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燮元与奢安之乱的平定

安 红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浅析朱燮元与奢安之乱的平定

安 红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明朝天启元年，四川永宁土司奢氏与贵州水西土司安氏相应叛乱，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才被平定，对这场叛乱的平定宣告了四川永宁土司的终结。叛乱被平定之后朱燮元对贵州和四川采取一系列的善后措施，对四川及贵州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燮元在这场叛乱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故这场叛乱的平定离不开其作战指挥以及军事才能，对此，正史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朱燮元；奢崇明；奢安之乱

明熹宗天启元年九月，永宁土司奢崇明及其子奢寅以援辽为借口，占据重庆，开始叛乱，杀死四川巡抚徐可求、重庆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推官王三宅等。接着，成都被包围102天，新都、内江等地相继沦陷，其中遵义两次沦陷。天启二年，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响应奢崇明叛乱，攻占毕节、安顺，包围贵阳。明王朝任用朱燮元为四川巡抚兼总督，主持平定这场叛乱。崇祯初年，奢崇明与安邦彦再次叛乱，直到崇祯二年八月十七日被平定。朱燮元在这次叛乱中担任主帅，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以及治军策略。奢安之乱的平定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奢安之叛的难制

永宁，唐代为蔺地；宋代为泸州江安、合江二县境；元朝置永宁路，后改永宁宣抚司。天启年间，“奢崇明以猓猡称据重庆，安邦彦以水西酋反贵州，盖苗俗判服不常，乃其天性。而两家者又倚为唇齿，时通姻娅，所谓同功一体之人也。乃谋乱之初，则奢先而安继，穷追之日，则奢败而安亡”[1]157。永宁土司奢氏于洪武中归附，命为宣抚司，世守其土。传到奢崇周时，无子。奢崇明以族人身份得以承袭。天启元年，“崇明请调马步兵二万援辽，从之。崇明与子寅久蓄异志，借调兵援辽，遣其婿樊龙、部党张彤等，领兵至重庆，久驻不发”[2]8055。《明实录》载：“奢崇明已蓄异志，借调兵以行其逆谋。”[3]12奢氏父子趁机制造军器，朝廷越是催促发兵，奢氏则越是拖延时间，等各路兵都发尽，才让他的心腹樊龙领兵前行。由此，奢氏父子反叛，杀死四川巡抚徐可求、重庆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推官王三宅等。奢贼攻占重庆，分兵4路，一挖夔州水口，一占据綦江遵义，一占据泸州，一截川西栈道。在奢氏父子攻占重庆以后，“崇明僭为号，设丞相、五府等官，统所部及徼外杂夷数万，分道趋成都。陷新都、内江，尽据木椑、龙泉诸隘口”[4]6440。整个四川都被这次叛乱所震动。紧接着，奢崇明攻陷遵义。此时遵义因大部分军队参加“援辽”而内部空虚，奢氏还趁势焚劫纳溪、泸州、江安等城。

天启二年二月，贵州水西土司安邦彦响应反叛。“安氏世有水西，宣慰使安位方幼，邦彦以故得倡乱。”[4]6440安邦彦本是安位的叔父，但因安位年幼不能袭位，安邦彦争夺安位的土司职位，遂响应奢崇明的叛乱。史载：“正月二十八日，安酋率兵二万至毕节，阳称报效，阴袭毕节，守将知其谋，固守不下，效良助之，遂陷毕节，分兵攻破安顺、平坝、霑益、龙里等处，遂围贵阳。”[5]960天启四年春正月，贵州沦陷，当时巡抚王三善军败被杀，朝廷乃命“燮元以兵部尚书，并兼督贵州、云南、广西诸军，移镇遵义”[4]6443。其中成都被困102日，城里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朱燮元说：“自奢酋作难，先将黔之弁绅土民，恣行屠戮，然后四出犯蜀。其幸脱者，或入箐峒，或被掠卖，或逃入乌蒙、镇雄。十年以来，不见天日。”[6]764

