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焦虑探讨

刁生富，李香玲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基础教育焦虑探讨

刁生富，李香玲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经济管理与法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

基础教育焦虑包括压迫式教育焦虑、茫然式教育焦虑和想象式教育焦虑三种主要类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是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教育投入的不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风险的想象力和风险的不可控性是其产生的重要因素。应对基础教育焦虑，就要转变教育理念，确立合理的教育期望值；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加大教育投入，优化配置优质教育资源；降低风险的想象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基础教育；教育焦虑；教育应对

“焦虑”是人的一种本能情绪，是指“个体由于不能达到目标或不能克服障碍，致使自尊心和自信心受挫，或使失败感和内疚感增加，形成的一种紧张不安，带有恐惧的情绪状态”。［1］173“教育焦虑”则是指人们在教育实施过程中，因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等因素以及外在支持系统缺失等原因而产生的一系列反常心理现象，如焦灼、紧张、不安、忧愁、恐慌等。教育焦虑不仅仅是复杂情绪状态的外显，还是人们内心一系列复杂心理过程的集中体现。在这些反常心理现象下，人们会为了确保达到目的而采取过分或不明智、不合理或不合作的行为。在我国，基础教育焦虑已演化为一个愈来愈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导致家长对教育的信任度降低、学校对教育的认知偏差和学生的片面发展，是一个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基础教育焦虑的表现类型

基础教育焦虑有多种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压迫式教育焦虑

由于对孩子学习成绩的过度担忧、对就业压力的极度焦灼和不切实际的成就期望以及盲目的攀比心理而产生的教育焦虑。具体表现为：在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名义下过早和过度进行IQ开发，忽视EQ培养；在成绩焦虑中强迫孩子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剥削孩子游戏时间；在盲目攀比中给孩子施加过多的压力，对成绩抱以过高的期望；在成就期望中为教育过度投资，报读各种特长班、奥数班等；在成绩不理想的时候，频繁训斥甚至打骂孩子，俨然一副虎爸虎妈的形象。

（二）茫然式教育焦虑

因教育学、心理学知识普及的欠缺以及对应试教育的矛盾心理，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越来越茫然，不明白教育是包括学校、家庭和社会在内的一种复杂的社会活动，把孩子的教育简单等同于学校教育，而把学校教育简单等同于所谓的“名校”、“重点学校”。于是，对孩子的教育就变成了“择校”——选择“名校”或“重点学校”就等于教育的成功。不管是划片就近入学还是多校划片，择校的成本进一步增加，也加剧了家长的择校焦虑。一方面表现为在升学大战中疯抢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表现为择校困难症：是选择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是把孩子送进注重人文关怀和伦理道德教育的私塾学堂，还是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理念相对先进的教育？如果条件允许，有些父母甚至辞去工作而选择让孩子“在家上学”，更有父母效仿“孟母三迁”举家迁移到更适合孩子学习和成长的地方，还有父母在孩子升学考试阶段在校园附近重金租房全家“陪读”。

（三）想象式教育焦虑

由于对“教育与就业、教育与前途、教育与命运、教育与婚姻、教育与学校”等等之间的关系进行过度联想，要么担心学校的教育质量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就业，并进而影响孩子的前途命运和婚姻家庭；要么不顾客观条件，想象教育能给孩子带来多么美好的前景，总是挖空心思希望使孩子能够得到所谓的“最好”的教育。于是，通宵达旦在校门口排队、不惜“砸锅卖铁”购买学位房、几经周折托关系走后门，只为给孩子争一个好学位。社会上流行的“一切为了孩子”和“再苦不能苦孩子”的理念、培训机构“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舆论导向，也为父母的想象式教育焦虑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

