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去“夷”化后的英国形象——比较郭嵩焘与薛福成出使日记中的英国

张俊萍

（江南大学 外语学院，江苏 无锡214000）

自传教士利玛窦首次把英国介绍给进来后［1］210，中国人眼中的英国形象便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远番红夷”、“禽兽”“犬羊”这样一种夷化、鬼化、兽化的英国形象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鸦片战争时期都非常流行，但两次鸦片战争惨败，特别是中英《天津条约》［2］404-420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之后，官方再也不敢以“夷”称呼英国，而那些最早被派往英国、亲睹亲历英国的使臣和使团官员更是无法凭空再把英国禽兽夷狄化。在这些使臣中，即使是思想最为守旧、希望“以夏变夷”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鼓舞欢欣，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3］89-90然而在对英国去“夷”化后，究竟又对它进行了怎样的形象制造？我们从郭嵩焘（1818-1891）和薛福成（1838-1894）这两位早期使英大臣的出使日记中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处理。

郭嵩焘，首任驻英大使，是鸦片战争后第一个对英国形象作全面集中描绘的官员，他于1876年出使，1879年回国；薛福成，则于1890年出使，1894年回国。两者使英时隔十五六年，对照他们出使日记①清政 府于1878年有 过一份“ 具使各国 大臣应随 时咨送日 记等件” 的规定， 内称：“ 凡有关系 交涉事件 ，及各国 风土人情 ，该使臣 皆当详细记载，随 事咨报” 。中对英国人民、风物和制度等描述，首先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多相似之处。与普通游历者一样，他们对本国未曾出现过的新奇、新鲜事物作了事无巨细的娓娓叙述，例如幻灯、陨石、化石、焰火、马戏杂技、电学和光能试验、赛马会、太阳能、植物园、水晶宫、蜡人馆、动物园等等；同时作为肩负重任的使臣，他们都对英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风俗等都作了细致考察和重点描述。可以说，薛福成在塑造英国形象时多方面承接了郭嵩焘塑造的英国形象，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昔郭筠仙侍郎（郭嵩焘）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抵排……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徵之。”［4］124对于英国这样一个西洋大国，薛福成的原意是要证明或深化郭嵩焘早先所塑造的英国形象的。两人都撇开了旧有的不切实际的“夷狄”、“禽兽”、“犬羊”这类夷化鬼化兽化的英国形象，都开始对英国作“乌托邦”②当代 形象学理 论家莫哈 所说，“ 一个异国 形象，当 它偏向于 相异性， 并将相异 性再现为 一个替换 的社会、 富含被群 体抑制的 潜能时， 就是乌托邦式 的”。乌 托邦的描 写具有颠 覆本国群 体价值观 的功能。 参见孟华 主编的《 比较文学 形象学》 ，2001年北京 大学出版 社出版。化处理。然而，两人叙说异国、书写英国所用的话语截然不同，其“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架迥乎相异。

郭嵩焘出使日记中的英国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异国形象，处处胜过中国③对于英国等西方国家的社会弊病，郭嵩焘只在其出使日记中提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洋民气太盛，他说：“其立法既宽，君民上下之体亦相习为简易，其民亦遂敢于犯下〔上〕如此，足知治民之难也”。其日记第611、867页也有类似说法。参见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表现为一个可以替换的理想社会。郭嵩焘对于英国强大的兵力、发达的科技、富裕的资源，往往是赞美溢于言辞；相反，他常从一些具体小事中就笼统生发出对中国的负面评价，有意颠覆本国的群体价值观。例如，看到中国谎称自己如西方诸多国家一样使用“金银钱”④中国历史上并不使用金银钱币，用银是以两记的。这一现象，郭嵩焘说：“久居西洋，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由于无耻。”［5］586又如，看到英国照相馆、电报局频用新法，他竟感叹“中国人心日退，而洋人日进。”［5］825在报上看到香港发生的中英之间律法方面发生的冲突和争执，郭嵩焘立即断言：“凡在〔此〕四事，皆由中国处理无法，以致一切无可筹商。洋人之心日远，中国之势亦日以积轻，殆将无复转移之望也。”［5］359甚至对于一位英国人站在中国人立场上所提出的五条公允的陈论⑤陈论提出了“禁止贩运鸦片烟”、“西洋待中国人应求公平”、“西洋人在中国者应各归地方约束，不宜专归领事”等有益于中国的建议。参见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郭嵩焘的反应却是：“其言全似中国人自张大，亦不测其为何意也。”［5］199当时的情况，确实如郭嵩焘所说：“各国人材政教如此之盛，而勤勤考求，集思广益，不遗余力。中国漠然处之，一论及西洋事宜，相与哗然，以谓夸奖外人，得罪公议，至……切切焉以评论西人长处为大戒。”［5］733而郭嵩焘本人则反对这一风气，走到了另一极端，不仅极力评论西人的长处，而且绝口不提本国的长处，还对西人赞美中国持不信任态度。最为关键的是，他对以巴力门（英国议会政治，parliament）和买阿尔（英国民选市长制度，Mayer）为特征的英国民主政治也表示了由衷的赞叹，由此打破了所谓“天朝上国”之“政教”优于“夷狄”的神话，把英国塑造成一个政治昌明、文化先进的理想国度；与此同时反把中国看成了一个半开化半野蛮的国家、处处不尽人意，不仅坚船利炮、科技发明比不上西方强国，而且“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5］491可见，郭嵩焘最终完全认同了西方人对中国“哈甫色维来意斯得”（half-civilized的音译，意为“半野蛮”）的评价。其出使日记中，唯一一次提到西洋不及中国之处便是：“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5］627但很快，其批判的矛头仍然指向中国所谓的“圣人”之治：“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身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德者，专于己者也，故其责天下常宽。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者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其法日修，即中国之受患亦日棘，殆将有穷于自立之势矣。”［5］627郭嵩焘所担心的正是“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5］627-628可见，比较两个社会最为根本、也非常敏感的治民之道，郭嵩焘认为，中国的圣人治民较之西洋的以法治民终究还是逊了一层。

