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

安尊华

摘要：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认为乐学是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军歌、学校歌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音乐教育可培育国民品格、陶冶性情和振奋精神。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启蒙了沉睡的中国人，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的近代化，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G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4-0065-04

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是中国近代化最初设计者，关注中国音乐的发展，在中国音乐近代转型中起了积极作用。随着新式学堂的相继设立，音乐教育逐步进入课堂。举办新学、咏唱乐歌成为一种时代风气。受诗界、小说界、白话文等文化革命的影响，音乐教育孕育着改革因素。梁启超不失时机地思考音乐教育，形成了比较独特的思想。

一、充分肯定乐学的地位：“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

二十世纪初，重视音乐教育成为时代共识。中国仁人志士赴日本学习音乐，试图从精神上救国。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学习西方教育体制，设音乐课程，形成了系统的音乐教育，培育了忠爱祖国、独立自强和团结合群的国民，一路而成世界强国。中国应当如何做？贫弱的中国，民气痿靡，要振奋精神，应当自小学就开始培养鼓导，因而设立音乐课程刻不容缓。但中国学校设立数十年，仍未培育人格完全独立的国民。[1]151-152留日青年具有了一定的音乐素养，便编创乐歌、出版音乐刊物等，促进了国内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学堂乐歌的发展。归国后他们积极投入音乐教育实践，促进了中国音乐的转型。

梁启超时刻关注这些留学生。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译配、发表《日尔曼祖国歌》3首。1903年曾志忞发表了五线谱与简谱对照的《练兵》、《游春》、《扬子江》等6首歌曲，二人同为晚清新式歌曲译配、编创的先驱。“去年闻学生某君入东京音乐学校，专研究音乐，余喜无量。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中国乐学，发达尚早，自明以前，虽进步稍后，而其统犹绵绵不绝。前此凡有韵之文，半皆可以入乐也。”[2]58梁启超紧扣这一时代脉搏，积极参与音乐启蒙，从理论上作阐述，虽入焉不深，但这与他重视国民教育，以唤醒民众为己任的思想主张一脉相承，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所体现的启蒙价值远远高于其学术价值。

中国乐学很早发达，《诗经》皆为乐章，《招魂》、《九歌》、汉乐府均可歌唱。韵文半数可以入乐。唐宋时期的雅乐、戏曲亦可歌唱。明代以前的乐学发展虽缓慢，但从未断绝。清代以降，“音律之学，无复过问；而先王乐教，乃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矣。”[2]59诗与乐分离使词章家对国民影响小。诗为声，不为文。诗的关键在于其声乐。元明以后，古体、近体诗与乐越发分开。进入清末，诗、词曲皆成为陈设了。古时儒家运用乐作为教育的主要工具，曾遭到墨子的非议。古代的乐谱不易保存，汉魏以降，古乐基本亡佚。每朝新乐谱亦部分亡。俗乐一般出自伶工的杂奏，迎合人们的僻好，质量和水平每况愈下。这就引起学者的研究。清代学者一是研究古代乐理，包括雅乐和燕乐；二是研究近代曲调和剧本。如毛西河的《竟山乐录》为开山之作，“其革命的精神则甚可师也”。[3]385另有江声《律吕新论》和《律吕阐微》。

乐学的发展对教育的贡献不少。“乐学渐有发达之机，可谓我国教育界前途一庆幸”，[1]113若中国有专门的乐学，许多中国旧体诗和今体诗则皆可谱曲。横滨大同学校把康有为的《演孔子》配上乐谱，“其音温以和”，用于学生唱歌课；又把梁启超的旧作《爱国歌》谱上乐曲，音乐雄壮有力。词曲的恰当结合，超出了意想之外。由此，梁启超认为，古诗尚能谱乐，中国国歌一定未来兴旺不绝。

通过乐学实践，他认为音乐教育是铸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识者所能知也”。[2]58梁颇有远见卓识，“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阙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社会之羞也”。[2]77音乐教育关乎国民品格。

二、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政治精英认识到改造落后的中国教育制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试图引进西方教育体制，力图改革以救国救民。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导源于戊戌变法。1898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开办学校，“教以文史、算术、舆地、物理、歌乐……请远法德国，近采日本”，[4]建立中国学制，在新办学校开设音乐课，名为“歌乐”。同年张之洞的《劝学篇》亦提倡设立新学校，采用乐歌，贯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

