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管特征与R&D投入强度——基于不同产权的对比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郑　婕　许　敏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管特征与R&D投入强度——基于不同产权的对比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郑婕许敏

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10-2014年年度报告为依据，化工业，医药生物等行业为研究样本，分为国有和非国有进行对比研究。研究表明，两种产权下股权制衡度和R&D投入强度呈正相关，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分别与R&D呈正相关和负相关；两种产权下持股激励均与R&D投入正相关，国有上市公司的任期与R&D负相关，非国有正相关。针对以上结论和各自特征，分别对国有和非国有上市企业提出相关建议，以促进各自R&D投入强度，建立各自的核心竞争力。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高管特征R&D投入强度产权

一、引言

21世纪是信息化、技术化、知识化迅猛发展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知识经济的战争已经悄然打响。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是一种具有活力的最新的经济形态，因为其具有知识利用产业化，高科技产业支柱化的特征，创新自然而然成为了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们对创新概念的理解最早主要是从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代表人物是现代创新理论的提出者约瑟夫?熊彼特。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就微观层面而言，它是企业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的主要推动力量，是企业创立竞争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就宏观层面而言，它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引擎”，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推进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不竭动力。

二、我国R&D投入现状

我国的历代领导核心继承、发展、深化对科技生产力功能地位的认识，大力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使我国的科技发展在六七十年中完成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科技发展历史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已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然而在研发投入中，两个“偏低”现象值得重视：一是作为研发投入强度偏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仍存在较大差距：在欧盟成员国中，德国的科研投入强度就高达2.92%，不仅远高于我国现在的比重，也高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设定的到2020年达到2.5%的目标。2014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13015.63亿元；R&D经费投入强度（R&D/GDP）为2.05%。通常认为，企业的研发支出占销售收入的2%，企业才能基本生存，达到5%以上，才具有竞争力。而随着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稳步增长，R&D投入平均水平仅仅跨越生存线，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显现出来。二是基础研究投入偏低。近年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比例一直徘徊在5%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15%至20%。根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2015年10月统计数据，2014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613.54亿元，占研究与试验总经费的4.71%，应用研究经费支出1398.53亿元，占研究与试验总经费的10.75%，试验发展经费支出11003.56，占研究与试验总经费的84.54%。我国2014年研究与试验发展总经费支出13015.63亿元，政府资金经费支出2636.08亿元，企业资金经费支出9816.51亿元，其他563.04亿元，可见我国研发经费还是以企业为投入主体，企业向来是对基础研究重视程度最低，必然拉低了总体的基础研究经费的比例。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依据还是与实际投入水平来看，提高我国R&D投入势在必行。

三、文献综述

（一）股权结构（1）股权集中度。张宗益（2007）以上交所和深交所高新技术行业的51家样本公司2006年横截面样本为研究对象，构建检验模型并使用OLS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出在高新技术行业，股权集中度与R&D投资没有太大相关性。张泽，许敏（2014[2]以75家中小上市公司为样本，在滞后0-2期分别针对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对R&D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对当期及滞后1期R&D呈U型相关关系。任海云（2010）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和R&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2）股权制衡度。任海云（2010）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和R&D投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股权制衡度与R&D投入在5%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汪青玲（2012）以2006年之前在深交所中小板上市的63家公司为样本，选取这63家样本公司在2007—2010年的252组观测数据，在微观层面和财务的视角，研究了研发投资强度影响因素，包括股权制衡制度，股权集中度，人员素质等，其中股权制衡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与研发投入强度不相关。

（二）高管特征 （1）高管持股激励。徐宁（2013）运用2007-2009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对于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促进效应及非线性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激励力度与R&D投入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姜涛、王怀明（2012）以我国医药生物制品业，信息技术和电子三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企业为样本，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2007-2009年不同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激励在国有性质和非国有性质的公司均能显著提高R&D投资，但是非国有的激励效果要比国有的效果更好。（2）高管任期。高管任期的长短直接决定着其短视投资或者长期规划，与研发投入强度有着密切的关联。刘运国、刘雯（2007）从我国沪深A股2001-2004年披露R&D支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高管任期与R&D投入明显呈正相关关系。文芳（2008）以来自中国1999-2006年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内部治理机制为核心的微观因素对于企业R&D投资强度的影响，在高管特征对公司R&D投资强度的实证分析里，构建模型得出了管理者教育水平、任期等因素对R&D的影响，其中任期与其相关性并不显著。

