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补考

杜立晖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黑水城所出17件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①的公布，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对文书文本进行了释录、缀合，对文书的书式、性质、内容、价值、意义等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取得了丰硕研究成果②，虽然学界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对于该类文书依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如该类文书的录文，虽经多位学者校录，但仍有不确之处。此外，文书所涉及的“银牌安排官”的机构属性问题和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及其所涉及的“新法”问题等，亦有可探讨之余地。因此，笔者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该组“南边榷场使文书”再作粗浅的补正和考释。不当之处，祈请批评指正。

一、文书录文的补正

对于黑水城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佐藤贵保《口シア藏力ラホト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帙文书の研究——西夏榷场使关连汉文文书群を中心に》、杨富学等《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杜建录《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孙继民等《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下称“孙著”)，先后都曾进行过释录，其中孙著在出版时，对前三文的录文进行过参考与校正，是目前最为准确的文书录文整理本。但尽管如此，该组榷场使文书的录文，依然有进一步释录、补正的余地，下面即以孙著录文为蓝本，对照图版，将该著中录文的有关问题补充、更正如下:

(一)俄藏编号ИHB.No.307(2)号文书

第2行“排官头官子”中第二个“官”字，图版中无，同时，据“南边榷场使文书”中的其他多件文书，在同一位置载录的是“安排官头子”或“银牌安排官头子”，因此亦可证该字实为衍录。“东”字，当为“夷”，目前所见“南边榷场使文书”主要涉及“西凉府”与“镇夷郡”等地，图版中该字字形与“东”的繁体字有差距，据其他榷场使文书可知，该字应为“夷”，此处应是“镇夷郡”的省文。

第5行有两字未释，通过图版可见，此两字应为“开坐”，此处的断句应为:“下项开坐，发遣赴”。

第8行“价叁伯”中的“叁”字，通过图版可见，该字虽然上部较为模糊，但下部字形与同在一行的“壹”字相同，因此可知，该字当为“壹”。

(二)俄藏编号ИHB.No.308号文书

残片1

残片2

残片一，第1行“白褐”后有四字未释，通过图版中的残存笔画，可识读者有三，即为“白褐壹段壹”。

第3行“壹赤三寸陆分”，通过图版可见，“三”字应为“叁”，无论是在黑水城文献还是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凡涉及账目的文书，其中的数字多为大写数字，该种数字的书写格式，应是起防止他人篡改的目的，这也说明，西夏王朝在计账中的数字书写方式，可能是借鉴自中原王朝。

残片二，第1行的“三”字，亦为“叁”。

第7行图版中“捌”字下方有一字可辨识，当为“分”。

(三)俄藏编号ИHB.No.313文书

第1行中的“绢”字，图版中已被涂抹，从忠实于文书书写者意图的角度，该字不当录。

(四)俄藏编号ИHB.No.315(1)号文书

第20、21行纸张有残缺痕迹，因此可知，此两行文字应为上缺。同时，通过图版可见，第20行的“河北”二字，应为“北川”，故此两行文字应作:

(五)俄藏编号ИHB.No.347号文书

第11行中的“紫绢”，从图版看“绢”字应为“绮”，故此处当为“紫绮”。

(六)俄藏编号ИHB.No.351号文书

第1行左侧上方，图版中有“户籍”二字，以上录文漏录。

第2行“抄贰段”中，“抄”字后有一“拾”字漏录，该行左侧上方，图版中还有“发遣赴”三字，上文录文亦漏录。故原录文中的两行文字应作:

如此可知，此件文书应为13行，而非上文所释录的11行。

原第4行“税□□□”，从图版看，该处应为“□□价壹伯伍拾”。

原第7行“回”字前还有一“叁”字未释读。

(七)俄藏编号ИHB.No.352B号文书

……

第6行中的两个“确”字，从图版，均当为“榷”。“西凉府”前有一“官”字漏录，“签判”二字被“签押”覆盖，通过图版可见，“签判”后还有一字被覆盖。此外，在“签押”之后，还横向书写“宗闵”二字，“签判”及“签押”之后的文字以上录文均漏录，故该行应作:场使兼拘榷官西凉府签判□(签押)宗闵”。“宗闵”应为“西凉府签判”之名，“宗闵”之前漏录的一字应为“宗闵”之姓。

