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融入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整合与技术路径

翟坤周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城镇化质量、水平和效益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在“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突出地位的确立，已成为我国城乡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引领方向，生态文明建设逐渐被纳入到城镇空间实践范畴。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规划、实施、监管和评估的重要内容，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到城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实现城镇空间界面上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整合”的本质要求。为此，亟需通过科学设计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的技术路径，从根本上促进城镇空间绿色转型，实现城镇“三生空间”共享共赢。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空间整合；技术路径

[中图分类号] F29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06-0047-11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是伴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快速发展，非农产业向城镇空间集聚，非农就业人口向城镇空间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对于我国而言，“城镇化既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推动区域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要求”[1]（P3-6）。可见，城镇化是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承载平台，对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不可替代作用。总体上，尽管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至2014年底的54.77%，城镇化发展迅速，但相对于发达国家高达70%～80%的城镇化平均水平，我国城镇化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同时，我国持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高扩张、低效率的城镇化推进模式为支撑，是一条外延式粗放型城镇化道路。以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为例，2012年我国城镇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和绿色建筑占新建建筑比重分别仅为8.7%和2%。这种外延扩张式粗放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城市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垃圾围城”和城镇空间环境污染向乡村蔓延的现象也日益显现，城镇区域成为我国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退化最为集中的“空间凹地”。显然，“城镇化继续走高消耗、高排放的老路难以为继。推进新型城镇化，对环境一定要倍加呵护，对资源一定要精打细算，走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是一篇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大文章”[2]（P619），亟需“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强化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营模式”[1]（P7）。

国外对城镇生态转向研究主要是伴随着“绿色城市主义” [3]（P3-16）的兴起而展开的；国内对城市生态维度的探讨则是从“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4]开始的。从目前来看，国内对新型城镇化的生态文明转向研究，是以“‘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四个维度解构新型城镇化的要义”[5]为起点，突出城市绿色变革与转型，主要聚焦于两个层面：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空间反增长联盟出现新特征[6]，围绕生态文明绿色城镇化面临的现实困境[7]，在批判传统粗放型城镇化推进模式基础上提出全面推进我国绿色城镇化的内涵、基本思路及举措[8]；另一方面，通过剖析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机理[9]，尝试以长效联动机制建设城镇生态文明[10]。总体上来看，已有研究对传统城镇化推进模式进行了反思，对城镇化的生态文明内涵有了新的认知，为我国城镇化绿色转型奠定了良好基础，但仍普遍存在偏离“城市作为一种空间存在”的研究取向，未能将城镇化视为具有一定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环境容量、规模大小和适度边界的空间界面，将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本文尝试探讨城镇空间界面上生态空间的现实建构，提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整合、共享、共赢”思路及生态文明理念、原则、目标等融入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技术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耦合机理

从理论层面揭示城镇化建设的生态空间维度与生态文明建设空间实践的有机协同机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于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实现城镇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空间整合”的根本前提。

（一）空间生产、价值整合与生态空间的现实构建

人类文明是在时间和空间交织成的语境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嬗变和维系[11]（P5）。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往往沉浸在历史的想象之中，导致对空间的无情漠视。正如福柯所言：“空间在以往被当做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的、辩证的。”[12]（P10）今天，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方位、地理分区及其内部资源禀赋、环境状况、城市发展、社区建设、景观塑造等已构成了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实践活动的空间性，人们对空间的想象、生产以及对空间的争夺成为其一切行为活动的出发点。

