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代中印文化交流角度解读史书著述

龙芊良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学术界对于中印交往源于何时有很多种猜测，但都未得出肯定的结论。我们只知道在西汉时，印度称“身毒”，《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最早记述了中国和印度的交往。从《史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早在张骞出使西域前，中国和印度就已经有了贸易往来，并且这种贸易是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经过长时间的接触和交往才形成的。

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史家对于中印交流的史实有不同的记述，本文将从记载中印文化交流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史料中，解读作者记述的原因，探究作者的著述意图，领悟多本史书带给我们的不同中印文化交流记述。

一、汉代：《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中的中印文化交流

最早记录中印文化交流的是《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司马迁在《西南夷列传》提到：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1]

《大宛列传》中也提到这件事：

大夏民多，可百馀万。其都曰蓝市城，有市贩贾诸物。其东南有身毒国。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2]

两个列传中都提到汉朝与身毒间有贸易往来。张骞经过大夏时所看见的邛竹杖、蜀布等是从身毒国得来的，而这些东西又是中国的，说明中国和印度已有贸易往来。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同样是一件事情，在两个列传中司马迁记载的详略却不同。从著述时间上看，《大宛列传》比较靠后，按道理先前已经有介绍，应该简写，但实际上记载却比《西南夷列传》详细，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的大宛和西南夷对于西汉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大宛位于西域地区，当时西汉非常重视沟通西域，以便联合对抗匈奴，并且这件事发生在张骞出使西域的过程中，而张骞通西域是汉朝的一件大事，所以司马迁必然会对此进行详尽的记载。而身毒位于西南夷附近地区，当时并没有受到西汉的过多重视，所以记述的较简略。

班固的《汉书》在《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也有对当时的印度（即身毒）的记载[3]，不过是照搬《史记》的记载，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不过，在《西域传》中讲到的罽宾国是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也有今印度的地方。可见班固时对于印度的了解还是有所增多的。

到了范晔的《后汉书》，在第八十八卷《西域传》中有关于印度的专门介绍，当时称印度为“天竺”。文章记载说：

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俗与月氏同，而卑湿暑热。其国临大水。乘象而战。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从月氏、高附国以西，南至西海，东至磐起国，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别城数百，城置长。别国数十，国置王。虽各小异，而俱以身毒为名，其时皆属月氏……土出象、犀、玳瑁、金、银、铜、铁、铅、锡，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细布、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

和帝时，数遣使贡献……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4]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出，到东汉时，人们对于天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对当地的风俗、地理范围、出土物产都有详细的记载。此外，当时的印度和中原已经开始了遣使朝贡贸易，而汉明帝时又从天竺引入了佛教。

这段文字对身毒的特产记述的十分详细，范晔这样写的原因可能是当时身毒地处汉朝与大秦通道的中转站，两地的物产在身毒交换，这些物产对于中西的贸易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身毒物产又十分丰富，所以对物产十分重视，记载也较为详细。

但是，文章对于汉明帝时引入佛教的记载却很简单，甚至没有提到汉明帝建造白马寺，从天竺请来高僧等事件，这可能与作者范晔本人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范晔本人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强烈抨击佛教的虚妄，不接受佛教的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之说。在《后汉书·西域传》中，他指出自张骞以来，西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关于佛神的记载，所谓佛教的种种说法都是后起的。虽然佛教“好仁恶杀，蠲敝崇善”的教义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谲不经的。所以说范晔不可能过多地记载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佛教由天竺引入的记述也就不会很详细。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梁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西行求法高僧著书中的中印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时，中印交往和文化交流继续发展，并不断加强。《梁书》卷第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中有关于天竺的记载，文中的内容不仅包含汉代对中国和印度（天竺）的记载文字，还有一些新的内容，如：

国临大江，名新陶，源出昆仑，分为五江，总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盐，色正白如水精……其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玑、琅玕、郁金、苏合。[5]

此外，文章还对东汉桓帝时的中印贸易交流以及中国通过印度与大秦的贸易交流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可见此时中印间的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中印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

除《梁书》外，《魏书》列传第九十《西域》和《北史》卷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西域》中也有对天竺国的记载[6]，但记载的十分简略，并且多是抄录前人著作的文字。作者这样记述的原因可能是这些朝代存在的时间短，很难与印度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各朝代自顾不暇，很难重视与印度发展友好交往的文化交流关系，所以记载的十分简单。

