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官家”称谓与宋代皇权观念世俗化

孙军凯，杨 蕤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历史研究

略论“官家”称谓与宋代皇权观念世俗化

孙军凯，杨 蕤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帝王称谓往往是其权威性以及合法性的象征，而在宋代以“官家”称呼皇帝的现象则屡见不鲜。这里从“官家”称谓的流变、“官家”称谓在宋代的流行、“官家”称谓出现的原因及意义3个方面，考察“官家”称谓与宋代皇权观念之间的关系。“官家”作为皇帝称谓现象的出现，显示出宋代皇权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君权神授的“天子观”和注重功业的“皇帝观”，而是呈现出世俗化的倾向。

宋代；官家；皇权观；世俗化

中国古代帝王的称谓一般都是“天子”或“皇帝”，意味着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上天，并用以证明他们统治九州万方亿兆生灵的正统性和合法性。然而在宋代“官家”这一帝王称谓颇为流行，皇帝称谓的这种微妙变化，似乎在传达着皇权观念在人们心目中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等信息。“官家”这一称谓不禁让人联想到“店家”“商家”“酒家”等世俗化称谓，而不再是象征“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等官方专用称谓。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也正说明了宋代皇权观念的世俗化倾向。对“官家”称谓的研究，学界已有论文问世，分别是《释“官家”》[1]150和《“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2]，前者对宋代“官家”称谓作出了必要的解释，后者则通过探讨“官家”称谓，进而提出要对宋代皇权进行理性认识的观点。然而稍显不足的是，他们均未对“官家”称谓进行系统的梳理。关于宋代皇权，学界已多有讨论，情况大致可分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宋代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代皇权在下降。关于宋代的皇权观念，学界一般认为是在下降，代表作有王瑞来的《论宋代皇权》[3]、程民生的《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4]等。这里不是想否定宋代皇权观念下降的观点，而是想在进一步梳理“官家”称谓的同时，探讨宋代皇权观念的世俗化倾向问题。

一、“官家”称谓的流变

在传统中国，帝王的称谓是他们树立威信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和手段，而“官家”这一称谓显然缺乏一种威慑力。帝王们为了强调他们确立统治地位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往往以“君权神授”和“皇权至上”等观念来使臣民信服。统治者将这种观念表述为“天子”或“皇帝”等称谓，其用意可想而知，就是为了确立皇权观念在臣民心目中的地位。

起初，“官家”称谓一般都是指朝廷或官府。《前汉纪》载：“荀悦曰：古者什一而税，以天下之中正也。今汉民或百一而税，可谓鲜矣。然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5]孝文皇帝纪下卷第八，114这里的“官家”称谓显然是指政府。

《三国志》卷15《张既传》载：“太祖闻行前意，故但诛约子孙在京师者。乃手书与行曰：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吾前后与之书，无所不说，如此何可复忍！卿父谏议，自平安也。虽然，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且又官家亦不能久为人养老也。”[6]卷15张既传，476这里的“官家”亦是指政府机构之类。同书卷30《乌丸鲜卑传》载：“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廓），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嚾（欢）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6]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852

《晋书》卷28《五行志》载有东晋安帝义熙初年民间的一首童谣。童谣曰：“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其时官养卢龙，宠以金紫，奉以名州，养之极也。而龙不能怀我好音，举兵内伐，遂成仇敌也。”“芦生不止自成积”，“及卢龙之败，斩伐其党，犹如草木以成积也。”[7]志第十八·五行中，849根据这一则材料显示，“官家”称谓已在民间有所流传。但从后文的解释来看，“官家”不是指代皇帝，而是指代朝廷，跟上文中所提到的政府含义较为相近。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喜罢郡》中有“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8]1947的诗句，在《秋居书怀》中有“丈室可容身，斗储可充腹，况无治道术，坐受官家禄”[8]476的诗句。这两首诗中都含有“官家”的称谓，且意思相近，都是指代朝廷。

