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赵德发“农民三部曲”评析

李学良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山东淄博 255130)



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
——赵德发“农民三部曲”评析

李学良

(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山东淄博 255130)

赵德发创作于1990年代的“农民三部曲”，选取了明显有别于传统历史主义的视角(《缱绻与决绝》采取了土地情结的视角，《天理暨人欲》采取了道德情结的视角，《青烟与白雾》采取了权力情结的视角)，通过一系列典型形象的塑造，重新审视并展现了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其展示的另一面的历史内容令人耳目一新。这使得“农民三部曲”成为堪与陈忠实《白鹿原》相提并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

新历史主义；土地视角；道德视角；权力视角；农民三部曲

一、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白鹿原》说起

陈忠实的《白鹿原》是评论界公认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典范之作，在此我们将其与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相比照，分析二者的相通之处。

《白鹿原》以陕西关中乡村白鹿原为观照对象，叙述了白家与鹿家几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权力之争，时间跨度从辛亥革命直到解放战争，全景式地再现了民国几十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的历史变迁。

那些传统历史主义的作品(如《三家巷》、《红旗谱》、《创业史》、《茶馆》等)，多采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审视并展示历史。在传统历史主义的视野下，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史，是无产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反抗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压迫，并最终夺取革命胜利的历史……

但《白鹿原》却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上述传统历史主义的视角，而是把民国历史描述成家族权力斗争的历史。这还不算，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作品里决定斗争最终结果的，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风水”起着决定作用(白嘉轩从鹿子霖那里骗来了风水宝地，这决定了白家最终会取得胜利)。

《白鹿原》里塑造最成功的八个典型人物分别代表着八个阶层的历史命运。白嘉轩是传统族权势力的代表，虽然屡遭曲折，但代表着封建宗族势力的白家却在主动转型后赢得了最后的胜利。鹿子霖是民国时期“平民新政”的代表，他也曾风光一时，最终却落魄潦倒，这也昭示着“平民新政”的失败。朱先生是传统文人的代表，他神机妙算、满腹经纶、道德高尚，在民国年代却被边缘化，最终在孤独中死去，这也昭示着传统文人群体的失落。鹿兆鹏是优秀共产党员的代表，却在革命临近胜利时不知所踪。鹿兆海是优秀国民党员的代表，却死于国共内战。黑娃是土匪的代表，他纵横一时，被国民党收编，后又投诚共产党，最终死于共产党县长白孝文之手，这其实也代表着土匪群体的最终命运。小娥是乱世佳人的代表，在那个年代，她只能靠姿色左右逢源，却终难逃脱覆灭的命运。白灵是知识青年的代表，她满怀激情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却死于自己人的肃反之下。白孝文是浪荡子弟的代表，却最终篡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白鹿原》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读者对民国历史的传统认知，引导读者从另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从而看到历史另一面的真实。

《白鹿原》能够成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仰赖于三点：一是作品采用了家族权力斗争的全新视角，而这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视角(社会剖析或阶级斗争的视角)；二是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典型形象来承载新的历史内容；三是情节跨度长达几十年，颇具史诗风范。

此处剖析陈忠实的《白鹿原》，并非是要喧宾夺主，而是因为我们发现，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与《白鹿原》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使得“农民三部曲”很可能成为堪与《白鹿原》比肩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

二、土地情结视域下的《缱绻与决绝》

《缱绻与决绝》抛弃了传统历史主义高屋建瓴的社会剖析或阶级分析视角，转而选择“土地情结”作为观察视角，作品中农村社会里的婚姻、革命、土改、互助、合作社、大包干、大开发……归根结底，不过是围绕着“土地”问题的各种折腾以及伴随其间的悲欢离合罢了。“文化社会学学者司马云杰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土地文化史。一切生存和斗争围绕着土地而展开。’”[1](P217)

《缱绻与决绝》第一部分，叙述了农村社会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争夺。

大地主宁学祥对土地的占有欲胜过一切，即便亲生女儿绣绣遭土匪绑架，他也绝不动一点卖地筹钱的心思……亲兄弟家遭灾卖地，宁学祥马上筹划购买，且不顾情面地与亲家费左氏相争……宁学祥一生作恶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围绕着保有土地、维持土地收益、夺取新的土地而施行。

中农对土地的占有欲同样强烈。封二家有十八亩土地，他辛苦多年攒下了十二块大洋，期待着从遭难的宁学祥那里买上一亩田地。封大脚继承了其父对土地的热爱，夫妻俩费了大力气在石头窝里开出一片田地，付出了妻子肚里孩子流产的代价。封家还从费左氏那里租了十三亩土地，却也因此把铁头的租地权给挤占了，这使得铁头家陷入了生存困境。

