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视角下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路径的思考*

龚晨

（中共贺州市委党校 广西 贺州 542899）

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生态问题格外重视，在多个不同场合反复进行了强调。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他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2014年6月，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他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对全面推进从严治党进行部署时，他指出，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受到污染，根子就在从严治党没有做到位。2015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他再次告诫全党，重构政治生态艰巨繁重，要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参加江西、吉林代表团审议时，他指出，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也要山清水秀；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如此种种，表明了净化政治生态，打造健康政治生态，不仅为学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点与理论支撑，而且为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实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实践指向与现实途径。积极探索重构党内政治生态的路径，分析净化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的特点和规律，揭示政治生态资源流失的根源，并借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对策，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

一、政治生态视角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意蕴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学界就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开展了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总体而论，目前对全面从严治党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内涵、特征、重要性和一般原因探究及对策分析，没有从党内政治生态的视角出发，对政治生态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加以研究，没有以党内政治生态恶化的文化流毒、利益流弊、制度流变、法治流散的问题为导向，对制约全面从严治党的阻滞因素进行立体式、全方位的分析。而当前，影响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阻滞因素，就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退化、恶化的存在；理论上，重构党内政治生态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融合贯通的，本质互容、实践互动、效能互补。立足于政治生态的宏大视野，从文化、利益、制度、法治四个维度，分析党内政治生态资源流变的深层因素，以及加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多维路径，对于提高新形势下党的执政规律、治国理政规律的新认识，进一步开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境界，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具体而言，其价值有四：一是历史价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从严治党，对从严治党进行了积极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是对我们党在长期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历史总结，是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经验教训的历史反思。二是时代价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党的领导是“四个全面”之魂、战略中军帐之帅。针对当今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是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举措的时代诉求。构建全面从严治党长效机制，加强基层党组织政治生态的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必将会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基层落地生根，并得以协调有序推进，提供政治方向指引、政治力量保证，锻造出坚强领导核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重要保障和基础条件。三是战略价值。针对当今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变幻莫测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的从严治党影响因子，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党的实际现状郑重的政治提示，是对党的自身软肋有力的精准回击，是对党的执政规律深刻的整体把握，是对长期执政战略规划、党的建设系统设计的积极行动和主动作为。四是创新价值。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特征，与时俱进地创新政党治理模式，是现代政党治理的内在要求。重构党内政治生态，全面从严治党就是对党的治理理论新提升，特别是对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次理论飞跃和实践创新，是将党的治理向现代化、法治化、体系化、科学化纵深推进的一次务实创新行动。

二、政治生态视角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文化路径

重视分析执政中客观存在的文化元素，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列宁曾对此进行了清醒省察。政治生态建设主体宗旨意识的弱化，精神之“钙”的失缺，歪风邪气的盛行，是党内政治生态庸俗化、利益化的首恶之源。新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干部工作上不去，业绩出不来，局面控不住，群众不满意，主要不是“硬能力”不足，而是包含世界观、方法论及其政治信仰、价值取向、意志品质、作风修养、自我定力等内容的“软能力”不足。[1]对于这种“软能力”不足的危害，的确不可小觑。诚如学者所云，少数党政干部道德精神低俗陈腐的极大危害：它是导致其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的最隐蔽的精神根源，对其他社会成员道德精神陈腐也最具有诱导作用。[2]“官本位”的执政哲学、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执政价值观念、以实现小团体利益为荣的执政伦理、“人治化”的执政传统，就是这种落后的执政文化的外在表现。现实中“潜规则”文化、“小圈子”文化的我行我素，便是党内政治生态“雾霾”带来的文化毒瘤。党内政治生态“雾霾”产生这种文化流毒，是多重文化因素叠加而成的复合体：既有文化的社会转型、文化危机的潜在、文化认同的紊乱等在内的社会背景因素，又有外来文化扩张、传统落后文化侵袭、网络不良文化的宣泄等影响的客观因素，也有党员干部文化修养欠缺、文化底蕴缺乏等执政主体自身的主观因素。比如，党员干部文化底蕴的缺失，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质的历史文化认识不到位，对历史古迹、历史名人、重大历史事件任意进行啼笑皆非的唯心主义编造，表现出对唯物史观不屑一顾的心态。二是对秉持现代执政理念的现代知识认识不到位，科学执政、依法执政、民主执政的意识淡薄，没有深植于心，落实于行。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认识不到位，不谙传统，不懂历史，不懂经典。”[3]