空间生产是与空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所具有的物质性、社会性及精神性决定了空间生产不仅仅是一个作用于自然物质对象的实践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工业化、城镇化等现代发展主义主导的时代，空间生产已成为一种置于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空间之上并主导经济增长模式的生产方式。正是基于此，城市成为了可以实现机械化生产、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的一种最佳空间组合形态。由此，“空间生产”在概念和实际中越来越表现在“具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13]（P47）。可见，空间生产已不仅限于一定空间与时间制约下的物质生产，它也内在地包含了不断超越地理空间限制实现整体空间“自我生产”的过程。因此，曾由工业化所造就的城市化，现在却被城市化所造就，城市空间成为了生产资料，城市空间配置成为了生产力，即“土地、地底、空中，甚至是光线，都纳入了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及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13]（P70）。总体上，城市空间生产已被视为包括塑造空间生产力与重构空间生产关系双重功能的生产方式。具体而言，城市空间生产表现为人类能够有效利用自然物质空间生产出满足城市空间物质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既生产包括建筑、地理景观、交通设施以及水、电、气等空间产品的使用价值，又为城市空间本身生产的各类空间产品提供交换、流通和消费的经济链条和交易平台，为各种资源要素融合、产业集聚发展提供了空间可能，实现了城市空间生产的完成，即将自然物质空间资源以劳动产品形式转换为社会财富、将各种自然物质要素塑造为庞杂的集聚体系以及有目的和有计划进行空间塑造的综合能力，并基于城市空间生产力在物质要素和庞杂集聚体系生产配置中形成的城市空间占有、空间分配、空间流通和空间消费等经济利益关系。

因此，城市空间生产可以进一步解构为生产“使用价值”的空间生产过程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空间生产过程，城市空间生产的完整性必须是二者的统一。相对于马克思所作的“资本主义从事的是‘交换价值的生产，而前资本主义从事的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14]（P7）的界分，“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着私人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这又意味着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13]（P55）。但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生产存在着“交换价值”生产优于“使用价值”生产、经济增长先于文化提升的内在偏好，城市空间“摊大饼”式的扩张与蔓延成为最好例证。因此，新型城镇化亟需实现城市空间“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的整合，突破“交换”与“使用”脱节及“交换”优先于“使用”的“非正常状态”，改变传统城镇化建设存在的贪大求洋和追求城市建设的新、奇、怪等异化现象。那种完全信赖于“市场决定模式的新型城镇化”[15]的空间生产方式，是值得深思的。

城镇空间生产取决于城市系统的空间需求。乡土中国时期，物质极度匮乏，城镇空间生产以“使用价值”生产为根本要旨，“先生产后生活”成为城镇空间生产的基本逻辑。但进入工业文明主导的城镇化快速推进期，城镇空间生产逐渐被纳入到资本循环体系之中，资本逻辑所支配的城市经营模式表现为对资本、企业、产业的追逐。由此，由城市系统多维空间需求决定的城镇空间生产完全屈从于现代发展主义逻辑。当前，资源消耗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压力加大，已成为城镇空间生产最为严重的后果。对此，人们在反思由资本逻辑支配的空间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开始对城镇空间生产产生了包括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等新的空间需求。因而，城镇空间生产，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屈从于工业文明主导的资本逻辑，空间生产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的需求和能力日益成为城镇空间实践的一个新的重要维度。可见，推进新型城镇化生态空间的现实建构，是提升城市空间经济质量、促进社会包容持续发展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的基本方向。

（二）作为“空间整合”实践的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机理

作为工业化、信息化、绿色化以及实现机械化、技术改进和规模经济的一种最佳空间组合形态，城镇化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和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场域。从本质上说，“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涵盖了城镇空间规划与布局、城镇交通与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人口迁移、城镇文化与人居建设、城市治理等各个领域，涉及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个方面”[16]（P169），但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城镇化建设所包含的规划、交通、产业、生态文明、人口、建筑、城市治理等内容的“扁平化”理解，缺乏从“空间生产”的整体视域看待城镇化建设的丰富内涵和完整过程。