(八)俄藏ИHB.No.353号文书

……

……

第4行“替”字前未能释读的文字，据图版可知应为“绝”，该行断句应为:“ 毛罗尽出卖了绝，替”。

(九)俄藏编号ИHB.No.354号文书

……

第9行的前三字，录文未释读，从图版可见，该行文字之上有墨渍污染痕迹，前两字可辨识，当为“黄褐”。

二、关于“银牌安排官”

在“南边榷场使文书”中，有多件文书提及“银牌安排官”、“银牌安排官所”、“安排官”等，孙继民先生认为“银牌安排官所”简称“安排官所”或“安排官”，“南边榷场使是下级，银牌安排官所应是上级，是西夏南边榷场使的上级主管部门”，“南边榷场使文书是南边榷场使向银牌安排官报告情况、请求指示的上行文”。［1］990此外，孙先生又通过对另外一件“榷场使文书”之外的黑水城西夏汉文文书的研究，得出“安排官文书既表明三司为安排官的下属，也当然说明了安排官所本身就是财计机构”的结论。［1］1024孙先生关于榷场使文书以及银牌安排官的定性非常准确，但关于其中的“银牌”作何解释，并未提及，虽然“银牌安排官”为财计官员或机构，但其属于中枢机构还是地方机构，并未作出判断，而其他学者亦未对此加以说明，因此有必要进行考证。

据相关材料来看，“银牌安排官”中的“银牌”极有可能与西夏施行的符牌制度有关。从唐代开始，在驿传中已开始使用“银牌”，如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云:“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后来辽、金、元等王朝均施行包括“银牌”在内的“符牌”或“牌符”之制。西夏王朝在元昊立国之初，即规定在军事领域施行符牌制度，如《西夏书事》卷十二广运二年九月“定兵制”条载:“其兵凡三千，分十部，战则先出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发兵则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此条表明，西夏发兵时，“银牌”具有“召部长”及“约束”的作用，足见“银牌”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同书卷二十五载:大安七年三月“梁氏既杀李清，幽秉常于兴州之木寨，距故宫五里许。令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人马，斩断河梁，不通音耗。于是，秉常旧时亲党及近上用事诸酋各拥兵自固。乙埋数出银牌招谕，不从，国内大乱”。此条材料亦说明，在军事领域，西夏王朝施行以“银牌”发兵的制度。另外，西夏文《文海》载有“信牌”一词的解释:“此者，官语执者，诸人所信名显用;迅速紧急之燃马上用，故名信牌。”［2］416此语似说明“信牌”是说官话之人及行军中使用的信物，这表明西夏除在军事领域使用符牌外，又将符牌制度推广到了行政领域。

据梁松涛先生考证，在西夏实行的符牌主要有“银质牌符”、“铜质牌符”、“木质牌符”、“纸质牌符”等多种［3］67，其中“银牌”的级别最高。梁松涛先生指出“西夏的银牌在西夏及邻国中有很高的地位”，“执银牌者人们俱称为‘银牌天使’”［4］92。其举出多例有关西夏“银牌天使”的材料，如《西夏纪》卷二十载:(天祐民安七年)“带银牌天使”“妹纳僧哥……奔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一载:(天祐民安七年)“丙辰，熙河兰岷路经略司奏:西界归附带牌天使穆纳僧格，法当补内殿崇班。诏穆纳僧格为系降敕膀后率先归顺首领，特与礼宾副使，充兰州部落子巡检，仍赐金带银器。”《西夏纪》卷二十一载:(天祐民安八年)梁太后犯兰州大定城，被王舜臣追至右厢监军司，“夏兵返战不克，带牌天使数名皆死”等等。以上材料中的“带牌天使”，梁先生认为也是指“银牌天使”。

