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异质性、行业环境与公司战略变革相关性分析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　白立红

董事会异质性、行业环境与公司战略变革相关性分析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白立红

本文考察了董事会四个维度异质性对公司战略变革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任期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不显著，年龄、职能背景、教育专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显著正相关；资源丰度、行业动荡性对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行业复杂性对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董事会异质性 行业环境 战略变革

一、引言

我国在历经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目前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逐步向中、低速增长转变，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全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经济结构都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整个经济体的活力将全面释放。近年来国内兴起了一阵并购重组的浪潮，控制权市场不断活跃，这是顺应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所为，这种情形下，企业一旦经营不善就有可能被收购，这对企业决策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挑战。与此同时，政府在产业政策上的大幅调整也给企业经营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一种复杂多变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各个行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改革与创新。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战略变革也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董事会作为企业的战略决策机构，直接对战略负责。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样的董事会更能识别和利用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机会，并选择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战略及其行为方式，进而产生战略变革，就成了我们所关心的焦点。另外，企业在进行战略变化的过程中同样会受到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董事会特征、战略、环境方面的理论拓展和实证研究，探索在中国转型经济大背景下，企业董事会特征与战略变革幅度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业环境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董事会异质性从心理学角度看属于群体多样性范畴，作为群体多样性理论支柱之一的信息决策理论认为多样性的群体具有同质性群体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学者们对高管团队异质性的研究主要以下面四个维度为主，它们分别是：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专业异质性和职能背景异质性。对于董事会异质性我们采用相同的维度和定义。李小青（2012）认为任期多元化的董事会能够带来多样性的知识和丰富的视角，在董事会决策讨论过程中，这种多元的知识和视角会首先引发团队的认知冲突，在团队成员反思、辩论的同时，组织的创新思维悄然诞生。同时她认为任期长的董事通常对公司业务层面更为了解，所以他们更可能将战略执行视为重点。而新晋的董事对公司缺乏了解，他们更有可能对原有战略提出质疑，从而增加了公司发生战略变革的机会。Hambrick等（1993）发现任期长的高管比任期短的高管更安于现状。董事会任期的异质性增加了董事会打破企业原有资源配置方式、重塑企业战略的机会，董事会成员任期异质性越高，企业战略变革幅度越大。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董事会任期异质性与企业战略变革正相关

通常在一个决策团队中，年龄相近的成员之间更容易产生认同感，这种认同感可以提高团队的凝聚力，从而降低团队成员的流动性，维持团队的稳定。此外处于同一年龄段的董事由于所经历的时代背景较为相似，因而常常会拥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和相近的价值观与信仰，他们对公司战略的看法也可能比较接近。在这种情形下，年龄相近的董事之间的关系更融合，合作起来也比较容易，容易在决策时达成一致（古家军、胡蓓2008）。而正是这种决策的一致直接遏制了认知冲突的产生，从而减少了打破组织原有惯性的机会，减少了战略变革的可能。因此，年龄异质性越大，决策时越有可能产生分歧，如果能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极有可能产生新的战略方案并引起战略变革。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董事会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正相关

职能背景是指董事在进入董事会之前所承担的组织职能的类别，它反映了团队内部所掌握的业务知识、专业技能的范围。个体先前的职能部门的经验是影响其日后行为和决策的重要因素，它决定了个体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战略问题通常具有综合性、全面性等特征，其涉及面通常也会波及企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职能部门，当董事会进行讨论时，董事通常基于自身从前的职能背景来做出判断，这使得整个讨论变得更为丰富，决策质量通常也更高。谢志华等（2011）认为要保证董事会决策的正确性，董事会中至少要由这五个方面的专家，他们分别是法律和政策、技术、财务、市场、以及运营专家。李小青（2012）认为职业经验异质性高的团队通常有着多样化的技能组合，他们在战略的提出、如何理解和评价现有战略以及公司战略的选择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同，这会影响董事会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对外部环境的建构、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心智开放度和创新性决策的提出。因此董事会职能背景的异质性有利于拓宽董事会的视野，增加董事会成员间的经验共享和学习，识别出更多的机会，进而引发战略变革。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董事会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战略变革正相关