当前，城镇化建设进程中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严峻问题日益突出，城镇空间成为资源消耗最多、环境压力最大的生态文明建设“凹地”，城市空间的生产、生活与生态动态均衡完全被打破。因此，在推进旧城改造、棚户区改造升级以及新型城镇建设中，需要重构城市生产、生活、生态“三元空间”的平衡系统，以“空间整合”的城镇化建设思路，促进城镇空间人口、资源、技术、要素、产业等合理集聚以及城市文化、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城市治理优化适应，让城镇化实践具有丰富的空间表达和空间拓展内涵。可见，生态文明建设与城镇化空间实践在对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要求等方面具有耦合性和一致性，即推进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城镇化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必然存在城镇化建设中对生态空间维度的实践表达，要求“以城镇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知识经济和生态技术为标志，以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为主要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全方位地融入到城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用生态文明理念对其进行集约化、绿色化、生态化、低碳化改造，从而推进城镇实现生态化变革和绿色转型”[10]。

一般来讲，城镇化建设具有两大核心要素。一是人的城镇化建设过程。城镇化建设离不开最具实践活力的人口因素，“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要旨更是凸显了城镇化既要依靠人口主观要素提供的动力，又要体现人的需求的价值追求。缺乏人口要素集聚的城镇空间会使城市生产、消费停滞以及使城市社会流动失去活力，让城市沦为“鬼城”和“空城”。二是非人口要素（土地、资金、技术）的城镇化建设，其动力来源于由产业支撑所带来的资源要素规模化集聚，从而实现产城融合，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收入来源和生活体验。因此，基于人口因素和非人口因素的城镇化实践，常常却被人为分割为不同空间界面上的城镇化实践——前者突出生活空间的塑造，后者强调生产空间的建构，导致对城镇生活空间的剥离。因此，当下推进城镇化实践，需要实现从“空间分割分离”向“空间整合共享”的转变，在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各方面和全过程中赋予城镇化新的空间表达方式和空间实践形态（见图1）。

如图1所示，在城镇化建设初期，由于人们的认识局限和对城镇空间界面上非人口要素的过度重视，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郊区的大范围“圈地”导致大面积良田耕地被侵占，土地、产业与人口的城镇化不匹配和非均衡现象较为突出。同时，从城镇空间的产业支撑来看，很多新型城镇化看上去仅仅是“花架子”，产业的集聚效应和产业所引导的人口城镇化效应较弱，“鬼城”“空城”在我国各级地方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进一步，伴随资源要素流动所形成的产业发展集聚于一定生产空间之上，而人口集聚却形成为一定的生活空间“圈子”，造成城镇化建设初期城镇空间实践的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和分割，即城镇居民和市民化农民的居住空间、社区空间、社会空间等生活空间与都市型农业空间、工业生产空间、服务业空间、产业园区空间等生产空间相互分离，且生产和生活空间日益被园区产业、工业产业、城市居民生活产生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所笼罩。所以，城镇化的绿色转型是其必然选择。这就要求，在城镇化建设实践中，对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行细分、拓展和整合。按照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城镇空间实践各方面和全过程的战略要求，城镇化建设的空间实践可细分为生产空间实践、生活空间实践和生态空间实践，且生态空间实践的理念、原则、目标要逐渐融入到生产空间实践和生活空间实践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真正彻底变革城镇空间界面上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治理方式，摆脱“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的恶性循环困境。

城镇化建设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实践的有效整合，本质上表现为以产业带为支撑的生产空间、以人文带为核心的生活空间、以自然带为本底的生态空间“三带镶嵌”和“空间融合”。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深刻融入到城镇空间实践，要避免在“有限的空间里，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等问题，要“划定城市开发边界，科学设置和严格控制城市开发强度，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2]（P603）。一是以集约高效和绿色循环的生态理念构建城镇生产空间。城镇生产空间是以产业为依托和支撑的空间实践，就要将产业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作为基本途径，不断提高产业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资源利用绿化替代战略，构建城镇绿色循环产业发展链条。二是以宜居宜业和绿色低碳的生态理念构筑城镇生活空间。利用生态绿色技术革命，推进绿色建筑；发展绿色公共交通，为城镇居民出行建设高效、低碳、安全和便捷的绿色交通体系；推进城镇绿色能源供给和绿色照明，大力推广节能型灯具和家电。三是以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的生态方针构建城镇生态空间。按照生态学理论规划城市发展战略，把自然带作为镶嵌于城镇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重要生态屏障，优化城镇主体功能区布局，尽可能提高城镇空间国土利用效率，适度控制城镇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开发强度，为城镇空间提供更多的绿色、湿地、河湖和公园，满足城镇居民生态需要。