在崇祯年间，安邦彦和奢崇明再反，安邦彦自称四裔大长老，而奢崇明号大梁王，集合兵力10余万人，先犯赤水。1628年，崇祯皇帝召回朱燮元，赐给他尚方宝剑，令他重新巡抚贵州，镇压叛乱。崇祯二年八月十七日，叛乱被平定。在这次平叛活动中，朱燮元深深地认识到叛乱的危害性，“今贼不轨，祸在通省，其难十倍于播”[6]700。

二、朱燮元与叛乱的平定

朱燮元，字懋和，浙江山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曾历官苏州知府、四川副使，由陕西按察使移任四川右布政使。崇祯十一年春卒，享年73岁。据《明史》记载，天启元年，朱燮元“将入觐，会永宁奢崇明反，蜀王要燮元治军”[4]6439。当他任官陕西时，有一老叟言“幸自爱，他日西南有事，公当之矣”[4]6447。当时内江牟康民，在兵未起时，语人曰：“蜀且有变，平之者朱公乎？”[4]6447虽不能考证这些话语的真实性，但从侧面可以反映出朱燮元在平定奢安之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熹宗天启年间，朱燮元开始作为平定奢安之乱的主帅。在平定叛乱过程中，充分地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以及治军方略。

（一）筹饷增兵

朱燮元到达蜀地时，蜀地兵力以及军饷严重匮乏。为此，朱燮元认真调查当时蜀地的军库情况，才知道“各边军粮，尽行那（挪）借。共解到重庆听支者二十二万两，沿江经过州县，如叙、马、泸、重、夔等处，共兑支过大粮边饷银七万两余。俟内帑找补，犹虑不足”[6]699。军费不足会直接影响其行军进程，故朱燮元不断地向朝廷上疏请求拨款。《明臣奏议》载：“臣惟率土贡赋，臣子职分；自非万分急迫，何敢呼天妄籲。”[6]699并上疏言：“臣在围城之中，与贼相持一百日。先后集众五六万，惟经费不足，与布政使臣周著毫厘必较，已措过银十万余两，数又不足，共立券书，多方括借。”[6]700“但愿皇上宽以岁月，大发粮饷，勿玩小丑而急挞伐之功，勿惜小费而掣任事之肘，务令完固根本。”[6]738“恳求皇上愍念西南重地，涂炭已极，且蜀安而邻省皆保。蜀存而常赋自充，安危得失，所系匪细，伏乞俯允再发帑金五十万，差官陆续解发川中。容臣与督臣会同三省大兵，克期翦除，擒献首恶，用张天讨，奠安地方，蔺贼既平，则诸侯边又易抚戢。西南半壁可复睹太平景象矣。”[6]700除此之外，朱燮元在筹备军饷过程中还请求当地乡绅的支持。如“藩府郡王、撍（缙）绅士民，通共助银六万两，其力已竭。今不惟各汉土兵嗷嗷需饷，裹足不前”[6]700。朱燮元充分认识到蜀地的安定与西南的安宁有着紧密的联系。为了争取朝廷的支持，朱燮元言辞恳切，把西南安定与国家统治的稳定相结合，最终得到朝廷的许可，朝廷命令兵部与户部尽早地筹集军饷以支持朱燮元平定叛乱。

天启元年十月，“奢贼围城，都布政朱爕元、周著、按察使林宰等分门固守。先是，贼陷内江，守将周邦太降。至龙泉，指挥瞿英逆战死之，贼遂直趋成都”[7]13，成都由此陷入包围之中。在成都被围困之时，“成都兵止（只）两千，饷又绌”[4]6440；而成都指挥所的军器不满10件，且锐钝；又查镇远老弱丁壮仅仅只有400余人，且都没有盔甲。当时蜀中的兵力一共只有16万人，土兵和汉兵各一半。然而汉兵不任战，而土兵又不肯尽力。面对兵力不足的情况，朱燮元征集各方兵力，调集军队于一处。如“燮元檄征石柱、罗纲、龙安、松、茂诸道兵入援，敛二百里内粟入城”[4]6440，下令“募白徒，集街民……各州县分造衣甲，兑粮入城”[8]24，龙泉山龙岭张恺募兵400人，瞿英领兵200人。考虑到铸造军器的原材料不足，便要求“磺则买之陕西，硝则取之潼川，钱则取之资阳，炭则取之大邑、犍为，铅则取之灌县。”[8]25等到各路援军到达后，“燮元策贼且走，投木牌数百锦江，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断桥，严兵待”[4]6440。当时还有客商李从龙、黑有仁等人也自造军器，并且率家丁前来助力。奢安叛乱时，因贵州和四川分别管理自己的军队，便引起一系列的问题。“两督府分阃治军，川、贵不相应，贼益得自恣。”[4]6442面对这种情况，朱燮元主张两军相结合。天启三年，朱燮元谋划直取永宁，并集将佐曰：“我久不得志于贼，我以分，贼以合也。”[4]6442最终，朱燮元与秦良玉一起会兵，进攻永宁，击败奢氏父子。在这段时间里，朱燮元与城内的军民顽强抵抗，使奢贼久攻不下，双方相持近百日之多。之后，成都之围得解。而朱燮元也因解成都之围有功，升至右副都御史。

