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孟秋江的战地记者生涯及其理论贡献

胡正强

（南京理工大学 设计艺术与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210094）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报刊工作者夏衍先生曾说：“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1］孟秋江与范长江、陆诒的命运同中有异，但比较而言，孟秋江的经历最令后人和知者为之感叹，唏嘘不已。范长江先生“文革”后获得平反，成为中国新闻界的一面光辉旗帜，在业界享有崇高的声誉。陆诒先生侥幸逃过“文革”的非人折磨后，长时间地活跃在业界，笔耕不辍，留下很多史料回忆性文字，人生结局也算圆满。独孟秋江先生在“文革”初期即遭迫害含冤离去，“文革”后虽亦获平反，但他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贡献却一直少为人知，甚为落寞。有鉴于此，本文在缕述孟秋江先生战地记者生涯的同时，对其有关新闻思想略作梳理和排比，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一

孟秋江，1910年生，江苏常州武进人，原名孟可权。渊源于孟氏宗族，祖上在康熙年间从山东邹城迁徙到常州北门落户。孟秋江出身贫寒，15岁即到上海谋生，先后当过织袜厂学徒、饭馆管账、小学教师等，靠自学成才。1935年冬天，范长江采访到达甘肃省张掖的时候，孟秋江此时正在张掖特种消费税局担任会计主任。在许多人的眼里，这原是一个可以大发横财的职务，但孟秋江秉公办事、两袖秋风，他对国民党及地方官僚贪污、勒索的种种黑幕深恶痛绝，对危难中的祖国充满了深深的忧虑。范长江从兰州出发到张掖时，受人之托，给张掖特种消费税局长捎带药品，二人因此“偶然的机会”［2］208得以相识。结果他们一见如故，甚为投机，倾心长谈，遂成莫逆。“范长江由张掖回到兰州，即被《大公报》聘为正式记者，他于是写信邀请孟可权共同投身抗日的新闻事业，孟秋江毫不犹豫，立即辞去税务局的工作，赶往兰州。之后就同范长江一道，乘牛皮筏赴宁夏采访。”［3］77孟秋江由此开始了记者生涯。他们一起从兰州经宁夏河套旅行到绥远的归绥（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孟秋江主动剪贴报纸，协助范长江整理西北考察的旅行通讯，汇编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到内蒙后，孟秋江原打算跟骆驼队进入新疆，作一次冒险的长途旅行，以考查这个“秘境”的真实情况，后由于日军侵华紧迫，未能成行。范长江因工作需要，南下到上海去。在共同的新闻事业中，他们的感情日益加深，分别时，二人依依惜别。当时中国北方曾流行一支歌曲《送君行》，其中有“长亭送君行，秋江一色清”之句，孟可权感于两人传奇式的亲密友谊，当场决定从此改名秋江。此后，他就以这一新名撰写新闻通讯。“秋江”名字的由来“正记下他与长江亲密的友情”［4］。孟秋江此后渐渐在新闻界崭露头角，在天津、上海的《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旅行通讯。

1936年11月24日清晨，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绥远抗战中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百灵庙战役打响，孟秋江以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的名义，赴绥远前线采访。绥远抗战虽然也是一次局部抗战，但是收复百灵庙战役，确是当年傅作义将军采取主动战略，发达奔袭进攻而取得的一次胜利。孟秋江与范长江最早到达百灵庙和红格尔图的抗日前线，采访了绥远抗战的全过程。秋江为《新闻报》拍发战地专电。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即从宁夏飞往兰州，又从兰州排除万难而到西安采访，当时孟秋江则仍留在归绥继续工作。1937年1月23日，《新闻报》记者陆诒随同以陈波儿同志为团长的上海市妇女儿童前方将士慰劳团到归绥访问傅作义将军，在当地与孟秋江相识，并一起随团由归绥出发到大青山以北的百灵庙，慰问前线军民。“一路上，风雪载道，饥寒交迫，秋江同志对于我们从上海初到塞外的人，照顾周到，处处乐于助人。当时他身穿皮大衣、马裤和高筒皮靴，真像一个青年军人。他说话豪爽，而又言出必行，动作敏捷，而又讲求效率。”［5］就在这短短几天的共同行动中，孟秋江即获得了同行人的钦佩和敬爱，陆诒很快就与他建立了战斗的友谊。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孟秋江辞别绥远，循平绥路先到张家口，后到居庸关，驰骋在广阔的华北战场，在漫天烽火、枪林弹雨之中进行战地采访。他由长江介绍，担任《大公报》战地特派记者。相继参加了南口、平型关、中条山、潼关等战役以及江西东战场的采访报道，先后发表了《南口迂回线上》、《退守雁门关》、《烽火潼关》、《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全面游击战的山西》、《江西大战的前夕》、《庐山脚下的难民》等系列战地通讯，以其真实、生动、深刻、细腻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名篇，脍炙人口。在华北山西等地采访中，孟秋江经常到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接洽采访事宜，与共产党人多有接触，得到了他们很大的帮助。如在太原保卫战中，当敌军兵临城下、情况异常危机之时，他因采访之需而要浏览太原城内的最后景况，但因为敌机不时袭击，时间上很难办到，彭雪枫特地将八路军办事处的小汽车借给他随意使用，以帮助他实现采访的愿望。

