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的屋檐下
——《红旗歌谣》之意识形态分析

谢宝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5）

在政治的屋檐下
——《红旗歌谣》之意识形态分析

谢宝杰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085）

以《红旗歌谣》为蓝本，对1958年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新民歌经典文本进行意识形态分析，力图在展现这一奇特的文艺现象与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同时，把握那个时代的情绪以及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精神缩影。

《红旗歌谣》；领袖神话；劳动神话；爱情神话

1958年共和国文艺史上出现了一个全民写民歌的运动。“几乎每一个县，从县委书记到群众，全都动手写诗；全都举办民歌展览会。到处赛诗，以致全省通过无线电广播来赛诗。各地出版的油印和铅印的诗集、诗选和诗歌刊物，不可计数。”［1］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诗的国家”。在民歌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分管文艺工作的周扬和诗坛泰斗郭沫若在全国各地出版的成千上亿首民歌中精选了300首，取名为《红旗歌谣》。《红旗歌谣》于1958年11月由红旗出版社印出样本，1959年9月由红旗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300篇，按照民歌的内容分成四类：一，党的颂歌；二，农业大跃进之歌；三，工业大跃进之歌；四，保卫祖国之歌。由于编者的身份、地位的非同寻常，这个被称为社会主义时代的“新诗经”、“官方钦定本”的《红旗歌谣》在出现的当时和以后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领袖神话

对党和领袖的歌颂，在《红旗歌谣》中占据首要地位。作为一种抒情形式，这类颂歌在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诗歌中就已出现，毛泽东的专用赞颂诗《东方红》即产生于时。50年代初期，由于时代的需要，许多作家和诗人纷纷歌颂党和领袖，歌颂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颂歌大量出现。但是，和建国初期不同的是，1958年颂歌的创作主体不再是作家和诗人，而是掌握话语权的人民群众。

在1958年新民歌中，党和领袖的颂歌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在诗歌领域它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乃至解放区颂歌模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从诗歌领域来阐释这种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时社会情绪使然。这是一个获得主体性的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年代，也是一个个人崇拜的年代。民歌作为人民群众社会感恩的一种手段，把对领袖的崇拜推进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对党和领袖歌颂的作品中，毛泽东是不落的红太阳，他走到哪儿，给哪儿带来光明和希望。他把人民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使人民当家做主人。他的恩情如海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毛泽东，插秧的雨，三伏的风，不落的红太阳，行船的顺顺风，要想永世不受穷，永远跟着毛泽东。”（湖北江陵民歌《歌唱毛泽东》）“阳春三月好风光，四川出现双太阳，青山起舞河欢笑，人民领袖到农庄。”（四川简阳《四川出现双太阳》）

在这类颂歌中，“太阳”意象比比皆是，把毛泽东比作“太阳”几乎是程式化的修辞。“天上的太阳暖身上，北京的太阳暖心房。”（河北民歌《太阳的光芒万万丈》）“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是草原上不落的太阳。”（甘肃藏族民歌《草原上不落的太阳》）毛泽东被认为是“太阳”，“救星”，他具有非凡的品质，超自然的力量。按照西方文论的解释，这就是一种“卡里斯马”式的人物，翻译成中文即“超凡魅力型”，这种“超凡魅力型”领袖之所以得到人们的崇拜和歌颂。其原因：一是在社会出现危机和动荡时，他有足够的能力改变动荡境地，排除危机局面，表现出扭转乾坤的智力和勇气，同时使人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接受自己的信仰体系。二是处于社会和信仰双重危机中的群众本身也有对“圣人临世”的需要，人们出于对摆脱困境的渴望和对美好前景的向往，而对某些具有非凡能力的领袖表现出盲目崇拜和迷信态度。［2］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处于全面崩溃之际，毛泽东率领中共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现出扭转乾坤的智力和勇气。同时由于政治军事行动的胜利确认了其思想意识形态的正确性。1956年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出于历史的胜利者对历史必然性的确认，他又在为中国规划共产主义天堂般的前景。1958年中国人民生活在圣人临世般的光环里，卡西尔在《国家神话》里说：“如果现代人不再信仰一种自然的魔力，他也决不会放弃一种‘社会魔力’的信仰。倘若一种共同的意愿以其全部的力量和强度为人所感知，那么，人们很容易相信，仅需要恰当的人来满足这种意愿。”［3］1958年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人的“共同意愿”终于实现，正豪情万丈地跟随毛泽东向着更美好的未来进军。在他们的眼里毛泽东就是全能的上帝，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正是他满足了这种“共同意愿”。因此，对毛泽东的崇拜就成了他们的宗教和生活方式，他们就像生活在一个永无变化的虚幻的国度里，不再提出问题或进行理性思考了，只有通过抒情和歌颂才能表达他们的情绪。

