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理通医道：中国文论与中医的关联性思考

吴中胜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文理通医道：中国文论与中医的关联性思考

吴中胜

（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江西 赣州 341000）

中国文论和中医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源于上古社会的巫风巫俗，都是广义上的人学，两个领域有许多共通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两者把握世界、领悟对象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都重整体观照、富有生生意识，都有重固本、重意会的精神。中医和中国文论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诗性精神。

中国文论；中医；传统文化；关联性；诗性精神

中国文论与中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源于上古社会的巫风巫俗；针对的对象都是人，都是广义上的人学，两个领域有许多共通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两者把握世界、领悟对象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都重整体观照，富有生生意识，都有重固本、重意会的精神。中医和中国文论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诗性精神。

一

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说：“各种制度的自然本性不过是它们在某些时期以某些方式产生出来了。时期和方式是什么样的，产生的制度也就是什么样，而不能是另样的。”［1］这是一种“起源决定论”思想，这一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来解释中医和中国文论为何有许多共同之处。中医和中国文论都源于上古社会的巫风巫俗，共同的起源决定着它们有共同的本质特征。

我们先看中医的起源。在原始社会，巫医合而为一，巫即医，医即巫。泰勒认为，在原始社会里，生病即中魔，即鬼附身。“身体的各个部分——额、胸、胃、足等——属于各种不同的神，这些神派给它们不同的痛苦和病症。”［2］506要医治疾病，“驱除精灵是反对疾病的最好方法”［2］507，即通过实施各种巫术。泰勒特别提到中国，他说：“一般的巫术手段在中国是很普遍的。”［2］513列维—布留尔也指出，在原始社会，疾病永远被认为是各种各样的神灵引起的,“正是关于疾病的神秘观念才引起采用神秘手段来治病和驱走病魔的需要”［3］。即占卜和各种巫术。巫医不分，在古代中国确很明显，这一点不难在古代文献中找到记载。《论语·子路》有：“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韩愈《师说》中也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句子。巫是古代称能以舞降神的人。《国语·楚下》有“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古有“巫史”，“巫臣”之官，地位颇高。巫后来分划，一支专事装神弄鬼之事，是为巫蛊；一支旨在治病救人，中医即源于此。林惠祥指出，在原始时代，巫师和药剂师“常为同一人”［4］，就指出了中医的文化渊源。中医从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巫风巫俗的意味。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中医虽源于上古巫风巫术，但后来逐渐摆脱了装神弄鬼的巫道，走上了科学之路。反过来，中医还对专事装神弄鬼的巫道提出批评。如《吕氏春秋·尽数》说：“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 ”［5］17

再说中国文论。诗论是中国文论的最早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诗歌就源于诗乐舞不分的上古社会。臧克和说：“中国古代的乐舞，有一个时期是可以划为‘巫舞’之列的。巫、舞古音均属明母鱼部，依照《说文·巫部》的说法，巫即取象于舞，二者意义皆同，不啻同源。”［6］由于诗、乐、舞不分，则诗歌亦可以说源于巫了。作为原始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和乐、舞一样，是沟通天地人神的重要手段。在诗、乐、舞的共同氛围中，上古人类打破了理性与非理性，幻觉和现实，生前与死后，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物的种种界线。这是巫术的境界，也是诗歌至真至诚的境界。《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就是这一境界的真实描绘。诗歌的这一沟通人神的作用为后世文论反复提及。如《诗大序》云：“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序》谓：“灵祗待之以致飨，幽微借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都把握住了诗歌源于诗乐舞不分和巫风巫术的原生态特点。

巫风巫术有沟通天地人神、精神颠狂、重主观感悟的特点，这一思维特点对中医和中国文论的思维方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中医和文学都是广义上的“人”学，中医关注的是人的身体健康，文学关注的是人的精神诉求。而关乎文学之理的中国文论也有人格化的倾向。钱钟书早就说过，中国文论有“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把文章看成我们自己同类的活人”的特点［7］。因为有“人”这个共同的支点，中医和中国文论的言说有了互通的可能。如明代谢榛《四溟诗话》卷二：“许彦周曰：‘作诗浅易鄙陋之气不除，熟读李义山黄鲁直之诗，则去之。’譬诸医家用药，稍不精洁，疾复存焉，彦周之谓也。”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四有这样一段话：“予之论诗，实足为今人药石，试观今人病源，必有宜予之药石者。苟药与病投，读之必涊然汗下，便是邪气始散耳。若能于此时时防患，使邪气始散，正气未萌，仍复纵心所欲，以药石为患，则邪气复入，不能更治矣。”清代的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也说：“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细丝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余有句云：‘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这三段话既是论文妙语，也是医药病理的生动言说，此时，中医与中国文论已是相通相协，不分你我了。正因为此，中医和中国文论有许多共同互用的许多术语，如气、象、脉、病、阴阳等等即是。 下面以“脉”、“病”、“阴阳”等概念为例，说说这种互用情况。

