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发展与食品安全的研究综述

日本农业发展与食品安全的研究综述

谢元媛思沁夫岸本纱也加

[摘要]日本农业在自然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实现了“二战”后的快速发展，用了30年即实现农业现代化。日本也因农业生产水平和食品检测标准居于国际领先行列而备受瞩目。而近年来日本本土有关农业发展及食品安全的反思性研究，从一个更为纵深的历史视角下审视日本的农业发展过程。通过综述日本农业的发展历程，提炼出日本农业的历史发展脉络为传统农业、现代化农业、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依次更迭。重点介绍了由现代化的污染引发的、在日本影响巨大的公害病事件，从而阐发日本农业发展与食品安全事件成为问题的经验教训，这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学习过程中的全面思考和谨慎借鉴。

[关键词]日本农业； 食品安全； 公害病； 经验教训

[收稿日期]2014-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环境保护与食品安全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1AZD09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元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邮编：100083；

思沁夫，日本可持续发展中心研究员；

岸本纱加也，日本大阪大学工学院助理研究员。

世界上主要的农业国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这些国家农业的主要特点是以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为主要目标。第二类是追求农业的经济效益和规模的国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有着广大的土地和空间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这类国家的农业也可以称之为新大陆国家的农业。第三类是追求市场竞争力的农业国家，其农业的特点是，根据市场和消费的需要，在农产品上追求附加值，提高它的价值含量，这类农业国家的典型代表有荷兰、瑞典、法国，即欧洲国家为多数。不论哪一种农业经济形态，其如今的状态都与其国家的历史、自然条件有着直接的联系，也与这些国家如何定位和理解农业有着深刻的关联，这意味着，即使我们完全知晓某种农业形态，我们也不能简单模仿，而要通盘考虑其所处国家的综合情况和历史文化。笔者打算通过分析与中国比邻的经济发达国家日本在农业发展道路上的经验和教训，来为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问题提供参考。在这一研究当中，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农业和自然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日本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历了怎样的环境问题以及是如何处理的。

日本作为中国的邻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受到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农业文明的影响，是构筑亚洲以稻米为中心的农业文明体系的一个成员国。日本在亚洲国家当中率先进行了农业的现代化尝试，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在本文中笔者力图全面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日本农业发展经历的各种环境问题和其应对实践，从而阐释日本在环境的可持续性、食品的安全性，以及农业文化与地区建设方面所做的探索。

在现代化以及化学工业发展的冲击下，日本的传统农业被彻底改变了原来的形态。特别是在“二战”之后，日本迎来了经济高速发展期(1950—1960年代)，工业化和化学工业的发展速度不断加快，人口持续地向城市和工业园区流动，经营农业的人口日渐减少。由于工业化推动了农业的机械化和生产效率，因而虽然从事农业的人数减少，但效率得到了提高，所以农产品的生产规模相继扩大。可是在人们满怀希望乐观地从事化学工业以及农业现代化的时候，环境污染、自然生态体系的破坏、农作物的安全性等情况也逐渐成为可被质疑的问题而突显出来，特别是农作物的生长繁殖环境遭到破坏、农作物污染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危机事件不断发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焦虑。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人口和农业地区的减少，以及日本货币体系的走强，日本不断地从国外购入农产品，导致日本自给自足的能力不断地下降，而依赖于世界农业市场的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开始担心日本的农业将会出现两个困境：(1)日本的农业过分依赖于世界市场而导致其国内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加剧和食品供应的不安全性风险提高；(2)使用化肥添加剂等化学工业产品的比例越来越高，此类农业极有可能对人的生命以及人类的未来带来难以预估的负面影响。众所周知，日本的食品安全指标、环境指数是世界上规定最严苛的国家，且日本在食品安全、农业安全以及环境污染领域取得了许多的经验教训。日本的这些“成果”，是日本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历史反思的产物。因此，了解日本既往的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解决办法，用活生生的案例来加以阐释，对增进当前对农业生产的认识、更新观念不无裨益。