失去租地的贫农铁头迫于生存压力，领导贫农在天牛庙闹起了“农会”，等争到“永佃权”后，他就不再管农会，只顾埋头侍弄自己租来的土地了。同样身为贫农的腻味却是农民运动里的激进派，他领导土改运动，重分了地主土地，而且杀掉了不少地主富农，这又引起了“还乡团”的疯狂报复……上述这些令人炫目的恩怨情仇，却毫无例外都是围绕对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争夺而展开！

《缱绻与决绝》的第二部分，展示了农村社会对土地使用方式的争议。

首先出现的，是农民买卖土地导致土地重新分配的问题。土改以后农民都有了自己的土地，但费大肚子因不善经营而陷入困境，只得重拾旧社会卖地度难关的老办法。而有着置地想法的封大脚，拿出多年积蓄把费大肚子的地买了过来。这一情节让我们看到了建国初李准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的影子。该作讲的也是在土改后，有的农民因不善经营闹了饥荒，另有一些农民则攒了点钱，前者要卖地，后者想买地，于是在农村重又出现了土地兼并现象。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倡导走合作社的道路来解决土地兼并问题。《缱绻与决绝》里，上级政府给出的解决方法，同样是以互助合作来解决建国后农村里出现的土地兼并问题。

其次是在土地充公、办合作社、集体劳动等问题上的争议。最初加入合作社的大部分都是贫农，他们多不善生产，很多人是冲着占集体的便宜入社。而中农则是坚决不想入社的，谁愿意把丰厚家产交由集体平分呢？但在上级胁迫下，中农们最终还是加入了合作社，身为中农的封大脚为此气得窝在家里不出工，消极对抗合作社的集体劳动方式。时过境迁，文革结束后政府又开始推行“包产到户”，而“包产到户”的本质不正是二十多年前那种个人土地个人侍弄的生产方式吗？

《缱绻与决绝》的第三部分，展示了农民开始摆脱千百年来对土地的深切依赖。

深切依赖土地的封大脚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改革开放以后，大孙子封运品不再种地，而是办起汽车拆件厂并一跃成为富豪，他还花钱给爷爷封大脚买了城镇户口，让封大脚把土地抛弃……养女羊丫也不种地，而是开了个“孙二娘酒楼”提供酒色服务，也挣到不少钱。反倒是继承了对土地热爱的运垒，却一直穷困潦倒，甚至因土地进了监狱。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了，大片土地撂荒无人过问。政府从村里划出500亩土地要建经济开发区，结果500多亩地就白白撂荒在那里……

不可否认，农民对土地的感情越来越疏离了。因为在生存问题已能轻松解决的今天，求发展求富裕已经成为多数人的目标，但种田显然无法承载这一重任，所以土地必然难逃被农民疏离的命运。《缱绻与决绝》的名字起得真是再合适不过，农民为了土地曾经宁愿付出一切，现在却又那么绝情地疏远了土地。《缱绻与决绝》通过农民群体土地情结的变化，实现了对20世纪农村社会变迁的新的审视与展示。

三、道德人心视域下的《天理暨人欲》

《天理暨人欲》的视角，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社会或阶级分析的视角，也迥异于《缱绻与决绝》里土地情结的视角，而是选取了孔孟之乡民众常挂在嘴边的“道德人心”视角。《天理暨人欲》所展现的20世纪农村社会变迁，已不再是阶级革命史，而是部分仁人志士纠正“人心”的奋斗史。

《天理暨人欲》的书名屡经变动。最初为《君子梦》，后改为《天理暨人欲》，再后来又改为《祖祖辈辈》。“君子梦”之名似乎倾向于颂扬仁人志士救治人心的努力，而掩盖了人心匡扶的艰难。“天理暨人欲”之名则提示以主观人心对抗客观人欲的艰难。“祖祖辈辈”之名最难表现小说主题，甚至有“题不对文”的嫌疑，但这一命名蕴含着来自乡村世界的悠远气息，就卖点来说比起前两个名字要好很多。我们大胆揣测取用“祖祖辈辈”之名极可能是出版社的建议(出版社要更多地考虑市场)。《天理暨人欲》从民国初年写到改革开放以后，全书以律条村为对象，从容展示了20世纪许家四代仁人志士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以其对道德的坚守，对匡扶人心的求索，演出了四段可歌可泣的人心纠正史。