“敬爱领袖毛主席，你的恩情永不忘”（四川《毛主席像太阳》）“昨日是奴隶，今日是主人，青天呵——毛主席，你的恩情像水长流不尽。”（湘西苗族《今日是主人》）一种浓重的感恩情绪弥漫在对党和领袖的爱戴、对新生活的喜悦中。在今天看来，不能说新民歌里没有中国人民特别是底层农民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声音，至少传达了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底层农民对社会对生活的一种朴素认识。但是，当这种声音发展到为了歌颂而歌颂，为了感恩而感恩时，就使这种歌颂本身走向了反面。如果说50年代初期颂歌的出现，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作家出于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而能保持节制的倾向，1958年颂歌的泛滥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民群众似乎难逃盲目跟从之虞。由此，我们对文革时期泛滥的工农兵颂歌文学并不感到奇怪，这种盲目的颂歌文学在1958年就达到了滥俗的程度。真诚的盲从，盲从的真诚，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与中国诗歌共同面临的尴尬境遇。

二、劳动神话

黑格尔、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然本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1958年中国人民以巨大的劳动热情来响应大跃进号召，因此，对大跃进生产劳动，劳动中产生的英雄主义，劳动者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的歌颂就成为当时新民歌创作的最主要的主题。在《红旗歌谣》里，其中“工农业大跃进之歌”的数量高达223首。

在以《红旗歌谣》为代表的新民歌的语境中，反智主义的倾向非常明显。劳动单单指生产劳动也即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劳动不仅是完成当时意识形态建构的“乌托邦工程”的手段，而且劳动本身也被美学化了。在某种意义上，劳动就是美，劳动就是诗。当时周扬就指出：“劳动成了新民歌的支配一切的主题，诗歌劳动化了，劳动也诗歌化了，在过去的诗中，甚至在民歌中，谁歌颂过积肥送粪这样的事情呢？现在送粪进入了诗，而且充满了诗情画意。”［4］在《红旗歌谣》中，与“粪肥”有关的民歌比比皆是。“小篷船，装粪来，橹响歌响悠悠然。穿过柳树云，融进桃花山。”（《小篷船》）“东方白，月儿落，车轮滚动地哆嗦。长鞭甩碎空中雾，一车粪肥一车歌。”（《一车粪肥一车歌》）在中国文学中向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粪肥”入了诗，还被赋予美学意义，显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询唤生产劳动相关。在当时粮食大放“高产卫星”的情况下，粪肥在此不单单是粮食高产丰收的元素，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实践，而且还是劳动阶级的文化表达，是劳动阶级身份的一种确证。其实这种生产美学的意识形成的源头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除此之外，生产劳动还被赋予一种审美评价与判断的功能。《红旗歌谣》收集一首湖北民歌叫《人人说她脏》，是这样唱到：“头发梳得光，脸上搽得香，只因不生产，人人说她脏。”

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中说：“大跃进民歌反映了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干劲和生产热情，反过来又大大地鼓舞了这种干劲和热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创造“神话”也产生了“神话”的年代。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群众，好像生活在一个诗化的社会里。中国人民主体性高扬，在生产劳动领域豪情万丈，干劲冲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精神万能的唯意志论到处传播。“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我们能从这首流传极广的《我来了》中窥见当时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和当时大跃进的情势相适应，劳动人民的主体性的膨胀也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在当时劈山引水，增产丰收和大炼钢铁的劳动中，新民歌强烈的反传统神话与建立新的自我神话的倾向在此强烈地表现出来。“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端起巢湖当水瓢》安徽庐江）“铁镢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一挖挖到水晶殿》陕西）

作为一种艺术手法，神话和虚构都是人类想象力的出色表达。艺术虚构应该是人们之间自发的正常情感的理想表达，它的超越性也应该建立在人类对世界的合理想象的基础之上，这是艺术品共通的灵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想象力丰富的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艺术作品。从远古的神话，到神魔斗法的《西游记》，再到鬼狐变人的《聊斋志异》，都给中国人民提供一片幻想的天空，滋润着中国人民在现实的沉重压力下疲惫的心灵。但是这类新民歌把神话现实化，把彼岸此岸化，把幻想世界当作世俗世界，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人们沉浸在一片蒙昧状态中，分不清哪些是生活的真实，哪些是艺术的虚构。“一铲能铲千层岭，一担能挑两座山”；“干劲真是大，碰天天要破，跺地地要塌”。对自身力量的盲目自信源于对历史的盲目自信，共产主义是天堂，天堂马上就要到来，在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牵制下，主体性的膨胀使人们丧失了清明的理性和生活深入观察和思考的能力。这类民歌“所代表的夸张性修辞并不仅仅停留在艺术虚构的层面上，而是表现出‘促进生产力’的现实策略”［5］。不论他们是否出自于人民群众的自发创造，“现实策略”的虚假和浮夸必然给新民歌所拥有的理想光环涂上阴影，也带来反讽意味。同时，程式化的表达模式，也表现出艺术想象力的贫乏与苍白。“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褪色（转化）为虚张声势的现实运作，这构成了以后现实灾难的美学基础。