到唐代，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进入到鼎盛阶段。《旧唐书》卷二百十一、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西戎》中详细记载了唐朝时中印之间的贸易往来，将天竺分为“五天竺”，并对它们进行详细的介绍。此外，对于隋朝和唐朝时与天竺间的朝贡以及玄奘去天竺取经等事件也进行了记录和述说。例如文中记载：

天竺国，即汉之身毒国，或云婆罗门地也。在葱岭西北，周三万余里。其中分为五天竺：其一曰中天竺，二曰东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数千里，城邑数百。书中对于“玄奘去天竺取经”的记载只有一句话：

贞观十年，沙门玄奘至其国，将梵本经论六百余部而归。[7]

而同样在《新唐书》中，这件事的记载也十分简单，即“会唐浮屠玄奘至其国”。

对于新旧唐书把“玄奘去天竺取经”这件事记载的如此详细，令人惊讶，这明显是作者编写侧重点的问题。由于玄奘等西行求法的高僧并没有被作者列入到史书应记载的范畴里，所以在记述时仅仅是一笔带过，而非详细记述。至于《新唐书》，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的编者认为《旧唐书》过于详细和繁琐，所以在编著《新唐书》时删减和精简了《旧唐书》的许多内容，而本就一句话的“玄奘去天竺取经”就成了另一中印文化交流事件的背景。

同时，当时的唐朝十分兴盛，它与国内各民族以及一些外国国家发展了友好的关系，而“玄奘去天竺取经”只是唐朝与天竺发展友好交往关系中的一件事情，地位并不是很高，所以没有进入的编者的眼界，而“玄奘去天竺取经”这件事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发展传播了印度的佛教文化，所以在记录中印交往时史书记载的较为详细。

除了在正史书中寻找中印文化交流的印迹，还可以从西行求法高僧的传记中了解到一些内容。例如魏晋南北朝时的高僧法显所著的《佛国记》。书中详细记录了作者游历印度时的情况，对当时天竺的十几个小国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如法显到的第一个天竺小国陀历，书中写道：

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亦有众僧，皆小乘学。其国昔有罗汉，以神足力，将一巧匠上兜术天，观弥勒菩萨长短、色貌，还下，刻木作像。前后三上观，然后乃成。像长八丈，足趺八尺，斋曰常有光明，诸国王竞兴供养。今故现在。[8]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法显对于陀历国的记载侧重于其佛教中的小乘学，显然这与他本人僧侣的身份相符，法显西行的目的就是求佛法，自然会过多的记录天竺的佛教发展和小国的佛教特色。对于天竺的其他小国，法显的记述也是以佛教之学和佛教生活为主，对于其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一笔带过或者直接省略。

《大唐西域记》是由唐朝高僧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而成的书籍，详细完整地记录了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的游历见闻，并且对印度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记载。书中第二卷为印度总述，从释名、疆域、数量、岁时、邑居、衣饰、馔食、文字、教育、族姓、物产等十七个方面记述了印度的风土人情[9]。

从内容的多少来看，玄奘对佛教、族姓和病死三方面的记载最多，这与他西行求佛的目的相符，而与法显不同的是，两本同为僧人所著的书籍对于印度的记载内容却有很大的差别，究其原因应基于以下几点：

1. 两位僧人所处时代不同

法显为魏晋南北朝人，当时的物质生活还并不富裕，并且战乱不断，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僧人的法显更为重视佛教对于世人的意义，处于战乱和痛苦中的人们将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信仰佛教上，当时的社会背景让法显的眼界只能集中到佛教中。而玄奘是盛唐时期的僧人，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在物质生活相对丰富的情况下，人们信仰佛教并非只是处于摆脱苦痛生活的心愿，佛教也不是生活的全部，所以玄奘的眼界更为宽广，能将印度的各个方面记述下来。

2. 法显和玄奘的个人见闻角度理解不同

毕竟不是同一个人，两位僧人的社会阅历和智慧水平不同，两个人虽然都是去天竺求佛法，但是其终极目的和意图不同，并且对一个国家的各方面个人理解不同，所以会形成记述上的差别。

3. 两本书作者的差别

《佛国记》是法显本人亲自著成的，代表了其个人的意思，而《大唐西域记》是门人辩机所著，其中不乏掺入辩机对于这些见闻的理解。此外两个人的记述手法和思想不同，也使得文章记述的内容不同。

无论是在《旧唐书》等正史中，还是在西行求法高僧的传记中，都可以看出的是魏晋南北朝到唐代这段时间，中印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中印的友好关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三、宋元：从《宋史》、《元史》中看中印文化交流