“脉”本指人或动物的血管。中医诊病叫诊脉、把脉。《素问·举痛论》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8］4，这是医学史上最早对血液循环的正确记载。 《灵枢·经水》说：“经脉者，受血而营之”［8］4，《灵枢·本脏》说：“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8］4对血管和血液的功能有充分认识。我国西晋时期王熙就有一部著名的医书，书名就叫《脉经》。书中首次系统地把脉象依次归纳为浮脉、芤脉、洪脉、滑脉、数脉、促脉、弦脉等24种，并详辩其脉体，阐明其所主病。如说：“何以知春得病？无肝脉也。无心脉，夏得病。无肺脉，秋得病。无肾脉，冬得病。无脾脉，四季之月得病。”［9］文学如人身，是一个生命体，自然也有脉。在中国文论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术语：有义脉：“义脉不流，则偏枯文体”（《文心雕龙·附会篇》）；有语脉：“《阆中歌》，辞致峭丽，语脉新奇，句清而体好”（张表臣《珊瑚钩诗语》卷二）；有文脉：“文脉贯通，意于断续，整然可观”（杨载《诗法家数》）；有血脉：“须要血脉贯通”（杨载《诗法家数》）、“有以血脉论者”（范德机《木天禁语》）等。血脉是人的生命线，也是文章的生命线，所以要求文章血脉贯通，不能堵塞。否则，不通则痛，在人，是有病之人，在文，则是有病之文。

“病”是医学常用字眼，中国文论中也常用。范德机《木天禁语》里说：“古今论著，类多言病而不处方，是以沉痛少有疗日，雅道无复彰时。”吴可《藏海诗话》中有所谓“有形病”和“无形病”之说：“凡可以指摘镌改者，有形病也。混然不可指摘，不受镌改者，无形病，不可医也。”陆时雍《诗镜总论》一言以蔽之，概括了晋人的种种病症：“士衡病靡，太冲病憍，安仁病浮，二张病塞。语曰：‘情生于文，文生于情’，此言可以药晋人之病。”如此，晋人普遍犯病，好在还有药可救。

以阴阳论人之健康是中医的一贯理路。如“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8］5。“阴阳者，天地之枢机，五行者，阴阳之终始。非阴阳则不能为天地，非五行则不能为阴阳。故人者成于天地，败于阴阳也，由五行逆从而生焉。”［10］99（旧题华佗撰《中藏经·生成论第三》）“夫人禀天地阴阳而生者。盖天有六气，人以三阴三阳而上奉之；地有五行，人以五藏五府而下应之。”［10］118（陈言《三因方》）“夫寒邪外客，非阴盛而阳虚乎？热邪内炽，非阳盛而阴虚乎？ ”［10］122（王履《医经溯洄集》）等等即是。以阴阳论天地万物的生成与变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智慧。《易传》即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说加上后来的五行学说被中医吸纳。在中国文论中，有阳刚美和阴柔美之区分。曹丕《典论·论文》有“清”与“浊”之别；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将文学风格分为八体，而八体又可分属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这种以阳刚与阴柔论文的理论至清代姚鼐而集大成：“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文者矣。”（姚鼐《海愚诗钞序》）“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成为诗文的最佳境界，也是中国文化精神的精髓所在。在中医理论中，主张阴阳调和。阴阳失调之症名曰“关格”，是为不治之症：《素问·脉要精微说》：“阴阳不相应，病名曰关格。”［8］34《灵枢经·脉度》：“阴阳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矣。”［8］125中国文学也主张阴阳调和之美，否则也是不治之症。王夫人《姜斋诗话》说：“至若晚唐短凑，宋人支离，俱令生气顿绝。‘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医家名为关格，死不治。”中医与文论在这里已是不分你我了。

