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晚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鸦片问题

丁 敏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浅析晚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鸦片问题

丁 敏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自鸦片在清初打开缺口以来，就呈愈演愈烈的趋势，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鸦片泛滥从沿海深入内地。晚清至民国以来，贵州地区也成为鸦片的肆虐之地，深处苗岭的黔东南也难幸免。因社会背景、政府主导、民众依赖及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为鸦片泛滥并形成贸易提供了契机。这不仅对黔东南地区更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晚清；民国；黔东南；鸦片问题

鸦片在康熙年间是以药材作为纳税方式，数量有限。乾隆至嘉庆时期，鸦片进口的数量日益上升。因满清帝国还处于强大时期，鸦片在国内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也没有引起政府官员的足够重视。直至道光年间，鸦片已迅速发展成为帝国的重大问题之一，由此引发的战争更是帝国始料未及之事。它不仅严重威胁了帝国的经济，更使帝国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安全问题。白银外流、军民受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大事。晚清时期，英国向中国输入鸦片的目的越来越明显。道光十八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言：“……近年各省漕赋疲累，官吏之亏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银价昂，钱价贵。而银少价昂之由，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无返。此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其国人勿食，有犯者以跤擎沉海中，而专诱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1]1英国以此无耻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获取中国的巨额财富；继之而起的是美、法等国，相继将鸦片运销中国以作为牟利的方式；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不断上升。“起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1]35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上至政府官员、爱国官兵，下至底层民众都对此作出了不同的回应，但正如黄爵滋所言“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各阶级的回应方式也都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社会背景更为复杂，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军阀、反动派都纵容鸦片贸易；贵州也没能成为一方净土。关于贵州出现鸦片的记录，早在《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中已提到：“……罂粟花殷红千叶，簇朵甚巨而密，丰艳不减丹药也。”[2]261这说明贵州具备种植罂粟的条件，这为日后在贵州出现鸦片贸易提供了契机。而贵州辖下的黔东南地区也曾深受此难，这里拟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的鸦片问题作一初步研究。

一、黔东南地区鸦片的兴起

鸦片曾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旧时的中国深受其害，曾被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消费市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底层民众，无一不受其害。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百年的灾难史，从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当时中国的时代主题。晚清政府财政相当拮据，提高鸦片税就成为增加国家财政的一大国策，加之其他因素，鸦片泛滥至全国。在国难当头的时代背景下，深处苗岭的黔东南也未能独善其身，相反却因为鸦片的深入，深深困扰了这块相对闭塞的土地上的人民。鸦片是从一种叫做罂粟的果实中提取出来的，在亚热带地区这种植物一年四季均可种植。贵州种植鸦片约始于清光绪年间。从清王朝至民国时期，统治阶级都把鸦片当做压榨劳动人民的一种手段，贵州省政府当局对于鸦片也是明禁暗纵，吸食鸦片的人越来越多；贵州辖区黔东南种植和吸食鸦片这一现象在历史上也不容忽视。关于黔东南罂粟的记录，据《黄平州志·食货志》记载，清康熙六年，烟草在黄平已“遍地种之”。这是黔东南烟草种植的最早记录。嘉庆五年，黔东南已普遍种植烟草，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贵定县志》记载，道光初年有商人自天柱带烟到贵定试种，色、香、味俱佳。此后，在道光年间，黔东南地区的一些豪富商贾，为谋取鸦片烟利，从外地贩运鸦片及种子入境。境内吸食烟毒人数日渐增多，种植鸦片者日趋发展[3]40。另外，在《民国社会调查丛编》中也有关于黔东南炉山县种植罂粟的记录：“……在昔未禁烟之前，冬季作物，杂粮外广种罂粟，产尚丰，每年新烟登场时由清江河来之湘人，常大批廉价收买苗民之烟土。”[4]690这些都足以说明晚清至民国时期鸦片在黔东南的兴起，而鸦片之所以在该地区能拥有一席之地，主要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气候