由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官家”这一称谓自古就有，但并非一开始就是指代皇帝的称谓，大多是指代政府或者与政府机构相关的称谓。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官家”指代的内容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有时候指对官吏、尊贵者或者有权势的人的尊称。据《太平御览》卷396东晋裴启《语林》记载：“（桓温）征符犍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刘越石（琨）妓女，一见温入，涓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官家甚似刘司空。’温大悦。”[9]卷396裴启语林，311—312此处“官家”显然是指桓温。甚至有时候“官家”称谓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比如旧时吴地的妇女结婚之后称自己的公婆为“官家”。据宋人王楙《野客丛书》记载，“称翁姑为官家。”[10]卷12“称翁姑为官家”条，177总之，“官家”的内涵并非单一，它有多种的指代内容。总的说来，朝廷、官府、官吏、皇帝及公婆等都是其指代内容。根据语境的不同可以指代不同的内容，而指代皇帝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就我们所见资料，“官家”称谓皇帝始见于《晋书》卷106《石季龙载纪》。文云：“河间公宣、乐安公韬有宠于季龙，邃疾之如仇。季龙荒耽内游，威刑失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季龙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7]卷106载记第六石季龙上，2766该材料中的石季龙就是后赵武帝石虎，邃就是石虎的天王皇太子石邃，而这里的“官家”就是指后赵武帝石虎，这是正史所见第一次将“官家”指代皇帝。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晋成帝咸康三年也引用此文，并且胡三省注之曰：“称天子为官家，始见于此。西汉谓天子为县官，东汉谓天子为国家，故兼而称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称之。”[11]3011但“官家”作为皇帝的特殊称谓并没有在这一时期得到广泛传播。有学者认为，赵宋以前历代帝王并不称“官家”[1]150。我们认为，这种观点稍有不足，检索史料发现，官家称谓皇帝的情况在赵宋以前确有其事，只不过没有宋代那么流行罢了。

《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记载了慕容鲜卑乙那楼和吐谷浑的对话。“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可寒即可汗，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首领，刘宋人将其解释为“官家”[12]卷96鲜卑吐谷浑传，2369。可见此时在宋人观念中“官家”与首领等同。那么，这也可以理解为在刘宋人眼中皇帝就是“官家”。

《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载：“太祖崩，敬儿于家窃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13]卷25张敬儿传，473这里的“官家”是指齐高帝。

《梁书》卷44《建平王传》载：“初，侯景围京城，高祖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恒云：‘若有众生应受诸苦，悉衍身代当。’时大球年甫七岁，闻而惊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14]卷44建平王传，618这里的“官家”则是建平王大球对梁武帝萧衍的称呼。

《魏书》卷25《北海王传》载，北魏宣武帝元恪去拜见高太妃，临走的时候，高太妃拜送说“愿官家千万岁寿，岁岁一至妾母子舍也”[15]卷25北海王传，562，这里的“官家”显然是指代皇帝。又 《贺讷传》：“讷见太祖，惊喜拜曰： ‘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15]卷83贺讷传，1812

到唐末五代，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也有出现，尤其是到五代时期，这种现象出现的情况较前代更要多一些。《旧唐书》卷20《昭宗本纪》载，韩建与知枢密使刘季述矫诏发兵剪灭诸王：“诸王惧，披发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儿命！’”[16]卷20昭宗本纪，762《旧五代史》卷44《明宗纪》载，后唐明宗大病一场，刚有好转，对知漏的宫女说“今夜漏几何？”对曰：“四更。”因奏曰：“官家省事否？”帝曰：“省”……六宫皆至，庆跃而奏曰：“官家今日实还魂也。”[17]卷44明宗纪，609《郭崇韬传》载，后唐庄宗寻找高楼避暑纳凉，宦官却说：“……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17]卷57郭崇韬传，767《李从敏传》载：“末帝谓从璋、从敏曰：‘尔等何物，处雄藩大镇！’二人大惧，赖曹太后见之，叱曰：‘官家醉，尔辈速出去！’方得解。”[17]卷123李从敏传，1619《新五代史》卷53《慕容彦超传》载，周兵来攻，慕容彦超请隐帝观战：“官家宫中无事，明日可出观臣战。”[18]卷53慕容延超传，608以上材料足以说明，“官家”称谓皇帝的情况并非是宋代的专利，宋以前的朝代也有出现。