三

中国文论和中医的互通，不仅仅是概念术语的通用，更主要的是两者思维方式联通。吴承学说：“古代文学批评也受古代医学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医讲：“望而知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对批评对象也常常是望而知之”［11］。吴先生看到了两者之间思维方式的关联之处，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中医和中国文论都源自上古巫风巫术，也就是说，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所以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要说影响也是相互的影响。中医和中国文论思维方式的联通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认识，即整体思维、生生意识、固本思想和直觉把握。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人体各器官并不是互不相干、各自为政，而是互相制约，有机地配合，协调地进行着人体的生命活动。阴阳五行，五脏六腑，相生相克。这其中，起着协调作用的主要是经络和气血。所谓“气血循环，流注经络”［10］118。 《素问·举痛论》也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 ”［8］90中医的整体观，同时还包含了人体与自然万物密切关联的思想。“人与天地相参”，“与天地相应”［8］117。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有害。”［5］16在对人施治时，中医讲究整体平衡，辩证施治。中医以总体为中心，力求能从总体上把握人体。从关系入手研究人体这个复杂体系，正是中医的科学精粹。以整体思维观照文学，也是中国文论的一贯理路。在中国文论看来，文学作品是一个四肢百骸一气贯通的生命之体，有经有脉，有声有气，有血有肉。文学要有整体美：“义贵圆通，辞忌枝碎。 ”（《文心雕龙·论说篇》）“首尾匀称，腰腹肥满。”（姜夔《白石道人诗说》）。在文学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上，中国文论认为文学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血肉相连。所谓“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物色篇》）“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钟嵘《诗品序》）与天地同春，与万物共感，这是中国文论整体思维的突出表现。

《易·系辞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意识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中医就有浓厚的生生意识，善待生命，顺从生命自然规律，尊生、养生、贵生等思想是中医学的精华之所在。“方技者，皆生生之具。”（《汉书·艺文志》）人之生命力集中体现在“精、气、神”三个方面。《素问·金匮真言论》说：“夫精者，身之本也。 ”［8］224《黄帝内经》中“气”就有水谷之气、呼吸之气、五脏之气、六腑之气等。《素问·移精孪气论》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 ”［8］225《素问·八正神明论》也说：“故养神者，必知形之肥瘦，荣卫血气之盛衰。血气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 ”［8］225养生成为《内经》的主要精神，其中还提出重要的养生之术——“导引”之术。《灵枢·本神第八》说：“智者之养生也，必须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8］229后世医学多继承发扬《内经》的生生精神。如晋代嵇康专门著有《养生论》，说：“善养生者”，“清虚静泰，少私寡欲”、“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10］11-14云云，在中医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唐代著名医家孔志约在《新修本草序》中说：“盖闻天地之大德曰生，运阴阳以播物；含灵之所保曰命，资亭育以尽年。”［10］59进一步发展了中医的生生思想。中国文论对文学的生命活力、勃勃生机有强烈的向往，表现出强旺的生生意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云：“生气远出，不着死灰。”黄子云《野鸿诗的》喜以“精、气、神”论诗：“导引之术，曰精、气、神，诗之理亦然。”又说：“从摇扬而得者，其诗也神；从锤炼而得者，其诗也精；从鼓荡而得者，其诗也有气。”等等即是显例。人要有生命，文要有生气，一个“生”字把中医和中国文论联通起来了。

那么，如何才能有生命活力呢？植物要有强旺的生命力，首先必须根底槃深，根深才能叶茂。人要有强旺的生命力，也必须本固体健。固本思想是中医学的一大思想主脉。《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 ”［8］256又《素问·六节藏象论》有“生之本”、“气之本”、“封藏之本”、“罢极之本”［8］269等等说法， 说明《黄帝内经》对于固本重要性的重视。这一思想对后世医学的影响甚巨。“固其元气”、“固其精气”几乎成为后世医家的口头禅。正如《吕氏春秋·尽数》所说：“故凡养生，莫如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 ”［5］16圣人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中国文论也尤重作家人格精神的提升和巩固。这是文学之大本。孟子所言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成为历代作家的座右铭，无数作家高扬大丈夫的人格精神，充满人间正气，写出无数惊天地泣鬼神的名篇佳作。在理论上，刘勰《文心雕龙》专列《养气》一篇，强调作家要“清和其心，调畅其气”。韩愈提出“气盛言宜”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答李诩书》）这些是固本思想在中国文论中的具体体现。

