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与近代四川民主革命

任家政，费正萍

（1.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2.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吴玉章与近代四川民主革命

任家政1，费正萍2

（1. 西华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2；2. 四川大学 政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吴玉章在日留学期间曾参与同盟会的领导工作，创办具有较强革命性质的《四川》杂志，宣传革命的思想与理论，促进革命力量的联合；参与革命武装起义，策划一系列的革命暗杀行动，沉重的打击了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其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的领导人之一，策动荣县独立和内江起义，巩固了蜀军革命政府，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做了突出的贡献。

吴玉章；近代四川；民主革命

一、参加革命团体，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和思想

（一）参加同盟会，成为彻底的革命派

1903年，吴玉章自上海赴日本留学，刚登上异国他乡，便遇到中国的留日学生正发起拒俄运动，他立即投身到运动中。在这场运动中，吴玉章不仅参加拒俄运动学生会，还参加到军国民教育会之中，更是带头签名声讨沙皇俄国霸占我国东三省的运动；这虽是自发地参加，但也使他受到了一次革命的洗礼。

在这之后，吴玉章受到《苏报》和《革命军》等进步书刊的熏陶。他的革命信念逐渐形成，革命意志逐渐增强，并以剪去发辫以示永不回头，拥护革命。1905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从此，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川籍留日学生的吴玉章，不仅加入同盟会，还被选为最高权力机关之一的评议部组成人员，是同盟会评议部中唯一的来自四川荣县的革命党人。“从此，吴玉章紧随孙中山，在思想上、行动上走在了民主革命的前沿，成为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战士。”[1,p31]加入同盟会以后，吴玉章全身心地投入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工作中，不遗余力地开办报刊，占领革命舆论阵地；还舍生忘死地参加武装起义，组织形式多样的反清斗争，孜孜以求的实践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信念，成为同盟会中最彻底最坚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战士。1912年初，作为重庆蜀军政府的代表抵达南京，参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工作时，时任内务部次长的居正和总统府秘书长田桐，为吴玉章作为同盟会元老而没有担任任何职务倍感歉意，他严正地说：“我们革命不是为了做官，你忙且不谈这些吧，对送到的疆理局局长委任状和参事委任状都作了退回处理，后来孙中山要他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他愉快地接受邀请，奔赴行将结束的临时总统府秘书处收拾残局。”[1,p64]这体现出一个坚定革命者的崇高品质和高尚风格。

（二）创办进步杂志，宣传革命理论与先进思想

任何一场革命都必须先有革命的舆论准备作导向，以期唤醒民众、开启明智和形成民识，然后付诸实践。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以《民报》为资产阶级革命喉舌，号召人民起来打倒满清，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实现民主共和。1906年以后，清政府诏令严禁革命宣传，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运进国内非常困难。但是为了扩大革命党人的宣传，留学日本学生纷纷以本省的名义创办和出版报刊，再分散运进国内；进行革命宣传的《四川》杂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刊的，吴玉章担任主持和编辑工作。他当时正在日本学习，为了让《四川》杂志按期出版，专门请假前来从事编辑工作。为了方便起见，吴玉章还租了一处房子给《四川》杂志社使用，同时也用作革命活动机关。《四川》“一出世，即受到人们热烈的欢迎，销路很广，每期出版后不久都又再版发行。他虽然只出了三期即遭封闭，但通观全部内容，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云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文章即占了很大的份量；而揭露清朝反动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鼓励人民起来争取铁路主权、进行革命斗争的文章又占了很大的份量；此外，即使是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而绝少无聊的吟风弄月之作。它的思想大抵是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四川》在当时的中国要算是最进步最革命的刊物之一”[2,p47]。

《四川》杂志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宣传革命思想，号召同胞挽救国家民族危亡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该杂志的撰稿者们“列举的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说明亡国之祸已经迫在眉睫，大声疾呼只有四万万同胞之力坚决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才能得救”。并极力揭露清政府的卖国反动统治，“盖以中国危弱之原，实政府腐败之故，而非一般人民全不足有为也”[3,p48]。认为造成中国的危弱，其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极端腐败，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实行专制主义，只有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呼唤人们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促进民族觉醒，提高民众的革命觉悟，团结全国人民共同为救亡而奋起，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四川省处于中国的腹地，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深入比沿海晚，不少人对民族危机的认识相对较迟。《四川》大声疾呼，指明不能在图苟安旦夕，要求人们立即觉醒，为辛亥革命在中国腹地的顺利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团结各种革命力量，积极开展武装斗争