检索宋代史料，不难发现有宋一代称呼皇帝为“官家”是颇为流行的，而且“官家”几乎成为宋代对皇帝的专有称谓。元代以降，“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少见于正史之中，就是在民间也流传较少，而且多出现在元曲或明清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究其原因，则很可能是蒙元入侵打断了宋代以来的中国人正常的日常生活，而到了明清时期皇权观念重新恢复其至高无上的地位，重塑其权威性。致使“官家”称谓君王的状况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大体说来，“官家”称谓的流变情况大致可划分3个阶段。其一，在宋代以前，“官家”称谓的内涵比较丰富且多在正史中出现，大致包含有朝廷、官府、官吏、皇帝以及公婆等意义，但不作为官方用语和主要称谓，且使用频率相对较低。其二，宋代时期，“官家”称谓含义较为单一，一般在宋代史料中出现时只是指当代皇帝，且使用频率高于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几乎成为宋代皇帝的官方称谓。但也有指代朝廷意象的情况，比如王安石《河北民》有“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19]378中的”官家“意象就应当指代朝廷。其三，入元以后到后来明清各代，“官家”称谓则较少出现在正史中，人们也多对此称谓弃之不用；就是使用，也多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不作主要称谓出现在官方或者民间用语中。

二、“官家”称谓在宋代的流行

入宋以后，“官家”指当代皇帝普遍流行，甚至一度成为宋代在世皇帝的专有称谓。那么，宋人为什么热衷于称当代皇帝为“官家”，而宋代皇帝又为什么乐于接受“官家”这一称谓呢？从历史来看，赵宋王朝承接后周，是继五代之后建立的第六个王朝。而早在五代时期就已经有皇帝接受“官家”称谓。因此，赵宋王朝的帝王们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这一称谓继承过来。

从“官家”自身含义来看，宋人给出了巧妙的解释。文莹在《湘山野录》中载：“李侍读仲容魁梧善饮，两禁号为李万回。真庙（宗）饮量近臣无者，遇敌饮，则召公。公居常寡谈，颇无记论。酒至酣，则应答如流。一夕，真宗命巨觥俾满饮，欲剧观其量，引数入声。大醉，起，固辞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问之：何故谓天子为官家？遂对曰：臣尝记蒋济《万机论》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20]45由此观之，宋真宗十分满意李仲容对“官家”称谓的解释。据学者研究，诸如这样的记载还有很多①类似的记载还见于王君玉《国老谈苑》卷2、田况《儒林会议》卷上、孔平仲《谈苑》卷4。所涉人物不尽相同，释义基本一致。但在考订官家的源起时，却是众说纷纭。《湘山野录》上溯到曹魏时的《万机论》；高承《事物纪原》卷1引刘向《说苑》，追寻到秦嬴政；洪迈《容斋四笔》卷2据盖宽饶奏封事所引《韩氏易传》，推得更远，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自后称天子为官家，盖出于此。”参见薛瑞兆《释“官家”》《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页。又见于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史哲》2006年第5期，第77页。。

有宋一代，用“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屡见不鲜。上至皇帝、后宫以及文臣武将，下至乡间百姓都将皇帝称呼为“官家”，足以证明“官家”在宋代的流行。以下试举几例说明之。

太祖皇帝当着众人的面即有称呼皇帝和自己为“官家”的现象。据《闻见近录》载，“太祖即位，方镇多偃蹇，所谓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诸方镇，授以弓箭，人驰一骑，与上私出固子门大林中。下马酌酒，上语方镇曰：此处无人，尔辈要做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2]76此处“官家”显然是指皇帝，而“我”则指太祖。可见太祖在众人面前将“皇帝”与“官家”对应起来。

后宫皇后与公主同称宋太祖为“官家”。起初，永庆公主要嫁给魏仁浦之子魏咸信，由于穿戴过于华丽，被太祖发觉。谓公主曰：“汝当以此与（予）我，自今勿复为此饰。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几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宫闱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价高，小民逐利，展（辗）转贩易，伤生浸广，实汝之由。汝生长富贵，当念惜福，岂可造此恶业之端。主惭谢。主因侍坐，与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岂不能用黄金装肩舆，乘以出入。”[21]卷13，286