从以上可见，在西夏王朝中能执“银牌”者，地位非同一般，这主要因为，牌符“一般由皇帝亲授”［3］67，而“银牌”又是西夏王朝施行的牌符制度中，级别最高的一种，作为皇权与特权的象征，“银牌”持有者具有崇高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对“银牌安排官”中的“银牌”二字得出一点认识。我们所讨论的“南边榷场使文书”是一组西夏公文，这已成为学界共识，因此，该组文书的呈报对象“银牌安排官”这一职官或机构中的“银牌”二字，定非率意所为，结合上文所讨论的西夏符牌制度，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判断:“银牌安排官”即应是持有“银牌”的“安排官”或“安排官所”，“安排官”或“安排官所”是这一职官或机构的真正名称，而非简称。同时，鉴于西夏王朝中“银牌”持有者地位之崇高，因此推测，“银牌安排官”并非一地方官职或机构，其很有可能受到了皇帝或中枢等机构的直接领导和委派。关于“银牌安排官”所属机构属性的推测，亦可以通过“南边榷场使文书”的其他内容及黑水城其他文书加以印证。

“南边榷场使文书”中将有关“上税历”、“印讫”、“回货”等“发遣赴”的对象，佐藤贵保、杜建录、孙继民等诸位先生都曾通过复原文书书式作出过判断，如佐藤先生认为此处应作:“……(开坐下项or下项开坐)，(一就)发遣赴{上级官厅}前去。”杜先生认为作:“……下项开坐，一就发遣，赴上司前去。”孙先生认为作:“……(开坐下项or下项开坐)，(一就)发遣赴银牌安排官所前去。”佐藤先生认为“发遣赴”的对象为“上级官厅”，无疑最为保险，但因过于宽泛，以致读者不明所指。杜先生认为应为“上司”，孙先生认为应为“银牌安排官所”。以致杜先生与孙先生提出两种意见的原因，可能是基于在“南边榷场使文书”中，确实存在“发遣赴”“上司”或“银牌安排官所”等两种不同的机构名称，如俄藏编号ИHB.No.352A号文书第5、6行载:

俄藏编号ИHB.No.354号文书第5、6行载:

通过以上录文得见，将“发遣赴”的对象确定为“上司”或“银牌安排官所”都没有问题。既然“上司”与“银牌安排官所”是在同一组文书同一项内容中出现，这说明，它们可能是指代同一个部门。由于“上司”略显宽泛，孙先生将其用“银牌安排官所”代替，应是将“发遣赴”对象的进一步具体化。但“上司”是否是专指“银牌安排官所”，还是“上级官厅”的简称?以上诸先生并未给出明确的解释。笔者认为对“上司”一词的理解，关乎“银牌安排官”的级别及所属，应当予以重视。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汉文译本卷十《司序行文门》记载，西夏的中外诸机构，被划分成五等，即分为上、次、中、下、末五等司，其中“上等司”为“中书、枢密”［5］362－363。可见，在西夏官制中，“上等司”即是“中书”与“枢密”的专称。由于“南边榷场使文书”的公文属性，因此，文书中的“上司”定为某机构的专用语，从这一角度讲，不能将“上司”简单地理解为“上级官厅”，其可能是“上等司”简称，即用“上司”来代指某中枢机构，而在此组文书中，“上司”则是指代“银牌安排官所”。如此我们可以看出，“银牌安排官”可能为某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派出机构。

另外，黑水城文献中还载有一件西夏汉文安排官文书，即俄藏编号ИHB.No.2208号文书，现将该文书录文转录如下:

对该件文书，孙继民先生已有研究，其认为该件文书表明:“西夏的安排官下达札子给三司，也应表明安排官是三司的上级官员，三司则是安排官的下属机构。”［1］1024但由于西夏存在属于“中枢机构”及属于“地方性机构”的两种“三司”，孙先生并未判断此件文书中“三司”的属性，故而，未指出“安排官”是否属于中枢机构或地方机构。西夏行政机构中虽存在中枢性与地方性两种类型的“三司”，但通过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可以看出，只有中枢机构的“三司”才可直呼其名，而其他地方性“三司”机构，往往需用限定语加以区别，如南院行宫三司［5］363、“所属地方内三司”［5］613等等。由于本件文书属于札子性质的西夏公文［1］1020，文书中直呼“三司”，未加限定，故而可以推定，该件文书中的“三司”应为中枢性机构，而作为三司上级部门的“安排官”无疑属于某中枢机构。③