研究表明教育背景会影响战略决策的过程和产出，课程的选择会影响个体的个性、态度和认知方式。从心理学上说，对个体认知有重大影响的时间段应该是高中毕业后进入大学的头几年，这一时期，个体所选择的课程会参与塑造其意识和思维。大学毕业后，个体的价值判断和专业素养和思维品质基本定型，虽然继续教育可以加深个体对某一领域的涉入程度，但思维的底色决定了他的偏好和信息的吸收和处理方式。因此，本文的专业背景主要指本科（或相当于这一时期）的主修专业或学习时间最长的专业。当面对复杂问题决策时，董事会需要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员所带来的不同视角、观点的碰撞，这样有利于打破僵化的思维，促使创新方案的产生。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4：专业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战略变革正相关

Dess和Beard（1984）提出了组织任务环境的三维测度指标：资源丰度、复杂性、动荡性。资源丰度指一个行业中资源的丰足度，复杂性是指环境中的异质性资源的集中度，动荡性指行业环境的不稳定性和易变性。这三个指标分别衡量了一个行业的资源丰富程度、竞争程度和稳定程度。本文将采用这一分法分别考察资源丰度、行业复杂性、行业动荡性对董事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作用。

资源丰度从组织生态视角看，当组织外部环境中资源充足时，一方面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压力较小，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改变其既定战略；另一方面当外部资源充足时，企业经营状况通常较好，此时的管理层、董事会心态普遍乐观，由此形成的企业内部压力倾向于防止其现行战略发生剧烈变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资源丰度对董事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