一、日本传统农业的“三位一体”循环

“二战”以后，农业的现代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传统农业的形态。现在在日本的乡间可以看到的是高度机械化的农业体系，靠大量投入农药、化肥来维持的稻田和农地。其实，日本的农业现代化的历史并不太长，大概起始于20世纪初。在农业现代化产生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空里，农民是通过人力、地力和自然力来维持农业生产的。可以简单地把这归结为地力。在传统的农业里，土地是生命的根本，人们不断地在土地上下功夫，土地的生命力就意味着农业的收获和人的生命健康的延续。

农业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使植物通过人的意志和人的计划来生长的过程。植物(农作物)的生长需要阳光、水和土地，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在这三个要素当中，人能较多地发挥能动性去改变的是土地。我们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和智慧不断地改变土地的营养成分，或者调整土地的水分从而使作物有良好的生长环境。人们意识到，土地不断地生产作物，而人又不断地消费食物，于是土地的营养就会不断地下降。如果人们不能及时地补给土地营养，土地就会丧失生命力[1]。农民为了维持土地的良好状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有的人去山林割来野草，用野草的灰来增加地力。在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有记录显示，许多农村都通过割草、割稻梗，把它烧成灰来增加地力。在人们不断积累经验和交流传播经验的过程当中，给土地施肥的方法越来越多样化。从草灰到牲畜的粪便以及腐烂的鱼贝、海草等等，这些都成为了充实地力的原材料[2]。甚至人的排泄物也都成了重要的土地肥料。16世纪末，葡萄牙传教士路易·费罗思访问日本时看到，收集粪便的人，会给提供者们大米、糯米、蔬菜等作为回礼[3]。1649年发行的《庆安御触书》上规定，要更多地设置厕所，要及时地割草和及时地清理牲畜圈里的粪便。

大约于17世纪末成书的、日本最古的农书《清凉记》是这样介绍草如何变为肥料的：“草木可以成为很好的肥料，它可以增加物产的营养，还可以带来物产的味道。那么这些都是从草木的叶子里流出的，通过沼气可以使草变为这些有用的东西。”[4]《百姓传记》是一部从老百姓的视角介绍农业方法的书籍。在这部书里，对于如何制肥、如何保持清洁、如何管理排泄物以及厕所等都作了很具体的说明。同时该书也揭示了当时老百姓的一种意识，即这些肮脏不净的东西通过人的悉心加工是可以变成对神圣的土地有用的东西的[5]，如果不做这些看似很脏很累的活，那么土地就会渐渐地衰退下去。总之，通过对日本古代以及中世纪的文献的分析，可以了解到，几百年来日本由于不断地耕种而使土地日渐贫瘠。所以,如何维持地力就被作为政策问题提了出来。到了19世纪日本已经受到西方影响，农民们为了给土地补充营养，尽心尽力地积肥施肥。19世纪中叶，波斯帝国派往日本的东洋视察团的成员之一马龙博士，看到日本的循环农业利用有限的国土养活了众多的人口时，大为惊叹。农民们在能够利用的山坡、草甸等地方收集落叶，在海边河边收集死去的鱼虾贝类，甚至有的还购买骨渣等，用这些东西来做肥料。使他更为吃惊的是，家畜、人的排泄物也都收集起来投入到农地来维持土壤的养分，他对这些让他叹为观止的日本农业作了非常详细的记录[6]。19世纪末20世纪初(明治时代)，在日本农业学校任教的德国人费思卡对人的尿液和粪便进行了化学分析，发现这作为肥料有利于微生物的加速繁殖、促进植物的生长。