（二）擒拿白莲教

当时蜀中有白莲教，且由来已久。天启元年二月，在邛州、连州、保宁、潼川、绵州、嘉定、重庆等地都有白莲教的分布。天启元年闰二月十五日，在绵州城外，“石马镇张挂白攒丝，伪榜各造大红圆领，彩书画龙虎，衣甲、长枪、刀斧、雕马、木符、旗帜、铜印、邪经、妖书等物，纠众千余人呐喊，大乱”[8]114—115。狂妄地说要占领绵州，再进攻潼川，最后占领平安县。白莲教迷惑百姓，扰乱军心，到处设置“灯党，每人出银三钱三分”[8]117，后导致城中大部分官兵及百姓加入白莲教，以此来躲避战乱，最终又引起大部分土司造乱，“各土司诱惑反叛占邑围省，皆此党诱为之”[8]116。在朱燮元的大力镇压下，有一部分白莲教余逆因为受到奢氏父子的贿赂，投奔奢崇明，与之“合谋为叛”[8]117，并在“中秋夜，用水照贼寅，冠生二翅，又献龙华国宝印一颗”[8]117，暗中招兵1 000多人，和奢酋一起作乱进攻省城。后白莲教的一部分头目被朱燮元抓住，朱国佐统兵擒拿头目300余人、豆兵1厢、木马105件、色纸人马1厢，各州县的余逆基本肃清，最终“暗伏党羽正法，人心始安，始得一意守城。”[8]117—118这为攻打逆贼奢酋作了准备，且稳定了军心和民心。

（三）掌握敌情

首先，了解敌情。朱燮元到达蜀地和黔地之时，并没有急着去攻打逆贼，而是先了解两地的地势，以及逆贼首领安邦彦和奢崇明的性格，因此制定不同的策略。“臣自历黔境，乃知万山皆苗，独上下六卫，一线通道。迤西毕、乌、赤、永四卫，久被酋隔，计省城归业者，尚不满五百家，败址残阡，萧条满目。”[6]750朱燮元大会诸将曰：“水西多山，险丛箐篁，蛮烟棘雨，莫辨昼夜，深入难出，以此多败，当与诸君扼其要害，四面迭攻。渐次荡除，使贼乏粮将自斃。于是焚蒙翳，剔岩穴，截溪流，发劲卒。驰骋百余里，或斩樵牧，或焚积聚。暮还归屯，贼益不能测。”[1]156朱燮元根据天气状况而推断出水西土司安邦彦的下一步计划，如“入秋水涸，酋必四出大犯，此定势也”[6]751。朱燮元熟悉安邦彦的实力，“臣稔知安酋原非劲敌，去岁犯黔普定，三战而三大败，今岁犯遵义亦大败，夷之最骁雄，无如鲁仲贤、罗奇”[6]737。朱燮元了解奢崇明的性格，“崇明性阴惊，佯为恭顺。凡有征调，罔不应命，人渐狎之”[1]146。天启四年八月又上疏云：“渐狎渐骄渐不可问……杀官杀土擅治兵。”[8]1且他认为，若不重视这次叛乱，终究会演变成“小忠之大贼，小省之大费”[1]3。且他注意到贵州城多则守广、势分则力微这一情况。