在把握对象的方法上，中国文论和中医学也有共通之处。中医学有“四诊”——望诊、闻诊、问诊和切诊。《灵枢·邪气脏腑病形》说：“见而知之，按而得之，问而极之。”［8］70《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8］70这是一种直觉感悟式的把握对象的方法。所以清代鐵保《醫說》謂：“醫者，意也。意通則醫神。”①铁保撰《惟清斋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476册，第244页。重直觉感悟也是中国文论的一贯理路。严羽《沧浪诗话》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中国文论不尚理性之知，而重直觉体悟，以心会心。中国古代大量的诗话、词话、曲话、小说点评都是直觉状态下生发出来的思想火花。从历代诗话、词话、曲话和小说点评的书名篇名来说，以“品”、“话”、“随笔”、“语”、“谈”、“序”、“跋”、“议” 等字眼为多，这些都是主观感悟意味极强而非推理分析的字眼。如清代浦起龙，名其著作曰《读杜心解》。他自己解释说：“摄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闷闷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来，邂逅于无何有之乡，而吾之解出焉。”（《＜读杜心解＞发凡》）以心印心，以心会心，得诗文之神吻，这是解读以情感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文学的最佳路径。所谓“作者得于心，览者会其意。此是诗家半夜传灯言”（薛雪《一瓢诗话》）。但人之感悟因人而异，因时有别，所谓见仁见智，诗无达诂也。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四云：“读古人书如观女色，妍媸好恶，亦系人耳。”吴乔《围炉诗话》卷六亦云：“余癸酉以前视此辈诗如金玉，癸酉以后视此辈诗如瓦砾，丁亥以后视此辈诗如粪秽矣。”纯任感觉评诗，随着主观感觉能力的差异，其感觉结果也自然有别。当然，中国文论的感悟式品评不是随意的，毫无依傍的痴人说梦，而是感其真、悟其神，片言只语也是品评者的精血凝聚，真情喷发，正如鲍廷博在《麓堂诗话跋》所说：“俱从阅历甘苦中来，非徒游掠光影娱弄笔墨而已。”

针对不同的病人，要有不同的药方，所谓看病发药。在文学上，文因气而生，不同品性之人自有不同文风。清人潘耒说：“往者，先生尝选《唐诗英华》盛行海内，今复出是编，人颇疑其取去与前稍异。里人有病羸者，迎国医治之，大服参苓而愈。其后复病，里医亦进参苓，而病加增。复迎国医，饮凉剂乃已。四十年前，人醉竟陵之糟糲，乃者駸駸复堕济南之云雾，先生之书，随时补救，因病发药，岂有他哉！”①雍正刻本《遂初堂别集》文卷六，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王镇远、邬国平编选《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

戴名世《张贡五文集序》说民：“始余之从事于文章，年不过二十。一日山行，遇一卖药翁，相与语，因及文章之事。翁曰：‘为文之道，吾赠君两言，曰：割爱而已。’余谩应之，已而别去，私自念翁所言良是。归视所为文，见其辞采工丽可爱也，议论激越可爱也，才气驰骤可爱也，皆可爱也，则皆可割也。如是而吾之文其可存者不及十二三矣。 ”②光绪二十八年刻本《戴南山先生古文集》卷二，转引自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王镇远、邬国平编选《清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

比较中医与中国文论，旨在说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各个文化分支虽枝叶有异，但毕竟同根同脉，因而同品同性。枝叶呈示中华文化之繁富，根脉则蕴含其精神。中医和中国文论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共同体现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和诗性智慧，其中有许多共通共融之处，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1］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105.

［2］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6.

［4］林惠祥.文化人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62.

［5］吕不韦.吕氏春秋［M］.杨坚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9.

［6］臧克和.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228-229.

［7］钱钟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一个特点［J］.文学杂志，1932.1.4.

［8］傅维康，吴鸿洲.黄帝内经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6.

［9］赵立程.杂学十三经［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654.

［10］辽宁中医学院.医古文选读［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6.

［11］吴承学.生命之喻——论中国古代关于文学艺术人化的批评［J］.文学评论.1994（1）.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nd Chinese Medicine

WU Zhong-sh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Gannan Normal University,Ganzhou,Jiangxi 341000）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and the Chinese medicine are both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the Chinese culture. They have a lot in common,with both being traced back to the witch practices in the antiquity,both being anthropology in broad sense, and both sharing many concepts and terms.What is more important,they are similar in the thought patterns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and the objects such as the tendency to reflect upon the whole,and the concern about the essence and the spiritual understanding.The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embody the wisdom and the poetic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Chinese medicine;traditional culture;relevance;poetical spirit

I0

A

1001-4225（2010）03-0051-05

2010-03-16

吴中胜（1969-），江西赣州人，博士，赣南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诗性智慧与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色”（20080440597）

翁奕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