美国的土壤学家、农业部官员金古博士于1910年调查中国、朝鲜、日本时，也对东亚的农业以及农业和人们生活之间的关系表示惊叹。他把在调查中收集的资料以及感想都写入了《东亚四千年的可持续性农业：中国、朝鲜、日本(上、下)》这部书里。金古博士访问和调查日本时最先注意到的是人们对排泄物等的保存和利用。他发现，这种习惯保持了土壤的肥沃，从而使得众人能够持久地利用土地，继而实现保持地区稳定的作用。金古对混合排泄物作分析以后发现，907kg的排泄物中，平均含有氮5.7kg、钾1.8kg、磷0.8kg[7]，人们把这些作为营养源都投入到土地里。根据当时日本商务部的记录，1908年日本投入田地里的肥料为下肥*下肥，是指人和牲畜及禽类如马、牛、猪、鸡的粪便等排泄物。，有23850295吨。当时日本列岛的耕地面积为5522000公顷，也就是说每公顷的田地投入了约4.3吨的下肥。当时日本的人口为5300万。与东亚各国相反，欧洲以及美国把人的排泄物埋掉或者通过下水道排放到海、河以及湖泊里。所以金古博士强调，欧美人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义的浪费者，他们对于生物和环境进行了极严重的破坏，同时这些破坏也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8]。和欧美人相比，远东的老百姓们更知道可持续性农业应该怎么去做，以及创造可持续性农业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基本的原理，而这些是欧美人必须深刻反思的东西[9]。总之，金古博士通过对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农业调查发现了可持续性农业。他从农民的辛苦劳作中悟出了许多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他高度赞颂这些不知疲倦、不辞辛苦地耕耘着的农民们。同时他又指出，东亚的农民们不知道用机械化以及用合理的管理技术来提高效率，所以他们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却并没有得到丰裕的生活，因此东亚的农业依然需要发展。

“二战”以后至20世纪50年代，在东京周边的农村运送粪尿的车辆依然可见。食物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仍然维持着循环[10]。金古博士指出的需要发展的现代化农业是19世纪50年代以后在日本实现的。

二、农业现代化与污染

现代化给日本的农业带来了正负两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概观日本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情况，然后重点介绍化学工业的发展给饮食安全带来的危害以及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

1945年日本战败，给亚洲人民以及日本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结束，摆在日本政府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缓解国民的饥饿状态、保证粮食供给。当时日本人的日平均摄取热量是1500卡路里，从这个数字不难看出当时的饥饿状况，不难想象由于食物不足而引发的深刻社会问题。由于美国等战胜国的资金援助和粮食援助，日本得以幸免于大饥荒的惨剧[11]。

没有海外殖民地的日本从最初起就确定扩大农业生产的方针，即日本政府把粮食自给作为国策。日本政府为了对粮食的生产和流通进行强有力的管理，于1942年制定了《粮食管理法》。政府根据这部法律对日本国内所有地区的大米进行强制收购，同时又强制规定所有的农业生产者必须扩大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1945年和1946年日本分别进行了两次对土地的改革。政府将土地从地主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对土地的利用进行了再分配，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自由人。农学家末原指出，1945年至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历史上农户和从事农业人口数量最多的时期。农户达到6176000户，这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最高记录[12]。庞大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和对农业的政策倾斜在很短的时间就解决了日本的粮食自给问题。1960年左右，大米实现了100%的自给率[13]。日本不但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有了很多的剩余*由于每年出现大量的剩余造成了仓库的紧张，储存地点和设备的不足以及陈米的不断增加，故1970年日本政府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政策性调整。。以20世纪60年代为分水岭，农业生产者开始不断地减少。1955年至1965年的十年间，农业劳动力从1489万人减少到1035万人。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们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城市，在城市定居下来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他们成为了日本的化学产业、现代化工业等的主力军。