三、关于后大庆三年文书及其所载的“新法”

“南边榷场使文书”中的俄藏编号ИHB.No.348号文书，较之其他同组文书有别，为研究方便现将该文书录文转录如下:

此件文书，诸位学者虽多有释录，但并未予以解读。通过文书录文可见，文书现存文字7行，前缺后完，除后两行外，其他各行均上下残缺，在5、6行之间，原有一字被涂抹。经诸位学者释读，文书尾行所书写的时间当为西夏后大庆三年(1142)④。通过第1行的“谨状”及第6行的“右仰三司处”等语可见，此件文书为某司呈送三司的呈状。其具体内容，应是某司向三司呈文，说明相关钱钞依新法处理情况及申报“白抄”、“上税历”等供其审查。“南边榷场使文书”中其他文书的呈报对象为“银牌安排官”，从此点看，该件文书与其他榷场使文书有别，且该件文书的行文格式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因此可知，此文并不适用于“南边榷场使文书”的通行书式。

此外，“南边榷场使文书”文书中的“依法搜检”之“法”与此件文书中的“新法”的关系，杨富学先生等提出“榷场文书中经常出现‘依法搜检’之语。这里的‘法’当即ИНВ.No.348号文书中所谓的颁行于1142年前的‘新法’”［7］87。笔者认为此观点似有可商，原因如下:ИHB.No.348文书的第4行所载的是某司“依新法”处置钱钞的情况，其他榷场使文书的内容之一，虽然也是依法处理某事，即“报告‘银牌安排官头子’对有关‘住户’所带出口物品‘依法搜检’，看有无‘违禁’”［1］990，但前者依法处置的做法是“别赴”某机构，后者则是“搜检”某物，尤其前者明确说明是依“新法”处理，而后者未加说明，所以，此件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的“新法”不能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中所依之“法”混为一谈。再者，此件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的书写笔迹与其他榷场使文书有别，这一点前人多未加注意。所以，虽然此件文书与其他南边榷场使文书来源相同，均拆自于佛经套子，但从如上区别来看，一方面，将所有南边榷场使文书的时代均定性为后大庆三年(1142)⑤，似有不当，另一方面，将后大庆三年(1142)“新法”与南边榷场使文书所依搜检之“法”混同，亦有不妥。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提到的“新法”，从目前的西夏史料中难觅踪迹，从此点看，该件文书对于西夏司法制度研究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新法”的性质，杨富学等认为“这里所谓的《新法》，有时又被译作《法则》，也编成于仁宗时期，目的在于对《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进行补充”［7］87。至于何时“新法”被译作了“法则”，杨先生等并未举证。ИНВ.No.348文书的时间为后大庆三年，即公元1142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修纂于天盛年间的法令，天盛元年即公元1149年，用早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新法”去修补它，似乎无法讲通。故笔者认为据目前资料将“新法”确定为《法则》，还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撑。