第一段纠正史是老族长许瀚义主导的以严苛家法维系人心的努力。

其时已是民国二十四年，封建王朝早已覆灭，与之相适应的封建宗族体系在农村也处于风雨飘摇中，尽管老一辈仍在竭力维持家法，却已力不从心。律条村的许瀚义老族长，多年来靠严苛家法维系道德人心，二十年来在他主持下，依家法处死过三男二女，重伤十余人，轻伤无数……这一次他照常依家法严惩了与畜生做出苟且之事的蚂蚱……

但毕竟封建家法的威严已逐渐沦丧，村民们已经不自觉地开始了对祖宗家法的瓦解。蚂蚱死后闹起了蝗灾，很多人就异口同声地将其归结为是以家法处死蚂蚱的报应，他们潜意识里的动机倒未必是给蚂蚱伸冤，而是想除去笼罩在头顶的那把锋利的家法之剑。代表着封建家法的许瀚义确实也垂垂老矣，他在为消除蝗灾而向神灵谢罪后，就离开了人世，他的离世也标志着以封建家法维系人心时代的落幕。

第二段纠正史是倾心于孔孟之道的许正芝以言行楷模来维系人心的努力。

许正芝深谙孔孟之道，对吕坤推崇备至，他摒弃了许瀚义以严苛家法维持人心的路子，他坚信榜样的力量，希望以言行示范来感化族人。在灾荒之年，许正芝慷慨解囊资助贫农，谴责富户利用天灾加租加息的行为。他的绝技是，村里出了丑事，他不急着惩罚肇事者，而是先在自己脸上烙下伤疤，以示自己管教无方之过……

他的努力也曾收到一定效果，但这种以言行示范来维系人心的方法，局限性很快浮出水面。给许正芝的第一个重大打击是女儿小叹被雷劈死，小叹温顺、孝顺、能干、开朗，这么好的孩子，却被雷劈死了，而按照民间的说法，作恶多端的人才会遭雷劈，许正芝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找出《果报见闻录》里《雷击孝子》一文，自我安慰这可能是小叹的果报已满……给许正芝的第二个重大打击是日寇入侵时，许正芝依然想通过这种自残行为感化鬼子，却毫无收效，悲愤的许正芝撒手人寰，这也宣告了其以言行示范救治人心努力的失败。

第三段纠正史是许景行以革命“斗私批修”精神匡扶人心的努力。

接受了红色文化和革命思想影响的许景行，希图凭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东风，以“斗私批修”来救治人心。他认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整治人心，“管住了人心就管住了一切，治好了人心就治好了社会。人心善了，社会就善；人心稳当了，社会就稳定。”

于是许景行发动村民在家里张贴毛主席像，他认为在毛主席像的监督下，人们就不敢做坏事。他发动村民们背诵老三篇，以毛主席的文章陶冶心灵。他发起开展了“斗私批修”运动，号召把所有错误都摆到台面做自我批评……他更首创了“无人商店”，以此证明私欲可以被战胜。当沭河洪水漫堤威胁到对岸村庄时，他下令炸开河堤，以牺牲本村的代价换取对岸的安全……

许景行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他自己就常处于“斗私批修”与对刘二妮私情的激烈矛盾当中；他的亲生女儿因饥饿偷拿了“无人商店”的钱，让“无人商店”的美好理想彻底崩塌；炸开堤坝后本村的悲惨景象，也让许景行认识到，自己这种整治人心方法根本行不通……

第四段纠正史，是新村长许合心在“仓廪实而知礼节”思路下匡扶人心的努力。

改革开放后的新任村长许合心，秉承“仓廪实而知礼节”的思路，他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人心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

但事实证明他的想法错误，人心不古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他兄弟许合意的造纸厂污染了村里的水源且不思悔改；当年在“斗私批修”里表现积极的利索开了酒色饭店唯利是图；村里的不文明行为此起彼伏……许合心也曾制定村约，但很快就因难以贯彻而废弛。他也在许景行的提示下认为物质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可物质文明好抓，精神文明谁又能抓得起来？人心在一步步沦丧，许景行和许合心共同陷入了沉思……

《天理暨人欲》里有三处象征：其一是村头的雹子树，传说它是雹神老爷的妾，只有每年雹神到来与其交合后，才能绽发新芽。这里的雹神象征着人类欲望，看起来像是恶魔，但只有经历了欲望恶魔的肆虐后，才可能有树木新芽的萌发，于是《天理暨人欲》里的人心纠正就陷入了这样的模式，先是欲望肆虐，然后是痛定思痛的整改，然后再被欲望破坏，再反思整改……其二是悬崖上摇摇欲坠的那块巨石，巨石的摇摇欲坠象征着人心的岌岌可危，故事最后巨石落地，这象征着人心已如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了……其三是许家流传下的以莠草长度测量人心的方法(有个成语叫“良莠不齐”，莠草显然代表着人心的负面)，莠草一年高过一年，代表着人心的堕落一年强过一年……