从系统论角度来看，经济建设系统、生态文明建设系统、社会文化建设系统、政府治理系统共同构成了城镇化建设整体，生态文明建设系统与生态空间系统建构是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质量和推进旧城绿色化改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推进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需要拓展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空间，实现城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协同整合”与“共享共赢”，根据城镇化建设的差异性目标和因地制宜要求，探索多样化生态城镇建设模式，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安全型的绿色城镇空间体系。

三、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的技术路径

早在1995年底，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人居中心秘书长活利·恩道在为《城市化的世界》一书作序时，就曾预言：“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我们当今的所作所为。”[17]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耦合机理以及生态空间的现实建构，决定了生态文明融入作为空间实践的新型城镇化各方面和全过程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其关键在于构建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生态文明融入新型城镇化“总体框架-制度机制-综合集成”协同性技术路径。

（一）总体框架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作为空间实践的城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容：从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相分离到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整合与共享，作为现实建构意义的生态空间已逐渐成为城镇空间实践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型城镇化建设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把乡愁情愫真正融入到城镇化各方面和全过程之中[18]。因此，作为空间实践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建构符合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空间耦合协同的总体框架（见图2）。

如图2，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原则、目标等融入城镇化空间界面各方面和全过程，即包括新城规划和旧城改造，都需要审视城镇空间界面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均衡与协调，不因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扩展而极度压缩城镇所需的生态空间。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其空间界面主要包括中小城镇、特大和大中城市空间，其推进模式是，在因地制宜导向下实施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循环经济型、景观休闲型、绿色消费型、综合创新型等城镇建设，实现城镇空间整体绿色转型。

在“城镇推进模式”①下，根据不同空间界面及经济功能区划，以聚类分析方法和经济社会需求状况，构建反映空间差异性的城镇空间生态文明水平总体指标体系，对全国不同区域、不同层级的城镇空间系统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适应性综合评估，为推进城镇空间绿色变革提供决策依据。一方面，以聚类分析为手段，对全国和地方不同城镇空间的资源状况、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空间格局、投资结构、消费结构等单项指标进行评估，分析各类单项指标对城镇空间系统绿色转型的影响和传导机理，揭示不同层级、不同规模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变量因素；另一方面，从社会对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不同需求出发，评估新城建设和旧城改造中社会对政府生态责任、生态产业集聚、生态空间构建、生态产品供给、生态技术创新以及绿色交通体系建设等方面的需求度。由此，通过判别评价法、组合分层法、区域差异法、空间平衡法等具体方法，对城镇空间界面上人口、资源、环境、生态、产业、投资、消费等供给和城镇空间界面上政府、企业、公众对产业、产品、技术、交通等实现绿色转型的需求进行综合评估，为城镇空间的目标设定、模式选择、产业规划、重点确定、制度创新、机制设计、政策匹配等提供依据。

在对城镇空间进行生态文明建设适宜性综合评价和确定城镇化绿色转型主导模式后，需进一步明确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的绿色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分层和支撑保障体系。从目标层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是以转型和创新为手段，其中，转变城镇化实践推进方式，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强化政府在城镇空间实践的生态文明建设责任，是目标实现的前提；以“全新的观念、制度、科技、管理和文化内涵”[19]（P125）作为城镇空间实践新的动力，是目标实现的关键。最终，在新型城镇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真正建设成天蓝、水净、地绿、人和且“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城镇体系。

与目标层相对应，任务层是重点，保障层是支撑。推进我国城镇化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共享及摆脱因城镇化大拆大建、贪大求洋等引致的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退化等困境，需要结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的任务和内容（如表1）进行细化。