其次，善用反间计，且唯才是用。朱燮元擅于用人，喜欢利用人来为他打探军情。在重庆陷落期间，朱燮元差武生李栋仓、官员何一麟到重庆去打探军情，才知奢寅统率遵义兵从仁怀出合江，罗乾象、朱国恩等率兵纳溪夷从来化等地方进入重庆，而奢崇明从长宁领兵数万进犯成都，由此作出和各路官兵分别拦之的决定。在成都被围期间，朱燮元以“大义劝女将秦良玉及同知陈思虞，俱感动，缮兵速发”[8]57。秦良玉在这次平奢、安之乱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在对待反贼方面，他并没有因为是反贼而不重用。如逆贼的伪相何若海投降后，其祖坟及家属在永宁，被奢贼焚戮。朱燮元知道后，上疏言其家庭情况特殊，请求朝廷加衔以示鼓舞。罗乾象本是反贼的一个将领，后归附于朱燮元。“至则与乾象俱来，燮元方卧戍楼，呼与饮。乾象裹甲佩刀，燮元不之疑，就塌呼同卧，酣寝达旦。”[1]148从此，罗乾象非常感激朱燮元，并且誓死以报。罗乾象归附以后，“贼中举动无不知。乃遣部将诈降，诱崇明至城下”[4]6441。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九日，朱燮元以罗乾象为内应，火烧贼军大营，乘势攻进大营，奢氏父子退往永宁，成都之围解除。奢崇明投奔水西，与安邦彦一起分犯遵义、永宁。天启七年，奢崇明与安邦彦一起进攻赤水。“罗乾象复以奇兵绕出其背，急击之。”[1]156这时，燮元又因守城有功，加兵部侍郎，总督四川及湖广荆、岳、陨、襄，陕西汉中5府军务，兼巡抚四川，继续主持平定奢、安贼的叛乱。当时有薛来衍跟随父亲薛永教去承袭云南大理知府的职位，路过成都时被困，朱燮元即重用他们父子。天启三年五月，崇明父子率余部走水西，投奔女弟奢社辉等。天启四年六月，安邦彦与奢崇明进犯云南和遵义，而奢寅专门进攻永宁。朱燮元知道后，便开始收买反贼中的一些将领。如当时“有阿引者，受燮元金钱，乘寅醉杀之。”[4]6443此后，因奢寅被杀，而奢崇明年老无能，安邦彦乃向朝廷恳求招抚。朱燮元向朝廷请议招抚获准，乃遣参将杨明辉前去招抚。朱燮元在任用将领方面有一定的要求，要经过一定的选拔方可以任用。“日取各将士，较其膂力多寡，试其铳、弩、枪、刀，三试而不中程者，即行汰革。”[6]751此外，他要求“把兵精勇者，悉收之，降将有才者，参用之，任忠实之土司，选屡胜之弩手，用一将必求当一将之才，养一兵必期得一兵之力”[6]751。从这种种事实中可以看出朱燮元十分重视人才任用问题，他所任用的人才也不乏逆贼的内部人员。从逆贼内部分化打击，就是朱燮元最常使用的反间计。