二、基础教育焦虑产生的原因

作为一种社会心理想象，基础教育焦虑的产生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原因。

（一）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的飞速发展是基础教育焦虑产生的时代背景

基础教育焦虑产生，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教育及人们对教育的心态，总是与特定的时代密切相关。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智能化是当今的时代特征，社会对人才和智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在后工业时代，信息、知识、智能和高科技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知识更新愈来愈快；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机器和机器人正取代工人；人机围棋大战中李世石以1:4输给AlphaGo；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化快速推进。事实上，在城市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同时，必然伴有相应的教育发展。［2］选择、决定、成为个人所期望成为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3］147在这个喧闹浮躁、你追我赶的时代，父母逐渐清晰地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并乐于追求孩子智力的提升，把孩子将来理想的工作和美好的前程寄希望于教育。对“高分”的渴望、对“名校”的向往，使父母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就这样，普遍具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传统价值观的中国父母，在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智能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冲击下，为孩子的教育产生纠结和焦虑。

（二）教育投入的不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是基础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根据财富、威望和权力“三位一体”的标准划分社会层次结构。自从国家落实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当今社会打破了这种以财富、威望和权力为壁垒的社会分层机制，这意味着每个孩子都能上学堂。但为什么家长还如此焦虑？其背后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础教育投入的不足。201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24 488.2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4.30％，比上年的4.28％增加了0.02个百分点。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包括教育事业费、基建经费和教育费附加）为21 405.67亿元，比上年的20 314.17亿元增长5.37％。［4］从下图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如果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相当大。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的世界平均水平为7％左右，发达国家达到9％左右，经济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而我国早在1933年就提出要在2000年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实现时间却推至2012年。2010-2014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66％、3.93％、4.28％、4.30％、4.15％，虽然我国在2012-2014年连续三年达到4％的目标，但是离世界平均水平的7％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图1 2005-2013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统计图

国家在教育投入上的不足带来基础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进而引发家长对有限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在以“分数论英雄”的指挥棒下，有条件的家长挤个头破血流都希望给自己孩子最好的教育，以便日后能读好的大学，找好的工作。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每个孩子入学的门槛并不相同：有的孩子交钱就能进；有的孩子通过入学笔试和面试才可以进；有的学生要有才艺特长才能进；学校利益相关者的孩子可以随意进。有的学校甚至在利益的驱使下“审时度势”地为家长和孩子临时设置“条子办”（条子办是专门为后门生准备的，一些家长通过特殊的社会关系给校长“递条子”从而让孩子获得入学资格）和“占坑班”（校外培训机构为定点学校“点招”，根据靠谱程度，家长把入学前的点招“坑”分为金坑、银坑、土坑、粪坑）。［5］优质资源的稀缺带来了基础教育资源的争夺，无形中加剧了教育焦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教育投入的不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是基础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风险的想象力和风险的不可控性是基础教育焦虑产生的重要因素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风险和危机的社会，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与风险和危机相伴随，“由工业社会的高度发展而导致的现代性对人类现存状态的每一个领域哪怕是很小的角度都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任何时候总会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危机，哪怕这些危机的可能性极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时候，但仍然难以完全避免和排除。”［6］风险与认知因素特别是主体的想象力密切相关。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指出，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7］50喜欢盲目攀比的家长群体，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在成绩和成就焦虑下想象孩子并不能准确预知的未来。勒庞指出，公众因风险而产生的想象力，才是引起焦虑的关键。影响民众想象力的，并不是事实本身，而是它们发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7］53父母认为，如果孩子很小就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孩子在考试中就能取得好的成绩，大学毕业后就能找到较好的工作，无形中形成了“重点学校——优秀成绩——优质大学——更好就业——美好前途”的实践体系模型。这种想象模型在家长群体中具有非常强大的传染性，极易形成羊群效应，导致整个群体陷入焦虑和恐惧。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认为，教育是一种人类特有的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的社会活动。这一社会活动受生产力、教育经费、学校、教师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非常大的人为不确定性，是不可控的。“人为的不确定性”意味着风险、更多知识、更多无知和反思性的杂烩，因此也意味着一种新型的风险。［3］147在这新型的教育风险背后掩藏着新的教育不平等，良禽择木而栖，只要教育质量有优劣之分，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之战就不会停止，基础教育焦虑也就客观存在。

