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词中的南方描写及其词史意义——以《花间集》和《尊前集》为中心

张明强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

地理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前人早有论列，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693又说：“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1］694-695既然人的感情由外物激发，不同的外在环境（如山川草木、风俗习尚等）触动作家的情思，进而创作出有别于他处面貌的作品，形成具有地域特点的作品风格。《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2］词作为抒情性文体亦不例外，现存最早的词集《云谣集杂曲子》［3］题材广泛，词之内容以北方景物为主，这些民间词曾广泛流传于当时边地山驿、市井歌坊。到了《花间集》（成书于后蜀广政三年（940年））和《尊前集》（约成书于北宋）①赵崇祚辑，李一氓校：《花间集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版。徐文武 点校：《尊前集》，《花间集 尊前集》本，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版。本文引用《花间集》原文，未注明出处者皆出自此版本。，其内容和风格明显表现出清绮和柔美，南方的青山绿水、红蕉槿花进入歌词中。对词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

杨海明云：“词本起源于‘胡夷里巷之曲’。从现存的敦煌曲子词来看，它曾广泛流行于边陲农村、山乡水驿。但后来，它的产地发生了两大转移：一是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二是从北方转向了南方。”［4］11并且认为“唐宋词在整体上表现出了相当明显的‘南方文学’特色，它所呈现的主体风格是属于柔美类型的。”［4］10词人涉足南方土地，把所见所感以词的方式表现出来，不仅拓展了词的内容和表现范围，更丰富了词的结构布置等技巧，“规定”了词的柔艳的审美取向。

一、唐五代词之江南画卷

对所用概念做一界定。“南方”的范围，泛指南部地区，指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江南”，据《汉语大词典》释义：“指长江以南地区。”［5］此处包括长江流域之川渝湘赣苏浙等地，这是在唐五代时已拥有较发达的经济的南方地区，且北方文人已较多往来该区域，对这里相对熟悉。而所谓的“岭南”则包括两广、琼等地，这里在唐代仍较为蛮荒，文人作品亦鲜有涉及，在许多北方人眼里是充满着瘴疠和野蛮的土地。

《尊前集》中收录了刘禹锡、白居易等中唐诗人的词作，他们曾在江南游宦，目睹与北方迥然不同的物产、气候和风俗，听着当地人所唱的“蛮歌”，制作了有名的《竹枝》、《忆江南》等词，为大量文人词的涌现开辟了道路。刘禹锡词展现了巴蜀自然风光和土著风清：

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竹枝》其七）［6］217

楚水巴山江南多，巴人能唱本乡歌。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竹枝》其十）［6］219

杨柳郁青青，竹枝无限情。同郎一回顾，咱唱纥那声。（《纥那曲》）［6］219

险峻的巫峡烟雨濛濛、猿啼不停的环境及土著男女对唱情歌的一幕给作者留下深刻印象。白居易《竹枝》其二云：“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怨杀江南病使君。”［6］231这与刘禹锡之“个里愁人肠自断”、“今朝北客思归去”的心情一样，纵有青山翠碧，但迁谪之身无意赏听，“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7］他们词中所描绘的江南风景皆是触动乡思、增加痛苦的引子，只是表现苦闷的材料而已。至于白居易《忆江南》之：“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在回朝做官后的追想，从另一方面反衬出江南之秀丽足以栘人。

唐末五代时期花间派词人对江南的感受和“刘白”不同，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刘白词中自我主体明显表现于词境中，而此时词人多是隐去自我的，他们或素描采莲画面，或展示民风民俗，与以北方背景所写的词大异其趣。具有典型江南特色的是采莲风情画：

江畔，相唤。晓妆鲜，仙景个女采莲。请君莫向那岸边，少年，好花新满船。红袖摇曳逐风暖，垂玉腕，肠向柳丝断。浦南归，浦北归，莫知，晚来人已稀。（温庭筠《河传》其一）［8］23