同时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郭嵩焘在把英国塑造成乌托邦时也把英国“朋友”化了，他说：“近年英、法、俄，美、德诸大国角立称堆，创为万国公法，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列国殆远胜之……英吉利起极西，通地中海以收印度诸部尽有南洋之利，而建藩部香港设重兵驻之……而环中国逼处以相窥伺，高掌远临，鹰扬虎视，以日廓其富强之基，而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5］91英国的“构兵中国”在郭嵩焘看来也是“展传据理争辨，持重而后发。此岂中国高谈阔论，虚骄以自张大时哉？”［5］91因此他认为“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5］91而且，“处今日之势，惟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6］91这当然也是把自我贬低、把英国极端乌托邦化的必然结果，那就是要求“自我”去追随这位各方面都胜过自己的“朋友”，以不断接近它。

而薛福成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架迥乎相异。他虽然也如郭嵩焘一样把英国塑造成“乌托邦”形象，但他在肯定英国价值的同时，非常巧妙地祭出了中国的古代。他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在当下英国有所表现、而又能在中国古圣先贤那里或从中国的悠久历史找到“先例”的东西，试图以此来证明古代中国的伟大。他对英国等西国的直接赞美背后，是对本国古代的肯定，或者说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赞美本国的过去。

例如，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把英国塑造成“工商之巨擘”①“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藉于商，而尤推英国为巨擘。”参见薛福成《出使莫法意比四国日记》第210页。、发达科技之先行者的同时，把本国塑造成使西方世界工商飞速发展并迅速致富成为可能的科技文明的源头，这样一来，他大加称赞的英国等西方国家科技发达的状态就变成了中华文明向西流传的结果：“昔轩辕氏见飞蓬而作车，见落叶而作舟，即中国制造机器之始。风车水碓，相传亦久。至于双锭纺车，提花织机，则愈变愈巧也。然则机器之用，始于中国，泰西特以器力助人力之不足耳。非特机器也，即化学、光学、重学、力学、医学、算学，亦莫不自中国开之……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6］620在薛福成看来，西人师法的是我们的“余绪”，只是由于“研究益精；竞智争能，日新月盛”［4］72才得以在目前胜过中国，“今者西人因中国圣人之制作，而踵事增华”［4］616。他还借用泰西人士之口反证自己的这一观点：“西国博雅之士，论及创制，每推中国。如新报之仿邸钞，化学之本炼丹，信局则采孛罗之记，印书则为冯道之遗，煤灯之本于四川火井，考试之本于岁科取士。至于南针、火药、算学、天文之开于中国，更无论矣。惟西国日求其精，中国日失其传耳。”［4］138因此，薛福成在倡导“吾儒”要“渐习彼天文、地奥、器数之学”［4］72时总不忘指出：“涉其藩，若浩博无涯涘，究其奥，则于古圣人作述之原，未尝不有所见焉。甚故，格致之功之不可不穷其流也。”［4］72在薛福成笔下，西方最先进的“格致之功”，要穷其流的话，都可在我们的“古圣人作述之原”中找到。薛福成以这样一种链接古代的“自我”与现实的“他者”的方法巧妙填平了鸦片战争以来中西之间在“器数”方面的鸿沟。