具体来看，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城乡生态文明建设空间统筹体系，“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生态网络建设、建立城乡一体的循环经济体系、全面统筹城乡环境治理工作”[20]（P321-322）；构建城镇空间共享体系，将生态空间纳入城镇化建设空间规划与空间整合的全过程；发展城镇绿色产业体系，推进传统型“高投入、高成本、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变革，以绿色、循环、低碳型产业支撑城镇化健康发展；建立健全城镇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和物流体系，形成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低碳绿色公共交通为主体、以公众低碳便捷出行为辅助的城镇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建设城镇绿色低碳能源供给体系，为城镇空间产业发展、产品生产、居民生活等提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生态安全的能量供应；重视利用太阳能、节能材料、节能技术等建设城镇绿色建筑；建立健全城镇空间生产生活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三废”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体系；构建推进城镇企业、产业、园区、社区、公众的绿色消费体系。

从保障层来看，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过程中，需要积极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主体责任。一是党和国家要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功能，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以强制性法律制度为先导，增强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治理能力，运用财税体制改革和环境经济政策，引导行为主体实现绿色化转变；二是以生态产品化和资源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明晰市场主体环境污染责任，为市场主体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经济激励；三是创新社会公众参与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建设生态型城市社区，培育城镇居民生态文化和生态行为；四是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为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成功经验借鉴。

总之，生态文明融入城镇空间实践应遵循“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适宜性评价与生态需求评估-城镇绿色转型模式选择-城镇绿色转型目标设定-城镇绿色转型重点确立-城镇绿色转型保障支撑”的总框架。

（二）制度机制

城镇化涉及的很多问题如空间规划布局、基本公共服务、社会公正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市场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而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必须发挥好调控、服务和引导作用[2]（P611），而政府发挥调控、服务和引导作用主要又是通过制度制定、执行和创新以及整合型机制的实施予以具体体现。因此，作为空间实践的新城绿色建设与旧城绿色改造，需要首先明确其制度分层、制度过程与实施机制的内在逻辑（见图3）。

如图3，尽管生态文明融入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依据不同资源、环境、生态状况及产业结构、空间格局、技术水平，可以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消费型、循环经济型、景观休闲型、综合创新型等不同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推进模式，但总体上，城镇空间生态文明转型，是以城镇空间界面上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有效整合为表征，实现城镇空间载体上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因此，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制度环境下，城镇空间生态文明转型需要通过一般性制度安排、具体政策安排以及不同阶段的主导实施机制加以全面推进。就制度机制而言，总体上要将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国家生态文明治理现代化框架中，从建立健全促进城镇空间绿色变革的治理体系、治理能力和治理质量等方面，综合推进新城镇建设与旧城镇改造工程。

在治理体系上，形成以源头严防、过程严控、后果严惩的正式制度体系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价值观培育的非正式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镇绿色治理体系。从源头严防来看，主要建立产权明晰的城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城镇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城镇功能区定位的土地资源利用制度、城镇空间法治规划制度、城镇生态空间管制制度和城镇国家公园体制等；从过程严控来看，要实施城镇自然资源、生态产品和生态空间有偿使用制度，建立城镇空间内部、城镇之间、城市群及流域带的生态利益补偿制度，实施城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度，健全城镇空间产业企业生态准入、污染物排放许可、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从后果严惩来看，要设置城镇空间生态环境干部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法律追究制度和经济损害赔偿制度等。在非正式层面，培育城镇社区居民、公众、中介组织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塑造公众绿色消费和低碳出行的生活方式。

