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综述

赵法发

（陇东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历史学研究

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综述

赵法发

（陇东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曲形式进行政治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也是根据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颇受学界重视。该领域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成绩显著，值得重视和总结。但就总体而言，存在着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理论单一和研究方法陈旧等不足。

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回顾与思考

戏剧运动是根据地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戏曲形式进行政治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是根据地革命政权建设和文艺事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戏剧运动的发生与民间文化直接相关，更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密切关联，简言之，是中共在实施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文化策略时与传统戏剧形式相结合而发生的。戏剧运动在宣传中共话语、社会教育和政治动员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为根据地政权建设和巩固发挥着重要作用，故戏剧运动是根据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特别是1980年以来，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备受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本文将就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的成果略作梳理，以求深化和丰富该领域研究①。

一

资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衡量史学论著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著名史学家傅斯年曾云：“史学就是史料学。”这种极端强调史料重要性的观点已受到史学界的纠正，但并没用动摇史料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故研究根据地戏剧运动，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1980年以来，学界编辑出版不少根据地戏剧文艺资料，包括陕甘宁边区、山西革命根据地和江苏革命根据地，其主要成果有：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艺术纪实编委会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艺术纪实资料汇编》（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1年版），这是一本研究陕甘宁边区戏剧运动的重要资料，它不仅是记述民众剧团的戏剧活动，还有其他革命剧团活动的资料；刘凤阁的《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甘肃庆阳印刷厂1992年版），主要从《解放日报》、边区政府政府文件和其他资料上裁剪出了有关陇东根据地的文艺资料，是研究陇东根据地戏剧活动的重要资料。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征集编委会编的《川陕根据地革命文化史料选编》（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也是一部重要的资料。此外，《中国戏曲志·甘肃卷》编辑部编的《甘肃老区戏曲活动汇编》（无出版社1984年版）、陕西省延安地区教育局教研室编的《陕甘宁边区教育事业资料》（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陕西省陕北秧歌学术讨论会编的《陕北秧歌研究》（陕西省陕北秧歌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1985年版）、马少波的《戏曲改革论集》（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等等，虽有些不是1980年后出版的，但均是研究陕甘宁边区戏剧运动的重要资料。

山西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是较早整理出版的文艺史料，共两辑，第一辑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部分；第二辑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部分。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的《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上、下）（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也是一部反映山西根据地文艺的重要资料。

王一民、齐荣晋、笙鸣编的《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回忆录》（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山西省文厅编的《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史料选编》（山西文化厅1983年版）和张学新的《晋察冀革命戏剧运动史料》（河北省文化厅志编辑办公室1991年版），都是研究山西根据地文艺运动的重要资料，但其中的有些资料不免雷同。亦文等人的《山西革命根据地文艺运动史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一本较系统地研究山西根据地文艺运动的论著，重点探讨了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开展，在动员民众和巩固根据地中的作用。

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编的《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晋冀豫鲁革命根据地作品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两本书主要编选了根据地的文艺作品。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总编委会编的《太行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八——文化事业》（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王青朱、马紫晨的《太行山麓的一支文艺轻骑——安阳专区文工团团史1943-1953》（1999年版），是研究太行山根据地戏剧运动的重要资料。

此外，杨卫华的《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人物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年版），河北师大中文系《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文艺作品选》编选组的《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文艺大事记（1937.07-1948.08）》（初稿）（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都是研究山西戏剧活动的重要资料。

郭怀仁等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文艺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论述了淮南根据地的文艺概括。江苏省

文联资料室编的《江苏革命根据地文艺资料汇编》（无出版社1983年），一共7册，主要以苏北为中心，内容十分丰富，涵盖了诗词、歌谣、小说、散文、戏剧、曲艺、通讯、报道，是研究江苏根据地文艺史和戏剧运动的重要资料。当然，限于笔者的视野和条件，难念挂一漏万。

二

由于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研究工作也逐步展开。1980年以来学界发表了不少关于根据地戏剧运动的论文，据笔者统计达60多篇（主要根据CNKI），已初具规模，其主要研究成果：

1. 根据地戏剧运动

黄正林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探讨了在民众教育与政治动员中，戏剧运动在政治宣传、民众教育和社会动员中起了积极作用，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1]。黄的另一文，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的日常生活，肯定了戏剧活动在边区社会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是人们娱乐、消遣和交流的重要方式[2]。

韩晓莉以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为背景，论述了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山西根据地把草根文化——民间小戏被纳入“官方话语”，使传统小戏的内容、形式和功能发生了变化。政治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应看到作为特殊时代的特殊需要，这场由政府发起的对民间文化带有强制性的自上而下的改造，也不可避免地给草根文化和乡村社会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3]。