三、基础教育焦虑的应对

既然基础教育焦虑的产生是复杂的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那么其应对就不能单靠某一方面，而是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一）转变教育理念，确立合理的教育期望值

教育理念是教育成功与否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家长首先要改变对分数的传统看法。面对考试和分数，父母应持一种辩证的态度：一方面，应该看到其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以致进行“应试教育”。实际上，分数是评价学习的一个但不是唯一的标准，学习的重点是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孩子取得了进步，就一定要肯定孩子的进步，无论分数高低。即便孩子学习成绩不理想，也应该肯定孩子付出的努力，与孩子一起面对问题，帮助其找出原因，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父母都有以分数作为晴雨表的习惯的话，那么孩子就会形成刻板印象——父母都是嗜分如命的，考好了才能讨父母的欢心，考不好就得承受惩罚，父母爱分数胜于爱自己。孩子一旦形成“父母爱分数”的刻板印象，就会阻碍了亲子之间的沟通，有些孩子因为过于担心父母骂自己而有意隐瞒分数，造成思想上不必要的负担，对父母产生逆反心理，甚至产生厌学情绪。这样，就更加剧了基础教育的焦虑。

适应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要求，父母要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其中包括：开放学习、个性化学习、社会化学习、终身学习、虚拟学习以及学会学习和学会创造等。［8］227-229树立这些新的学习理念，对缓解基础教育焦虑情绪，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要通过亲职教育，有效提升父母素质。所谓亲职教育,是一门教导父母如何了解和满足子女身心发展需求，善尽父母职责，以协助子女有效成长、适应与发展的学问。亲职教育与传统的家庭教育在教育的重点、原理、模式、气氛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其根本的差异在于将教育的重点放在怎么样做父母上和立足于以父母亲情的引导为主上。［9］61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该根据孩子心理发展的规律，针对孩子的思维发展特点，因材施教：幼儿期多陪伴孩子做游戏；童年期教会孩子如何学习，培养孩子的良好品质；青春期要尊重孩子的独立意识，培养孩子处理多重矛盾的能力。

在转变教育理念的同时，也要树立合理教育期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显示（2010年），83.6％的中学生父母，要求孩子考进前15名，54.7％的中小学生父母，希望孩子将来读到博士学位，现在的期望比例应该更高。实际上，父母应根据孩子的实际确立合理的教育期望值。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正是因为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日后可以成为一名将军，所以才引发了孩子学习的无限焦虑和家长之间、学校之间、老师之间、同学之间的不良竞争。现代社会其实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领袖，360行行行出状元，任何工作都有前途，并非一定要追求理想中名校和高学历。

（二）加快基础教育改革，加大教育的投入，优化配置优质教育资源

基础教育焦虑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投入的不足和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要从根本上解决基础教育焦虑问题，首先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并加强资金、人才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和落实，重点投入到薄弱学校，提高学校办学标准，实行校与校定点帮扶制度，加强学校之间和教师之间的资源共享，补齐短板。其次，要对教育经费的下放进行改革和监督，设立地方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学区教育委员会，改变教育部门原来“锦上添花”的资源配置方式，均衡配置基础教育的教育资源。再者，要加大对乡村教育的投入和建设，下定决心建好每一所乡村学校，提高乡村教师的待遇，解决乡村教师“下不来，留不住”的难题。