在具体政策安排上，推进城镇空间生态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协同发展，需要将一般性制度安排具体化为命令控制性、经济激励性、社会自愿性等政策工具组合，实现行政干预、市场激励和社会公众、环保组织自愿参与相统一。进一步，在制度分层基础上，构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整合型实施机制，发挥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以及命令性政策、激励性政策和自愿性政策在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实践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不同功能和作用，即在前期，以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强制实施为主、宣传教育的非正式制度为辅，属于惩罚机制；在中期，以市场主导的激励兼容机制为主，强制实施机制开始减弱，市场行为主体逐步形成生态伦理标准和生态舆论监督；在后期，以社会主体全面参与的约束机制为主，强制实施机制退出，生态自觉行为形成，市场机制规范，从而最终实现城镇空间绿色转型与发展。

（三）综合集成

生态文明融入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近年来，在新型城镇化实践和旧城升级改造中，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愈发凸显，究其根源，在于未能形成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空间实践的综合集成方案。当前，政策部门普遍存在将城镇化视为土地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等单一化倾向，对城镇空间自然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协同性认识不够，导致新城建设质量、水平和效益大打折扣，旧城和棚户区改造步履维艰。因此，推进生态文明融入城镇空间实践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矫正认识，明确融入对象，运用集成方法，突出集成过程，达到集成效果，构建“对象-方法-过程-效果”综合集成模型（见图4）。

从对象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既包括融入新型城镇空间、旧城改造和棚户区改造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完整空间形态，也包括基于实践主体或参与主体对象，即与城镇空间界面上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息息相关的政府、社区、园区、产业、企业、公众、社会组织等，均是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融入对象。

从方法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需要以实施方法为技术路线支撑。首先，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生态规划设计为先导，在城镇空间主体功能区定位基础上，实现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等规划的有效衔接。其次，在“多规合一”的引导下，明确城镇空间主体功能分区，优化城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布局，实现城镇“三生空间”共享共赢。再次，产业是城镇化的实体平台和载体，是稳步推进城镇化的“车头”，同时，产业也是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依托，产业绿色转型是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和主要途径。最后，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借助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绿色制度安排的保障、绿色政策措施的匹配以及整合型实施机制的推动等主体方法。

从过程来看，无论是新型城镇空间生态文明建设还是旧城空间绿色升级改造，均需遵循城镇空间规划、设计、审批、批复、实施、评估、优化等步骤和过程，将我国城镇空间实践从无序性、随意性转变为规划设计引导性、报批批复程序性、实施监测可控性、质量效益可比性的方向发展，依法、有序、有节、有利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旧城升级改造工程。

从效果来看，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空间实践是通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得以体现的。总体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空间界面是以遵循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为理念，在绿色发展和科学发展主导下，依托绿色城镇化发展规划，构建绿色城镇空间、绿色产业结构、绿色生产方式、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生态消费的城镇发展体系。所以，“建设绿色城镇，要把防治污染和节约利用资源结合起来，方向是发展绿色建筑、绿色能源、绿色交通，构建‘两型社会”[2]（P619），实现城镇空间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安全、社会和谐，并不断辐射到乡村空间，进而实现城乡空间绿色协同发展的“美丽中国”建设目标。

四、研究结论

城镇化既是经济发展过程，又是社会变化过程，涉及经济、社会、人口、生态等诸多领域，是个综合体[2]（P610）。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旧城升级改造过程中，一是要转变城镇化实践思路，从把城镇化作为一种“空间整合”的实践形态出发，以生产、生活与生态“三元空间”生产的视野，将生产生态空间作为城镇空间实践的有机组成和重要维度。二是寻求城镇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平衡点和镶嵌带，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人为割裂开来，各自为政、单兵突进。三是在“空间整合”的思维导向下，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镇空间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就需要遵循“总体框架-制度机制-综合集成”的协同性技术路径，突出总体框架的战略导向性、制度机制的具体操作性和综合集成效果的评价性。四是推进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等深刻融入城镇空间各方面和全过程，是在城镇空间界面上发生的一系列由生态文明建设引领的经济社会实践活动，其对象复杂、周期漫长、效果多元，且不同区域（行政区、功能区）自然资源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生态承载能力不一，需要探索城镇空间的差异化生态文明融入路径和实践模式。

注释：

①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可以区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村庄产业化。参见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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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