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雾霾”产生的文化根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筑牢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文化根基。一是要加强党内先进文化认同、培育和活动载体建设，构建科学对接、有机对接、有效对接的党内先进文化社会化机制。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培植精神家园，坚守精神信仰，是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的内在需求。为此，要用理想信念引领政治生态，打牢政治生态的压舱石。不断拓展党内文化建设平台与传播路径，增强党内先进文化覆盖力、影响力，扩大党执政的文化基础，促进党内先进文化社会化。惟此，才会以先进政党文化引领社会先进文化，才会以文化强党带动文化强国建设。二是要拓展政党文化发展平台，加强党内道德文化、制度文化、和谐文化、廉洁文化、激励文化、消费文化等为基本要素的党建文化体系建设。着力加强建设具有马克思主义特质的、秉持现代执政理念的、融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的执政党党建文化。全面加强党建文化体系中各子系统的建设，使之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强化完善党建文化体系考核评估，加大其建设成果运用，使之转化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动力。三是要建构政权意识塑造、文化形象优化、文化流变规避和“四个危险”防范机制体系。不断强化执政合法性的政权忧患意识，教育引导树立依法执政意识。建立健全党员群众沟通对话、党内外互动交往机制，促进党内外关系和谐。完善民主监督制度，防范民主“镂空”，矫正群众参与权与监督权的虚化。加强“四个危险”防范机制的领导、建设与创新力度，强化防范主体责任，保障防范专门机构高效运作，确保防范制度和程序规范化运作。四是要积极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资源，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内文化软实力建设机制。坚持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党员干部精神境界，适应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新要求的融入路径指向，建构旗帜鲜明的导向机制、持之以恒的教育机制、一以贯之的践行机制、全面有力的保障机制，把守住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中国共产党党内文化软实力建设。

三、政治生态视角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利益出路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奋斗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从利益的观点出发，阐释政治行为发生的根本动因，对政治生态进行还原性本真扫描，有利于深入分析恶性政治生态产生的深层因子。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矛盾、冲突的此起彼伏，又受困于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给党内政治生态带来极大的影响。畸形、恶性的利益取向，必将污染党内政治生活。特权思想、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玩乐奢靡，实质就是对利益的顶礼膜拜。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以来，我们查处的腐败案件，其中很多都存在通过领导干部配偶和子女等经商办企业，制造寻租空间、进行利益输送、贪赃枉法等问题，搞“一家两制”。“为家人谋利”成为一些人贪腐的重要动机，苏荣腐败案就是典型的家族腐败、郑州房妹事件，就是腐败场上“全家齐上阵”的典型。“在恶化的政治生态中，必定有一根根灰色利益链条，或相互输送，官官相护，或向外部输送，以权谋私。久而久之，干部队伍被这种利益链条拉拢乃至俘获，最终形成由牢固的利益纽带连接的特殊的利益联盟和群体，党组织和政府部门被这些利益链条和利益联盟扭曲乃至绑架。”[4]党内政治生态“退化”产生的这种利益流弊，是多种利益因素驱使而成的有机体：既有社会转型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利益分配制度的失衡导致社会阶层分化加剧的根本因素，又有利益价值取向的偏离、既得利益集团的“抱团取暖”、利益追逐过度放纵对执政权力的异化造成执政权威失落的直接因素，也有利益固化樊篱的阻隔、利益诉求渠道的不畅造成执政资源散失的现实因素。从执政权威看，表现为三种流失途径：权力腐败和执政行为的利益化腐蚀；对群众利益的漠视，甚或与民争利；控制手段惟利是图，简单化。

针对党内政治生态“退化”产生的利益根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利益协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深掘隐藏在幕后的利益交易“黑手”，斩断权钱交易链条，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减少利益寻租的空间，革除利益追逐积弊。一是健全党建工作责任落实、述职考评和问责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是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对此必须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自觉地增强角色意识和政治担当，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坚持党建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一起部署、一起考核，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5]只有这样，才会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强化党建工作述职考评和问责，鞭策、激励各级党组织忠实履行职责，在党建工作上上心用劲，切实提高党建工作实效。二是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建设。习近平指出，从严治党，最根本的就是要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这表明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所在是落实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各项规定，而这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讲规矩，讲原则，决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否则，就会使党内生活陷入随意化、平淡化、庸俗化的泥淖。三是建构党内防止利益冲突的长效机制。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是巨大的，既背叛党的宗旨，破坏党的团结，又损害人民利益，毒化腐蚀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既得利益思想在党内的滋生蔓延，防止利用职务便利搞“利益输送”和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积极构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机制，加大对贫困党员、涣散党组织的救济、扶持。四是加强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法律制度建设。建设和谐公平的利益分配制度体系，建设畅通多元的利益诉求制度体系。提高依法决策水平，完善提高执政权威的行政法律制度，加速廉政建设、执政问责法治化进程。

四、政治生态视角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供给

制度建构是国家治理中的基本工具，也是政党自身治理的重要武器。有学者认为，政党制度化是衡量政党成熟与否以及政党自身治理能力与执政能力强弱的标尺。[6](P16)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来，我们党更加注重了党内制度的建构，加快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进程。比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强调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公开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和《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把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强调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如此种种，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新常态下，党的建设面临着四大考验、四个危险，要经受这些考验、规避这些危险，就得更需要我们努力提高有效制度的供给能力，并以此来增强全体党员干部的制度自信。党内制度执行环境，是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构成要素；党的制度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规矩。通过严格的制度来体现，走制度创新之路，提高制度执行力，有助于突破党在推进反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是制度治党的必然要求，是修复党内政治生态的必由之路。但由于党内制度供给能力的不足，譬如党内制度建设科学化的不足，制度的认同性、执行力、有效性的不足，使得制度执行成效大打折扣，党内潜规则对制度权威的吞噬，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党内制度公信力，还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的制度环境。党内政治生态“污染”产生的这种制度流变，是多层制度因素累加而成的统一体：既有制度顶层设计的缺失、制度体系框架的松散、制度供给保障的不足等内在因素，又有制度执行选择的偏移、制度执行能力的低下、制度执行操作的不当等人为因素，还有制度建设资源的稀少、制度伦理文明的丧失等客观因素。