再次，战略布局因地制宜。朱燮元擅于因情形不同而制定不同的策略。如“贼欲动则无处不可闌出，而我设防则二千里之遥。”[6]709在奢贼进攻成都期间，贼有数千人，“障革裹竹牌进，矢石不得近”[1]147。朱燮元命令“架七星炮、火箭、火瓦冲击之”[1]147。杀贼数百人。紧接着，朱燮元又派人决都江堰水至濠，贼人不得不派人筑桥，这便给朱燮元一方提供了准备进攻的时间，并因此缉获城中与反贼通气者共200人。在当时的情况下，贼数千“自林中大噪而出，视之，有物如舟，高丈许，长五百尺，城中老幼妇女皆哭”[1]148—149。面对此情形，朱燮元说：“此吕公车也，破之非驳石不可，驳石者巨木为杆柱，置轴柱间，转索运杆取巨石，重千钧之石飞击如弹丸，贼舟遂不得近。”[1]148此外，“燮元复募敢死士以大炮击牛，中其当轭者牛马戒，返走，乘势纵击败之”[1]148。奢崇明因中计跳水，燮元知道后，“造水牌数百面，投锦江顺流而下，令有司沈（沉）舟斩筏，断桥梁，严兵以待”[1]148。朱燮元又授计许成名，诱贼至永宁。遣总兵官林兆斩从三岔入，副将王国祯从陆广入，刘养鲲从遵义入，全力进攻其巢穴。最终，崇明父子拔营而走，成都解除危险。奢氏因之回到重庆，燮元则上升为巡抚。朱燮元要求“以守为战，以战寓抚，专讲致人之法，严为先事之防，将必求于摧锋，兵必期于用命”[6]751。奢崇明后逃到水西请求安邦彦的支援，奢、安合谋共同进攻遵义、永宁等地区，遂包围贵阳。后进攻毕节大方地区，“大方东倚播，北倚蔺，相为掎角”[9]8175。朱燮元这时候作为四川都督，决定由4路兵分别进攻，以此包围奢、安两贼。其中，滇兵出霑益州，遏制贼安效良之应援，把兵驻扎在天生桥、寻甸等处，堵死贼人的后路；蜀兵则逼近毕节，控制交通要塞，争取机会夺取龙场这一交通险要位置；黔兵则由普定渡思腊河，直接进攻安邦彦的巢穴；粤西兵则出泗城，分道响应各路兵的进攻。最后4路大军会合遵义，一起前行。

最后，鼓舞士气、赏罚分明。成都陷落期间，当时上下官兵都目无法纪，且有人向朱燮元怒斥道：“成都自古不守，不见元人以不蚤（早）迎，望帝遂无遗种乎？”[8]26官兵目无法纪，民心动荡。面对此情况，朱燮元道：“果若尔言，贼来先问官乎，问民乎？”[8]27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平叛的重要性。此后，军心大震，官兵及百姓都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而奋起反抗。在官兵队伍里也有一部分奸细存在，朱燮元要求“共议奸细，不清必不可守”[8]32。在成都被围期间，朱燮元“悬赏以鼓将士，纳降以散党羽”[6]700。对待触犯军法的官兵则不管是否是亲属，都要求犯法必诛，有功必奖。当时有个资县人，名叫萧德，“在贼营行医，亦常来告密”[8]40，后朱燮元对萧德加以重用。在成都之围解除之后，奢氏父子遂归于永宁，与安邦彦一起进攻黔地，当时有很多士兵临阵脱逃，朱燮元知道后下令“敢言退者，即膏吾刃”[8]74，并以“斩其头而出，赏以三百金”[8]99，通过奖励赏金的方式鼓舞了士气，最终生擒樊虎之子樊友国、伪尚书罗世选以及其子伪总兵罗万佑。朱燮元得民心，众民拥戴，“驭蛮以忠信，不妄杀，苗民怀之”[4]6447。对于有虚报贼级、杀顺苗的官兵则处以杀头的惩罚，以此展示自己的威信。天启二年四月重庆收复，逆贼奔走。朱燮元与文武、将吏乡绅、土司人等战守有功，为了犒劳这些人，他向朝廷上疏请求褒奖。最终，朝廷下达“朕意以示劝奖，仍著同心奋力，相机剿抚，务除凶逆，以安地方”[10]1055。对待在战役中死去的官兵，他则要求“厚赏死士”[8]38。天启二年八月，朱爕元上疏：“文武殉难诸臣，请优卹以慰忠魂。言奢酋变起仓卒，一时披靡其间，仗节死义者。”[11]1273如兴文知县张振德之一家，盛服赴火自焚；南溪知县王硕辅之，城陷自尽；建武所掌印指挥李世勋以城陷挈妻赴火而死；屯兵同知董尽伦，倡举义兵保全州城，督兵至重庆中途为伏贼剌死等都是因御贼而捐躯，所以朱燮元恳求厚赏以慰忠魂。朱燮元的种种举动都鼓舞了土、汉兵的士气，从这些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军纪严明、赏罚分明。