《祖祖辈辈》以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道德人心视角，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中几段人心的纠正史，并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来表现、承载这段历史。小说展示了人心逐渐沦丧的过程，作者对这个过程也是徒叹奈何。小说不可能指明人心改良的出路，但其价值在于，作品通过艺术感染力引导读者去重视、探索人心改良的迫切性与可行性，尤其是在这样一个人心沦落的向钱看的时代……

四、地位权力视域下的《青烟与白雾》

在《青烟与白雾》里，赵德发又选择了地位权力的视角，展开对20世纪后半叶农村社会历史变迁的审视。作品里塑造的四类官员分别代表着乡村社会中存在的四种权力意识。

第一类是以吕中贞为代表的，把权力视为人生价值与精神寄托的官员形象。

吕中贞想当官并不是为的金钱与享受，而是为了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官员意识从吕氏祖辈那里一脉相承，吕中贞的父亲视为传家宝的一块画板上，刻着一只猴子骑在马上，有“马上封侯”的喻意。正是这种“马上封侯”的梦想，让吕父抛妻离家参军，非但未谋得一官半职，反而命丧疆场。但这种马上封侯的官员意识已潜移默化地植根于吕中贞的血液里。吕中贞想当官还因其自尊心，她常被人看不起，只有娘俩相依为命，在定亲时，先后被咸家老二嫌弃，后又被支明禄毁约……这样一个被人看不起的女人，挽回尊严的最有效办法，当然是当官了。吕中贞想当官还源于潜意识里对官员的崇拜，她觉得官员干部特别有型，“原来这世界上最好看的男人，还得到大会主席台上找……高高在上，半人半神，一呼百应，八面威风，这才叫男人哩！”

所以吕中贞一旦有了提干的机会，就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即便付出再大代价也无怨无悔。她由刚开始的不好意思说谎变得特别喜欢做经过修饰的模范报告。她一个姑娘家为了起到先锋带头作用，跟男人一样拼命工作。她为了自己的前途，委身于丑陋而粗暴的军官冯谷南。她为了成为官员家属，耗费了最宝贵的青春等待着穆逸志。

当吕中贞被解职回乡后，她才突然意识到，当官的那种所谓精神满足，其实只是虚幻，吕中贞的形象也宣告了把当官作为精神寄托行为的无意义。

第二类是以支明禄、支明铎为代表的为民做主并追求清官名声的官员形象。

支家先祖留下了一把“万民伞”，这是其身为清官而受到万民拥戴的证据。留下这把伞，当然是希望子孙能够延续清官的好名声。支家的“万民伞”传统与吕家的“马上封侯”传统当然有着鲜明区别，前者的做官是求得清官的名声，后者做官则是为享受官员身份带来的荣耀，支明禄与吕中贞官员意识的区别也在于此。

因为祖传的清官意识，支明禄确实行得正、坐得直，他看不惯官场黑暗，常和贪官郭子兴唱反调。支家另一人物支明铎作为县里纪委书记，铁面无私、两袖清风，以身作则，视贪官为仇敌，被老百姓称为“支青天”。

支家两兄弟虽是当之无愧的“清官”，但他们过于看重“清官”的名声，为了宣扬清官文化(本质上也是宣扬自己)，支明禄筹资修建了“清官庙”……支明铎也曾为要出一本宣扬自己是清官的书而沾沾自喜……

两人的“清官意识”以支明铎的被调离告终，兄弟俩一直推崇的“清官意识”，在面对现实时，除了能留下个好名声外，根本无法真正地为民做主，于是激愤中，支明禄推倒了清官像，这也喻示着“清官意识”的终结。正如白吕所说：“清官只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几颗孤星。凭这种昨夜星辰，是不能够照亮中国未来的。”

第三类是以郭子兴为代表的，当官是为以权谋私的官员形象。

郭子兴的当官目的就是谋求私利，包括谋权、谋财与谋色。他每次有点小灾小病住院，下级就得带着礼金前去探望，否则就要被穿小鞋。他想拿高学历给自己镀金，就让办事员白吕替自己考试、上课。他笼络好色的上级领导，四处搜罗年轻姑娘给领导享用。他自己也好色，因池小娇不顺从，郭子兴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作品最后安排了郭子兴被绳之以法，宣告了这种以权谋私的官员意识的破产。