四、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集中度对R&D投入强度的影响股权集中度是指全部股东因持股比例的不同所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还是股权分散的数量化指标。非国有一般分为股权较为集中的企业和分散的企业。股权较集中的企业，股权控制在一个或多个大股东手里，他们在获取信息以及控制管理层方面有天然优势，因此对于公司整体的管控具有很强的动力和腕力，尤其在研发这种收效慢，时间长的风险投资来说，一旦对于行业整体走向认知不清，极有可能R&D投资付诸东流，因此也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如果股权集中则股份大的人拥有话语权，则执行起来也高效有力。R&D投资显而易见是公司兴旺发达的源泉和动力，大股东肯定愿意加大投资为企业技术产品注入新鲜血液。但是对于国有企业则另当别论，国有控股企业是指在企业的全部资本中，国家资本股本占较高比例，并且由国家实际控制的企业。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国家一股独大，不会存在多个大股东共存的分散状况，只是有股权有多集中的问题，股权越是集中，越是具有较浓的行政色彩，从股东的角度来看，所有者目标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并没有非国有企业股东的剩余追索权，缺乏动力，相反为了政绩迎合上级或者为了个人仕途稳定而牺牲一些长期利益，换取短期任职期间的昌盛还是时有发生。因此对于R&D的重视程度甚至不及其他有远见的小股东。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非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与R&D强度正相关

H2：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与R&D强度负相关

（二）股权制衡对R&D投入强度的影响股权制衡是指控制权由几个大股东分享，通过内部牵制，使得任何一个大股东都无法单独控制的决策。从公司董事会的角度来说，若没有这种制衡制度，一股独大，则大股东分身乏术，管控不利，小股东因为偏好短期利益，而且监督成本较高，因此不会关注长远利益，虽然没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稀释了股权，使得董事会整体都没有起到很好的监督作用，名存实亡。而股权制衡的模式既能保留股权相对集中的优势，又能有效抑制第一大股东对上市公司利益的侵害和专治操纵，减少个人武断和决策失误，避免了不必要的决策风险。国有企业也是一样，更需要股权制衡约束和规范公司治理，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全体人民，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所监管企业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行监督，并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工作，显然第一大董事不是企业拥有者，也无权获得企业的剩余收益。公司的好坏和自己的身家性命关联度不大，因而造成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缺位，对于高管的制约度不够高，此时股权制衡使得其他大股东发挥补充监督，弥补所有权的缺位，加强对管理层的监督和公司治理，民主决策，减少第一大股东以为政治因素或者短视而做出有损公司利益的决定。

H3：非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与R&D强度正相关

H4：国有企业股权制衡度与R&D强度正相关

（三）高管任期对R&D投入强度的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一方面来说，随着高管任期越长，对于公司的基本业务，治理结构，人员安排等各方面也驾轻就熟，与其他高管配合日渐默契，决策的效率与有效性有所提高。任职时间长，谙熟何种投资适合企业，一定会制定出合理的研发投资方案，增加投入，为企业创收。另一方面来说，企业的高管随着任期的加长，薪资的增长，股权的增多，对于物质需求的边际效用递减，转而更加希望获得社会地位，如何使得公司能够长久立足于不败之地？那就要加大研发投入，不断的促进公司的推陈出新，快速成长或者至少不被业界淘汰。国有企业具有人事危机，领导人地位不稳定，时常更换，而且政治色彩浓厚，任期的不稳定，使得做的决策都是能够立竿见影显现政绩的短期规划，高管不愿意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苦差事，因而不会加大研发投入。而且国企任职的高管相当一部分是零薪酬或者少量薪酬，他们的薪酬不与企业收益挂钩，并无动力加大研发，任职高管本身就是一种隐形薪酬，因为任期越长，对于企业资源的支配能力越强，越会对有利于仕途和政绩的业务感兴趣，对于研发投资这种占用资金又没有明显效益的投入，更是不愿花心思和投资。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5：非国有企业高管任期与R&D强度正相关