三、朱燮元与蜀黔的善后

（一）众建土衙

朱燮元认为“制宜之法，必先内固”[6]7630。自从“奢酋作难，先将黔之弁绅土民，恣行屠戮，然后四出犯蜀，其幸脱者。或入箐峒，或被掠卖，或逃入乌蒙、镇雄。十年以来，不见天日”[6]764，奢酋叛乱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土民到处躲避叛乱，民不聊生。最终，面对解围之后的永宁，朱燮元把膏腴地划归永宁卫，以其余地48屯给诸降贼有功的将领，令每年输赋于官。移叙州兵备道于卫城，与贵州参将同驻，叛乱得以平定。对待水西和永宁土司的善后工作也有不同的做法，《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善乎！燮元之疏曰：‘今分水西之壤授诸渠长，及有功汉臣，咸俾世守。盖地大者跋扈之资，而势弱者保世之策也。昔主父偃今宗室得分王子弟，而藩服益削，则知众建土司而少其力者，其真驭远之良规欤！’”[1]158可见，他主张众建土司。

在平定叛乱之后，他在考察了蜀地的地势以及民情之后，认为必须重建土司，用以管理蜀地。朱燮元上疏云：“蜀自遵义郡县以来，不以得土为利，翻（反）以养兵为累，故谈及改流，辄多蹙额，但二酋造逆滔天，连年血战，仅而得之，即欲仍置宣抚，将与之谁人乎。况永宁一块土。西自建武，东至遵义，三面而环之。”[6]709因此，朱燮元主张众建土司，并参造汉法，汉人和土司都可以当首领，以此强化管理。朱燮元主张“以赤水河为界，自河以东龙场一带，悉以与黔；自河以西，由赤水至永宁，悉以还蜀。就永宁城中设立道府，与遵义、建武互相掎角。则呼吸相应，声势聊络，用以弹压诸苗，保护内地”[6]709—710。天启九年，朱燮元“又通上下六卫，并清、平、偏、镇四卫道路。凡一千六百余里，设亭障，置游徼，以便往来”[1]157。崇祯四年，朱燮元被弹劾收受贿赂，没有把龙场与永宁都设置为卫，并受到皇帝的责骂。他上言道：“御夷之法，来则安之，不专在攻取也。今水西已纳款，惟明定疆界，俾自耕牧，以输国赋。若设官屯兵，此地四面孤悬，中限河水，不利应援，筑城守渡，转运烦费，且内激蔺州必死之斗。外挑水西扼吭之嫌，兵端一开，未易猝止，非国家久远计。”[4]6445—6446朱燮元深刻地认识到永宁之地不应继续派兵屯驻。

其二，朱燮元在黔地主张修筑新城。在《明臣奏议》中朱燮元这样上疏到：“臣所为日夜彷徨，寝食靡宁者也。愿臣不独为蜀忧，且为黔忧。蜀尚有民，而黔已无民，蜀尚能耕，而黔久不耕，无为谁则为兵，无耕何由得食。”[6]737—738由此可见朱燮元心系百姓，极为关心贵州经历过大动乱之后如何发展的问题。因此，他主张“水西自河以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颇广衍，业已悉入版图，大渡要隘，俱筑新建城”[6]763。而在一些地区应该设立经历以及吏目，以便更好地建立卫所，改易耳目。如“公署街市，虽云草创，亦可棲此。街市围集，多者千余，少者亦有数百家，生聚日久，自当改观”[6]750—763。因此，朱燮元上疏皇帝，要求将敷勇、息烽、于襄、连云、有嘉、静氛、恬波等重新命名，并在息烽设指挥各3员，千户各4员，百户各6员。天启十年，水西安位死，族人开始争袭土司，朝廷乃议欲乘其弊政为郡县之。朱燮元上疏，不设郡县。并且朱燮元认为众建土司，使其势力羽化，则更加容易控制。因为各个土司都想保护其土地，并且传承自己的子孙，所以大多不敢谋反。