更为重要的是，在薛福成如郭嵩焘一样大花笔墨描摹英国“政事风俗”，评价英国的政制“斟酌适中”、“颇称尽善”［7］时，他不忘指出，英国等西国的“君民共主”政治并非其自古由来、根深蒂固的，他企图告诉众人，此“君民共主”制度其实来自中国古代的“民主”传统：“中国唐虞以前，皆民主也……是则匹夫有德者，民皆可戴之为君，则为诸侯矣；诸侯之尤有德者，则诸侯咸尊之为天子，结此皆今之民主规模也。迨秦始皇以力征经营而得天下，由是君权益重。秦汉以后，则全乎为君矣。若夫夏商周之世，虽君位皆世及，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之政乎？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4］538虽然尧舜之世的昌明和夏、商、周“三代之隆”在后人的心目中是海市蜃楼式的幻境，但薛福成却从传说中的唐尧虞舜时代去寻求“民主”的依据，因为那时君主没有世袭制度，民可以拥戴“有德者”为“君”（即诸侯），诸侯则可尊诸侯行列中的“尤有德者”为天子。同时，他又认为夏、商、周三代是典型的“君民共主之政”，因为三代中虽然已是君位世袭的家天下，但流行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因此，尽管当今英国、意大利式的“君民共主之政”“最为斟酌得中”，但“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当今英、意的君主立宪制度不过是三代的流韵余响而已，至多类似于中国的夏商周之世。

此外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薛福成亲历英国之后所得到最大感受就是：“西洋各国经理学堂、医院、监狱、街道，无不法良意美，绰有三代以前遗风……”［4］272他称赞英国养民教民“毫发无遗憾”，看到英国管理良好的贫儿院和监狱等，竟认为这是中国“王道”［4］611-612在西方的复兴。

可见，薛福成笔下的英国虽也可称得上是一种“乌托邦”形象，发挥质疑本国现实、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但它质疑和颠覆的是当下的、现实的“自我”，而非历史的上古的“自我”；相反，古代的“自我”则成了“乌托邦”英国种种优长的发源地或与“乌托邦”英国关系密切、价值同等（甚至超过英国）的一个对应物。作为异国形象制造者的薛福成在异国形象架构中精心嵌入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自我”形象，同样把异国“乌托邦”化，但薛福成同时把本国塑造成其古代已经达到西国眼前水平、甚至很多方面还是西国文明之源头这样一个特殊的国家。“自我”的“古圣先贤之道”、“三代以前遗风”成为衡量异国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准，“他者”值得称赞正是因为它体现的是“自我”“三代以前遗风”①对于英国的种种长处，郭嵩焘于光绪四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曾记下一位西方学者说的话：“凡学问皆缘始中国。制造之精，亦未有能及中国者。如西洋用化学制造颜色，而施之染丝，终不逮中国之新艳。学问分门别派，中国亦最繁。”参见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可想而之，若是薛福成听到西方人中也有人持此观点，必要大发感叹并引为同道。而郭嵩焘在日记中一笔带过，未予置评，似有不以为然之意。。薛福成在乌托邦化英国的同时，对“自我”形象也开始了乌托邦化构建，这两个过程彼此交融、相互推进，“乌托邦”英国形象也成了一种扩展和延续了的本国形象，当薛福成强化和美化“他者”形象时，其实也同时强化和美化了历史上的“自我”形象。

法国比较文学学者基亚说，形象学应“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的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8］106我们也可把此话理解为，在研究异国形象时，我们应设法了解关于本国的神话在异国形象制造过程中是如何历久不变的。中国中心至大至尊、四夷边远渺小落后，是支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一种神话。“中国自秦以降，两千年的专制天下，一直保持独一的最高文化国家，养成很深的自尊自信心。一旦接触到西方文明，于认识上不会很快地承认其优越和有用，自是不能很快吸收。”［9］26鬼化兽化西国形象，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既定的行为模式，但近代中国与西国交战惨败、国门大破，关于西国的信息大量涌入后，西国逐渐褪去原有的“禽兽”番夷色彩，这就迫使关于本国的神话作相应的调整。在这一特殊时期，郭嵩焘大胆塑造一个全新“乌托邦”英国形象，重击了中国几千年来养成的很深的自尊自信心，彻底消解了长期以来发展并传承的本国神话；而薛福成在塑造“乌托邦”英国形象时，则小心翼翼地保存和维护着关于本国的神话，当他为英国说话时，实际上也就是站在历史上曾经同样强盛甚至更为强盛的中国立场上立言。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薛福成是改造了旧的神话，并把它转化为新的神话，在新的神话中，乌托邦异国逐渐与遥远的三代之前的“自我”形象接近并重合。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论及国家神话时曾说，“新的政治神话不是自由生长的，也不是丰富想象的野果，它们是能工巧匠编造的人工之物。”［10］342可以说，在英国形象和本国形象问题上，薛福成便是编造新的政治神话的能工巧匠。

［1］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邓志峰等人编校.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2］海关中外条约：第1卷［M］.上海：上海书店，1917.

［3］刘锡鸿.英轺私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4］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1985.

［5］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6］薛福成.薛福成选集［M］.丁凤麟，王欣之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八《自序》［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8］基亚.比较文学［M］.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9］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德］恩斯特·卡西尔.国家的神话［M］.范进，杨君游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