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要派与滕县华北神学院

王德龙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基要派与滕县华北神学院

王德龙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20世纪上半期，基督教自由派参与社会事业，引人注目，而基要派则致力于传扬福音，显得默默无闻。当时山东枣庄滕县华北神学院持守基要信念，认同基要神学诠释，因此凝聚了一批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本土属灵信徒，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基要派团体。这个学院始终坚持基要神学立场和办学理念。为当时甚至以后，培养了一批坚持基要真理的牧师队伍。当自由派开办的社会事业被淹没于现代化浪潮之际，华北神学院基要派在思想方面的持守和传播，却产生了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的思维启示与价值，成为近代鲁南区域文化国际化的重要代表。

基要派；华北神学院；鲁南文化

基要派在中国的影响也许没有自由派那么明显。中国的基要派基督徒致力于传扬福音、引导人们认罪悔改，皈依上帝，在日常生活中注重灵修。他们较少的像自由派那样关注社会活动、提倡人格救国，所以从社会影响方面来看，显得默默无闻。然而，伴随着中国主权的独立和现代化的进程，自由派所从事的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被淹没在历史的潮流之中。相对而言，基要派所强调的对中国人“人心”的改变工作，却日益显示出其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价值。位于山东滕县的华北神学院就是汇集了中外基要派人士的大本营。滕县华北神学院在当时中国影响较大，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成三足鼎立之势，在中国教会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也形塑了近代鲁南文化的变迁。

一、华北神学院概况

滕县华北神学院在创建之初，就满含着基要派的因素。1919年，齐鲁大学美国长老宗基要派传教士赫士(Dr.Watson M.Hayes， 1857～1944)因反对自由派神学，被迫辞去齐鲁大学神学院院长的职务，带领十八位神学院学生准备另组新校。9月29日，在中华基督教会和美北长老宗差会领袖的支持，赫士选择潍县作为临时基地，组建了一所长老宗神学院，号称华北神学院。神学院初创时期艰难异常，“当时校址校具一无凭籍，只好借用人家楼下地窖中作为教室，又的某校权借助点破教具，便上起课来”。[1]神学院的经费由山东的教会，如江苏南北长老会、潍县区会、山江区会以及一些美国热心的基督徒定期奉献支持。后来因为美南长老会苏北教区负责经费筹措，于是在1922年迁往靠近苏北教区的滕县。南长老会苏北差会有很强的基要派氛围，赫士本人也是基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华北神学院的差会背景和创办者的办学理念，都带有很强的基要主义色彩。后来，华北神学院的经费主要依靠山东和苏北地区的自立教会奉献，部分接受差会的拨款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养的目标，这就避免了在经济上受到差会的过度影响，从而在自由派于差会中影响巨大的时候，华北神学院仍旧能保持自己的基要主义理念。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为自由派提供了充分活动的舞台，无论在救国的阵营里，还是在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的队伍里，都能看到自由派活跃的身影，他们以社会工作取代了福音传播。而同期的华北神学院则坚持直接布道和培养教牧人员的理念，逐渐汇集了大批的基要派人士。1936年，成寄归因湖南圣经学院改组而离开长沙，应聘华北神学院教授。其主办的司可福圣经函授学校也随之迁入华北神学院。司可福圣经神学是典型的基要派神学。此时司可福圣经函授学校已经有学员一千多人，并且“遍于全国，海外侨胞学习该课程者亦为数亦多。近且有西国传教士加入学籍”。[2]司克福函授学校的加盟，壮大了华北神学院的影响力。这种汇集使华北神学院成长为基要派的大本营，成为中国基要派活动的基地。1937年抗战开始后，华北神学院的一部分师生内迁至重庆，另一部分坚持留在滕县。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神学院中的英美籍教员被关进了潍县集中营，学校也被改组称为华北神学院预科。日本人控制的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在1943年与滕县华北神学院的预科实现了合作，“接受该预科为华北各级基督教学院之公共预科”[3]。1946年初因滕县解放，华北神学院迁往徐州，1948年又迁往无锡。1952年11月华北神学院与华东地区十处神学院校合并，成立了金陵协和神学院。