船动湖光滟滟秋（举棹），贪看年少信船流（年少）。无端隔水抛莲子（举棹），遥被人知半日羞（年少）。（皇甫松《采莲子》其二）［8］29

前一首写江南少女早晨结伴采莲，产生了与少年的倾慕之情。一个天真烂漫、情思初开的南方女子形象映于眼前。后一首更活现出采莲女大胆而娇羞的情态，运笔入画。这种以欣赏的眼光描写江南采莲女及其采莲生活扩大了词的题材，且与刘白的“忧怨”不同，温庭筠和皇甫松在这里不直接出现在词境中，颇有“无我之境”的味道。

这两首词皆以采莲为主要场景，但表现了男女相爱的感情，南方平常劳动生活在词中依然向着“艳情”方向聚集。

在江南生活、游历必然对特有物产（特别是水边禽鸟）感到新鲜，“诗客”们将这些地方风物填入词中，为词开一新境。沙鸥是一种江边食鱼的水鸟，具有江南地方特色。唐末五代词人多有咏及，如顾夐《更漏子》：“浓柳翠，晚霞微，江鸥接翼飞。”［8］136孙光宪《渔歌子》其一云：“桨声伊轧知何向。黄鹊叫，白鸥眠，谁似侬家疏旷。”［8］159李珣《南乡子》其三云：“栏棹声齐罗袖敛，池光飐，惊起沙鸥八九点。”［6］300皆以鸥鸟表达疏旷自由之境。对宋代词中常见的“盟鸥”意象有影响。鹧鸪、鸂鶒也时有出现，孙光宪《河渎神》其二：“两桨不知消息，远汀时起鸂鶒”［8］142、顾夐 《河传》其 三：“鹧 鸪相逐飞”［8］117等。

五代时期蜀地是词的创作中心之一，或许地缘因素，花间词中出现较多“巫山十二峰”意象。如“泪珠滴，十二晚峰高历历”（皇甫松《天仙子》其一）、“峭壁参差十二峰，冷烟寒树重重”（牛希济《临江仙》其一）、“十二高峰天外客，竹梢轻拂仙坛”（阎选《临江仙》其二）等。当时巫山十二峰是较流行的话题，闺中屏风上亦绣有此景（毛熙震《浣溪沙》其二：“翠屏十二晚峰齐”），甚至专门以词来写巫山胜景，毛文锡《巫山一段云》云：

雨霁巫山上，云轻映碧天。远峰吹散又相连，十二晚峰前。暗湿啼猿树，高笼过客船。朝朝暮暮楚江边，几度降神仙。［8］92

叶梦得评谓：“细心微诣，真造蓬莱顶上。”［9］将巫山云雾写的恍然迷离、飘渺悠远。十二峰的频繁出现与词人的蜀地生活分不开，而巫山云雨情事更是词之艳情表达所需要的，可谓得江山之助。

江南多水，顾夐描写了水生行舟景象，其《河传》其三云：

棹举。舟去。波光渺渺，不知何处。岸花汀草共依依。雨微。鹧鸪相逐飞。天涯离恨江声咽，啼猿切，此意向谁说。倚兰桡。独无聊。魂销。小炉香欲焦。［8］117

此词上阕是一幅微雨行舟图，水波浩淼，芳草萋萋，鹧鸪群飞。此景我在广西南宁曾深有感触，烟雨濛濛，辽阔无际，真南国景色也。汤显祖评之曰：“高华秀美，良不易得。”［10］这与“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牛峤《定西番》）［8］68、“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温庭筠《蕃女怨》）［8］25式的北国风光大不相同，一清柔，一贞刚。

江南风俗多与北方异，初入南方必敏感于土俗的独特。韦庄《清平乐》其三就描写了一位蜀地女子的多情：

何处游女。蜀国多云雨。云解有情花解语，窣地绣罗金缕。妆成不整金钿，含羞待月秋千。住在绿槐阴里，门临春水桥边。［8］36

这一女子引起作者注意，除了美丽之外，恐怕还有大胆直率，和北地“养在深闺中”的姑娘相去甚远，唐五代词中的江南女子大多有这一特征。

又孙光宪《菩萨蛮》其四云：

青岩碧洞经朝雨，隔花相唤南溪去。一只木兰船，波平远浸天。扣舷惊翡翠，嫩玉抬香臂。红日欲沉西，烟中遥解觽。［8］145

这首描写溪边一对男女相伴相恋的过程。上片景象阔大，男女两人相唤乘船，下片相互对唱，传示信物以定情。自由恋爱的土俗与北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不同，词人抓住这新的片段并展现出来。