梁启超认为，“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5]音乐教育是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兴民权的重要内容。“多为歌谣，易于上口也；多为俗语，易于索解也。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血气也。”[6]34西方国家把音乐教育作为调节儿童气血的重要课程，体现了音乐重要性。音乐教育有助于“开民智、育人才”，为此他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中。他的理由是，音乐是陶冶儿童情操、放松儿童学习之苦、调节儿童“血气”的有益素材；音乐课立于幼儿教育，从长计议，有助于培养具有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人格健全、具有开拓进取精神等品格的现代国民。只有从小着手，从幼儿着手，一以贯之，方可培育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的新民，有了这样新民，才能将中国建成“完全高尚自由平等国自主国”。[7]他盼望设立音乐学校，培育国民的音乐，“若能得一国立音乐学校，资力稍充，设备稍完，聚若干有音乐学素养之人，分出一部分精力，循此两书（指《燕乐考原》和《声律通考》，笔者注）所示之途径以努力试验，或从此遂可以知我国数丢掉之音乐为何物，而于其间发见出国民音乐生命未毈之卵焉，未可知也”。[3]391

三、认为学堂乐歌是中国音乐复兴之先河

学堂乐歌发端于1898年。维新运动之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学堂乐歌的歌词、音乐创作方式与传统歌曲区别较大。其歌词兼采文言文、白话文，主要以欧洲、日本的歌曲音乐作为乐歌旋律的倾向，这有利于传统歌曲的创作。学堂乐歌宣传忠君思想，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和要求。进入民国，音乐人才仍匮乏，缺少乐曲创作，而学校、需要大量新歌，于是出现按照日本和欧美的优秀曲调曲填词的创作模式，节奏单调，主题缺乏。此为权宜之计。

当时的新音乐思潮是一种中西结合的理念，也正是当时中西文化相结合而产生中国文化的思潮的一个侧面。比如提出“兼容并包”的蔡元培也主张用西方音乐理论整理中国音乐史料以促进中国音乐的改进，从而供给世界人资取，“一方面，输入西方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循此以往，不特可以促吾国音乐之改进，抑亦将有新发现之材料与理致，以供世界音乐采取”。[8]

梁启超认为学堂乐歌是中国文学复兴的先河。学堂乐歌的许多歌词声情并茂、清新俊逸，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体诗的格律束缚，开创了新体诗歌的表达形式，开出了新诗发展的新路径。值得肯定的是，学堂乐歌采用外国音乐的曲调，把外国歌曲传入中国，有利于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在传唱歌曲过程中，学生学习了五线谱、简谱等西洋乐理知识，音乐素养有了提升，亦培育了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民族自强意识和自信心；提供了音乐素材，为声乐创作奠定了基础，其集体歌唱的形式成为一种新的歌唱范式。学堂乐歌是中国近代音乐转型的开端，先模仿后创作。学堂乐歌是一种过渡方式。从根本上说，创造具有中国国民性的新音乐，只有在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都学好的基础之上才能实现，诚如他说，“但语此者，非于中西诸乐神而明之不能”。[2]62学堂乐歌开启了中国近代音乐复兴之先河。

四、主张用军歌培育爱国主义情感

梁启超认为，军歌“间雄明强”，能“发扬蹈厉之气”。“顷读杂志《江苏》，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主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诵读这些歌词，能熟习其中的道理。如果学人能“委身于社国文学”，根据现在所学，“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可以极大地报效国民恩德。[2]59

中国一直没有军歌，缺乏“发扬蹈厉之气”。“昔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甚矣声音之道感人深矣。”[1]42斯巴达人唱军歌使勇气倍增而获得胜利。中国国民品格柔弱，缺乏强毅和尚武精神，原因是没有音乐教育。即令有亦缺乏鼓舞力、感召力。军歌能鼓舞军人士气和提升国民勇气，关系着国家生存发展衰落危亡。近代以来，许多爱国志士重视音乐，如黄公度的歌词重视爱国主义。“公度所制《军歌二十四章》、《幼稚园》、《上学歌》若干章，既行于世；今复得见其近作《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亦一代妙文也。”[2]61