1937年冬，孟秋江从华北战场渡过黄河，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把毛泽东的谈话发了专电。标题是《毛泽东谈抗战，望大家加倍努力争取胜利》。这篇专电在《大公报》发表后，向国内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对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和树立持久战的信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离开延安时，毛泽东赠送他马列主义书籍，秋江此后开始非常认真地自学马列、毛泽东著作。1937年11月，范长江等发起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孟秋江担任理事。1938年春，敌军向南昌、九江进犯，孟秋江在江西采访中，发现前线最缺乏的是文化生活，越到前方，越同后方隔绝。于是他用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名义，搞了一个战地新闻供应站，刚开头时，他自己掏腰包订了不少报纸，深入前线去供应，在官兵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后来才由“青记”专门筹集了一笔经费，办理此事。1938年10月，范长江因与《大公报》高层发生政治观点分歧而脱离该报，孟秋江决定与他同时离开。范长江团结一部分青年记者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并于1938年11月撤退到桂林。孟秋江虽然不是国际新闻社的发起人，但从1939年初开始，孟秋江即从赣南辗转来到桂林，协助范长江一臂之力，参加国新社的领导工作，任经理、代社长，负责桂林总社的日常管理工作。经陆诒介绍（陆诒这时已经转入《新华日报》），孟秋江也于是年进入《新华日报》，为报纸写了大量通讯，如《“皇军”的没落》、《破坏敌后交通的战士》等。

1939年夏，孟秋江从桂林经赣南到达闽北山区，已是初秋时节。他途径永安时，访问了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在黎烈文主编的《改进》半月刊上发表了访问记，在文中他披露了陈仪对汪精卫叛国投敌“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6］的痛斥。他以欣喜的心情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永安的新气象》，报道了经过抗战后永安所出现的欣欣向荣的景象。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封闭了国际新闻社。范长江先期转移到达香港，孟秋江临危受命，担任桂林总社社长，面对国民党反对派的迫害，他领导同仁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把重庆、桂林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分批安全转移到达香港。在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孟秋江也赴香港，主持国新社的工作。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秋江间道撤离香港到上海，与潘汉年等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孟秋江到上海出任《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并积极恢复国际新闻社上海办事处的工作，冒着危险联系、发展通讯员，建立秘密通讯网，向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报刊和海外华侨报刊发稿，揭露蒋介石全面内战的阴谋，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这期间他还参与创办《文萃》杂志，任总经理，与柯灵合办《周报》，与刘尊棋合办《联合晚报》。1946年秋，在南京中共代表团印发的新华社电讯稿被国民党禁止报纸刊用后，他组织写作时局展望、军事评论一类文章，把新华社电讯稿内容融合在文章中，巧妙地宣传人民革命形势和中共政策，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1948年转赴香港，在国新社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孟秋江继续从事新闻统战工作，任由天津《大公报》改组的《进步日报》经理、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天津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新闻社理事等职。1962年，任香港《文汇报》社长。他为团结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建设、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发展，均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67年2月，孟秋江奉命调回北京，受到迫害，于1967年3月16日在北京含冤逝世。1980年4月2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孟秋江同志追悼会，终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二