针对党内政治生态“污染”产生的制度根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注重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制度创新。一是要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对抓党的建设还需要怎样努力问题清醒反省的积极应答，是消解党内四大危险、提高“四个自我”能力的制度创新。要围绕增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科学性、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基层组织建设制度、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等亟需完善的重要环节。二是要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作风建设、依规治党、依法反腐、评价长效机制。严抓主体责任，构建党务权责清单、权力边界制度，大力推进党务公开。三是要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积极探索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融合互动新方法。深入一线基层，运用比较分析、现代科学分析法，深入洞察管党治党实践，加强全面从严治党规律理论研究。一如既往地坚持发扬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稳步加快制度治党的进程，防范“破窗效应”和“稻草效应”；同时把两者有机紧密结合起来，搞好聚合互促，在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中形成最大合力。四是要提高运用互联网思维、法治思维推进党的建设能力，创新党的建设信息化机制。从党建工作信息资源共享、信源供给、社会环境与社会保障等方面入手，着力加强党建工作的法律环境与保障、党建工作信息化的文化环境和保障、信息技术覆盖融入、信息系统安全监控等认知、文化、法律、安全等方面的制度安排。

五、政治生态视角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法治选择

回溯人类发展规律不难发现，国因法而治，因法而兴。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依法治理的国家；一个先进的政党，必然是依法执政的政党。现实表明，对于着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行进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法治是党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是党提升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党完成执政使命的重要保障，是党维护自身执政安全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党把法治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议程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重大战略思想，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了精心部署，加快了依法治国进程，有力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治建设取得了一揽子重大成就。但也必须清醒看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在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相当突出。这些法治不彰问题，不仅影响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和威信，还损害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正常秩序。党内政治生态“恶化”产生的这种法治流散，是多元法治因素积累而成的共同体：既有法治整体重视不够、法治氛围营造不浓、组织网络职能弱化、法治队伍力量薄弱的面上因素，又有法治建设重点不明确、推进不平衡、方法不科学、成效不突出、法治制度执行不到位的线上因素，也有法治素养低下、法治意识不强、法治能力欠缺的点上因素。中组部干部监督局曾经分析发现，超过80%的贪官认为自己犯罪与不懂法有关。受到查处的广西自治区政府驻广州办事处原主任徐励明在忏悔录中说，自己作为多年的刑事法官，在调查组面前竟然不知道什么是受贿罪，真是一个从法官到法盲的典型人物。之所以出现徐励明之类的所谓“法盲”，根本原因还是不尊法不畏法，藐视法律，没有法治信仰，存在法外开恩的侥幸心理和特权思想。

针对党内政治生态“恶化”产生的法治根源，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强化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法治保障。一是要注重顶层系统设计，完善涵盖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主要领域、适应管党治党法治新要求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党规党纪的完备程度，是我们党成熟与否、执政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志；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必须以改革创新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抓紧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着力破解党内一些法规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问题，解决好党内法规制度中存在的缺失、“碎片化”和“老化”等问题。二是要完善依宪执政体制机制，推进党的领导权法制化和党内治理法治化。加强管党治党法治化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积极培育党内法治文化，筑牢廉洁从政的法治屏障。建构领导干部以上率下带动机制，增强党员干部法治观念、法治为民意识、依法办事能力和执行国法党纪能力。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健全适应基层治理法治化要求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创新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工作体系、方法体系和保障体系。构建法治与德治互促共进机制。建立健全适应法治社会要求的、适合依法治理特点的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当前，一个很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抓紧对领导干部推进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进行设计，对考核结果运用作出规定。”[7]三是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严格按照纪律和法律的尺度，把执法和执纪贯通起来。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要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统一起来。既要在着力提高党内法规制度的执行力的基础上，发挥党内法规文化对法治文化的引领示范、助推作用，又要在坚持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内在统一的前提下，对那些应转化为法律的党规党纪，应及时通过法定程序将其转化为国家法律。

[1]李向军.核心能力是衡量领导干部德才的根本标准[N].光明日报，2011-12-14.

[2]周玉清，王少安.再论抵制低俗文化之风[N].光明日报，2012-08-04.

[3]龚晨.“四个危险”产生的文化根源探析[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3（05）.

[4]政治生态建设是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J].政策，2014（10）.

[5]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14-10-09.

[6]周敬青.党的制度创新与执行成效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7]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光明日报，2015-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