宋朝臣子称呼当代皇帝为“官家”。据《宋史》卷448记载：“李震，汴人也。靖康初，金人迫京师，震时为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战，杀人马七百余，已而被执。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尔所当问。’金人怒，絣诸庭柱，脔割之，肤肉垂尽，腹有余气，犹骂不绝口。”[22]卷448，13218李震作为一名下级军官依然称皇帝为“官家”。又，“（太祖）大宴，雨骤至，上不悦。少顷，雨不止，形于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赵（普）近前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损得些少陈设，湿得些少乐人衣裳，但令乐人雨中做杂剧。此时雨难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际，正好吃酒娱乐。’”上大喜，宣乐人就雨中奏乐演杂剧。这是开国元勋宰相赵普在君臣宴饮时当太祖之面称其为“官家”①转引自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文史哲》2006年5期，第75页。据王育济研究，《宋朝事实类苑》卷15引《丁晋公谈录》与此略同。又，此事亦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八月甲辰条”，但其文字为：“一日，大宴，雨骤至，上不悦。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辞色，左右皆震恐，普因进言：外间百姓正望雨，于大宴何损，不过沾湿供帐乐衣耳。此时雨难得，百姓得雨各欢喜，作乐适其时，乞令乐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悦，终宴。普临机制变，能回上意类此。”显然经过了李焘的加工，时代感反而不如《丁谓公谈录》等宋人野史笔记的记载。。

外国使臣递送的国书称皇帝为“官家”。宋仁宗皇祐二年占城国使来朝通贡，奉表云：“进上皇帝：天下 〔州〕府国土不如大朝国土，无有国土得似大朝官家国土，自来官家州府不曾有失脱，帝王自来坐大朝管得天下州府，帝王所有行遣公事依王法所行，每年常放赦罪人，帝王似释迦牟尼佛一般，诸道州县府每年发进奉大朝官家。盈卜孝顺，小心官家，为逐年交州来探占城国，纔成，又来劫夺。至是，占城国逐年要来进奉，收拾不办，今年略有些小仪信，进上帝王，愿官家万岁。乞止约交州不要来夺占城州府。交州属官家所管，自我占城国亦系大朝官家所管，交州遶括占城，如同遶括大朝一般，如断得交州一年不来，我便大段年年来进。今进上蕃唐表二道。”[23]7853将“官家”称谓运用于两国的外交辞令，可见“官家”已经成为宋代的官方称谓，足以证明此称谓的流行。

民间亦有称呼皇帝为“官家”的情况出现。据宋人曾布在《曾公遗录》卷7中记载，“程奇者家有六岁小儿，因饮酒戏谑，自称官家，为乳母所告。其母亦有与之酬答之语。上以其年小，不足深罪，遂令开封府推治”。有学者只关注此事的后果，从而得出“官家已成为皇帝之专称，绝对不许他人称之”的结论②转引自薛瑞兆《释“官家”》《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150页。据薛瑞兆分析，小儿戏言，不足深罪，犹交开封府治罪，可见“官家”已成为皇帝之专称，绝对不许他人称之。。我们试着分析这件事的原因则发现，一个6岁大的孩子做游戏时自称“官家”，显然这个孩子应该知道“官家”指代皇帝，只是出自童言无忌才自称“官家”。试想一个6岁的孩子都知道“官家”的含义，乳母告发，其实也正说明乳母知道“官家”意味着什么。因此，可以说“官家”称谓指代皇帝的事实，已然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南宋外交使臣孟珙（一说赵珙）奉命出使燕京，与蒙古议事。回来后，将自己的见闻撰成《蒙鞑备录》。在《蒙鞑备录》中有这样的记载：“鞑人在本国时，金虏大定间，燕京及契丹地有谣言云：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③转引自顾宏义《天平：十三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上海书店，2002年，第8页。又见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清人曹元忠撰《蒙鞑备录校注》，载有“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去处。”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七年刻笺经室丛书本影印，第525页。可见“官家”称谓流行之广，不仅在宋王朝流传，而且在少数民族政权控制的地区也有流传。