H6：国有企业高管任期与R&D强度负相关

（四）高管激励对R&D投入强度的影响R&D投入主要有研发能力和企业投入意愿决定的，研发能力主要由公司历史背景，人才结构，技术水平等因素影响，而企业投入意愿则很大程度由高管的治理决策来决定。从现代代理理论角度，股东关心的是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和企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获得更多的剩余收益，而经营者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偏向于风险较小，收益稳定的投资，拿到约定的年薪。风险较大的比如R&D投资不仅收效慢，自己无法得到高风险对应的高收益，一旦失败还会导致薪酬损失，名誉扫地，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高管传统的观念是不偏向加大R&D投资的。但国有企业更加特殊一点，国企的高管都是上级主管部门行政任命，他们原本都是高官，初衷源于仕途的进一步发展，才来到国有企业进行管理，管理国企本身就是他的政绩之一，他们的薪酬并不完全取决于国企的盈利状况。R&D投资风险较大，收益周期长，不能立竿见影的体现自己的功劳，而且官员大多数是法律政治经济专业出身，在高科技研究领域并没有专业优势。即便是技术本身，为官多年，也对技术领域日渐生疏，对于市场的灵敏度不高。R&D投入都是资金较大，影响长期收益的重大决策，稍有决策失误投资不善，就会牵制现金流，不仅不创收，反而对利润有所影响，对日后仕途的发展不利。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7：非国有企业股权激励与R&D强度正相关

H8：国有企业股权激励与R&D强度无关

五、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与非上市公司相比，上市公司在会计核算，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方面都较为规范且有据可循，因此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2010-2014年年度报告为依据，研究样本选取方法如下：(1)本文选取了交通运输业，化工业，医药生物，等行业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本文是研究国有与非国有的R&D强度对比，某些垄断如石油，航天行业等等非国有没有市场优势或者毫无市场占有率的领域无法参与对比，所以样本不能选取沪深两市所有的上市企业，应该选取非国有能进入，而国有具有传统优势的以上行业进行研究。(2)自从我国2007年实施新会计准则后，对于R&D费用的处理有了更加明确规定，用于研究阶段的金额费用化，计入“管理费用”，用于开发阶段的金额资本化，计入“无形资产”。经过翻阅年报发现，在董事会报告，“无形资产”，“开发支出”，“管理费用”里的技术开发费用，等多个来源都有可能披露R&D投入，因此本文通过选取顺序如下，依次而取，董事会报告，“开发支出”和“无形资产”的加总获得，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现金若此几处来源均未披露，则视为本期没发生研发投入。

经过以上程序筛选后，最终得到2011-2014年沪深两市以上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剔除了数据披露不全的或者存在异常波动的公司，最终得到共593家企业四年的共2366个样本，其中国有企业205家804个样本，非国有3881562个样本。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新浪财经网（http://finance.sina.com.cn/），数据处理采用的软件Excel2007，Word2007和Stata12.0。

（二）变量定义

（1）因变量。研发投入的衡量指标有多种，国内外的文献综合来看，主要分为R&D投入，R&D投入总额/总资产和R&D投入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三种，由于研发投入是和企业收入，盈利情况和企业规模密切相关的，单纯用一个绝对的研发投入数字衡量没有意义，应该用一个投入相对比例来衡量，而R&D投入不是一次性投入的，是一个流量的概念，随着研发进程的发展逐渐投入的，所以应该以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

（2）自变量。股权集中度参照了赵月红（2012）相关文献，用的第一大股东股数/公司总股数来衡量，因为和国有企业类似的，我国非国有企业也有很多存在着一股独大的现象，故用第一大股东股数与总股数的比例衡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参照文芳（2008）的相关研究，用第二到五大股东股数之和/第一大股东股数衡量。高管任期采用了在任高管任期的平均值，单取一位高管没有足够的代表性，高管并不是执行总裁一个人，公司相关决策是由一个高管团队所作出的，任期的平均值才能说明问题。高管激励方面采用了高管持股比例，毕竟公司规模有大小，股票有多寡，纯粹持股数无法体现公司对高管股权激励的重视度，只有和企业总股数相比才能看出不同公司的差别。