中唐以后，中国政局不稳，中印文化交流一落千丈。进入到宋代，受连续不断的战争影响和其他原因的限制，中印文化交流逐渐衰微。

《宋史》卷四百九十、列传第二百四十九中有关于天竺的记载，书中写道：

天竺国旧名身毒，亦曰摩伽陀，复曰婆罗门。俗宗浮图道，不饮酒食肉……。隋炀帝志通西域，诸国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唐贞观以后，朝贡相继……[10]

以上这些内容与前代的史书记载大致相同，主要介绍了汉至唐代这一时段天竺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往来。此外，书中记录了宋朝时中国与印度的交流情况。值得一提的是在《宋史》中，还有这样一条记录：

天竺之法，国王死，太子袭位，余子皆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随中国僧至焉，太祖令馆于相国寺，善持律，为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10]

这涉及到了天竺的国王继承制度，是前代史书中所没有的，而书中说到的“太子袭位，余子出家为僧，不复居本国”这一内容，一则反映了当时制度对于新国王权力的保护和肯定，对于王子争权问题出现的避免，同时也从侧面上反映了印度佛教的盛行。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宋太祖时有曼殊室利的人到中国来，修行传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印之间佛教文化的交往。“都人之所倾向，财施盈室”正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推崇。另外，宋时中印交流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僧人的交流，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唐朝僧侣交流的情况。

《宋史》中记载了很多的宋时中印僧人来往互动的事件，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动乱使得宋人迫切需要信仰佛教，以此摆脱困苦；另一方面是印度国内的佛教受到印度教和新传入的伊斯兰教的排挤，不得不转向其他国家发展，而中国正好有适宜其发展的土壤，所以中印佛教交流依旧。虽然宋时中印交通有所发展，贸易和技术交流也还在进行，但受战乱等不稳定状况的影响，中印僧人交流上升到了突出位置，这也表明了宋朝时中印之间的交往有所衰微。

元代存在时间虽然较短，但是因其版图极为辽阔，所以当时与印度交往频繁。从《元史》的卷一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元太祖到过东印度国，卷二中也有印度国主穆垒国主来朝的记载。此外，书中还记录了印度人入仕中国以及中印通商的情况，但唯一有疑问的是《元史》没有为印度列传，这与以往其他正史不同。王大渊的《岛夷志略》中对于印度的条目很多，也许可以作为正史的补充。

四、明清：没有列传的明清中印文化交流

明清时，中印关系有了一定的复苏，文化交往又逐渐增多，这主要得益于中印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明朝建国初，明太祖下令保南洋要道，后又实行海禁闭关政策，中印交流通道一度被阻，但成祖夺位后，重新开放海岸，并派郑和下西洋，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使得中印关系又得到恢复和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清史稿》中也没有为印度列传，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印度是由一些小国共同组成的，这些小国的文化风俗等状况有所不同，很难将其总结到一起列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当时的国内局势，尤其是清朝，皇族大臣自恃本国为天朝上国，不够重视其他国家，尤其是当时分成众多小国的印度。

从以上的历朝史书中，可以了解中印文化交流的大致发展历程，也从史家们的不同著述中解读了其记述的缘由。印度作为位于中国西南部、靠近中国的一个古文明国家，它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不可忽视，对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中国佛教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本文采纳了以下文献的部分思想主张：薛克翘.中国印度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8；季羡林.中印文化交流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义净.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8；阎宗临.中西交通史[M].南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王小甫,范恩实,宁永娟.古代中西文化交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1]司马迁.西南夷列传[A].史记(卷116列传第48)[M].北京:中华书局,1999:2281-2286.

[2]司马迁.大宛列传[A].史记(卷123列传第63)[M].北京:中华书局,1999:2359-2412.

[3]班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A].汉书(卷95列传第65)[M].北京:中华书局,1999:2833-2839.

[4]范晔.西域传[A].后汉书(卷88列传第78)[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67-1980.

[5]姚察.诸夷[A].梁书(卷54列传第48)[M].北京:中华书局,1999:543-565.

[6]李延寿.西域[A].北史(卷97列传第85)[M].北京:中华书局,1999:2129-2149.

[7]刘昫.西戎[A].旧唐书(卷210列传第148)[M].北京:中华书局,1999:3599-3616.

[8]法显.田川,译注.佛国记[M].重庆出版社,2008:1-10.

[9]玄奘,辩机.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脱脱.外国六[A].宋史(卷327列传第249)[M].北京:中华书局,1999:10883-1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