蔚杰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戏剧研究》一文，较翔实地论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戏剧活动的背景和起源，活动的开展，戏剧活动与政治军事功效以及戏剧创作[4]。郭赟林的《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戏剧与政治动员》，较系统地阐述了1937-1947年间的晋察冀根据地革命戏剧政治动员的组织实施、革命戏剧动员的效果、政治动员成功的原因分析[5]。郭文瑞也探讨了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认为：戏剧运动的走向统一，是在不断纠正文艺工作者本身所存在的缺点和批评一些错误的作品、错误的理论倾向而形成的；剧运的发展伴随着根据地党的工作、军队工作、政权工作的发展而发展；在民族化、大众化的总目标下，新旧文艺的结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戏剧运动紧密结合根据地的战时中心工作。同时又指出戏剧运动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戏剧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由于战争的环境，在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同时，过分地指责了注重艺术表现和研究的主张，在“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上注意得不够；文艺理论的研究和文艺批评还很薄弱[6]。

学人除了研究陕甘宁边区、山西根据地戏剧之外，也有人对其他根据地的戏剧运动进行了探讨。陈虹论述了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阐述了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戏剧“运动”的因素，并产生了广大群众参加的巨大声势。“从抗日战争史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的强大武器；从中国现代戏剧史的角度来看，它推动着中国现代话剧步入其发展历程中的黄金时代。”[7]关于这点有人就认为：抗战八年是我国戏剧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以解放区的戏剧来说，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扩大，我们的戏剧队伍也在不断地壮大和成长。这些抗日根据地都是穷乡僻壤，一时间成了文化的中心[8]。徐成论述了苏北新四军文艺活动的发展情况[9]。徐伯森论述了新四军在盐城期间有关戏剧活动[10]。卞怀远论述了盐阜根据地的戏剧运动概况，认为戏剧在巩固根据地，团结和教育人民，打击和消灭敌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11]。

2. 陕甘宁边区新秧歌运动研究

陕北秧歌是流传于陕北高原的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又称“闹秧歌”“闹社火”“闹阳歌”等。它主要分布在陕西榆林、延安、绥德、米脂等地，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延安时期，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传统秧歌被改造利用。新秧歌流传甚广，群众喜欢，社会反响巨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和文艺史上颇有影响，并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而且论述最多，故专门论述之。

李静的《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一文，是一篇较有分量的论文。该文分析了以延安为中心发起的新秧歌运动的原因，并从学术史和方法论的角度，系统翔实地梳理了20世纪40年代至今有关边区新秧歌研究的发展、变化以及存在的问题，涉及了新秧歌的研究理论、社会政治环境变迁、政府与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革命与文艺的关系、研究视野和方法的变更等问题，基本上包括新秧歌研究的方方面面[12]。可以说笔者后文对边区秧歌研究状况的叙述，颇有拾人牙慧之感，但为了凸显本文探讨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成果的目的，仍须梳理。

李的另一文从“文化阐释”的角度切入，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认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及其对民间艺术的改造利用，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文艺形式实施文化革命的一种资源和策略。而文艺“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要求不仅规定了“新秧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而且影响了这一艺术形式的总体表演风格和审美倾向。被赋予全新艺术职能和审美要求的“新秧歌”，作为20世纪40年代革命文艺的一种代表性形式所具有的范式意义，对以后的中国文艺新秩序的建构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

安荣银的新秧歌研究，眼光独到、问题具体。他探讨了“新秧歌”形态，认为新秧歌：一是新的农民的艺术形态；二是秧歌形式的利用和新文艺在创造“民族形式”中的效用与限度[14]。而朱鸿召选择日常生活为角度，极其关注延安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在这场运动中的反应和表现，着力凸显新秧歌作为一种革命集体生活规则对延安知识分子的改造与重塑[15]。

总之，他们很注重政治力量对知识分子、新秧歌的内容和形式限定、要求，凸显政治意识形态在新秧歌运动中的主导性和导向性作用。

黄科安则从历史环境出发，认为在当时中共政权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在政治上最紧要的任务是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基础。新型秧歌剧承担了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是其它文艺体裁所难替代的[16]。周后英、王华认为在“动员全民抗日”的政治动员下，陕北秧歌成为动员群众抗战的主要手段[17]。王晶、王保存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抗战发挥了无以替代的作用，也为今天繁荣文艺艺术事业留下了宝贵遗产[18]。