二、华北神学院的招生情况

华北神学院持守基要主义办学理念，隶属长老宗教会支持和管理，但招收学生并不拘泥于宗派，“本院创设之目的，在造就一般本圣经正义而传道之人材。故对学员之收入，不分公会，不分省分。凡正宗福音派之学生，皆可前来。”[4]虽然学校对学员的出身并不限制，但慕名来华北神学院的大多都有基要派的倾向，热衷于传播福音、救人灵魂。而且这些学员在入学前有的已经是传道人。当时贾子安在送任永林入华北神学院时，曾作古风诗一首，表达了对华北神学的认可和将来的期盼：“炉为炼金鼎炼银，华北神学为炼人，单等数年毕业后，热心侍主救灵魂。”[5]华北神学院根据新学员的基础，将学员划分为“正科”和“副科”。“正科，需要大学毕业或神预科毕业，肄业三年。高中毕业者，须肄业四年。若长于汉文，富有阅历，为主作工成绩昭著，兼有特别保荐者，亦可收入正科，其学年与高中毕业者同。”[4]副科则是“指高中修业而未毕业者，有志肄业本院者，亦可随同上班，学完一切课程，予以副科证书。”[4]这种划分与一般神学院并无二致，但从“富有阅历，为主作工成绩昭著”这点，也可以体会到华北神学对传福音的重视。

华北神学院在潍县成立之初，仅仅18名学生，到1920年人数也只有24人。1922年搬迁至滕县以后，随着学院经济状况的好转和管理措施的提升，学生人数不断增加，1923至1924年度，在校生迅速增长到84人，这些学生来自国内9个省和周边国家韩国，其中9人为女生。1925年“学生来自南北各省，及新加坡、韩国，公会达十余省。今季统计男女学生一百二十名”[6]。1925至1926年度，“有男学员百零五人，女学员三十四人，共计有学员，共计有学员百三十九人。”[7]1927年，华北神学院在校学生数达到历史顶点，为186人，其中女生51人。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仅从学生人数这个角度看，华北神学院的规模已经超过了金陵神学院，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神学院。有许多来自朝鲜和东南亚地区的学生在此接受造就。后来受到北伐战争的影响，招生出现萎缩，到1928年，学生人数就锐减至男生65人，女生13人。北伐战争结束以后，华北神学院又在30年代迅速恢复，1933至1934年度，在校学生达到男生102人，女生31人。到了1935年9月16日开学时，“男神学一百二十六名，女神学二十三名，学员的籍贯有十六省，隶属二十二公会，南至海南岛，北至哈尔滨，西至陕西，尚有四位，来自朝鲜。”[4]来自16个省，22个不同宗派。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仍然有来自12个省、23个不同教会团体的72名男生。学生在未进神学院以前就已经从事一些传教布道的义工工作。“金陵女神学的学生，有百分之四十五曾教过主日学。华北神道院的学生有36%曾做过布道工作。”[8]华北神学院在全国教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国际基督教界声誉也不断提高，成为当时中国教会基要派神学教育的中心。

三、华北神学院的师资情况

华北神学院之所以能够坚持基要主义的办学方针，除了基要派差会、教会背景外，还因为它凝聚了一支持守基要真理的师资队伍。自创办至抗战后期，赫士一直任名誉院长，副院长依次是中国牧师丁立美，继任为贾玉铭，抗战前后为张学恭、丁玉璋(兰田)。在华北神学院任教过的美国人有道雅伯、申乐道、何赓诗、毛克礼、卜德生、卜有存、华以德等；中国人有丁立美、张学恭、宋道九、苗子九、丁玉璋、管耕汶，邓天锡、胡敬武、翁楚望、成寄归、高国桢等。赫士是在华传教士教义神学基要派代表人物之一，丁立美是奋兴布道型的基要派，贾玉铭是属灵的基要派，张学恭、丁玉璋等都毕业于华北神学院。从校长的选用来看，这支教师队伍都拥护基要信仰，在神学追求上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自由派形成了对峙局面。