行业复杂性组织生态理论认为在动荡的“超竞争”环境下，企业应随时准备进行战略调整。组织生态学者们认为组织“生态密度”（相似产品或定位的公司在产业中的密集程度）是影响战略变革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高密度的产业，企业间的竞争往往会非常激烈，这种激烈的竞争会增加各个公司的战略多样性。在高度集中的产业，竞争程度通常较低，在这种情形下公司很难在这种类型的产业中差异化他们的产品和服务。相反，集中度较低的产业中，组织更有可能通过战略的差异化来提高市场份额。而行业复杂性对决策者认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行业竞争越大，决策者的竞争意识就越强，当面临新的方案和提议时，他们往往有更好的心理准备，更开放的心态，更主动积极的态度去达成共识，从而迅速完成战略变革。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6：行业复杂性对董事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aleblian和Finkelstein（1993）认为外部环境的动荡稳定与否极大影响组织决策团队的工作复杂性和信息处理过程。Thomas（1993）认为，如果企业的管理层能够提高其信息的利用效率，那么他们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处理战略问题，因而更可能去引导战略变革的发生。通常随着行业环境的动荡加剧，企业的决策变得更加艰难，决策过程也需要更多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更倾向于主动利用自身异质性的决策团队来应对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Kotte发现，相比动荡的环境，在稳定的环境下，高管的信息和决策需要更加标准和常规。事实上，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下，组织会更加重视由于决策团队异质性所带来的不同的意见，面对外部的危机和内部认知差异，理性的决策团队会主动寻求信息来源，进行主动积极的沟通，进而产生与环境更为匹配的战略决策。这意味着，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下，高管决策更可能打破常规，进行战略创新。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7：行业动荡性对董事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根据证监会2012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制造业下又分31个子行业，共计1600多家上市公司。为了保证所选样本能代表整个行业，本文首先将对制造业下的主要子行业（公司数量大于20家）进行分类，然后在各类型中选取代表性行业作为研究样本。本文将借鉴Dess&Beard（1984）提出的模型，将行业环境分为三个维度：资源丰度、行业复杂性、行业动荡性。各个维度的计量方式如下：（1）行业复杂性：先对行业中单个企业的销售收入占整个行业的销售收入的份额加以平方，然后再将各项平方值加总，求其在2009-2014年的平均值，在这种计量方式下，该数值越小代表行业复杂性越高（于晓红等，2010）；（2）行业动荡性：用2009-2014年行业销售收入的标准差除以均值来表示；（3）资源丰度：Aldrich（1979）用市场容量来衡量一个行业资源的丰富性，其主要指标有：销售、毛利、从业人员增长率等，由此本文用2009-2014年行业收入几何平均增长率来计量资源丰度。在此基础上，我们选取能够代表整个制造业环境的6大行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本文的研究期间是自2011年1月1日至2014 年12月31日止，收集了2011-2014年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A股制造业中6个子行业公司的董事会和财务数据。在确定研究样本后，本文对样本数据做出如下调整：（1）本文剔除在2011-2014年间没完成股改且被ST以及*ST的公司。由于大部分企业已完成股改，加入没有完成股改的公司没有可比性，另外ST公司在生产经营方面可能存在重大的非正常干扰因素，因此本文将它们予以剔除；（2）剔除那些主营业务发生变更或经资产重组之后不再属于制造业的公司；（3）剔除公司财务数据和董事会异质性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得到136家公司，544个公司年度的样本观测值。本文中董事会四个维度的异质性数据主要从巨潮资讯网站各公司年度报告中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情况”一节中经手工整理得到，但是年报的数据并不完整，有些成员的简介过于简单，因此本文通过各大网站收集的董事会成员信息，加以对比考证之后得到最终的数据。广告费用、研发支出、固定资产净额和固定资产总值等信息，主要从合并财务报表附注中获取，所需的其他财务和治理数据均来源于CSMAR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本文使用战略性资源配置的变化来衡量战略变革幅度（Finkelstein，1990；Carpenter，2002；YanZhang，2006）。该种方法以一些综合性指标的变化来计量战略变革的幅度，认为如果一家公司维持原有的战略不变，那么它在一些关键资源的配置上应该是保持相似的。换句话说这些指标任何的增减都意味着公司资源配置的变化，也即战略的变化。具体测量战略变革幅度的综合指标为：广告费用/销售收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销售收入、研发费用/销售收入、存货/销售收入、固定资产净额/固定资产总值、负债/权益。

指标数据的处理：第一，计算各指标相比前一年度变动百分比的绝对值。例如：Δ负债/权益2011=。第二，六个指标的赋权。为避免主观判断的争议性，本文对各指标采用客观赋权法（复相关系数法）赋权。该方法的原理是：通过指标间的相关性分析学者们认为，在一系列指标中，那些与其他指标相关性较低的指标提供的信息量更大，因此应该赋予更高的权重。具体方法：首先，将各个指标分别与其他所有指标进行回归，这样分别得到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其次，将各个指标的权重设定为1/R，然后将所有指标的权重归一化以后分别得到各个指标的权重。第三，将各指标数值按年度分别加权平均得到各年度的战略变化幅度。

（2）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大量文献中普遍使用的Herfindahl指数作为对董事会异质性的测度。Herfindahl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pi是指总体中种类i的人员所占的比重，n为所有分类的数量，H值介于0到1之间，H值越高表示群体在某一特征上的异质性越高。各自变量测量方式如下：任期采用标准差/均值的方式计量；年龄按如下分段计算异质性：30岁以下，30-40，40-50，50-60，60-70，70以上；职业经验分为市场/销售、法律、技术、财务、生产/运营、学者、人力资源/行政、管理（包括官员、军职、党务、共青团、工会等）、其他；本文参考教育部学科门类及代码标准，并借鉴已有相关研究的分类，通过对一级学科的聚类，我们将董事会教育专业背景分为五大类（括号内是他们分别包括的学科种类）：类一（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类二（经济学、管理学）、类三（哲学、文学、历史学）、类四（法学）、类五（其他专业）。