（3）控制变量。高新技术企业虽然不直接影响R&D投入，但是间接的影响着企业研发投入，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普遍大于其他企业，故作为控制变量，是高新企业则取1，不是高新企业则取0.规模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控制变量，谢尚伟（2012）表明，众多文献都研究出R&D强度受到规模的影响，规模还影响资产负债率，股权结构等因素，因而要将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剔除。有少数文献用Ln（主营业务收入）来衡量，但是由于收入的变动性，不如资产更能反映真实的规模，故本文采用了Ln(总资产)衡量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率决定了企业的资本结构情况，负债很大一部分程度局限了企业的现金流，忌惮于负债率的过高，被束缚了投资的手脚，因而会影响R&D的投资，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总资产净利率衡量了企业的盈利情况，是一定时期净利润与平均总资产的比例，表示每单位资产能获得净利润的数量，该比例越高，企业盈利能力越强，越有资本和自信研发投资，故此变量具有很大的影响性，作为控制变量处理。成长性体现了企业成长的速度，有些文献使用的是资产增长率，也有些使用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来衡量，本文认为，主营业务收入是一个流量，而资产是个存量，长时间变化不大，而且还包括了负债在里面，无法真实的反映企业所付出的努力和投入，所以只有主营业务收入最客观且直观的反映出企业成长速度的快慢，故本文使用主营业务增长率来衡量成长性。

本文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根据以上变量的选择和假设，本文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对假设进行检验，模型一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对研发强度的关系，模型二检验了高管任期和高管股权激励和研发投入的关系。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α为截距，RDi（i=0和1，0代表非国有企业，1代表国有企业）为研发投入强度，分别ε为残值。

表1　变量定义表

六、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本文国有企业相关变量描述性检验见表2，非国有企业相关变量描述性检验见表3。R&D投入强度和高新技术企业角度，R&D投入强度非国有企业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在整体规模和资源都占明显优势的情况下，研发强度的均值却只有非国有企业的一半，分析得知，原因在于高新技术企业方面，国有与非国有在高新技术企业的均值分别为0.5796和0.7561，由于在变量设计时，高新企业则为1，非高新则为0，因此国有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不如非国有的数量多，众所周知，由于行业的不同性质，高新技术企业在研发投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其主要的成本集中于新科技与产品技术的研发。因而可得知其投入强度平均值较低的原因，国企总体还是在传统行业占据一定优势，而在高科技领域涉足较少，不善于做高科技行业的引领者。企业规模方面，国企占据了绝对优势，均值为22.1014，而非国有的均值为21.4098，规模取了资产的自然对数，因此两者资产平均差异为自然对数e，也就是2.7倍左右，这个数字还是反映出了两者之间天然的贫富差距。标准差分别为1.1684和0.8985，说明国有企业并非资产平均，有资产规模较小，也有垄断的巨无霸级别的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发展的并不均衡。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率和营业收入增长率方面，两者相去甚远，国有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平均高了16%，这也是因为资金雄厚，以国家信用度为保障，因此有能力偿还负债。而非国有企业大多为民营或者合资企业，不敢过多借债，担心资金链断裂导致破产。而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国有企业有着天然充足的资金，以及银行这样坚强的资金后盾支撑，优越的技术和人才资源，在总资产净利率上却表现的令人失望，平均总资产净利率仅为3.59%。而深受融资约束困扰，资金紧张，技术和人才没有绝对优势的非国有企业却平均5.89%的总资产净利率。营业收入增长率国有为9.83%，非国有为18.76%，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多数处于成熟期或者衰退期的行业，市场扩张的空间不大，或者已经处于垄断地位，管理者也无意扩张，总体国企处于竞争意识薄弱的状态。股权制衡和集中度方面并没有超出预想，集中度两者差不多，国企是一股独大，我国民营企业或者合资企业也类似的拥有主要的一两个大股东，区别在于国企的第一大股东的绝对优势，是其他股东联合起来也难以抗衡，所以股权制衡度会比较低，只有0.4793，也就是第二到五大股东的股权份额只有第一大股东的一小半，民营企业的制衡度达到0.7810。任期和高管持股方面也并未超出预想，任期两者并无本质区别，而在高管持股方面，国有上市企业平均只有0.43%，验证了之前的假设中所说的国企高管的薪资和企业盈利无关，甚至零收入，更别提股权激励了，因此公司的盈利状况和股价对于国企高管来说是没有太大的利益关系的，而非国有上市企业的高管持股率则高达了21.82%，如若任职年限够长，可以算是重要的股东之一，企业和自身利益休戚相关，对于公司的治理和长足发展会尽心尽力。