华北神学院虽然在招生规模上超过了金陵神学院，但该校的师资队伍与其它神学院相较却不占优势了。“民国十一年，在十三个校园中，共计有专任教授六十二人，平均计算，每一校园，估四零十分之七。这些人员之中，有西人四十二位，华人二十位，大约的比率为二比一。用另一种平均法计算，每无零十分之九的神学院学生，即有教员一人”，“民国二十三年，在十三个招收中学程度以上学生的校园中，专任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合计七十六人。平均计算，凡四零十分之四的神学院学生，即有专任教员一人。十三校共有专任西教授三十五人，专任华教授二十四人，大约比率，为三西教授比二华教授；十三校共有西国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四十二人；中国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三十六人。以比率技术，即为七比六，又有兼任西教员三十二人，兼任华教员十八人，以比率计算，不到二比一。”[8]在教师队伍中，中国基督徒扮演了重要角色。大多数时间，中国籍教员基本上占到华北神学院教员总数(平均7～8位)的一半左右。 在1934年至1935年间，“本院教员共十一位，其中有七位(中四西三)完全负本院教职，有两位西教员，半担任本院教授，半担任弘道院教授，音乐教员两位，中西各一。”[4]由于师资力量的欠缺，在最初的几年里，学校不同层次的学员混在一起上课，以致“学员不得拾级而进，教员不得依程而教，殊感不便”，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每年级始得各自成班。”[7]以基要主义的立场和标准来延聘教师，是造成师资不足的原因之一。

四、华北神学院的课程设置情况

华北神学院是一所专门的宗教学院，专为培养教牧人员与教师，四年制，课目内设专为研究圣经之多种学科，并设天文、地质、文学、哲学、希伯来文等课程。毕业后，成绩优秀者授于学士学位。华北神学院在一般课程设置上与其他神学院没有多大区别，但非常重视圣经的研究和教学。这与基要派追求圣经权威和圣经基本要道密切相关。学院“将圣经分为六部分，每部分皆有教员负责，如创世纪至申命记，高牧师负责，约书亚至撒母耳下，卜牧师负责，列王上至以斯帖，张牧师负责，约伯记至以赛亚，道牧师负责，耶利米至玛拉基，丁牧师负责，新约，赫院长负责。”[4]从教学规定也能看出华北神学院对圣经课程非常重视。学院要求所有学生在教师指导下通读圣经，并且要通过考试。这些课程都从正面引导学生重视基要真理，为塑造和培养学生的基本要道奠定了基础。除了从正面形塑，在20年代华北神学院为了对抗自由派的新神学，还非常强调系统神学、教会历史和讲道法，重视引导学生学习圣经语言、英语、音乐甚至包括宗教比较学等课程，后来又增加了圣经神学、基督教社会学、旧约考古学、地理学和生物学等课程。开设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帮助学生能够从理论和知识上更好地反驳现代派神学。

华北神学院鼓励老师和学生积极参与传福音的工作。这种工作不仅是传播福音，而且是让师生在实践中参与侍奉，坚定信念。为此，学院在学制上做了特别安排，每个学年只有五个半月的教学任务，通常从第一年的八月到次年的一月，其它时间由学生自主安排。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予学生充足的时间从事传福音的工作，从而提高他们服侍教会的能力。学院还注重灵修活动，“每早晨五点半举行晨更祈祷，与会者平均四五十人，晚间九点三刻，举行个人私祷。每礼拜六晚间，有布道祈祷会。”[4]此外还有守望楼、自由组织之查经会、同乡祈祷会、工人祈祷会等。这些实践课程的设置不仅增加了学生的圣经知识和传道能力，而且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宗教体验。这种宗教体验对于他们相信和持守基要真理至关重要。