（3）控制变量。公司规模、以前年度绩效、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公司年龄、行业环境。此外，设置年度变量。本文将年度作为控制变量，将其设为哑变量。所有变量的详细定义和取值方法及说明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

（三）模型构建在前面理论分析和变量设计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检验董事会异质性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并检验行业复杂性、行业动荡性、资源丰度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提出研究假设方程的基本形式如下：

为检验董事会异质性对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构建模型1：

其中，Hi分别表示董事会异质性的四个维度，即Hten、Hage、Hfum、Hpro。

在模型1中加入行业特征变量，构建模型2：

其中，INDj分别表示行业三个特征，即Rich、Complex、Dyna。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采用Stata12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从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就544家样本公司而言，公司战略变化幅度较大，平均为0.32；董事会成员的年龄异质性、职能背景异质性和教育专业异质性程度都较高，均值分别为0.55、0.74、0.5，标准差分别为0.13、0.08、0.12，这说明我国制造业企业董事会成员在这三方面的异质性差异不大，职能异质性水平较高可能与分类较细有关。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见表3，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年龄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幅度分别在1%、5%、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任期异质性也与战略变革正相关，但不显著。这与本研究的初步推测相符合。另外，本文所用大多数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表明主要自变量之间的交叉影响程度不高，多重共线性问题不明显。

表3　变量间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分析据前面建立的模型，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来分析董事会异质性对公司战略变革幅度的影响，并检验行业环境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模型1a的回归结果来看，董事会任期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幅度正相关，但并不显著（β1=0.106，p=0.156）。从模型1b的回归结果看，董事会年龄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幅度显著正相关（β2=0.42，p=0.007）。因此，本文的假设H2得到经验支持。同样模型1c显示董事会职业背景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显著正相关（β3=0.679，p=0.008），模型1d也表明董事会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显著正相关（β4=0.486，p=0. 005），至此，本文假设H3、H4均得到经验支持，这与Hillman （2010）的研究一致。从表4可以看出，模型1e的拟合优度明显优于前4个回归结果，模型1e显示在排除了其他三个维度异质性的影响之后，董事会4个维度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幅度都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四个维度的异质性并不是单独影响战略变革，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的。依然支持本文H2、H3、H4的假设。为了检验行业环境对任期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考察模型2a，2b，2c，2d，2e，2f，其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2a显示，任期异质性和行业复杂性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均不显著，在加入两者的交互项之后，模型2b的拟合优度有所提高，这说明行业复杂性对两者关系有调节作用，但不明显。同样，行业动荡性与资源丰度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为了检验行业环境对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考察模型2g，2h，2i，2j，2k，2l，其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4　董事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模型2g只考察董事会年龄异质性与行业复杂性对战略变革的影响，在引入两者的交叉项之后，模型拟合优度显著提升，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复杂性对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在行业复杂性越高的环境下，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相关系数越大。因此模型2g和2h支持本文的假设H6。同样，模型2i-l说明，行业动荡性对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与假设H7相反；资源丰度对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支持本文假设H5。为了检验行业环境对职能背景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考察模型2m，2n，2o，2p，2q，2r，其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按照之前同样的讨论，模型的结果表明，行业复杂性、行业动荡性、资源丰度对职能背景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调节作用不显著。为了检验行业环境对教育专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本文分别考察模型2s，2t，2u，2v，2w，2x，其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和前述讨论相似，模型2t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业复杂性对教育专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支持本文假设H6；模型2v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行业动荡性对教育专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与本文假设H7相反；模型2x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资源丰度对教育专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支持本文假设H5。