农业是历史经验不断沉淀的产物，同时也是由人们的文化和信仰创造的产物。然而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和信仰的力量越来越微弱，而政治的干预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家畜以及人力被机械化农具所代替，野草、厩肥、人的排泄物等有机肥被农药、化学肥料所代替。农业变成了省力型、效率型的劳动方式，农民从辛苦和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同时对传统的农业和文化习惯，人们用落后、原始等歧视性的语言来表述。日本的农业从单位面积来看是世界上最多肥、多农药、多消费的能量型农业。同时由于肥料变成了化学肥料，所以处理粪尿以及残留农药等对环境造成影响的问题也不断地开始出现[14]。另外，佐久间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农村的肥沃土地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贫瘠的土地随处可见。环境被污染的同时，农作物的安全性以及农业从事者的身体健康都受到了威胁[15]。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农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农药并不是像当初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神药。它对于农业、食物、环境都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必须强调的是，农药的大量投入和使用对人体生态系统的影响还存在许多不确定的方面，就已经观察到的负面影响已然不容轻视。如果说农药不是神药而是有害的药，那么为什么农药还被广泛地使用？这和日本的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首先，从日本的自然条件来看，日本的农地面积狭小，气候上又属于非常湿润、经常下大雨刮台风即自然灾害非常频繁的地区，所以极容易出现病虫害。为了保证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就必须实现生长期短、不易倒斜，且对病害、气候的变化极具抵抗力的农业，于是农药不可或缺。其次，不停歇的反复耕种就会带来土地、植物的衰弱以及病虫害等负面的影响，为了保证土地能短期内反复耕种依然有不错的产出，也必须大量使用农药。第三，消费者对农产品不但好吃还要好看的这种要求，也促使农民们大量使用农药。因以上三点理由，当时作为国家的政策，全国各地大量投入了有机盐(DDT、BHC、安特灵、艾氏剂)和有机磷酸盐类(对硫磷)等有剧毒的农药。农药的大量投入对于人体以及环境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乙酸苯汞的使用去除了稻热病，使大米的单位收成比“二战”前增加了两倍多。但是农作物以及鱼贝类皆受到了水银的污染，日本人的头发中都能检测出大量的水银，而且从鱼贝类以及母乳当中检测出了残留性及耐久性高的DDT和BHC[16]。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环境保护成为了最受瞩目的思潮和社会运动。1962年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松发表了《寂静的春天》，这部书用文学的描写和科学的数据向人们阐述了农药对于人和生态体系的巨大破坏。在日本，有吉佐和子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文章《复合污染》，有吉认为即使是低毒的农药，和其他的农药以及化学物质相结合的时候都可以成为剧毒的物质，从而强调了化学对于环境的影响。有吉的《复合污染》一书被称为日本版的《寂静的春天》。农药的毒性开始被社会广泛地关注，成为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1948年，日本已经出台了限制农药的法令，这部法律的主要目的不是完全取缔农药，而是限制大量的流通。可是由于农药对农业生产的便利性和有效性确实不容置疑，于是农药带来的负面影响仿佛被农业从事者以及国民忽略不计了[17]。1971年日本政府彻底修改了此法，农药取缔法明确指出农药所含的有害物质，并规定了禁止使用农药的措施。由于法律的实施，农药事故也急剧减少。但是，法律的实施并不等于受农药污染和伤害的情况彻底消除。2008年8月，市场上贩卖的大米中依然检测出了甲胺磷、啶虫脒、黄曲霉素等*同年11月，在食品中检测出了受化学污染的成分。在方便面里检测出了防虫剂的成分(对二氯苯)，同时在火腿公司在东京加工地的下水道里检测出了氰化物的污染。。

现在日本对农药的使用采取了登记和审批制度。到2011年3月31日为止，登记的农药使用情况累计件数为22124件，其中4298件是直接利用农药的。在登记的农药件数中，杀虫剂为28%，杀菌剂为22%，杀虫杀菌剂为12%，除草剂为31%，植物生长调节剂为2%，其他农药为5%。这些农药的形式为水剂31%，其次为颗粒剂、粉末剂、乳料剂以及液体剂等等*药剂登记制度以及登记农药的相关资料，为笔者于2013年3月6日在农林水产消费安全技术中心(FAMIC)调研中所取得。。由于2002年在日本全国44个省市地区都发现了没有进行登记而贩卖农药的事件，所以日本政府修改了农药取缔法的规定，实施自由申请项目制度。在修改后的法律中规定，所有的残留农药必须设置标准，而这些标准也必须包括新鲜蔬菜、谷物、水果等加工食品。如果出现没有明确设置标准的情况，那么这些残留农药必须达到0.01 ppm以下，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禁止流通与贩卖。这些新的法律同时也遭到了国际社会指责日本食品标准检测“要求太苛刻”的批评。农药的使用会对人和自然环境带来风险，散布农药会给消费者的身体带来急性、慢性中毒、患癌、异常生育、畸形等潜在危害。可是这里就包含了一个严重的矛盾——既然农药不安全为何还要使用呢。在现有的条件下，完全禁止使用农药不太可能，换句话说，若没有农药，现代化的农业很难维持。在现代化农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里不可能没有农药。如果从农药中检测出有毒物质从而禁止使用和贩卖农药，那么生产贩卖农药的厂商就会改变品牌、改变贩卖方法，比如说把它变成家庭用杀虫剂、园艺用杀虫剂等，或者从农业种植转入水产等新的生产领域，甚至把农药拿到国外贩卖，用种种方法实行再贩卖。另外，从消费者的角度说，不用农药也有难度，因为农产品的品相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日本除虫剂中央研究所顾问上野明夫说：“农药是为了保护农作物而存在的，防止农作物的病虫害、消除各种无用的杂草、给农作物提供一个安定的生长环境，是农药的功效，同时也是现代农业成立的一个条件。我们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农药有危害、不安全就禁止使用。如果真的禁止使用农药了，我们的食物生产可能就会崩溃”[18]。