任何新闻实践总是在一定新闻观念指导下的主体性活动。作为一个蜚声业界、优秀卓越的战地记者，孟秋江在新闻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建树和追求，并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响着同时代的进步新闻工作者。他和范长江、黄药眠等作为国际新闻社的领导人之一，“为了培养一大批青年记者来从事于革命的新闻工作，他们花了不少功夫来开展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活动。‘国新社’是他们亲身栽培的苗圃。他们投身于带动一批青年记者的新闻实践的活动。他们鼓励后辈关心政治，学习理论，锻炼写作技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2］211孟秋江和范长江、黄药眠、邵宗汉四个人曾联名写过一本传授新闻采访知识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铅印发给所有国新社的社员和通讯员，也发给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会员。当时为了系统地总结抗战以来战事报道的经验，促进新闻工作为战争更好地服务，范长江还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名义，汇辑了一本《战时新闻工作入门》，1939年3月由生活书店出版，内容分战时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战时新闻记者的修养与学习、战时编辑工作的新动向、战时国际宣传资料采访的经验等八个部分，涉及到了战时新闻学的各个方面，作者为邵力子、张季鸾、胡愈之、陆诒、孟秋江、刘尊棋、成舍我、陈博生、邹韬奋、曾虚白、穆欣、潘梓年等人，该书被称为我国抗战时期“战时新闻学的代表作。”［3］195其中收入了孟秋江此前发表的《采访国际宣传资料的小经验》、《战地报纸供应的经验》等3篇文章。

1940年6—9月，由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分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的桂林“暑期新闻讲座”开班，学员共265人。先后由夏衍讲《新闻报道》，王文彬讲《新闻学概论》，卜绍周讲《中国新闻史》，钟期森讲《评论研究》，汪止豪讲《壁报研究》，张稚琴讲《广告与发行》，宗维赓讲《摄影研究》，梁中铭讲《画报研究》，陈纯粹讲《通讯社组织》，胡愈之讲《各国新闻概况》，张铁生讲《怎样读报》，莫宝坚讲《怎样编辑新闻》，孟秋江讲《战时新闻事业》，黄吉讲《怎样写作》，易幼涟讲《报馆管理》等。除此之外，在《新闻记者》、《战时记者》等新闻业务刊物上，孟秋江还发表了《新闻记者的态度》、《怎样做战地新闻记者》、《中国报纸的前路》等新闻理论文章，在孟秋江的一些战地通讯报道如《大战平型关》、《晋东鏖战记》、《全面游击战的山西》中，也偶有片断文字涉及新闻理论问题。

发表在《战时记者》第3卷第6期（1941年2月1日）上的《中国报纸的前路》是孟秋江新闻理论文章中具有发展眼光和国际宏观视野的篇什，体现了他对战争中间及战争以后中国报纸发展前途与路径的思考和设计。他认为报纸固然在抗战中受到了很大损失，但浴火重生，同时也迫使中国报纸起了很大的变化：第一是集中于都市的报纸转向内地了，第二是地方报纸的改进和产生，战地和敌后报纸的普遍发展。因为抗战刺激了全国人通过报纸去关心国家民族的大事，看报成为每个人生活的必需，都市中现代化的新闻技术，移到内地，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新闻事业的进步，战地和敌后报纸的普遍发展，提高了几百万士兵和乡村间广大民众的读报兴趣。“新闻事业，经过此次抗战的刺激与改进，其未来的发展，实不可限量！”［7］而更为重要的是，“目前报纸的发展与需要，正预示了将来发展的前途。”［7］因为行都所在地重庆一个地方即有十个大报，桂林有三个大报、一个小型日报和晚刊，衡阳一个小地方，也有五个大报，数量上不算少，而对于抗战的贡献甚大。不过，“这些报纸主观上和客观上受了种种限制，结果各地大报的读者，只能旋转于一定的范围内，平均销数不过一二万份，综合起来不过三四十万份。”［7］放眼世界，七千万人口的日本，尚有日销一百五十余万份的《朝日新闻》，一万万七千万人口的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皆销二百余万份，中国人口有四万万五千万，所以，“中国的报业还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中国报纸的未来极可乐观。孟秋江接着指出，根据过去各地办报的经验，证明广大民众需要的报纸必须是内容丰富隽永，文字通俗的报纸，如战前上海具有六十年历史的《申报》销路不过十二三万份，而比较通俗之立报，二三年中亦销至十万份，又如豫东战地的大众报，以油印小张亦能有一万读者。当然，孟秋江同时指出，一个报纸不能只是求得销路大，还须注意报纸在抗战中应起的作用，只有贯彻宣传重于作战、乡村重于城市、民众重于士兵的精神，报纸的事业才有辉煌的前途。将来的报纸应该一方面是协助目前各大报所未发挥的作用，一方面通过通俗的形式，使百分之八十的大众能接受和了解抗战建国的国策，和政府所公布的一切法令。一个报纸的商业经营，能以广大的民众为对象，发展的前途才远大。他的结论是：“报纸通俗化，报纸民众化，报纸教育化，是中国报纸发展的远景，惟有向这远景去努力，才能创造出有基础的报纸。”［7］随着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全国民众的教育必将更加普遍和提高，全国民众看得懂的报纸必将一定会产生。

