估权重,引导和鼓励学校积极改革,办出特色。

三、大力发展民办高职 拓展新的增长点

安徽未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应是民办高职教育。这是因为:第一,与全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相同步,安徽的高等职业教育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过程。1998年全省高职高专院校15所、1999年18所、2000年21所、01年34所、02年38所、03年49所、04年56所、05年54所、06年56所,2007年已发展到61所。从1998年到2007年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由15所增长到61所,整整翻了4倍还多。急剧的扩容虽然缓解了高校教育资源紧张的压力,但同时也带来了财政压力过大,资源供给不足,教育质量难以保证的弊端。此外,由于我省的高等教育起点太低,即便如此过速发展,资源总量(2007年毛入学率为19.7%)仍然难以达及全国毛入学率23%的平均水平。而问题在于:当前中央对高等教育的扩招已采取了从紧政策,要求每年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而把发展中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这无疑又给我省高等教育的外延式赶超上了一个“紧箍咒”。因而如何破解这一发展困境,对于建设职教大省意义重大。

我们认为,把发展的重点及时转向大力发展民办高职,不失为一条两全其美的解决路径。一是就当前我省民办高职院校发展的总量来看,所占份额比例还比较低,61所高职院校中,只有12所,占20%。而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高等学校中,私立大学(学院)占了大多数,其中日本占73%,韩国占75%,我国台湾地区占70%。[2]245相比之下,我省的民办高职院校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二是民办高职是教育资源的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发展民办高等职业教育,可以促进高等职业教育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加快职业教育的观念、体制和机制创新,有利于解决政府的供给困境。例如在日本、韩国,高比例的私立大学的办学比重,使教育的社会总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长期稳定在6%左右。韩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占(GDP)的比例高达6.9%,其中政府投入为3.5%,私人投入为3.4%。[2]245可见,私立高职院校的扩充,将会大大缓解政府财力投入不足的矛盾。三是可以继续以较快的速度扩充我省高等教育资源总量,化解规模不足而又限制发展的矛盾。

为此,我们建议:1、今后新批准成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以民办性质为主,严控公办高职院校审批。这一点我省高职院校审批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转变,其中2007年所批6所院校,2所公办,4所民办,这是值得肯定和坚持的。2、高职院校扩招在执行国家从紧控制的5%增长的基础上,民办高职要放宽政策,允许按照每年10%、甚至更高的比例增长,这样一方面逐步扩大民办高职的比例,最终超过公办高职;另一方面也逐步实现赶上并超过全国23%的毛入学率的水平,建成名副其实的职教大省。3、要认真贯彻“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将社会力量办学纳入职业教育总体发展规划,在建设用地、实训基地建设、师资培训、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创造与公办学校一视同仁的政策环境,引导社会力量举办高等职业教育。4、要简化程序,放宽政策,做到鼓励创业催生一批,联合办学培育一批,推进改制激活一批,扶持发展壮大一批,扩大开放引进一批,努力使我省民办职业教育有一个更大的发展,早日建成职教大省。5、实施民办教育绩效资助政策。所谓民办教育绩效资助制度就是根据民办学校办学质量高低、社会声誉好坏等情况,政府给予不同程度的财政资助的政策。才能更好地吸引和激励更多的民间资本办教育,增加教育资源总量。[6]

四、成立职业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课程是学生为未来从业需要而学习的知识、经验和技能的总和。它是教师教学工作和学生学习活动的总体规划,是学校推出的教育产品的载体。课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一,课程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姜大源先生指出:“在任何一种教育体系中,课程始终处于核心地位。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特别是教育教学改革,最终必然要归结到课程的发展与改革。”[7]第二,课程是提高教学质量、实现专业培养目标的最直接、最具体的载体。对学生来说,选准专业固然重要,但每天接触最多、印象最深的还是一门门具体的课程,这是他们获取知识、习得技能、直接受益的互动平台,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第三,课程是学生能力建构的基础和依托。它是连接职业工作岗位和高职院校培养目标实现之间的桥梁。

课程虽然重要,但却是当下高职院校老师最大的“伤痛”和“软肋”。表现为:1、他们普遍缺乏课程论知识。往往只会从教学层面对“怎样教”进行具体的设计和评价,而不能站在课程论高度,对“教什么、为什么教、教到什么程度”进行总体思考与设计,只有教学行为,而无课程行为。2、缺乏必要的课程智慧。由于传统的课程管理体制割裂了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使广大教师长期游离于课程管理之外,缺乏课程设计、课程选择、课程组织、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创生方面的课程智慧,成为只问教学,不问课程的课程智慧的缺失者。3、缺乏课程改革与创新的基本能力。只会沿用传统的学科式的施教方法,不能按照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创生课程实施模式,缺乏教材统整能力,课程重构能力,满足于既有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对教学的习以为常的理解和程序化操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演绎着肤浅的教学感受,重复着机械、单调的教学营生。

为此,我们建议成立安徽省职业教育课程研究中心。1、组织架构。可以由主管厅局有关部门领导,挂靠教科所或其他相关机构,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和少数专职人员,人员主要由本科院校课程论研究专家领衔,63所高职高专院校遴选对课程论研究具有一定基础和造诣的科研带头人参与,共同组成职业教育课程研究中心。2、课程研究中心负责统筹全省职业教育的课程研究工作,加强对全省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与创新的宏观指导,使全省高职课程改革走出学科化教学误区,真正建构起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课程体系,提高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3、组织全省乃至全国性的课程论研讨交流工作,汇集全省课程论研究精英申报国家级或教育部课程论方面的研究课题,带动全省课程论研究工作的开展。4、组织开展职业教育课程论专项学习培训班,每年举办1-2期,邀请全国职业教育课程论研究专家,或本省专家学者讲学,也可由中心下派老师直接到学校开展课程讲座,以此提升教师的课程知识素养和课程智慧,更好地服务于课程改革与教学工作。

[1]温家宝.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N].中国教育报,2005-11-14

[2]匡英.比较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变革[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3]王明伦.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错位分析及其对策[J].教育与职业,2007,(12)

[4]陈衍,王薇.管理之举——职业教育行政推动报告[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8

[5]刘海,姚树伟.好学校是怎样诞生的——高等职业学校办学实践报告[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8

[6]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型期中国教育重大政策案例研究”研究成果述评[J].当代教育论坛,2006,(11)下

[7]姜大源.职业教育学研究新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124

G719.20

A

1009-9530(2010)05-0081-03

2010-04-06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2009sk337)

张健(1955-),男,山东郯城人,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职教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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