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给我们带来了包括农药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而化学物质的广泛使用又给人类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各种风险。化学物质在食物链中通过污染大米、鱼虾类而残留，摄取这些食物之后会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事实上，“二战”之后，日本形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发生威胁的污染事件也急剧增加。日本的20世纪50至60年代被称为“环境污染的时代”，也叫做“公害的时代”。日本的支柱产业——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对于大气、水、土壤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污染，出现了各种各样严重的公害事件。最具有代表性的四大公害病是水俣病、新泻水俣病、痛痛病和四日市哮喘病。下面将介绍因水质和土壤受有色金属的污染造成的水俣病和痛痛病，尤其详细地介绍被认为是日本公害之首的水俣病*水俣病、新泻水俣病、痛痛病详见参考文献[19-24]。。

(一)水俣病

水俣病之所以成为日本公害之起点，有两个理由：一是由于工厂的污水排放作为疾病发生的源头而造成了对生物链的影响，二是疾病通过胎盘对婴儿造成了危害，遗患无穷。这是日本最早的通过病例和调查而获得对污染危害认识的事件。水俣病的出现，让水俣病患者和对患者的社会支持力量勇敢地与政府和企业作斗争，从而产生了号召环境保护、倡导对环境危害加以认识的群众性运动。这也是日本理解公害把水俣病作为起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受水俣病影响的人有很多，仅依照苛刻的条件而被政府认定的患者就有2000人之多，其中400多人已经病故。

1953年在熊本县水俣市发现了中枢神经被侵害的中毒性疾病。病例被发现时，患者的四肢末梢神经知觉异常，不能正常独立行走，语言表达出现障碍，头昏耳鸣，视觉模糊，所以那时人们把它作为怪病来对待。怪病的起因是新日本的氮素肥料公司(现在该企业改名为氮素公司)，向水俣湾排出含有无机水银的废水，而这些无机水银在鱼虾的体内不断积累，渔民打捞摄取后，又在人的身体内长时间地滞留。水俣病作为一种疾病被正式确认是在病变发生后的第3年即1956年，然而，水俣病的致病因素是由于公司向水俣湾排污水这一事实被正式公布确认是在病变发生的第12年，也就是1968年。1968年后，日本厚生部做出了正式的认定，工厂的生产和污水的排放才得以停止。氮素公司在水俣市建立化学工厂是1910年的事，氮素公司作为日本化学工业的代表，不断地开发和扩大生产，一个很小的水俣市由于氮素公司的到来而成为一个外来人口不断涌入的工业城市。1932年，氮素公司开始生产乙醛，生产乙醛的时候需要无机水银。印刷技术、相片加工、塑料制品都离不开乙醛，可以说乙醛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标志性物质。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乙醛作为日本高速经济发展的物质为日本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可是氮素公司不断地向水俣湾排放污水却影响了环境和人的健康与生命。水银在水里由于微生物的作用从无机变为有机，然后通过食物链浓缩，对人和自然造成危害。

1940年，大量的鱼贝类开始原因不明地开始死亡。可是氮素公司并没有停止生产乙醛，仍然向水俣湾排放含有大量水银的污水。鱼之后又出现了怪猫现象，也称之为“猫跳舞病”，许许多多的猫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1956年，在水俣病被正式认定之前，已经发现了水俣地区婴幼儿脑障碍的问题。氮素公司知道这些和自己有直接的关系。证据是什么呢？1959年氮素公司在自己的附属医院进行了实验，他们给猫不断地浇灌污水来观测猫的反应。在这个实验当中，猫出现了和当时许多地区发现的猫跳舞病同样的症状。同年，熊本大学的研究人员强调这些怪现象就是由于向河水和海湾排泄有机水银造成的。可是氮素公司和另外一些企业和大学提出了反对意见，掩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比如说，日本化学工厂协会就主张，这是由于日本的军队向海里和本地区大量地投入了炸弹所造成的；东京工业大学的清浦雷作教授主张，出现这些怪病是由于鱼毒(有毒胺类)造成的。总之由于各种意见的对立和对于因果关系的隐瞒，直到1968年政府才下令禁止向水俣湾排放污水。巧的是，日本化学工业已经发展出可以不利用水银作为媒介而开发盐化塑料的技术。这个巧合恰恰说明，政府和企业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出现矛盾时选择了前者。