（一）联合革命力量，促进革命政党的内部团结

吴玉章对辛亥革命的突出贡献就在于他参与了革命的组织工作，并促成了革命力量的联合，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保证。

此时，国内的形势愈加险恶，清政府大肆捕杀革命党人，会党中的许多革命分子纷纷逃亡日本。吴玉章的大哥吴匡时也来到东京与他住在一起，在他的介绍下加入同盟会。吴玉章认为，当时同盟会只顾在东南沿海发动武装起义，而忽视会党工作，而应该把全国各地的会党联合起来，充分发挥各地会党的革命潜力，因此，他主动联络焦达峰等人，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吴匡时在四川哥老会中较有地位，很同意他们的意见。经吴匡时介绍，吴玉章加入了“袍哥”组织。他还与孙武、居正等人一起商量，召开共进会的筹备会，吴玉章被任命为“管事”，实际负责组织联络筹备工作。经过他们的积极活动，在1907年成立共进会。共进会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而特别重视反满的宣传。“自从有了共进会之后，中国南方各省绝大部分的会党都在反满的旗帜下联会起来了，这就使同盟会增加了一个群众基础较为广泛的外围组织，从而有利于促进革命运动的高涨。”[4]

（二）精心组织、策划、参与一系列革命暗杀活动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革命暗杀，作为反清暴力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是辛亥革命中不可忽视的历史内容，是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在革命的低潮时期采取的极端的暴力方式之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起到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1905年同盟会在发动武装起义的同时，还组织了对清朝官员的革命暗杀行动，并成立了一个专管暗杀的部门，由方君英负责主持，吴玉章是这个部门的重要成员，并负责组织方面的工作。吴玉章曾经说：“那时候我们最爱读俄国的《铁假面》之类的小说，经常仿造书中的人物研究暗杀技术。”[5]1909年吴玉章、喻培伦、孙武等人密谋炸两江总督端方。吴玉章负责在日本购买器材和筹措经费，并做了周密的计划，但是计划却因端方临时改变路线而流产。随后，吴玉章等人又计划刺杀清政府的最高掌权者、摄政王载沣，决定派俞云纪、黄复生赴北京组织机关，吴玉章在日本负责准备一切。这次革命暗杀行动也没有成功，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入狱。后来吴玉章又参与了多次暗杀活动，都失败了。虽然暗杀不是革命的主要手段，但是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那‘长梦千年何时醒，睡乡谁遣警钟鸣’的时代，暗杀就是革命党人投向清王朝的一枚枚定时炸弹，像警钟，像惊雷，震撼着社会，惊醒着国人”[6]，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陷清廷于恐慌的境地，使清王朝的官吏谈虎色变，不敢贸然与革命党人为敌。同时经过革命暗杀活动又激发了一批革命青年杀身成仁的志气，鼓舞人们积极投身到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

为了营救因暗杀行动失败而被捕的黄复生和汪精卫，吴玉章从日本赶回国内，在上海与熊克武、井勿幕等人会晤。不久又一起南下香港寻找黄兴，一起商议发动广州起义的事宜。吴玉章被分配到日本负责购运枪支弹药。“其筹划密商多在小石区骏河台河畔的竹庐，另觅有一两所房屋作收藏、装运军火之用。主要联系的日本友人和军火商有宫崎寅藏、藏地铃吉旋、宣野长之等人。从2月中旬到4月25日，购买了大量军火，向香港运送了五批。”[7,p31]在当时，购运军火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吴玉章等人想尽各种办法，为广州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武器装备。4月27日5时半，广州起义爆发。晚上，吴玉章搭夜班船连夜由香港赶往广州参加起义，并在船窗中撰写檄文，到达广州时城门已经关闭，无法进城。吴玉章得知起义已经失败，鉴于官兵正在四处搜捕起义者，处境十分危险，只得返回香港。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继续斗争，争取革命的胜利。