表2　国有企业相关变量描述性检验

表3　非国有企业相关变量描述性检验

（二）回归分析由于本文的样本为面板数据，因此运用STATA12.0软件处理两个模型的样本，对于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两组样本进行了分别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表5。

模型一主要从股权特征角度进行了回归分析，分为了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两方面，国有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原假设，国有上市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负相关，非国有上市则正相关，都是在1%水平显著，说明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股权越集中，越会关注企业长足发展，在R&D投入上下足功夫，不断增强科技实力，使得其立于不败之地。而国有上市企业已经是股权高度集中，再高程度的集中也无法改变其所有权缺位的监管乏力，反而削弱了其他大股东的股权，使得其他股东缺乏足够的资源和威慑力督促高管，提高对R&D投入的重视度。而两者的股权制衡度和研发强度正相关，都在1%水平上显著，这种高度的一致性显示了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加强公司管理，但是要有一定的限度，使得第2-4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有所制约，在某些重要投资决策和公司治理上能从多角度出发，提出多元化的方案，提高决策精度和准确度，避免一方失误对企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是R&D投资这种专业化极强，收益期较长，对于现金流要求极高的业务，股东们谨慎行事也是必要的。

模型二从高管特征的角度出发进行了回归分析，分为了高管任期和高管持股两方面，国有上市企业高管任期和R&D投入负相关，而非国有正相关，两者都在1%水平下显著。传统观念中，高管任期越长，则经验丰富，对于公司的业务及治理框架越熟悉，管理的知识体系完善，才能合理的配置资源，科学的利用资金，有的放矢的进行有效率的研发活动。而国有上市企业则恰恰相反，任期有着显著的反作用力，任期越长，CEO反而越发的减少了研发的投入强度。高管持股方面，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都和R&D投入强度显著正相关，这和原先的假设不符合。假设国有上市企业高管持股对R&D投入并没有激励作用，回归方程检验出两者是1%水平显著的正相关，可见国有企业已经一定程度意识到了股权激励的重要性，加大了股权激励的比重，通过以上描述性统计可得知，虽然总体和非国有上市的持股比例相比有很大差距，但是持股比例最大值也达到了0.1539，而且国有企业规模普遍较大，比例小并不代表股数少或者数值低。

七、结论与建议

表4　国有上市企业回归结果表

表5　非国有上市企业回归结果表

（一）结论股权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使得企业能够有决策的核心团队，高效且有权威，能够百家争鸣，避免决策失误。高管特征方面，持股激励起到了一定作用，如果把高管的自身利益和企业挂钩，增强了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则一定程度会使他们关注企业长远未来。虽然是高管是委任制度，责权利并不对等，但是利益的驱动下，还是会有所作为，避免不作为所导致企业明显的业绩衰落，如果其任期够长，所带来研发不力的恶果还是得由自己解决，因此，股权激励会使高管理清利害关系和利益关系，为企业的繁荣昌盛也会为研发注入新鲜新鲜血液。控制变量角度，从高新技术企业方面来说，国有与非国有均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可见，无论体制如何，高新技术企业的总体特征都是相同的。为了持续进行研究开发和技术成果转化，就必须不断地投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国有上市企业的规模与R&D投入强度呈正相关，在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10%和1%水平下显著，显然规模较大的国有上市企业，部门设定相对较为规范，需要更大规模的研发团队来支持庞大业务的增长。非国有上市企业的规模则和R&D投入强度呈负相关，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均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研发投入仅限于国有上市企业，非国有上市很可能因为规模提升后，企业偏向于扩大再生产，对于研发的重视度降低。资产负债率方面国有企业是与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而非国有企业则1%水平显著正相关，国有的高层管理是官员出身，以大局为重，以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不希望冒过多风险，资产负债率达到一定的比率，为了规避风险，会适度减少R&D投入的强度。而非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或者股东都是颇具企业家精神的商人，为了长远利益，抢占市场的先机，宁愿借钱也要继续投入研发，高风险获取高收益，创造新的盈利增长点。ROA和成长性国有与非国有都是在5%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并不是以营利和营业收入作为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考虑，即便是收入盈利较少的刚起步的企业，也丝毫不减少R&D投入，研发并且能够占领技术制高点才是他们赶超其他企业的唯一出路，一味模仿只能眼睁睁看着市场被瓜分完毕后，捡些残羹冷炙，获得仅够生存的低利润。