（二）且招且抚

在成都之围解除之后，如何解决当时的蔺地也是一道摆在朱燮元面前的难题，他向朝廷上疏：“仰祈圣裁以期安抚事。”[6]709而在黔地，朱燮元一直主张采用且招且抚的做法。“臣惟八年以来，局面屡换，或专言勦（剿），而杀其献功之人，益致狂逞；或专言抚，而未张挞伐之威，酋亦不附。”[6]750—751一味剿杀与一味招抚都不会换来土酋的归附，只有恩威并施、且招且抚才可以更好地统治土司区域。朱燮元作为巡抚兼总督，在对待善后工作上，他亲自到场指挥：“臣恐元凶未得，老师匮财，于是亲抵戎行。”[6]709具体措施分为两步：

首先，处理余逆。朱燮元对在成都之围中被逮捕的余逆，其做法为“切责五路将吏，逼进龙场，擒酋扫穴，又虑酋党惧死负固，多方晓谕，令其遵旨擒酋，建功赎罪”[6]709。又如“奢崇明父子，虽未正藁街之戮，然党羽擒斩，财用罄乏”[6]737，“三令五申之，逆贼必勦（剿），毋纵恶以养奸，顺则共抚，毋此收而彼杀”[6]751。可见，朱燮元对待逆贼的态度是剿抚并用，对待归附的叛党则是令他们立功赎罪，而对于那些不肯归附的党羽则是擒拿，绝不姑息。

其次，制定契约。水西宣慰使安位乞降，朱燮元不留任何余地地与他约定4件事：“一贬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归朝廷；一献杀王巡抚者首；一开毕节等驿路。”[1]157安位全部接受，且率土目纳款。制定契约为水西土司的发展以及明王朝的统治都带来了好处。正如朱燮元向朝廷上疏道：“不设郡县，置军卫，不易其俗，土汉相安，便一；地益垦辟，聚落日烦。经界即正，土目不得以民不耕地渐侵轶，便二；黔地瘠，仰给于外，今自食其土。今省转输之劳，便三；国用方匮，出太府金币劳诸将，不足，以爵酬之；爵轻，不若以地，于国无损，便四；即许世其土，各立自家，经久远永为折冲，便五；大小相维，轻重相制，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定，便六；训农治兵，耀武河上，使贼日备我，便七；从兵民便，愿耕者给之，且耕且戍。卫所自实，无勾军之累，便八；军耕抵饷，民耕输粮，以屯课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乐其业，便九。”[1]156—157可见，朱燮元对于水西土司区域十分了解，通过与安位的相互约定，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促进贵州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可以稳定明王朝在当地的统治，减轻明王朝军事经济上的负担。

综上所述，奢安之乱从天启年间一直延伸到崇祯年间，给当时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及其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人民饱受战乱之苦，但奢、安之乱的平定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延缓了明王朝的灭亡。朱燮元平定奢、安之乱，并且在这些地区开垦荒土、修筑亭障，极大地维护了西南地区的治安以及稳定。《明史纪事本末》中谷应泰评价道：“多出于督臣朱燮元之方略，论者以固守成都。荡灭群妖，招降安位，为燮元功不世出。而不知善后抚绥，分裂其地，使南人不复反者，皆燮元之长算也。”[1]158他“治事明决，军书络绎，不假手幕佐。行军务持重，谋定后战，尤善用间，使人各当共材”[4]6447。《明史》亦评价说：“扫荡蜀、黔数十年巨憝，前后皆燮元功也。”[2]8052朱燮元不管是在平定奢安之乱的过程中，还是在战后善后工作处置都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以及治军思想，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努力，可谓功莫大焉。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9[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张廷玉.明史卷312[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明熹宗实录卷9[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12.

[4]张廷玉.明史卷249[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明熹宗实录卷18[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960.

[6]清高宗.明臣奏议：一至十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明熹宗实录卷15[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13.

[8]朱燮元.蜀事纪略[M].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2000.

[9]张廷玉.明史卷 316[M].北京：中华书局，1974：8175.

[10]明熹宗实录卷21[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1055.

[11]明熹宗实录卷25[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

K248.3

A

1674-3652（2017）06-0009-06

2017—08—17

安红，女（土家族），贵州道真人，主要从事区域社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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