水银事件也推动了日本法律体系的完善。1957年，在政府的农水部设立了水银问题委员会，同年又出台了《地下水道法》(即本法在水道的公示、管理、设计以及维修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58年日本政府又出台了《水质保护法》，同时对水质污染的预防也出台了各种对策，1970年又出台了《水质污染防止法》。1973年，日本政府出台了鱼贝类的水银含量标准，水银不超过0.4ppm，无机水银不超过0.3ppm。1997年，日本政府宣布水俣湾已不存在水银污染了。1970年设置的防止鱼类进入海湾的网也被拆除了。

水俣病不但破坏了自然环境也破坏了人际关系、人和地区的关系。这个沉痛的教训在水俣人和新的政府的努力下变成了建设环保地区和环保城市的动力，水俣市已经在最近的连续五年被评为日本最环保城市。同时水俣病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在日本、在世界各地不断地宣传，新的水俣市政府希望世界其他的地区不要再犯类似水俣市的过失。

(二)新泻水俣病(第二水俣病)

在人们追究水俣病原因的时候，在日本的另一个地区又发现了水俣病。1965年新泻大学医学部村中熊教授等在新泻县阿贺野川发现了新型中枢性疾病。由于发现的病例和水俣病酷似，所以也称之为第二水俣病。病因是人们吃了受到污染的鱼类贝类，而鱼贝类污染的原因是新泻县昭和电工鹿濑工厂排放了无机水银(和氮素公司排放的完全相同)。1966年厚生部特别调查组确认了此事，对于受到危害的人们进行了认定，根据当时政府认定的结果，患有中毒性神经疾病的患者有692人。对新泻水俣病的正式认定是在1968年，同年，13名患者向当地法院提起了公诉。和水俣病一样也有许多的企业和研究机构替企业和政府说话，企图隐瞒事实真相。比如横滨国立大学的北川澈三教授就说，新泻水俣病的原因不是昭和电工的污水而是农药造成的。存在争议的这个时期，企业和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不过，和水俣市不同的是，新泻县的水俣病认定和赔偿行动远比水俣市的要快。这和水俣病的经验传播和产生的社会影响是有直接关系的。

(三)痛痛病

1955年在富山县神通川流域发现了痛痛病(范可尼综合症)。这种病是由于人体大量地吸收了镉(重金属的一种)且这类重金属在骨头中储存而造成的。这种病会出现易骨折的症状，如果这种镉元素在体内积累多了就会出现剧烈的疼痛。由于患者不停地喊“疼啊疼啊”，所以取名为痛痛病。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参战的美国要求日本提供军需品，所以日本政府加紧和扩大了重工业的发展，1973年日本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镉生产国。事件发生后十余年，即1968年，日本政府才明确表示痛痛病的起因是三井神冈矿业所排放的污水中含有重金属废液，污水影响到环境和生物链，即居民摄入了大量企业排放的含有镉金属废液的水以及被镉污染的大米等农作物而致病。

和水俣病一样，痛痛病得到认定的道路同样漫长而布满艰辛。在富山县熊野镇神通川的左岸最早出现了痛痛病。当时诊断的荻野茂次郎医生就指出这种疾病的致病因与矿物质毒素有关。之后，荻野茂次郎的儿子又用传染病学等方法进行了调查。1957年他提出痛痛病和矿物质毒素有直接关系，1961年他又在学会上主张痛痛病是由于大量摄取镉而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政府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富山县地区进行调查时，荻野等人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而是一些主张痛痛病和矿毒没有关系的人被选用了。这样在很长时间里，矿毒即大量摄取镉导致疾病的因果关系被隐瞒下来，救治和防止疾病的措施都被极大地延误了。从当时的数字可以很容易地推断污染的原因和程度。检测结果显示，被污染的大米中检测出500mg的镉，而正常的标准规定每天的镉摄取量不得超过50mg，也就是说当时居民的镉摄取量是正常的10倍以上(1970年规定的镉的摄取量为0.3mg，设定残留基准量白米的为0.9ppm)。