黄公度的歌词，足见爱国主义教育之情。如果能谱成乐曲，配上歌词，“以施于学校，则我国学校唱歌一科，其可以不阙矣。”[1]62中国制作乐曲，不必全部借用外国的乐谱，可以根据祖国的雅、剧、民间音乐进行创作，强调创新。梁启超说：“今日欲为中国制乐，似不必全用西谱。若能参酌吾国雅、剧、俚三者而调和取裁之，以成祖国一种固有之乐声，亦快事也。将来所有诸乐，用西谱者十而六七，用国谱者十而三四，夫亦不交病焉矣。但语此者，非于中西诸乐神而明之不能。”[2]62梁启超读黄公度《出军歌》四章后狂喜，“以‘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二十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页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2]43军歌雄壮活泼，浑厚有力，能鼓舞人心，振作士气。

梁启超为“亚雅音乐会”作《黄帝》四章。另作《终业式》四章，谱有乐曲，其二云：“五千年来文明种，神裔君传统。二十世纪大舞会，天骄君承宠。国民分子尽入同，责任君惟重。于乎！眇眇一少年，中国主人翁。”在铿锵、简朴的音乐旋律中，传唱爱国情怀，激发爱国热情，培育国民爱国主义精神。

横滨大同学校年假时，学生开办一次音乐演艺会，梁启超曾参加。席间酒酣时前后唱俗。《易水饯荆卿》四章配以新谱，“文情并茂，音节激昂，亦致可诵”，在风琴的伴奏下，唱者和听者皆受鼓舞。梁启超还为该会撰写《班定远平西域》六章，旨在在俗剧中开创一片新天地，其中有“从军乐”十二章，梁启超运用俗调十杯酒（又名梳妆台）为之谱曲。曲调雄壮、铿锵有力，令人精神振奋：“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6]5388-5389由此可见军歌的重要的教育作用。

音乐与人的天赋有关，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学好音乐，音乐分可为雅乐和俗乐，雅乐与俗乐同样重要。有鉴于现在的诗皆不能歌唱，失去了诗的用处。梁启超指出，有志于教育的人应提倡乐学。俗乐的功用是什么？他认为，俗乐迎合旧社会人民的嗜好，势力量大，受到士大夫的鄙夷。俗乐影响社会风气，易造成社会腐败，这是应当觉察的。

五、结语

梁启超认为音乐以伸张民气、振奋精神、陶冶性情、促进教育为目的，能提升国民的气质和品格；必须改造音乐，从何处着手却不是件易事。他批评最热心的人无非摘取某国某名家的谱，按其嗜好，拉杂地输入一二就完事。“改造音乐必须输进欧乐以为师资”，要统筹全局，确立一个基础，有计划的选择外来品，再容纳和吸收，不可全部移植外国音乐，这是一种审慎的科学态度。其基础指以我国学生为根本，并不含排外成见，但不能强求用西方音乐来代替中国音乐，“音乐为国民性之表现，而国民性各各不同，非可强此就彼”。若移植外国音乐，先须考虑我国人民是否接受，再论宜与不宜，这是大原则。否则，好的计划也会失败。原因是音乐“无内发的生命，虽美非吾有也”。梁启超具有先知先觉者的眼光。当时中国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点。针对音乐状况和令人担忧的问题，他“尝旁皇求索，欲根据本国国民性为音乐树一新生命，因而发育之，容纳欧乐以自荣卫”。[2]390-391树立中国音乐生命之树是重点，在自卫前提下吸纳欧洲音乐精华。而音乐之堕落使音乐之树无所凭藉，又无从历史上找到方法。

梁启超认为音乐的教化功能与诗歌教育作用密不可分，其音乐教育思想对二十世纪的学堂乐歌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音乐的近代化。此外，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贯穿了“修身”、“治世”的经世致用精神，吸收了儒家的“礼乐”的教化功能在转型期的创造，影响了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初年教育部的教育章程、制度、音乐教育的内容及意义的阐述，亦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走向，最主要的是启蒙了沉睡的中国人，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时过一个世纪，这些思想仍闪耀光芒。

参考文献：

[1]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

[2]梁启超.饮冰室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4]康有为.戊戌奏稿：请开学校折[M]//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49-150.

[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9：32.

[6]张品兴.梁启超全集[M].北京出版社，1999.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20.

[8]王玉成.中国音乐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437.

责任编辑：陈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