三、在四川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地方革命政权

（一）领导荣县独立，首建地方革命政权

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的爆发，吴玉章估计到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于是从日本回到了家乡荣县。当时，在四川，以农民为首的保路同志军转战一百多个县，到处捕杀清朝官吏，惩办土豪劣绅，捣毁外国教堂，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革命形势。吴玉章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王天杰共同策划打倒四川总督赵尔丰，反对清王朝的统治，推动革命的向前发展。当龙鸣剑、王天杰率同志军离开荣县攻打成都后，吴玉章承当了后方的全部工作，他在政治上痛斥地方乡绅对同志军的恶毒诽谤，义正言辞地指出“龙鸣剑和王天杰领着同志军去打赵尔丰，是替我们大家争铁路、争人格，他们是为国争权、为民除害”[7,p31]，为革命伸张正义。在经济上，以按租捐款的办法为同志军解决了军粮问题。在军事上，他加紧训练各乡民团，还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班，不断扩大队伍以支援前线，不遗余力。王天杰率部回到荣县后，由于荣县知县逃走，吴玉章便不失时机的提出应该立即宣布独立，自理县政，得到了革命党人的赞成。由于考虑到由本县人出来管理县政，容易引起纠纷，于是请广安县的同盟会会员蒲洵来组织荣县民政。1911年9月25日，吴玉章在县城召集开会，宣布独立，正式建立荣县革命政权。荣县独立后，吴玉章又主持军政大计，整顿民军队伍，办军事训练班，加强军事操练；因武器缺乏，吴玉章还设立工厂，制造枪炮、短刀等武器；组织一个敢死队，严肃革命纪律，维护革命治安，在稳定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县级地方革命政权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荣县独立，首开辛亥革命在各地起义独立之先河，这比武昌起义要早半个月。“首义实天下先”，荣县逐渐成为成都东南军民反清武装起义的中心。荣县独立后，吴玉章认识到，革命军虽然在荣县站稳了脚，但是一个县级革命政权是难以单独存在的，必须向外发展，由此攻下了临近的威远，巩固了荣县革命政权。

（二）领导内江起义，建立内江军政府

经过查找企业生产经营的资料，对以上比率等进行分析，查找企业在生产经营及投资计划中存在的问题。如我们分析企业吨油成本时，通过产量及发生的成本或投资情况进行比对，与企业的EVA考核相结合，按照成本效益原则，确定企业投入与产出的比率。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以后，清政府派端方“入川查办”，接到命令的他随即率大军浩浩荡荡的杀向四川。但随着其越往前走，越发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加之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更被吓破了胆。当其所率部队经过资州的时候，“同志们都要求我赶快想办法。我于是和大家约定：由他们坚守阵地，我到外面去搬救兵。”[8,p136]吴玉章即和队伍中的革命党人接上了头，决定由他们杀掉端方，他选择在革命党人较多、群众基础较好、并与资州相邻的内江发动起义。1911年11月25日，端方的部队在资中发动兵变，杀掉端方，推举革命党人陈镇藩为入川鄂军首领。陈镇藩即派人到内江与吴玉章联络。

内江知县在得知端方在资州被杀的消息后，便立即逃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章等人决定立即行动，先是与当地团练局长谈判迫其交出团练局武装，然后召集群众在天后宫的大戏台前开会。一时前来有几千人，情绪空前热烈。“当我上台宣布革命宗旨，主张建立革命政权，群众听说，欢呼万岁，声震屋瓦。”[8,p138]

于是成立了内江军政府，吴玉章被推举为行政部长。内江革命政权建立后，吴玉章“接收内江县衙，设六个管理处进行管理，抽调隆昌民兵和改造后的旧军共任保卫之责。清查在押犯人，遣散无辜，处决恶吏，内江新秩序得以建立和巩固”[8,p128]。内江起义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四川人民，从而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主持重庆大局，巩固蜀军政府