在基础教育改革中，“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10］210借鉴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如日本在教育投入和教育公平上的制度设计：实现无地区差别的全国义务教育，追求办学条件和教学要求的校际公平；采取校长和教师资源的定期流动制度，一个教师在一个学校最多执教7年，校长每五年轮换一次；在中小学不存在校际差别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就近入学等。［11］从日本的教改经验，我们可以看出提高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和加强立法，保障校际的办学公平，均衡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从而避免出现择校焦虑问题。优质教育资源具有时代性、稀缺性、生成的长时间性、非独立性、流动性等特性。［12］应根据优质教育资源的特性，找出资源稀缺的深层次原因，尽力缩小学校和学校之间、学区和学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教学质量差异。例如，地方分权制定本地教育发展计划；政府不断增加对落后地区的教育资助和指导；名校和普通学校间建立“一带一”关系；校长、教师流动机制；名校办学集团化；特级教师定点帮扶普通学校教师成长；增加农村教师收入，吸引优秀教师驻教乡村；分层次推进师范教育，加大教育硕士培养力度等。

（三）降低风险的想象力，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风险具有人为不确定性，风险想象容易在家长群体中滋长蔓延。家长应该降低风险的想象力，减轻因风险想象而产生的痛苦和不理智的行为。“真实的世界是有界限的，想象的世界则没有止境。除了身体的痛苦和良心的责备以外，我们的一切痛苦都是想象的。”［13］84家长的教育焦虑和痛苦正是在“重点学校——优秀成绩——优质大学——更好就业——美好前途”的等号想象中产生的，焦虑的成因不在于缺乏什么东西，而在于对那些东西感到需要。在孩子教育中，家长应抱着“输得起”的态度，以“一切为了孩子的发展”为教育准则，提高自己和孩子共同抗风险的能力。

美国原教育部长查德·赖利提出，牢固的教育能够而且必须建立在家庭这块基石之上［14］22。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孩子的成绩，而是引导孩子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会创新。迫在眉睫需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实现他身体和心灵的同时成长，在孩子身心协调发展中提高孩子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孩子的抗风险能力，首先要提高孩子的风险意识，不要把孩子当做温室里的花朵，而是要让他去接触社会，在社会中亲身实践，去感受去面对可能的风险。要教会孩子如何理性面对那些无法避免的风险，培养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能力，使发展更加全面、人生更加丰富完整，而不是遇到问题一味的回避、逃避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父母应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帮助孩子提高解决困难和面对挫折的能力。法国思想家卢梭指出，要让小孩养成既不命令人也不命令东西的习惯，不要让小孩依赖别人进行活动。［13］62父母既要多陪伴孩子，又要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肯定地说，孩子的全面发展是医治基础教育焦虑症的最佳良药。

［1］黄希庭.简明心理学词典［D］.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

［2］张妍.城市化发展与教育［J］.教育发展研究,2005,15: 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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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部,国家统计局,财政部.关于2013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R］.2014.

［5］雷晓宇,杨东平.教育焦虑的背后是财富分配不公［J］.创业家,2012（4）:77-78.

［6］乌尔里希·贝克.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上篇）［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3）:26-45.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8］刁生富.中学究竟怎样读［M］.北京:海潮出版社,2010.

［9］刁生富.小学孩子究竟怎样培养［M］.北京:海潮出版社, 2013.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张菀洺,刘文.日本与印度实现教育公平的制度设计［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128-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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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卢梭.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14］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岭峰2572756826@qq.com）

A Discussion on Fundamental Education Panic

DIAO Sheng-fu,LI Xiang-ling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Law School,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China）

The basic education panic includes three main types:the compressed education panic,the ignorant education panic and the imaginary education panic.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informat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the background of its times.The lack of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the scarcity of high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 are the basic reasons for its production.The imagination and uncontrollability of risk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 its production.In response to the panic of basic education,the educational idea should be changed and a reasonable expectation of education should be developed.It is suggested to accelerate the reform of basic education,increase investment in education,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quality education resources;reduce the imagination of risk,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basic education;education panic;education response

G522.3

A

1008-018X（2016）06-0057-05

2016-10-09

刁生富（1964-），男，河南南阳人，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教授，佛山市网络空间研究院院长，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科技社会学、学习心理学与基础教育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