1988年患者及其家属向三井提出了赔偿要求并最终取得胜利。同年痛痛病也被政府正式认定为公害病。但是，政府对于认定的标准采取了苛刻的条件，使许多患者没有被认定成，也就是说，许多人即使到了今天也没有得到政府和企业的有效补偿和精神安慰。截至2007年7月，痛痛病的公认患者为191人，目前依然有患者在申请认定[25]。

三、如何面对过去的教训和经验

企业制造的化学物质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希望和象征,但正是这些“希望和象征”引发了公害病。由于各方利益的问题和人们的认识问题，政府的政策忽视了对公害病原因的追究，从而导致了事件真相的公布以及向对被害者及家属的道歉和赔偿都大大地延迟了。许多老百姓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而且这个规模和牺牲程度都是空前的。正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以后，如何反思公害即环境问题，如何解决环境污染、公害等引发的疾病，成为政府和普通百姓关注的中心问题。从制度和法律的方面看，首先政府机构内设置了环保厅(2001年环保厅升格为环保部)来监督检测环境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针对环境污染问题而出台的法律法规、各种各样制度的完善和强化也是这个时期突出的一个政治举措和社会变化。1970年末，日本国会召开了一次临时国会，在日本通称为“公害国会”。为什么要召开临时国会呢？就是为了要在环境保护和自然保全方面建立并通过重要的法律。在这次公害国会上，共通过了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14件法律和法规。应强调的是，日本的公害对策以及防治法，曾是以日本经济发展作为前提条件的，在这次国会上，这一前提条件被撤销了。法律制度方面做出这样的规定，引起公害的企业必须负担赔偿金、公害防治费等。公害限制和监督上升到空前严格的水平，这在促使企业将技术和资本转向防止公害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在法制完善方面，又有了新的变化。首先，对1958年制定的《公共水域的水质保持法》和《工厂排污限制法》(即统称为《水质2法》)进行了修改。同时又制定了《水质污浊防治法》。通过这些法律，环境保护的标准越来越明确和细致，废水的标准和限制废水的标准也越来越具体，从而起到了限制和禁止矿山以及工厂的排污行为。在同一个时期，《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1970年)也出台了。在此法中对于镉、铜、砷等有害物质作了明确的规定和使用限制标准。《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是为了保护人体的健康同时又保护和维持农作物的生长繁殖环境和质量而制定的。1991年日本政府为了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同时又为了维持良好的生活环境，设置了土壤环境标准，详见表1。