江南女子淘金也是比较独特的现象，刘禹锡词中已有涉及，但未展开，薛昭蕴较成功塑造一位淘金女形象，其《浣溪沙》其八云：

越女淘金春水上，步摇云鬓佩鸣珰，渚风江草又清香。不为远山凝翠黛，只应含恨向斜阳，碧桃花谢忆刘郎。［8］51

上片淘金越女在春水旁边，头戴步摇，耳带坠环，劳动起来发出鸣声，风吹过后，淘金女身上的香气四散。一幅清晰的女子淘金图出现眼前，得“词中有画”之妙。在这些描写江南风俗人情的词中，或多或少带着爱情，杨海明说：“即使在它的‘泥土香’中，也并未完全摆脱‘艳香’的气味”［4］90。

以上从采莲活动、特有物产、山水景色、土俗民情等方面论述唐五代词中的江南描写，不仅开拓了词境，增加了题材，且多是以“旅客”第三方视角来观察江南，布景多是水边山前等行客所及之处，较少直接以闺阁佳人为对象。题材布景变化影响到词的风格特征，这些江南词多清新疏朗、柔婉明丽，颇有民歌情调。

二、唐五代词之岭南风景

中唐词中未出现猩猩、象、刺桐等岭南风物，至唐末五代的李珣、欧阳炯、孙光宪、毛文锡等人词作中始出现这些新形象，如李珣《南乡子》和欧阳炯《南乡子》组词共25首皆咏唱岭南风光，开前人所未有。俞陛云说：“咏南荒风景，唐人诗中以柳子厚为多。五代词如欧阳炯之《南乡子》、孙光宪之《菩萨蛮》，亦咏及之。惟李珣词有十七首之多……荔子轻红，桄榔深碧，猩啼暮雨，象渡瘴溪，更萦以艳情，为词家特开新采。”［11］的确，在《花间集》和《尊前集》里有一些关于岭南的写景纪俗之作，而且涉及面较广。首先，以所咏南粤动物为例，如：

岸远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得行人惊不起。（欧阳炯《南乡子》其三）［8］102

孔雀尾拖金线长，怕人飞起入丁香。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孙光宪《八拍蛮》）［8］155

双髻坠，小眉弯，笑随女伴下春山。玉纤遥指花深处，争回顾，孔雀双双迎日舞。（李珣《南乡子》其四）［6］300

渔市散，渡船稀，越南云树望中微。行客待湘天欲暮，送春浦，愁听猩猩啼瘴雨。（李珣《南乡子》其八）［8］197

相见处，晚晴天，斜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李珣《南乡子》其十）［8］197-198

以上所列五首词，有孔雀、猩猩、象三种岭南动物，像“骑象背人先过水”这种情景与江南水乡的“淘金女”、“采莲船”比又是另一景致，表现出亚热带地区特有的风景。被作者摄入词中，为词添加新料。

同时大量植物被移入词，形成一道特别的风景群，充溢岭南色彩，如：

木绵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客帆风正急，茜袖偎樯立。极浦几回头，烟波无限愁。（孙光宪《菩萨蛮》其五）［8］145

路入南中，桄榔叶暗蓼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欧阳炯《南乡子》其六）［8］103

携笼去，采菱归，碧波风起雨霏霏。趁岸小船齐棹急，罗衣湿，出向桄榔树下立。（李珣《南乡子》其一）［6］300

袖敛鲛绡，采香深洞笑相邀。藤杖枝头芦酒滴，铺葵蔗，豆蔻花间趖晚日。（欧阳炯《南乡子》其七）［8］103

归路近，扣舷歌，采真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万朵。（李珣《南乡子》其三）［8］195