孟秋江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放弃比较优厚的生活条件而投身新闻事业，与他对新闻报道功能的深切体认密切相关。他曾经引用“报纸是宣传而又是组织的”［8］的伟人名言，来表达对新闻报道宣传和组织功能的认识，并通过新闻记者的努力来改变社会对新闻记者原有的某些偏见。他认为中国是大而弱的国家，为不做亡国奴而抗战，争取中华民族的生存，初期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我们要在失败的战斗中求进步，于是，“报纸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在中国更为重要；然而，失陷地区内的交通，都给敌人占领，同时，没有特别发行的报纸要向前方输送，成了很大的问题，报纸上反映出来的问题，前方的人们没有机会来接受，在报纸失去宣传组织作用的陷落地区，我相信像山西这样一个地方，今后更多，报纸分布的面积，更加缩小。新闻记者在报道任务以外，可以以舆论界的立场，以公正诚恳热烈的态度，直接举出现实的问题，作友谊的建议，和讨论在别的部份中所发现的问题、作善意的介绍和研究，小小的填补了报纸和前方断绝的遗憾。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后胜利的战地新闻记者，我认为须有这种勇气和精神，来建立新闻记者的威信，同时，使各方对新闻记者有更新的认识。”［8］他形容战争中新闻记者是“提着笔杆上战场”［9］的新闻战斗员，新闻工作者应该也必须以战士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从而做出无愧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宏伟业绩。新闻记者要“在字里行间。可以找出一个共同信念，什么信念，是大家都能把握住眼前血的事实激发坚强我们战争的持久性，和以多方面的原因来反映敌人内在的缺点即我们的胜利。这是以笔当大炮来参加民族解放战争的文人，已做到了加强战斗员的反抗侵略的勇气的烧火工作了。”［10］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要力求能起到鼓舞士气、增加勇气的作用。

孟秋江强调新闻工作者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要竭尽全力为大众鼓与呼，“新闻记者是大众的喉舌，说大众要说的话。因之，每个问题的观察，要站在真的事实上，不容许我们有某个政治立场，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新闻记者——政治上的见解，思想上的自由，我主张是无拘束的——这样，新闻记者才能有正确的言论，真实的报道，一个新闻记者的受人尊敬，要知道，不是好的情感，而是清高的人格，严肃的工作，简言之，是尊敬你的职务。”［8］孟秋江所说的“不容许我们有某个政治立场”，并不是说新闻工作者不能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也不是提倡新闻记者做一个没有观点的生活超然派，而是说不应该抱持某一政治偏见，拒绝不同或相左的观点和看法。媒体应该成为社会大众的公器，应该成为开放性的公众论坛，而不应该成为某一个党派谋取本党派利益的工具。他认为新闻工作者在采访报道中只有摈弃政治偏见，摘掉有色眼镜，才能尊重事实，实现客观而真实的报道和评论。

三

孟秋江以战地记者著称，他对如何做好一个战地记者有着很多独到的体会和经验。

新闻记者是新闻工作的主体，新闻记者的工作态度对新闻工作影响很大。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工作成败，甚至有心理学者认为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孟秋江对新闻记者的态度非常重视。他特撰写了《新闻记者的态度》一文，发表在1938年8月1日出版的《新闻记者》第一卷第五期上，以教育年青记者们加强这一方面的修养。他认为民族解放战争推动了各个阶层的原有状态，新闻记者在这伟大的时代中，要出力于新闻报道的职务，忠实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荣历史的记载。客观环境上的鞭策，和新闻记者本身的努力，确实使新闻工作得到了社会上的重视和爱护，提高了新闻记者的地位。“我们要利用现有的地位继续努力，为中国新闻记者的事业奠定一个良好的正确的健全的地位，必须要在工作上表现出最高的成绩，在人格上求得更深的修养。最基本的条件，长江先生在《新闻记者》二期上谈过了，具备了最基本条件的新闻记者，工作的态度，我认为要公正的，诚恳的，热烈的。”［8］他进一步解释公正、诚恳、热烈的态度内涵是：