此外，滕县华北神学院还设有研究科，是当时设有神学研究科的三所学校之一，但“滕县并不如燕京和金陵，正式开设研究科，不过备有特别功课，供大学毕业生研习，以抵神学士科之课程。”[8]学校还设置了儒学经典课程，课时量基本上与《圣经》课程相等，并且采用汉语教学，体现了华北神学院本土化办学的诉求。从这些课程设置来看，华北神学院并没有走上基要主义者的“自我封闭”之路，而是在坚持基要真理的前提下，也注重参与本色化建设和自立合一运动。

五、华北神学院的宗教活动

一般的印象是，基要派虽然属灵，但却保守封闭，为了不受新神学的影响，绝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事实上基要派也参与一些社会事业，只是没有像自由派一样缺少基要前提，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迷恋于社会工作，而取代或忘却了最初的福音目的。华北神学院开展的一些慈善等社会活动，都仅仅围绕传福音展开。布道活动一般在学校周围开展，分组进行，工作的主题分为查经班、儿童主日学、男布道部和女布道部。起初并没有固定的布道区域，1934年春，山江区会将滕南铁路两侧共58个村庄划为滕县华北神学院的布道区。学院也将师生分为16个组，上午7组，下午9组，在主日时外出布道训练。他们深入监狱、麻风院等地布道，为病痛中的人带去心灵的安慰。华北神学院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慈善活动，如救助麻风病人，在1941年，麻风院布道组共向麻风病人捐助了“洋联币二千二百三十元四角九分”[9]滕县麻风院在此前有130多人需要救助，负责救助的麻风院董事长就是当时任华北神学院院长的张学恭。即便是后来因困难，救助董事会解散，但是救助并没有停止，神学院的师生通过劝捐等方式维持了对于危重病人的救助。[10]华北神学院在自身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积极救助麻风病人，其动机首先的遵从耶稣“爱”的教导，同时，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社会活动，让这些处于绝望中的病人体会到福音的大能和慈爱。

华北神学院的教师不仅在院内培养神学生，而且经常到周围讲经布道。活动范围涉及鲁南、苏北、皖北、豫东等地，如“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张学恭氏，慨允淮安教会于该院寒假之暇，宰来淮安负责襄助查经事工。”[11]“怀远(安徽)教会，近年以来，甚有进步。去年夏令会，敦请华北神学院副院长张仲温牧师主讲。去冬退修会，特请李天禄博士讲，均获胜利。今夏复请华北神学院教授丁蓝田牧师主讲，教会同工，学校医院同道，五十余分堂信徒之代表，约四百余人，又得一番造就”[12]。由此可见，基要派兴办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育本身，而在于传播福音，从事教育只是传播福音的一个手段而已。这些基要派的教师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传教士的身份，也从没有把自己仅仅定位在一个教师或者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他们的目的是要为上帝拯救灵魂，而并不如自由派那样醉心于社会事业的发展。

更能体现华北神学院基要派立场的活动是联络组织成立了中华基督长老教会和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1929年11月，山东和江苏的五个区会、东北的加拿大长老会差会和基督教改革宗差会的代表聚集在滕县华北神学院内，商讨成立了中华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副校长贾玉铭当选为会长。同时，为了对抗协进会的自由主义神学影响，与会代表和另外来自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美南浸信会、美国路德宗差会和门诺会等十几个差会、教会代表共同成立了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下设执行、宣传、经济、奋兴、书报和教育委办会。贾玉铭在这些会议的组织和联络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负责执行和书报两个委办的事务。1932年6月，中华基督教会联合会第二次大会再度在滕县召开。另外华北神学院还大力支持奋兴布道会，推动复兴运动，“宋尚节曾在滕县数次举办布道会，华神师生多有参加”。[13]这些活动都体现了华北神学院对中外基要派活动的支持。