第四类是以白吕为代表的，以现代社会管理理念武装自己的公务员形象。

倘若说前面三种官员意识在历史洪流中必将被淘汰的话，那么白吕所代表的官员意识则是赵德发所唯一认可的。白吕这种现代官员意识的由来，得益于他在MPA学习班上阅读了《权力的眼睛》《民主新论》等现代社会管理的名著，又聆听了专家讲授的现代政治理念，兼之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和思考，基于现代社会管理理念而形成了自己的官员意识。

他站在高处审视各类官员意识，认清了这些意识各自的局限。把当官当成精神寄托，把当官当成以权谋私手段的官员意识自不待言，即便面对在社会人群中颇有迷惑与影响力的“清官意识”时，他同样敏锐地揭发出“清官意识”的致命缺陷：“清官乃不祥之物……凭这种昨夜星辰，是不能够照亮中国未来的……如果我们还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清官，呼唤清官，这其实就是在呼唤皇帝意识、草民意识，恰恰与民主法治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白吕的官员意识，是基于现代社会管理理念的公务员意识(这里把“官员”置换成“公务员”，剥落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特征)，其核心精神是法治、民主、科学。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白吕不再忍受郭子兴的腐败专横，辞去了众人艳羡的公务员职位，还写信给纪委举报郭子兴。当郭子兴派人破坏白吕的项目后，白吕又借助法律的武器起诉郭子兴。当清官庙聚集大批群众时，白吕又通过建立组织为农民申诉而缓和了矛盾。当看到村里水库承包不合理时，白吕鼓动村民们要求重新竞拍水库承包权。当看到村内农业规划不合理时，白吕挑头种植中药生地并获得极大成功。当看到支家大肆宣扬祖坟风水为夺取村支书位置造势时，白吕科学解释了祖坟冒青烟的神奇现象。白吕还参加了村支书的民主选举，他对自己的成功满怀信心……

当然我们也看到，白吕这一形象过于理想化，有些脱离现实，他的官员理念，未必真能适用于农村社会的现实，“白吕在小说中就是一个布道者，白吕和许景行、许正芝都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他们就不如吕中贞、绣绣、封大脚等形象更能体现农民的精神本色。”[2]P42)但不可否认，《青烟或白雾》以“官员意识”(也即权力意识)的视角，通过塑造四类官员形象，为读者高屋建瓴地展示了建国后几十年间农村社会中权力意识的变迁，令人耳目一新，可作为传统历史主义视角的重要补充。

五、新历史主义小说典范：“农民三部曲”

我们把“农民三部曲”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作《白鹿原》相比较时会惊奇地发现，《白鹿原》成为新历史小说经典之作的几个支撑条件——不同于传统历史主义的新的历史视角，一系列承载新历史内容的典型形象，跨度长达几十年的史诗风范——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也完全具备。“农民三部曲”分别采用了土地情结的视角，道德人心的视角，权力认知的视角，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形象，跨度长达几十年而颇具史诗风范。“‘农民三部曲’的最大成功也正在于作者独特的历史思考与叙述。三部曲分别聚焦与农民休戚相关的三个问题——土地、道德、权力，围绕这些主题在较长的时间段中展开纷繁错杂的故事叙述，最终完成自己的主体性思考和历史重构……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必然是土地、道德与权力的生死蜕变，这是赵德发‘农民三部曲’重构历史的独特思想发现……”[3](P83)“农民三部曲”通过新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令读者耳目一新的历史内容，这些新的历史内容完全可以作为我们传统历史认知的重要补充！这一切使得赵德发的“农民三部曲”成为可与《白鹿原》相比肩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经典之作！

[1]周水涛. 论新时期乡村小说的文化意蕴[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王万森，周志雄.历史叙事与农民情结——沂蒙文化语境中的赵德发小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 (1).

[3]张懿红.农民三部曲：作为思想重构的历史叙述[J].小说评论，2009，(5).

[责任编辑：吕 艳]

The Model of the New Historicist Novels——Evaluating Farmers Trilogy of ZHAO De-fa

LI Xue-liang

(The Humanities Department,Zibo Normal College,Zibo 255130,China)

"Farmers trilogy" which is created by Zhao Defa In the 1990's, Selected the obvious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historicism perspective(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land complex,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sentiment, adopted the perspective of complex power), through a series of typical image, reviewed and show the history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a's rural social change,It shows the history of the other side of the history，let a person find everything new and fresh.Those make "Farmers trilogy" to be a typical text of the new historicist novels, just like CHEN Zhong-shi's "White Deer Plain".

new historicism; Land view; moral view;Power Angle; Farmers trilogy

2016-09-20

本文为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J11WD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李学良(1979-)，男，山东莒县人，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人文科学系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06.7

A

1004-7077(2016)06-003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