1911年12月初，蜀军政府委派副都督夏之时率师西上讨伐赵尔丰，改编蜀军为三个支队，由林绍泉兼北路支队。这本是战争需要，而且并未因改编而免去林的总司令职。但是林绍泉借题发作，“抗不受命，毁文书，剖关防，……呼且骂”[9]，气焰十分嚣张。而当时的革命党人对此毫无办法。林的党羽更是纵兵扰民，重庆人心惶惶不安。正当在此危急关头，吴玉章在蜀军政府的一再电邀下由内江赶往重庆。

吴玉章到达重庆，革命党人非常高兴，便与吴玉章商讨当前大计。吴玉章认为：“只有严明纪律，才能维护革命政权，现在必须召开一个紧急会议来讨论这个事情，并准备实行军事裁判，整顿军纪。”[8,p145]这个建议得到了革命党人的同意，在晚上便召开了有全体军政人员参加的会议。夏之时首先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但是林毫不在意地大声说道：“我林畏生罪多得很！砍关防，其罪一也；撕委任状，其罪二也；辱骂都督，其罪三也；闹军政府，其罪四也。看你们敢把我林畏生怎么样！”他气势汹汹，说完就坐下。许久没有一人敢发言。见此，吴玉章非常气愤，起而讲话，大义凛然地斥责林绍泉的横行霸道与清吏无异，反复阐述了革命的宗旨和革命党人应持的态度，主张执行革命纪律；并详细说明林绍泉企图推翻革命军政府，违背革命宗旨，危害人民利益的罪行；按照军政府规定应处以死刑。但夏之时等人又为其辩护，辩论一小时仍无结果。在场的革命党人和士兵对此十分气愤。夏之时等人仍以林自龙泉驿起义及以后赞襄军务，尚有微劳，援都督特赦令，只同意将周维新枪毙，对林仅解除职务并遣送回湖北原籍了事。由于吴玉章的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蜀军政府经过一场斗争终于除掉了一个隐患，得到了巩固。时人称道：“此次勘定反侧，奸不得发，实得力玉章到渝主持大计。”[10]

综合上述，正是由于吴玉章的工作，才使得近代四川民主革命得以发动与发展；吴玉章在革命的准备、发动、革命政权的巩固上都以一个革命党人的信念来要求自己，为近代四川民主革命的发生和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

[注释]

① 关于荣县独立的时间，前人考证较多，较影响的有三个：即吴玉章回忆的1911年9月25日；何一民教授考证为1911年9月28日；吴达德教授考证为1911年10月29日三个时间。见吴玉章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30页；《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72页和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党史人物传编辑组编《四川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版，第62页；何一民教授撰《辛亥革命史事考三则》，《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205页；吴大德教授著《辛亥荣县独立时间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总84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6页。本文从众，以1911年9月25日为准。

[1] 吴达德.吴玉章与中国民主革命[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 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

[3] 雷铁崖.警告全蜀[A].唐文权编.雷铁崖集[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4]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吴玉章传》编写组.吴玉章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78:1001.

[5] 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回忆[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52.

[6] 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A].辛亥革命论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46.

[7] 刘文耀,杨世元.吴玉章年谱[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8] 吴玉章.辛亥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9] 熊克武等.蜀党史稿,辛亥革命史丛刊[M].北京:中华书局,1980:551.

[10] 向楚等.蜀军政府成立前后[A].四川保路风云录[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229.

（责任编辑、校对：郭 静）

Wu Yu-zhang and the Modern Sichu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REN Jia-zheng1, FEI Zheng-ping2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637002, China;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4, China)

Wu Yu-zhang, wh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ook the leading role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League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Japan. He founded the Sichuan magazine, which had strong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progressive significance, propagandized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theories and promoted the revolutionary forces. He participated in the revolutionary armed uprising and planned a series of revolutionary assassin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officials which was a heavy blow to the feudal rule of the Qing government. As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revolution in Sichuan, he instigated the Rongxian independence activity and Neijiang uprising, which consolidated the Shu Army of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and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Sichuan Province.

Wu Yu-zhang; modern Sichuan; democratic revolution

K257

A

1009-9115(2013)03-0070-04

10.3969/j.issn.1009-9115.2013.03.018

2012-06-03

任家政（1986-），男，四川泸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