当然，人们在肯定新秧歌运动在民众教育、政治动员和文化遗产方面的积极贡献的同时，也从文艺发展本身的角度出发，认为对旧秧歌的建构和改造中却忽视了民间以及民间文艺本身的规律和特性[19]。有学者则指出，文艺者忽视了秧歌的深层涵义，即秧歌中所蕴含的民族固有之深层文化，摒弃了秧歌作为民族民间的一种文化存在的意义和历史性格，忽视了它存在的缘由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对于“民间”的缔造只是体现在民间的主体以及秧歌剧的内容方面，作为民族深层文化的本质涵义则严重缺失[20]。

3. 其他方面的研究

张培坤对解放区话剧创作进行了论述，分析了话剧在其发展过程中独特的新成就和新特点[21]。刘庆鄂论述了陕甘宁边区的戏剧创作[22]。还有论述边区民众剧团的概括[23]、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主要文艺团体[24]、太行山剧团及历史意义[25]、抗敌演剧队与陕甘宁戏剧运动[26]。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中共领导和指导文化发展和建设的重要文章，也受到学人的关注，张爱武对此研究进行了梳理，认为学界对它的研究视域得到了多方面拓展，主要体现为理论内涵的深度犁耕、多元文化品格的阐发、文学史宏观视野的吸纳、接受美学和文献传播学方法的初步尝试等[27]。

三

纵观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大家对其发生的原因，指导思想，戏剧运动与其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戏剧运动与革命根据地社会发展变化，戏剧运动、民间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文艺工作者与中共政权，民间艺人、根据地社会与政府，根据地剧团发展和文艺活动，民众、剧团与根据地政府，戏剧创编，戏剧运动在宣传中共话语、教育民众和社会动员中的重要作用及功效等方面，均有论述，有些论述立意新颖、资料翔实、观点深刻，使人深受启发。特别是戏剧运动在宣传中共话语、教育民众和社会动员中的重要作用被学界一致肯定，戏剧运动的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及其意义也被学人重视，比如戏剧运动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今天乡村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有学人指出了戏剧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极其凸显政治性，而忽视民间性，不利于草根文艺的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该领域研究存在着研究视野不开阔，研究理论单一，研究方法陈旧等问题。

1. 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内容

纵观1980年以来的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从地域而言，主要集中在山西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其它根据地研究甚少，仅涉及华中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和苏北抗日根据地。在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的是根据地革命剧团，革命文艺工作者，而对民间戏曲和民间艺人关注不够；特别注重政府政治文化策略方面，而很少重视民间戏曲和民众生活以及乡村社会方面。在研究时段上，较集中于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较少涉及抗战前和抗战后，如黄正林先生在边区史研究中所言：“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资料整理也集中在抗战时期，而对抗战前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史研究较少。”[28]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就突出存在着这种情况。

因此，我们急需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内容。在研究地域上，山西根据地戏剧运动成果较多，主要归功于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的努力。他们在戏剧文艺资料收集、挖掘和整理方面较重视，在学术理念和研究视野上较注重民间社会文化的研究。陕甘宁边区作为戏剧运动的策源地，也是当时中共中央的首府，对陕甘宁戏剧运动的重视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他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而要关注和重视其他根据地的戏剧戏曲运动。在研究内容上，我们不仅重视革命剧团和革命文艺工作者，也要关注民间戏曲和民间艺人，尤其是对民间戏曲和民众心态以及乡村社会的研究。在研究时段上，我们应该延长研究时段，这样才能更清晰地呈现根据地的戏剧运动。只有开阔研究视野，拓宽研究内容，才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根据地戏剧运动的发展概况，理清边区延安与各根据地戏剧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展现政治、民间文化与根据地乡村社会之间的复杂联系，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2. 转变研究角度，引进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壮大，除了挖掘、收集和整理丰富的资料之外，研究视角、研究理论和方法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地社会文化史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与根据地政治史和经济史相比较而言，略逊一筹，而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则更显薄弱。在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中，我们的研究角度较单一，研究理论和方法较陈旧。具体言之，研究视角注重从上而下看问题，即从根据地政府的政策出发来研究戏曲运动。研究理论方法是“政策—效果”模式，这种模式确实是研究的一种理论和方法，也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解释方式，但有简单化倾向，很难揭示政治、根据地戏剧运动与乡村社会，国家意志与民间传统，国家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如著名的近现代社会史学者李金铮先生所言：“以中共根据地、解放区的研究而言，迄今许多成果依然沿袭着固化的革命史书写套路，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范式。最为典型的就是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比如在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中，基本上就是中共政权的政策演变、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以及革命积极性提高的三步曲。换句话说，共产党正确的领导方针与农民革命认同之间是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民众的一切行为都是理所当然的。显然，这种认识将中共革命神话化了，它忽略了农民的犹豫和挣扎，忽略了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和障碍，遮蔽了中共革命的复杂、艰难与痛苦。”[29]可谓是诊断准确，切中要害。