以上所举词中木棉、桄榔、红豆、豆蔻、刺桐等是广南特有物产。以刺桐为例，它原产印度、马来亚等地，我国广东一带亦多栽培，是岭南栽培物种。由这些动物构成的岭南山水园充满安稳、惬意，犹如一处桃花源，散发着淳厚和欢乐，富于南国乡土气息。李冰若评云：“珣词如‘骑象背人先过水’、‘竞折圆荷遮晚照’、‘愁听猩猩啼瘴雨’、‘夹岸荔枝红照水’诸句，均以浅语写景，而极生动可爱，不下刘禹锡巴渝《竹枝》，亦《花间集》中之新境也。”［12］俞陛云所说“更萦以艳情”，如“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李珣《南乡子》其十）、“豆蔻花间趖晚日”（欧阳炯《南乡子》其七）等皆是。

词人们同样关注岭南人的生活，如：

倾绿蚁，泛红螺，闲邀女伴簇笙歌。避暑信船轻浪里，闲游戏，夹岸荔枝红蘸水。（李珣《南乡子》其五）［8］196

洞口谁家，木兰船系木兰花。红袖女郎相引去，游南浦，笑倚春风相对语。（欧阳炯《南乡子》其四）［8］102

前一首描绘了岭南女子饮酒、奏乐、游船的情形，清新活泼。后一首则是男女共游南浦，浪漫欢恋的景况。纯用素描展示了南方普通人的生活和爱情，生动有色。孙光宪之“铜鼓与蛮歌，南人祈赛多。”（《菩萨蛮》其五）说明南方人“信巫鬼，重淫祀”［13］的传统。

在“家家风景有池塘”（李珣《南乡子》）的南粤之地，绿水青山以及相伴生的水产和花鸟对初到之人有一种新鲜感，在以上所举词中作者大多以看客的身份关照这块奇异的土地，把它描画成乐园般的地方。李珣《南乡子》其六和《渔歌子》四首皆写渔翁自在生活，显然是将南方作为隐居长生之所。虽然词人亲眼目睹南粤，但因其地域对当时人来说比较陌生，南粤景物映入作者眼帘时就表现为奇异而美好。

三、唐五代词中南方描写的词史意义

唐五代词中关于江南和岭南的描写对词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显著地位，形成了词的特有的南方特质，为宋词的全面繁荣奠定的基础。

首先，唐末五代词扩大了词的题材。在词中引入江南特别是岭南的风物和民俗，而这些江南和岭南的风物，特别是江南的各种特有的生物、节候以及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都一一被作家写入词中，这些新题材的加入大大地拓宽了词的含纳范围，为词的新的审美特性的形成指示了方向。

其次，唐末五代时期大量描写南方的词开拓了词境，改变词的审美风格，使词这种适宜于表达情感（特别是恋情别思）的文学形式找到了深厚的土壤，表现出明丽而柔美的南方文学特点，为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在唐末五代之际，江南已有较充分开发，文人们对江南地区并不十分陌生，但岭南还是一块蛮荒之土，从词中的江南和岭南的不同描写可看出当时人们对这两个区域的认识程度，描写江南的词中多呈现新鲜感，但因该地区的生活方式和长期居住于北方的作家的生活方式略显相似，所以并不有特别的隔阂感。但是作家们对岭南的观感就大不相同了，他们见到特有的动植物和南粤土著的生活方式，觉得新奇而惊喜，但由于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作家们在词中并没有表现出归属感，仅仅表达了涉足异域而获得的一种新鲜感。

第四，中唐时刘禹锡、白居易对将自己主观感受（失意、苦闷）加诸江南景物上，其词含有强烈个人情感。而唐末五代之时的词人则多以第三方身份审视江南和岭南的风光，且以外景描写为主，较少写闺房形象，这与温庭筠等人多写闺妇、青楼女形象不同。这些重要转变深刻影响两宋词在技巧、意象和内容上的取向，宋词正是在这种技巧、风格的基础上发展成熟起来，在词史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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