（二）建议本文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方面提出建议。

（1）国有企业。第一，明确国企的产权，减少代理层次。国企产权不明确，股东并没有对国有资产视为己出对的关注和付出，对于公司长远的利益关注度不够，R&D这种周期长，收益慢，消耗时间精力风险又大的投资，自然不会被国资委现任的官员所重视，他们任期间需要更多立竿见影的政绩，由于监管不力而造成的成本较小，因而他们不会像非国有企业股东那样身体力行，竭尽全力的为公司前景出谋划策。上行下效，国企的代理人，也就是国企的高管自然也没有非国有企业高管那样以增加企业价值为己任，他们都是拥有行政职位的官员，以行政目标为重，当然对于国企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运作方面没有做过于严格的规划和要求。减少代理层次，明确产权关系，将高管与企业利益实质性的绑定起来才能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长远发展。第二，多元化远期薪资制度。国企高管的薪金和企业的业绩关联度不大，行政任命的官员实行的是公务员系统的薪酬，大多数国企缺乏薪资激励政策，做的好与不好拿着同样的薪水，而减少高风险的投资反而会减少失误的概率，那么高管必然会倾向于低风险，收益快，见效显著的投资。而且任期也不长，很难鞭策管理者重视到关乎企业长远利益的R&D投资。其实在本文的实证结果中能够看出，国企高管持股激励对于企业R&D投资强度是正相关关系，说明国企也意识到了自身制度的不足，正在逐步的进行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激励效果。国企应该实行远期期权奖励或者远期薪酬制度，适当的加长任期，使得其在任期间，能够亲身体验到长期投资给公司带来的源源不断的收益。在不远的将来，高管如果有能够买卖股票的期权，把努力的成果兑成现实的奖励，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激励政策。

（2）非国有企业。第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重视R&D投资。非国有企业本身在资金和规模上，先天劣势，比不上国企的优渥条件，但是非国有在总资产净利率上表现良好，可见总体资源利用效率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回归分析中可看出，企业的规模和ROA均与R&D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显然，非国有企业一旦规模扩大，收益率有长足发展后，似乎对于R&D投资有些松懈，不再专注于投入研发，这是舍本逐末的表现。非国有在资金上，规模上都远远落后于国有企业，那么在技术上和自身产品独特性上必须建立自己的优势，将对于市场的敏感度迅速转化为研发活动，抢占市场的先机。因而研发是企业区别于其他同质企业，获得利润增长点的源泉和动力，企业规模扩大，盈利能力增强，更加要重视R&D，研发活动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投资活动，任何时候都不可轻视。第二，完善政府科技税收优惠政策。非国有企业的自身条件限制，规模小，资源少，融资难，银行贷款门槛较高，倾向于贷给信用度和还款能力强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这种困境下还要支持高投资高风险的R&D活动，着实相当吃力。政府虽然已经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了15%的优惠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且还有研发费用加计50%扣除，减少了一定的税收，但是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或者非高新技术企业，还应该加大科研经费的支持和税收优惠，使他们不被资金束缚住科技创新的脚步，积极投入到创新领域，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1］张宗益、张湄：《关于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治理与R&D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年第5期。

［2］张泽、许敏：《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对R&D投入影响分析》，《财会通讯》2014年第5期。

［3］任海云：《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10年第5期。

［4］徐宁：《高科技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促进作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3年第34期。

［5］姜涛、王怀明：《高管激励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与发展管理》2012年第24期。

［6］刘运国、刘雯：《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

［7］朱恒鹏：《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民营企业创新行为》，《世界经济》2006年第12期。

［8］陈海声：《公司治理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综述》，《财会通讯》2011年第8期。

［9］周黎安、罗凯：《企业规模与创新：来自中国省级水平的经验证据》，《经济学》2005年第4期。

［10］李丹蒙、夏立军：《股权性质、制度环境与上市公司R&D强度》，《财经研究》2008年第4期。

［11］张维迎：《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与政策含义》，《经济研究》2004年第20期。

［12］张岐山：《论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委托代理关系》，《中国工业经济》2001年第11期。

（编辑 梁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