转变研究角度，引进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是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的迫切任务。只有视角转变、研究理论和方法创新，根据地戏剧研究才能摆脱角度单一、模式固化、理论和方法陈旧。这样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就会走向多元化发展，才会丰富多彩。譬如，如果我们引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注重中共革命史与中国“大乡村史”的连接[30]，也许会产生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

[注释]

① 根据地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不足，已有学者做了回顾与总结，主要论文有：李金铮，张雪：《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黄正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1期；张洪芳，张文光：《近十年以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但这些研究对根据地戏剧较少涉及，仅有李静：《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1] 黄正林.社会教育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J].中共党史研究,2006(2):36-40.

[2]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社会生活[J].中共党史研究,2008(6):26-34.

[3] 韩晓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J].近代史研究,2006(6):67-75.

[4] 蔚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戏剧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 2007:14.

[5] 郭赟林.晋察冀边区的革命戏剧与政治动员[D].太原:山西大学,2009:9-12.

[6] 郭文瑞.山西抗日根据地的戏剧运动[J].晋阳学刊, 1986(4):18-23.

[7] 陈虹.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戏剧运动评述[J].江苏社会科学,1981(15):23-28.

[8] 胡可.抗战八年是戏剧迅猛发展的时期[J].剧本,1995(9): 36-41.

[9] 徐成.试论苏北新四军文艺活动的发展[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33-38.

[10] 徐伯森.论抗战戏剧的功能,形体及其历史影响——新四军在盐城期间有关戏剧活动史实的回眸[J].文艺理论与批判,1997(4):34-39.

[11] 卞怀远.关于盐阜根据地的戏剧运动[J].戏曲研究, 1995(1):26-32.

[12] 李静.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78-82.

[13] 李静.“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87-92.

[14] 安荣银.“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新秧歌——“解放了的而且开始集体化了”的新农民的艺术(上)[J].湖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3):23-29.

[15] 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23-127.

[16] 黄科安.戏剧,狂欢与建构中共意识形态的叙事功能——刍议延安秧歌运动的兴起[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66-70.

[17] 周后英,王华.走向政治的草根:陕北秧歌的战时形象[J].湘潮,2008(5):97-102.

[18] 王晶,王保存.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新秧歌运动[J].当代戏剧,2011(3):65-71.

[19] 蒙昌敏.论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影响.湘潮[J].2010(9):65.

[20] 毛巧晖.新秧歌运动:权威话语对“民间的缔造[J].中华戏曲,2008(1):77-82.

[21] 张培坤.解放区话语创作略论[J].山东社会科学, 2001(3):83-88.

[22] 刘庆鄂,魏树人,吕振波.试谈陕甘宁边区的戏剧创作[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79(1):67-71.

[23] 黄河.咱们的自己的剧团——记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J].当代戏剧,1988(4):23-28.

[24] 车璐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主要文艺团体概括初探[J].中国校外教育,2010(1):33-37.

[25] 赵正晶,崔家俊.太行山剧团团史[J].新文化史料,2001 (1):14-17.

[26] 吴双芹.抗敌演剧队与延安戏剧运动[D].兰:西北师范大学,2009:32-36.

[27] 张爱武.近20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研究视域的多元拓展[J].理论界,2011(4):76-81.

[28] 黄正林.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综述[J].抗日战争研究,2008(1):252-263.

[29] 李金铮.新革命史:中共革命史研究的省思[J].博览群书,2011(9):27-32.

[30] 李金铮.向“新革命史”转型:中共革命史研究方法的反思与突破[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1-21.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A Review of Domestic Drama Movement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Base Since 1980

ZHAO Fa-fa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Longdong University, Qingyang 745000, China)

The drama movement is a culture reform movement led by the leadership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 which used the form of folk drama to carry out political propaganda.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revolutionary base’s social and culture research which is favored by many scholars. The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make fruitful, notable achievements which are worth to be studied. But it has the problems of narrow study vision, single research theory and old research methods.

revolutionary base; drama movement; reviews and studies

K263

A

1009-9115(2013)03-0065-05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3.017

2011年度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

2012-02-11

赵法发（1980-），男，甘肃环县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乡村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