公正，就是不因感情而偏袒，放弃对真实性的追求。他指出：“新闻记者要有特别丰富的情感，同时，又要有清明的理智，情感不能超过理智的审判，就是，新闻记者不因为某人招待的周到，就拣选了他的优点，避开了缺点不谈。这样，不是新闻记者的公正态度了。如果是这部分的缺点，我们可以友谊的提出修正，可以供一般的教训。如果大缺点，那必须展开讨论。”［8］新闻记者以真实报道为己任，不能因为感情、私心杂念而影响报道的客观。诚恳，是指年青记者要虚心地向相关人士请教，并遵守承诺，这样才能得到事实的真相。“因为我们年青的新闻记者，不仅年龄是青的，各种学识经验都是年青的，不能说我们的言论是一定准确的，观察是透彻的，凡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诚恳的向关系方面请教，彻底了解原因。同时，希望关系方面不以为新闻记者而利用，作不切实的解释，如果是关系秘密的，我们应该诚恳的遵守秘密，有错误的地方，或认识不够，新闻记者应该诚恳的接受批评，社会方面的人士，希望能够诚恳的看待新闻记者，指导新闻记者，帮助新闻记者。”［8］热烈，其涵义是积极和热情。他认为新闻记者了解和报道的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求言论的正确，问题的深刻，只有热烈的深入于群众里面，士兵队里，下级干部中，去了解许多问题，大胆的提出，热烈的讨论，提供政府机关的改进资料。”［8］孟秋江认为，记者除了要有公正诚恳热烈的态度之外，还要在“行动上要求端庄，和蔼，紧张。”［8］这样才是合格的新闻记者。

究竟怎样才能做好战地新闻记者呢？或者说战地记者究竟需要怎样的素质？孟秋江认为，怎样做，完全是属于记者的本身。做得好，做得坏，受人欢迎，被人讨厌，全靠自己的作法，凭自己的智慧去应付运用。所以“怎样做”并没有一定的规矩。不过，在《怎样做战地新闻记者》文中，孟秋江还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看法和观点。由于这些观点和看法来自于他对新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一是建立人事关系。孟秋江认为新闻采访就是和人打交道的工作，没有新闻当事人或关系人的配合，新闻记者就无法完成采访任务。“新闻记者要展开工作的基本条件，要有广泛的深入上下层的人事联系，在平时可以部分时间去认识各方面各阶层的关系，到战地不能允许我们有空闲时间让人家来认识我们的立场和人格，免去可能的怀疑和误会。进入一个新环境中，最好请人介绍认识一个负责的人。”［9］单位负责人的手中一般都握有一定的权力，取得他们的帮助与配合对新闻采访的成功大有裨益。孟秋江自己就是一个善于交结朋友，善于建立人事关系的人，他在新闻采访中待人以诚，谦和有礼，特别注意搞好人的关系。抗战初期，北方战局惨败，孟秋江曾经为文揭露李服膺怯战，但是他到他们集团军中去的时候，依然受到礼遇。商震集团军在衡阳时，孟秋江和他们上上下下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使得对这个集团军的一举一动，能了如指掌，这都大大地有利于采访报道的顺利进行。

二是要刻苦勇敢。战地记者的别称是随军记者，而不是军事记者。战地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战争新闻，它是战地记者根据亲身经历和见闻写成的目击式战地现场新闻。战地记者的采访环境是枪林弹雨、硝烟弥漫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战场。艰苦异常的工作环境，要求战地记者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品质。“在战场上，交通工具一定感到缺乏，在可能中尽量利用军队的交通工具，不可能时，行动要像士兵一样，走得，饿得，累得，冷得，热得，不要以为我是新闻记者，摆出身份。只要有重要新闻材料即不放弃，冒危险困难去收集，以刻苦勇敢的精神，去争取新闻记者在战地的威信。”［9］要实现报道的真实准确，战地记者除了要有基本的职业素养和技能外，必须具有勇敢的品质，有勇于牺牲、甘愿献身的精神或气质，意味着时刻听从职业和理想的召唤。孟秋江在南口战役采访中，就是亲临南口山上，与最前线战士共生死，才写出了《南口迂回线上》那样动人的文章。1937年11月4日，太原守卫战最后一夜，阎锡山是夜离开他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太原。“天明后，在太原城里的人物，可以数得清，除卫立煌、孙连仲、傅宜生、周恩来、彭雪枫五位先生外，还有一个不负军政责任的新闻记者。”［10］危城在炮火弹雨中颤栗，孟秋江自述在人们都拼命向外跑的时候，“我为珍贵的最后消息，仍由汾河西岸搬进城内，到最后一分钟前再退出太原城。”［10］他给我们留下了《退出太原城》这篇字里行间浸透着炮火硝烟味道的战地报道佳作。