由以上例子可知，无论皇帝及后宫皇后、公主的皇族阶层，还是上至宰相下至小校的官僚阶层，甚至乡间的妇女和儿童等社会底层以及宋代社会以外的少数民族控制地区，都明白“官家”称谓的含义和指代内容。足见“官家”称谓传播之广。诸如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史籍中不胜枚举，此处就不再细细罗列了。但只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官家”称谓皇帝在宋代确实很流行并且得到广泛传播，或者说“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宋代社会，不仅为以皇帝为核心的专制统治者们所接受，而且也被乡野民间的基层社会所接受，这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现象。那么，问题也来了，究竟是何原因使宋代的帝王们一度不再热衷于象征君权神授的“天子”称谓和“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象征巨大功业的“皇帝”称号，而是使用“官家”这个寓意和威慑力均不能与“皇帝”和“天子”相比拟的称谓，又是什么原因使整个社会对“官家”称谓普遍接受。

三、“官家”称谓流行的缘由

“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流行于赵宋一代，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要盛行，然而这种现象在赵宋一代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盛行于整个宋代社会，并非偶然。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宋代皇权出现世俗化倾向，并且这种现象是皇权观念世俗化的一种表现。而皇权观念要完成世俗化则必须从“君权神授”等神权观念中解放出来，进入到平民社会当中，最终完成其世俗化过程。

首先，皇权观念的降低是皇权观念世俗化的必要前提。唐末五代的血雨腥风使得各藩镇政权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自立为王的现象屡见不鲜，皇帝更换之频繁，像走马灯一样让人应接不暇。据学者统计分析，“从公元907年到960年，即历史上的五代十国时期。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之中，中原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十三君”[3]。鉴于这种社会状况，安重荣则惊天一呼：“天子，马壮兵强者当为之，宁有种耶！”[17]卷98安重荣传，1302可说是直接对以往各朝代宣扬和标榜的“君权神授”的天子观念给予重重的一击。其实，赵宋即是承继五代乱局的第六个政权。虽然北宋立国之初，迅速采取“杯酒释兵权”和“重文抑武”等政策节制武将权力，并立下祖宗家法，以避免重蹈五代覆辙。但皇权观念下降的现实已经形成，并植根于几乎整个宋代社会，成为人们的共同认知。正如王瑞来所说：“唐末五代动乱的现实，竟形成了如此这般的皇权观念，在这里，几乎已经看不到‘君权神授’的影子了。而宋王朝只不过是继五代之后的第六个政权。它的建立，同五代十国的其它（他）政权一样，是靠篡夺建立的。因此，去宋不远的五代强权政治的历史与现实，给宋代的君主与士大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皇权观念。”[3]从此，皇权观念不再像前代一样高高在上，而是逐渐走下神坛，为其向世俗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宋代的平民社会则给从高高在上掉落下来的皇权观念一个世俗化契机。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几乎是当前学界的共同认知。正是因为经济的繁荣，社会分工更加细致化和职业化，平民社会也发展起来，相应地也就会出现平民化或者说世俗化的称谓。宋代社会除了出现“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之外，也出现了与其相类似的称呼。例如，当时称医者为“医家”，宦官为“内家”，僧侣为“禅家”，诗人为“诗家”，酒保为“酒家”，田舍翁为“农家”，等等①。细细琢磨这些“家”的含义，其实就是“干什么的人”的意思，表示的是一种世俗化或者职业化的称谓。例如“医家”的含义就是行医的人，“诗家”的意思就是作诗的人或者会作诗的人。那么，以此类推，“官家”的含义就是做官的人。而不是宋人所解释的“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换句话说，宋人的解释很有可能是对“官家”称谓皇帝的奉迎和附会之语。今按，“官家”的含义是做官的人。据王育济研究，“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君临天下的统治者最为流行的称谓是‘天子’和‘皇帝’。‘天子’这一称谓较早，如《尚书·洪范》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又合‘三皇五帝之尊’为‘始皇帝’。此后，‘皇帝’与‘天子’一词并行，成为中国古代最高统治者独有的尊号”。[2]而“官家”称谓与以往各朝代对帝王的“皇帝”和“天子”等神化观念称谓的含义相比要显得世俗得多。因此，平民社会的发展为以“官家”为代表的世俗化称谓的发展和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使神圣的皇权观念在平民社会中逐渐有了世俗化倾向。