西夏王朝修订律令由来已久。李蔚先生认为“至少在元昊时西夏已有成文的法律”［6］192，史金波等先生又指出“元昊之后的各朝皇帝不断修律，现有资料证明，西夏至少在崇宗贞观年间(1101～1113年)就已有了称作‘律令’的王朝法典:西夏军事法《贞观玉镜统》卷三规定对隐藏缴获财物者按‘律令’中受贿从犯审断”，其并认为“这里所说的‘律令’或许是《天盛律令》的前身”。［5］2在仁宗天盛年间修订颁行《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之后的“西夏王朝还在十二、十三世纪之交编成了《法则》和《亥年新法》”［5］2。从以上得见，西夏王朝从立国之始至王朝后期，其修法活动都未曾间断，但除了以上已知的西夏法典之外，目前对于西夏王朝是否还施行过其他法令，则不得而知。通过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可知，在仁宗大庆三年(1142)之际，西夏王朝似乎还颁行过“新法”，通过文书中“依新法别赴”一语可见，此“新法”在当时的相关经济活动中已得以实施。西夏王朝颁行的法典往往以年号命名，因此可将文书中使用的“新法”称之为《大庆新法》。《大庆新法》的出现，一方面，弥补了西夏从贞观至天盛之间，近五十年没有修订律令活动的阙环，同时，据该“新法”可以推见，在天盛年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前身可能不是更早的《贞观玉镜统》，而似乎应为与之更近的《大庆新法》。另一方面说明，仁宗一朝是西夏王朝修订律令的一个高潮期。仁宗一朝除了颁行过以上两部法律之外，还颁行过专门的乐律，如《西夏书事》卷三十六记载:人庆五年“五月，新律成。西夏音乐，经元昊更张，久非唐末遗音。仁孝使乐宫李元儒采中国乐书，参本国制度，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进元儒等官”。关于西夏修订法律的时限，史金波等先生曾提出“西夏王朝的修律活动每隔半个世纪就进行一次”的观点［5］2，通过仁宗一朝有多部法律出台的事实推测，西夏王朝的修律活动似乎并非是完全遵循“每隔半个世纪就进行一次”的规律。修律活动的频繁与否，可能更与某一时期有直接联系，如仁宗一朝较之其他时期，则应是西夏律令修订非常活跃的时间段。

总之，黑水城西夏汉文榷场使文书中“银牌安排官”的“银牌”二字，应与西夏王朝施行的符牌制度有关，而“银牌安排官”可能为中枢机构的派出官员或机构;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其书式等与其他榷场使文书不同，不宜将所有榷场使文书的时代统一定性为“大庆三年”文书。后大庆三年(1142)文书中记载的“新法”，似是仁宗朝前期施行的法令，《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的前身可能为此法，而非《贞观玉镜统》。

注释:

①经孙继民、许会玲先生勾稽知，《俄藏黑水城文献》收录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15件，《英藏黑水城文献》收录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2件，详情参见《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载《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②佐藤贵保:《口シア藏力ラホト出土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经帙文书の研究——西夏榷场使关连汉文文书群を中心に》，《东トルキスタン出土“胡语文书”の综合调查》，2006年，第61～76页;史金波:《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4页;杨富学、陈爱峰:《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2期;赵天英、杨富学:《从朝贡和榷场贸易看西夏物产》，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42～53页;杜建录:《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杜建录、史金波:《西夏社会文书研究》载《西夏榷场文书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31页;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汉文“南边榷场使文书”再研究》，《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33～54页;孙继民、许会玲:《西夏榷场文书所见西夏尺度关系研究》，载《西夏研究》2011年第2期第85～91页;李华瑞:《西夏社会文书补释》，《西夏学》2011年第八辑第226～233页;孙继民、宋坤、陈瑞青:《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4～698页、973～1016页。

③此外，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一号墓所出残木塔顶部题记中有“故亡考任西路经略司兼安排官”等语(《中国藏西夏文献》，第18册，甘肃人民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64页)，此处的“安排官”属兼职，至于其性质为中枢机构还是地方机构，由于缺少更为具体的材料，难以确断，但亦不能排除其为中枢机构的可能。

④佐藤氏首先指出，后其他学者均同意此判断，因西夏存在前后两个“大庆”年号，《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此件文书时，误将该件文书的后大庆年号作前大庆处理。

⑤杨富学、陈爱峰:《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及杜建录:《黑城出土西夏榷场文书考释》等文持此观点。

［1］孙继民，宋坤，陈瑞青.俄藏黑水城汉文非佛教文献整理与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3］梁松涛.河北大学博物馆藏西夏文铜牌考释［J］.文物春秋，2011(6).

［4］梁松涛.西夏文《敕牌赞歌》考释［J］.宁夏社会科学，2008(3).

［5］天盛改旧新定律令［M］.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李蔚.简明西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7］杨富学，陈爱峰.黑水城出土夏金榷场贸易文书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