三是要具备军事知识。军事知识专业性较强，对记者有着特殊的要求。孟秋江认为此前中国真正的军事新闻家没有一个，对军事新闻有研究的找不出一个来，“要一般的新闻记者有军事知识是不可能，但是到了战地纯粹是一个书生，那太外行，教人笑话，只有随时随地研究军事知识，去知道军事。”［9］只有懂得军事知识，才能以行家的眼光观察和理解战地所发生的一切。孟秋江告诫记者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对军事新闻应该特别慎重，军事负责者也要在可能中使新闻记者能够详细正确明白军事上的问题。”［11］万万不可草率。

四是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新闻记者不能只进行纯客观的表面报道，而要能独具慧眼发现问题所在，“在战场上发生的问题最多，指挥上，战斗上，战役上，纪律上，政治上，运输上，民众方面——一切与战争有关连的问题，好的坏的，要站在客观的态度上，坦白诚恳的向当地军事负责者提出讨论，特别是坏的方面要恳切的提出，使他们注意，但是，要免去对方可能发生的误会。”［9］战地记者应该以事实来暴露我们战斗上内在的缺陷。“凡是能给我们知道的，都成过去，公开出来并不能算泄露军机。以事实宣告我们战争本身的缺陷，使政府人民知道土地——尤其是平绥路上的——怎么丢法？然后可以知道怎样能收回来，不致于错到底。这样，比拿空洞的侥幸希望来凝结抗战情绪要实际有用些。”［9］这样的战地记者才能真正履行一个“文字兵”的责任，战地报道才会对争取胜利有所助益，才会具有深度。

五是为人处事方面要有正确的态度。孟秋江强调记者在处理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交际上的态度要大方，不亢不卑，处处保持新闻记者的超然立场，工作态度要严肃，不苟不循，字字表现新闻报道的纯洁真实，因为战地记者容易受人欢迎，感情容易结合，不能不注意事实。”［9］应严格限制自己的主观感情，根据事实来进行报道，而非根据希望来进行报道。“尊重我们报纸的立场，记者的道德，即尊重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就是根据事实说实话一个原则。”［12］记者最重要也最宝贵的品质是诚实，即尊重事实，追求真实。

孟秋江和范长江在抗战时期并称“两江”，两人的通讯一起刊载在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上，“它们在取材和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它们都主题鲜明、以史地知识丰富为特色；夹叙夹议，富有政论色彩。”［13］广大读者有口皆碑，成为当时《大公报》的一大特色。孟秋江的战地记者生涯主要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其论述战地采访的文章也集中在1937-1941年的短短几年时间内，此后，他更多地从事新闻事业的领导工作，在管理方面尤有长才，很多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和国际新闻社的同志，如陆诒、冯英子、任重、黄立文、丁一、王淮冰、于友等人，几十年后回忆起当年所受到孟秋江同志的教诲，还称道和感念不已。作为抗战时期的著名战地记者，孟秋江的新闻实践及其理论贡献实在是不应该被我们忘记的。

［1］韩辛茹.陆诒［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1.

［2］丁一.我们的“华西里”——怀念秋江同志［M］／／陆诒，冯英子.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徐向明.范长江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4］任重.一个忘我工作的新闻战士——忆孟秋江同志［M］／／陆诒，冯英子.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99.

［5］陆诒.怀念孟秋江同志［M］／／陆诒，冯英子.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90.

［6］嘉尧.抗战烽火中的孟秋江［J］.新闻记者，1995（10）.

［7］秋江.中国报纸的前路［J］.战时记者，第3卷第6期，1941-02-01.

［8］秋江.新闻记者的态度［J］.新闻记者，第1卷第5期，1938-08-01.

［9］秋江.怎样做战地新闻记者［J］.新闻记者，第1卷第6、7期合刊，1938-10-10.

［10］孟秋江.退出太原城［M］／／陆诒，冯英子.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1］孟秋江.全面游击战的山西［M］／／陆诒，冯英子.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孟秋江.大战平型关［M］／／陆诒，冯英子.孟秋江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3］于友.长江与秋江之间［M］／／胡愈之，夏衍等.不尽长江滚滚来——范长江纪念文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