表1　对象物质与土壤环境标准 * 此表引自参考文献[26]。

*在农用地里，1kg大米低于1mg；**在农用地里，1kg土壤内含量低于15mg。

2000年5月是日本从掠夺型、破坏型经济发展向循环型、节能型经济发展转变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日本政府公布了《循环型社会建设推进基本法》，2000年被称为日本向循环型社会发展的元年。那么什么是循环型社会呢？根据环境部的解释，循环型社会应当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大力减少垃圾废物的产生；第二，资源要循环地利用，尽量避免资源过多的利用，绝对不允许资源的浪费；第三，通过处罚、限制、监督和督促，降低人们对自然资源的消费量，减少对自然的负荷，同时又促进废物的再利用。实现了以上三个目标的社会，即可称之为循环型社会。日本的《循环型社会建设推进基本法》的出台，表明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对食品、农业、环境三位一体的重要循环特性的再次强调，标志着日本在环境、农业、食品三方面的重要方向转变。日本长期以来追求物质丰富和经济量的增长，对于不直接体现市场价值的商品和社会活动采取了轻视的态度。在这种偏向于经济一边倒的政策下，农业的价值和它所包含的文化被淡化和抛弃，而不断地强调农业的经济价值，从而使原本应该和谐一体的食品、农业、环境被分割，甚至出现了加害方和被害方的对立关系。使农业在发展中不断地出现食物的污染、环境的破坏等等严重的问题。值得欣喜的是，在这种追求经济利益的时代里也不乏重视农业的循环性、重视环境的可持续性的社会实践和各种各样的运动。这种农业实践可以被称为环境保全型*关于环境保全行农业以及它的理念、文化制度等，请参考[27]。农业，其正在蓬勃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出现和推广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环境保护潮流的影响。20世纪50至60年代的欧美曾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公害问题的影响在美国激起了环境运动和环保思想，20世纪70年代这种思想也不断地向日本渗透。环境保全型农业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追求物质的循环、维持土地的有机和营养的成分、减少甚至不使用农药和化肥，这三点可以说是环境保全型农业的核心。环境保全型农业从栽培形态上可以分为有机栽培、无农药无化学肥料栽培、无农药栽培、无化学肥料栽培、减少农药或减少化学肥料栽培等。日本政府确立了有机认证制度，让从事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农民进行有机认证。有机认证制度在日本正在不断地推广，据2006年统计，它占整个农民的0.2%，占整个农户的4.2%。所谓的有机认证农户是指生产有机农作物同时又被政府授予了JAS认证*JAS是Japanese agriculture standard的缩写。JAS认证制度是指通过农林物质的规格化以及品质表示的标准化来实现有机食品化的认证制度。包括有机农产品、有机加工产品等。的农户。在日本一般把从事环境保全型农业实践的农民称之为Echo-farmer，即生态农民。生态农民按照现有的法规和制度，可以解释为拥有节能、环保的科学技术，同时又被各级政府认证的农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越是规模大的农户就越容易转移到环境保全型农业上来。比起个人家庭经营，公司、企业经营更容易实现向环境保全型农业的转向。向环境保全型农业转向的重要条件是农业的可持续性，即有没有接班人、有没有人来持续进行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实践。仅仅为了申请补贴或者是追求社会知名度而向环境保全型农业转型的农户不能说没有，但是这种活动是无法持续的。农业这种方向的转变，同时也带来了人们对农业文化价值认识的改变。比如说对于梯田的环境美以及梯田所蕴含的历史价值都进行了重新的评价。在高知县高冈郡梼原町町长的倡议下，日本成立了梯田协会，梯田协会针对农业的文化以及农村共同体等议题在广泛的领域进行意见交换，甚至促成了一些地方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不单是经济制度和法律上的大转变，文化上的转变也成为了很多地区振兴和发展农业的主要目标和理由。但是正如中安等指出的那样[28]，我们从体系上来看，以上提到的许许多多的问题仅仅是零零星星的社会现象，大的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换。由于竞争、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降低成本等现实状况愈演愈烈，使越来越多的生产者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向环境保全型农业转变。环境保全型农业的确立和持续发展不光是一个理念和制度的问题，还必须解决许多实际而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禁止使用农药、化肥，那么用什么来代替农药和化肥？必须在技术上将这个问题解决，没有这种技术上和资金上的支持就不可能把理念变为现实。即使农民的意识转变了，但如果企业和相关的部门的意识没有转变，那么这种环境保全型农业也很难实现。因为农民的农产品必须通过这些体系实现它的价值，带来经济利益。而这些连接农民和市场的环节没有实现环保意识上的根本变化，只追求经济利益的话，那么环境保全型农业也终究难以到来。但环境保全型农业毕竟代表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环境保全型农业是衡量一个社会能否实现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产生垃圾的社会向节能、可持续性社会转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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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n Japan’s Agriculture and Food Safety

Xie YuanyuanSiqinfuKishimoto Sayaka

AbstractIt took Japan 30 years after World War II to realize it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hich amazed the world with such rapid achievement under its limited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meantime, Japan won the respect for its agricultural manufacture and food safety standard. With overviewing the Japanese reflective research on the agriculture in recent years, from a new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 has been summarized that Japanes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an be consecutively divided into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modernized agriculture, and green agriculture. The introduction of Big Pollution Diseases cases caused by the industrialized pollution elucidates the Japanese experiences i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food safety regulation, which provides exemplary lessons for developing nations to learn from and take fully consideration.

Key wordsJapan’s agriculture; Food safety; Big pollution diseases;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责任编辑：陈世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