华北神学院属于基要派的阵营，坚持神学的保守立场，反对自由主义神学。在1920年3月召开的华北神学院临时董事会会议上，该校的办学方针就规定：第一，教授建立在上帝之道中的基督教会的基本教义；第二，强调圣经是信仰与实践唯一有效的准则；第三，在神学、圣经评判学和释经学等方面，坚持保守主张。这些规定充分贯彻了其基要派的神学立场。华北神学院非常强调圣经的权威，将圣经置于学院教学的核心地位。华北神学院在礼堂祝文中宣称：“教会的兴衰，关乎牧师道心的冷热和道学的浅深，要想有兴旺的教会，必得先造就有热心有道学的牧师，但想有热心道学的牧师，又必得有讲真理重灵修的申学校。这几年来，教会上出了什么新思潮，立了什么新神学，在真理上有什么新观念，对于圣经有了什么新批评，本来愚拙，反自以为聪明，真是教会的一大患事。幸亏教会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早有安排打算，使遣主持正义的华北神学，能立起来作为中流砥柱，校长教员都有纯正信仰，本着圣经真理，造就教会有用的人才。”[14]

华北神学院虽然属于基要派的阵营，但并非不关心国家政治。1936年西安事变传到神学院，全体师生立即横切祷告：“当次国家正向复兴道路迈进之时，而受此大挫折，怎不令人伤心。学校当局乃宣布停课一日，专为国家及蒋委员长祷告。”[15]华北神学院在抗战时期也积极的关怀抗战将士，鲁南大战时，华北神学院曾广泛组织发动师生为抗战的将士捐献衣物及日用品，这“乃要证实我们基督徒爱国并不落人后，而且我更敢相信凡真有基督精神的中国人，没有不各位爱护国家的，真有基督精神的外国人，也没有一个不十分同情中国抗战的。”[16]属灵派“超政治”的神学误区并没有在华北神学院流行。另外，神学院的基要主义倾向也没有演变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排斥。滕县距离曲阜较近，尝有学生以“曲阜为孔子故里，亦为中国文化发源地，中外人士，莫不欣喜往游”[17]为由，组织同学春游，得到学校的支持并代办学生旅行半价票。在游玩的过程中，也没有发生文化上的隔阂。由此可见，华北神学院的师生在信仰上虽然接受基督真理，但在心理上也没有狭隘的排斥中国传统文化，基要派神学立场并没有必然导致极端自我封闭和盲目排斥。

[1]华北神学十七周年纪念[N].通问报，1936-10(39).

[2]知白.司可福函授学校迁移[N].通问报，1936-9(34).

[3]周冠卿.华北中华基督教团的使命[A].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周年纪念册，1944.

[4]张学恭.华北神学院周年报告(1934～1935)[N].通问报，1935-4(20).

[5]贾子安.送任永林弟去华北神学载[N].通问报，1935-10(39).

[6]李既岸.华北神学院之新气象[N].通问报，1924-12(25).

[7]贾玉铭.滕县华北神学之经过》[N].通问报，1926-12(30).

[8]韦格尔视察团.培养教会工作人员的研究[R].中华基督宗教教育促进会，1936.

[9]山东滕县华北神学院麻风布道组收付救济麻病捐项报告[J].真光杂志，1941，40，(11).

[10]节录华北神学院布道组来函报告滕县麻风病院救济近况[J].真光杂志，1941，40，(7).

[11]淮安冬季查经班预闻：华北神学院张学恭旧地重游[N].通问报，1935-12(50).

[12]怀远夏令会五十余支堂参加：华北神学院丁蓝田主讲[N].通问报，1936-9(36).

[13]姚西伊.为真道争辩:在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基要主义运动(1920～1937)[M]，香港:宣道出版社，2008.

[14]华北神学礼堂祝文[N].通问报，1924-3(50).

[15]华北神学弘道两院停课为国哀祷 蒋委员长被围张学良叛国[N].通问报，1936-12(49).

[16]鲁南大战时的华北神学院[J].田家半月报，1939，5，(24).

[17]褚仲遂.华北神学院旅行团春假日游曲阜志略[N].通问报，1935-5(17).

[责任编辑：杨全顺]

2016-09-05

王德龙(1974-)，男，山东莒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中国史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基督宗教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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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7077(2016)06-0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