尽管新民歌表现出远离艺术的浮夸精神，尽管这种浮夸精神又助长了当时在生产领域大跃进的风气，但部分新民歌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心理愿望。在大量的歌颂工农业生产飞速发展的民歌里，我们也能发现中国农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和渴望。“南山岭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红花朵朵开，唱得果树长满坡。……田坡林坡花果坡，绿草青青牛满坡，南山坡上放声唱，唱得幸福落满坡。”这是陕西商县农民房天舍在大跃进时期创作的一首民歌，它表达了世世代代中国农民对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的梦想与企盼。这首民歌最初以《南山坡上唱山歌》为名发表在《陕西日报》上，后来被选入了《红旗歌谣》，改名为《唱得幸福落满坡》。20世纪90年代这首民歌又被谱曲并请著名歌手演唱，列入《红太阳》之一由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出版发行。中国农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可以依赖于任何意识形态的许诺。“如今唱歌用箩筐，千箩万箩堆满仓，别看都是口头语，撒到田里变米粮。”“跃进歌儿唱一年，大瓮小瓮不空闲；跃进歌儿唱两年，大囤儿流小囤儿满。”我们从这些留存下来的最上乘的作品中，依然能够发现中国农民单纯的对生活富裕的幻想。

三、爱情神话

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表现爱情是诗歌也是民歌永恒的主题。恩格斯说：“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就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管理高度神圣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的变化。”［6］情歌作为表现男女之间相悦相爱的歌谣，在传统民歌中，不仅数量多，而且在艺术上也最成熟、最完美。在这些民歌中，由于两情相悦的情感因素的充盈和表现的真挚，千百年来，在人们中间相与流传。

1958年中国人民的生活和语言都是被政治组织和整合起来的，一切都在“政治的屋顶”下。在一个泛政治化的空间里，最隐秘、最个人化的私人领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染上政治色彩的社会公共领域。《红旗歌谣》中歌颂爱情、歌颂两性之间关系的民歌其实都是在歌颂政治。在表现爱情的新民歌中，个人情爱观念让位于集体观念；个人对爱情的追求必须和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情爱、性爱成分降低到次要地位。恩格斯指出的“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两性之间相互吸引的条件变成“在生产大跃进中得第一”，变成“哥成模范要入党，妹把红旗当嫁妆”。两性之间对爱情的追求也表现为生产劳动中的“你追我赶”：“情哥挑堤快如飞，妹挑担子紧紧追，就是飞进白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妹挑担子紧紧追》）劳动和爱情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结合起来，爱情必须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劳动。“封不好山不出嫁，治不服水不出庄，”“水不上山不结婚”在当时被认为是合格的爱情观，是新时代的新风尚。新民歌中，两性之间的性别差异消泯，女性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行为能力，有的则更多地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承担意识。“妹妹挑土哥挖塘，汗珠跟着泥水淌。妹挑千担不知累，哥在泥里不觉凉。……妹妹英雄哥好汉，挖到星落露太阳。”（《妹妹挑土哥挖塘》）在新的社会关系中，女性寻求命名，获得主体性的愿望增强。但是在意识形态的蛊惑下，以消除性别之间差异为代价的“男女平等”再一次成为妇女解放的盲点。

由于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劳动被强调到首要地位甚至取代了爱情，我们往往在这类新民歌中只见劳动不见爱情。两性之间相处的私人空间变为生产劳动的场面，可能引起性的联想的挑逗性的语言也不复存在。因距离产生的思念，内心的欲望，亲昵的行为、打情骂俏的场面，海枯石烂的誓言都不存在或者被移入了新的内容。

“革命的成功使人们‘翻了身’，也许翻过来的身体应是‘无性的身体’？革命的成功也许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在新的社会全景中‘性’所占的比例缩小到近乎无有？革命的成功也许强制人们集中注意力到更迫切的目标，使‘性’悄然没入文学创作的盲区？”［7］新民歌中情爱、性爱因素的匮乏非常契合黄子平关于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圣洁化”倾向的论述。

不能说民歌里不能表现劳动和爱情的结合，相反，传统民歌里就有许多表现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爱情的著名诗篇。但是，在1958年出现的以爱情为主题的新民歌中，爱情必须附属于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劳动，由于特定意识形态下的劳动是异化的劳动，那么爱情就有可能是扭曲的爱情。同时这类情歌由于情爱、性爱因素的大量缺席，传统民歌中以情感的充盈和真挚打动人的因素的丧失，所表达的“爱情”也只具有符号的意义。我们从中既难以见到爱，也难以见到情。

［1］徐迟.一九五八年诗选［J］.诗刊，1959（4）.

［2］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5.

［3］卡西尔.国家神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330.

［4］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J］.红旗1958（1）.

［5］杨小滨.民间美学和总体性话语［M］//历史与修辞.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26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9.

［7］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63.

（责任编辑：李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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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06.7

A

1001－4225（2010）03－0036-04

2010-01-28

谢宝杰（1973-），男，安徽萧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