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文摘

实践文摘

上海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

1919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并逐渐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1920年夏到1921年春，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

1921年7月，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准备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上海为何成为中国的红色发源地？一大为何选择了上海？在党史专家看来，一大选择在上海召开有三个主导因素：第一，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第二，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地；第三，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一大取得了重要成果：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纲领，讨论了实际工作计划，决定集中精力领导工人运动，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摘自：《人民日报》）

遵义会议：党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遵义，自古就是黔北重镇。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解放了这座城市。1月15日，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就在遵义城琵琶桥（后改名子尹路、又改称红旗路）东侧87号原贵州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红军入黔攻占遵义城以后，这里一直是中央军委、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的长篇发言，着重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错误；并用反对敌人前四次 “围剿”的事实，据理批驳了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 “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与会同志绝大多数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评李德、博古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绝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和要求，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推选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随后，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此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使红军和党中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得以保存下来。从此以后，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摘自：《人民日报》）

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华北五省为直接目的，加紧侵略华北，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这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决议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分裂的。”总之，“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要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会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从而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有力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七届二中全会：走向新中国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同年3月5日到13日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为新中国设计了宏伟蓝图。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

全会指出，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摘自：新华网）

内蒙古最早建立的党组织

1925年，赴北京蒙藏学校求学的内蒙古青年在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培养下日渐成长起来。他们有的加入了团组织，有的加入了党组织，在革命活动中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开辟内蒙古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人早有的远谋。有了这批经过培养的内蒙古青年，条件和时机都已经成熟。1925年春，在中共北方地区党组织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内蒙古历史上第一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大革命的春天里诞生了！他们分别是中共热河特别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陈镜湖；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张良翰，以后又增加了杨洪涛；中共绥远特别区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吉雅泰；中共包头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李裕智，简称为热、察、绥、包4个工委。由于正值国共合作时期，这些组织当时打出的都是国民党机构的招牌，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因为共产党多数组织还处于秘密状态或半公开状态，但他们以国民革命为号召，积极从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活动。

内蒙古地区中国共产党4个工委的建立，意义深远。首先，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特别是内蒙古工作非常重视，并为此培养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批干部；其次，将蒙古民族的解放和全国革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为内蒙古地区的大革命乃至以后的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摘自：《内蒙古百年大事回眸》）

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在中央档案馆珍藏着两本弥足珍贵的革命史料，它是1925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安排北京蒙藏学校党支部书记多松年和党员云泽（乌兰夫）、奎璧3人创办的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蒙古农民》。

李大钊要求他们把刊物办成唤起蒙古族农牧民参加反对封建军阀和王公统治斗争的宣传阵地。他们经过苦思冥想，反复研究，定名为《蒙古农民》，并作了分工：由多松年负总责兼主笔，云泽负责约稿、编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和发行工作。

为办好刊物，1925年3月，多松年乘火车到内蒙古西部地区作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

回到北京后，多松年与云泽、奎璧经过10多天的写稿、编辑，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 第一期和读者见面了。刊名由蒙汉两种文字组成，十分醒目地印在封面中心位置，封面左边是目录，右下方注明 “七天出版一期”，“每份铜元两枚，农人半价”，“通信处：北京蒙藏学校奎璧收转”。刊物64开铅印本，共16页。

《蒙古农民》在内蒙古地区的农村牧区发行后，受到蒙汉各族农牧民的热烈欢迎。因发行份数少，不少村庄只有一份，家家户户争相传阅，遗憾的是仅有两期保留下来。

（摘自：《北方新报》）

百灵庙的枪声：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1933年9月，第二国际给乌兰夫送来指示，鉴于日军进攻察哈尔的新形势，要他马上返回归绥，抓好绥远地区的民族工作，尤其要做好德王等民族上层的工作，争取他们和全国人民共同抗日。

1935年2月上旬，云继先向乌兰德王的结果后，一致认为德王投降日本人已成定局。随后，乌兰夫和大家一起策划了起义的组织准备及起义后的去向安排。

1936年2月21日晚22时整，震惊全国的百灵庙起义的枪声打响了！云继先指挥起义队伍顺利地夺取了军械弹药库，带领起义队伍冲破包围，离开百灵庙浩浩荡荡地向归绥方向开去。2月25日，云继先等通电全国，声明保安队全体官兵脱离德王的百灵庙蒙政会，参夫报告了德王和日本帝国主义走得越来越近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德王投靠日寇当溥仪式儿皇帝的可能性非常大”。乌兰夫分析道，“为了抗日大局，必须全力争取德王抗日，做到仁至义尽，尽量不让德王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中”。为此，乌兰夫亲自面见德王，劝说其抗日，但遭到德王的拒绝。

云继先等人听说了乌兰夫会见加抗日。

百灵庙武装起义打击了蒙古族上层卖国分子，打乱了日军利用蒙奸西进的部署，振奋了内蒙古人民的抗日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打响了内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使党在革命力量较薄弱的民族地区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

（摘自：《党史博采》）

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内蒙古自治政府于1947年5月1日成立，当时西部地区还没有解放，中共中央决定分区域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党建工作。早在1947年3月14日，乌兰夫即致电中央请示：“关于党的领导问题，我们提议成立内蒙古分局或者内蒙古党委员会，受东北局领导”。中共中央电示：“内蒙古人民中进步分子应多多吸收加入中共，并给以党的教育，准备到相当人数后，宣布成立内蒙古共产党。目前，内蒙古党的领导机关可以成立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即以云泽（乌兰夫）同志为书记，受东北局或者西满分局领导”。

当时，在内蒙古自治政府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还是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的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议。乌兰夫明确提出，同一国家、同一社会，不可能在各个民族中分别产生和形成各自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代表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并非哪一个民族的政党。经过乌兰夫等人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1947年5月2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

发出指示，内蒙古党的组织可以称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这个名称有别于其他地方基层党组织的规范称谓，是从内蒙古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点出发提出的，便于蒙古族革命者和革命青年接受。5月26日，东北局任命乌兰夫为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书记。

（摘自：新华网）

刘秉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