最后，随着宋代科举制的发展和录取人数的增多，为统治阶层输送了大量的出身平民的世俗化人才。据学者研究，“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 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若除武举、宗室应举之外，亦有110 411人，平均每年345人；若再除特奏名之外，正奏名者仍有60 059人，平均每年188人。这些都大大超过了唐及元、明、清的取士人数”[24]。这一团体登上历史舞台导致整个统治者阶层的皇权观念也有了世俗化倾向，使“官家”称谓在统治阶层内部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播。北宋科举制上承隋唐，下启明清。既没有隋唐初创科举时的弊病，也没有明清时期八股取士的僵化。而北宋扩大科举取士，是在赵宋一代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作为。此处暂不提它对赵宋一代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的意义，只观察它对宋代统治阶层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宋代有恩荫等其他的政策，但科举取士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北宋建立之初的功臣勋贵退出历史舞台，随之登上历史舞台的正是这些通过科举流动到上层社会的平民阶层，而扩大科举取士政策的出台，客观上扩大了统治阶层中的平民占有比例，使统治阶层也出现了平民化倾向，“官家”称谓也就在统治阶层中传播开来。

大体而言，五代乱局以后，皇权观念下降。入宋以来，商品经济繁荣，平民社会发展，再加上扩大科举取士政策的实施，使平民阶层与统治阶层得到很好地流通，为“官家”称谓在整个宋代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必要条件。同时，皇帝称谓的世俗化也使皇权观念呈现出世俗化倾向。

综上所述，“官家”并非只是指代皇帝，同时还指代朝廷、官府、官吏以及公婆等多种含义。而“官家”称谓皇帝的现象在宋代广泛流行，从本质上看，反映的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通过对“官家”称谓的考察，以及探讨其在宋代的流行以及原因。不难发现，宋代作为承接五代乱局之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皇权观念确实有所降低；而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致使平民社会发展，世俗化称谓普遍出现；再加上北宋扩大科举取士，增加录取人数，扩大了统治阶层的平民比例，使“官家”称谓在整个宋代社会得到广泛传播。宋代帝王不再以象征功业的“皇帝”和象征君权神授的“天子”等称谓相标榜，而是喜闻乐见于与“酒家”“农家”“医家”等相类似的世俗化称谓——官家。由此可见，皇权观念发展到宋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而皇帝世俗化称谓的出现似乎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即皇权观念的世俗化。

[1]薛瑞兆.释“官家”[M]//文史第 18 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150.

[2]王育济.“官家”与宋代皇权的理性定位——以宋太祖朝为例[M].文史哲，2006（5）：75—81.

[3]王瑞来.论宋代皇权[J].历史研究，1989（1）：144—160.

[4]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限制[M].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56—64.

[5]荀悦，袁宏.前汉纪[M].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114.

[6]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9]李昉，等.太平御览（第四册）[M].夏剑钦，王巽斋，等，校点.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311—312.

[10]王楙.野客丛书[M].郑明，王义耀，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77.

[11]司马光.资治通鉴[M].胡三省，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3011.

[12]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69.

[13]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473.

[14]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18.

[15]魏收.魏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762.

[17]薛居正，等.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18]欧阳修.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608.

[19]王安石.王荆公诗注补笺[M].李壁，注；李之亮，补笺.成都：巴蜀书社，2002：378.

[20]文莹.湘山野录[M].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45.

[2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2：286.

[22]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218.

[23]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7853.

[24]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5）：105—123.

K244

A

1674-3652（2017）06-0050-06

2017—08—23

孙军凯，男，河南通许人，主要从事宋史研究；杨蕤，男，陕西横山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西北史地研究。

丹 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