表5　行业环境对任期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6　行业环境对年龄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董事会任期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的关系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本文所采用的战略变革计量方式所使用的六个指标与国外多数关于战略变革的研究相同，但在计算变革幅度时方法不同，这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在2010年以前一致性较差，难以取得统一口径的数据，因此本文主要参考YANZHANG（2006）所采用的计量方式，样本也只涵盖了2010-2014年。其次，对于任期异质性的计量也有差异，对于年龄的分段方式，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学界尚无一致的看法，这有可能成为本文结论不同的主要原因。最后，即便本文所用方法与Hillman完全相同，得出的结论也未必相同，毕竟中国和美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和制度背景。（2）董事会年龄、职能背景、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显著正相关，即董事会成员在这三方面的异质性越大公司战略变革幅度越大。这与多数国外学者的研究保持一致。正如信息决策理论所提出的，多样化的群体拥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包括更加全面的知识和信息，这些资源使得群体能够从广阔的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引发团队认知冲突。战略变革动因的内生理论认为，组织资源能力与组织学习是促进企业战略变革的基本动力。因此，对于一个成熟的决策团队而言，认知冲突无疑是组织学习的绝佳机会，在经过这种“有意的组织学习”之后，整个决策团队的认知都会得到更新，最后在一种新的状态下达成共识。这种共识会对原有的组织惯性产生冲击，继而引起组织战略的调整。（3）资源丰度对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这说明我国制造业公司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下，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较弱；行业复杂性对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说明在外部竞争较大时，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更强；行业动荡性对董事会年龄、教育专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行业动荡性的调节效应与本文的假设相反，可能的解释是：第一，按照组织生态理论，组织在外部环境动荡时，倾向于采取保守和防御性战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外部环境持续动荡，那么这种防御性的策略就是为了日后的变革做准备。由于本文考察的时间跨度较短，因此这种日后的变革可能并没有捕捉到。在这种情况下，董事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的关系反减弱了。第二，在外部环境动荡时，管理层对未来的经营绩效难有保证，因而更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有意将财务数据“熨平”，从而使得董事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的关系遭到削弱。行业环境（复杂性、动荡性、资源丰度）对董事会任期、职能背景异质性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说明在复杂的决策情境下，相对职能背景和任期而言，战略对董事会年龄和专业异质性的敏感性更强。

表7　行业环境对职能背景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8　行业环境对教育专业异质性与战略变革关系的调节效应

（二）建议本文得出以下建议：（1）优化董事会的配置。董事会的优化配置就是要考虑什么样的人员构成更能够提高董事会的效能。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的观点，董事会团队提供资源的能力，是公司能够应对并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重要因素，董事会规模的增大和多元化程度的提高，能够强化企业与外部环境的交流能力从而减小其交易成本，除此之外，董事会成员是企业获取大量关键性资源和信息的重要媒介。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面对日益动荡和复杂环境时，异质性的董事会其战略调整越明显，显然这是企业的主动适应过程，这种战略柔性对企业而言是一种竞争优势。因此，在董事会成员的配置上应充分考虑其认知的多样性以及多样性与董事会成员社会关系网络的组合效应，从而得到一个优化的董事组合，这对企业而言是一笔重要的财富。（2）提升董事会的战略参与度。根据本文的研究，董事会异质性与公司战略变革幅度有显著关系。上述结论证明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董事会成员除了承担监督和管控公司管理层的任务之外，还主动参与战略管理。事实上优化董事会配置的前提是董事会的战略参与度，如果董事会的战略参与度低，那么董事会的优化配置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董事会的战略参与对公司是有益的，随着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的不断恶化，董事会能够对企业与外界交流提供重要的渠道和纽带，并能够在为企业获得外部战略资源，提供指导性意见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马富萍、郭晓川：《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会计研究》2010年第12期。

［2］黄越、杨乃定、张宸璐：《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管理评论》2011年第11期。

［3］张平：《高层管理团队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

［4］谢凤华等：《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财会通讯》2008年第6期。

［5］Marvel M R,Lumpkin G T.Technology Entrepreneurs' Human Capital and Its Effects on Innovation Radicalnes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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