黔东南地区自然环境、气候、土壤适宜种植罂粟，这对于赋役繁重、收成不好的贫苦大众而言，自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道光年间，贵州巡抚贺长龄上奏：“黔省民苗杂处，多有栽种罂粟熬膏售卖之事。外省奸商，每于栽种出土之初，亲来看估，预付银两，乡愚唯利是图，甘蹈法网……先后查明民苗私种者，或数亩十数亩不等。”[5]卷318道光十九年正月，973从经济效益上刺激了贵州及黔东南地区的农民广泛种植罂粟，因为在旧中国种植罂粟的收益比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都要高。即便官方严厉禁止，一些农民也会在人烟罕见的深山老林偷偷种植。因此，民国时期的黔东南山区，到处可见罂粟花开。又因为鸦片具有止疼兴奋之用，这对于生活在黔东南地区没有多大娱乐活动的贫苦民众而言，每天能抽上一口鸦片提神解乏，也不失为一种休闲方式。而且在落后的贵州及黔东南一带鸦片也会被当做药物使用，民众趋利也就成为黔东南鸦片兴起的一大原因。

（二）军政人物

从民国初年起，贵州当局的官僚政客，为了搜刮钱财，贵州各地公开种植鸦片、销售鸦片、吸食鸦片就迅速发展起来。罂粟作为一种经济作物，在贵州广为种植，它的税收便成为政府军阀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民国初年的黔东南，“在镇远、施秉、思州（岑巩）、黄平、清平（炉山）等地县，已经看到鸦片，正在生长”[6]185。民国十一年，袁祖铭回贵州主政。他上任后，为了丰富财源，实现其扩充军备的计划，提出所谓的“以烟盐为纲”的财政计划，进一步推行征收鸦片烟税的措施。由于政府的主导，使贵州省辖下的黔东南民众种植和吸食鸦片增加。据记载，民国十一年，黔东南的邛水县就种植鸦片400余亩，年产大烟约4万两。同时，黔东南地区各县年产烟在100万两以上，成为贵州鸦片的重要产区之一[7]322。对于黔东南地区的麻哈县（后改为麻江县）而言，鸦片烟流入麻哈县始于清道光年间。当时，吸食鸦片者多为官吏、士绅和官兵，后来逐步扩展到小商贩、手工业者。至民国十五年，黔东南麻哈县政府对种植鸦片和开设烟馆户颁发执照，规定凡种植鸦片者，每收1两，征收大洋4仙（分）；开设烟馆者，根据烟灯具数，每月分别征收大洋15元、10元和5元[3]56。到民国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麻江全县登记的烟民就有602人（其中，男578人，女24人）。民国二十五年下半年，麻江全县吸食鸦片者共计824人（其中，男774人，女50人）。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底，麻江县登记的烟民是823人（其中，男773人，女50人）[8]59。鸦片种植和吸食鸦片的做法已得到官方认可，即从主观上促使其泛滥。因此，在麻江县城和下司一带街上烟馆林立，下司更是成了运烟、贩烟的集散地，人挑马驮运往外地络绎不绝。部分官员、富绅、民众染上了吸毒恶习，有的吸毒破产，沦为乞丐。全县每年吸烟量达1 403两（43.84kg）[8]59。更有甚者，黔东南地区的鸦片在解放战争时期还盛行，国民政府因财政困难，号召种植鸦片，准许上市交易，规定征收“特货”罚锾，摊派抵交捐税。之后，剑河县县长陈开明，为征收鸦片税利，强迫农民栽种鸦片；镇远地方法院为攫取特货罚锾，允许判处有期徒刑的烟毒犯交付罚锾抵押服刑期[3]83。

（三）商人、土匪、帮会及各类吸食者

黔东南地区的商人也寻求在鸦片贸易中分一杯羹，无奸不商仿佛就是对商人的概括。锦屏县的鸦片最开始就是由木材商带进来的，他们吸食鸦片，于是把鸦片种子带进来并种植，这也促使鸦片贸易的兴起。在贵州一些鸦片重地形成的“烟帮”就是最好的例证。除此之外，鸦片贩卖与吸食的参与者还有绿林（土匪）。近代以来，在连年战争、外国势力的渗透、国民经济的衰败、自然灾害盛行的社会背景下，民不聊生，大量人员铤而走险，开始了他们的绿林生涯。学者邵雍在《中国近代绿林史》中对绿林的定义是：“绿林是指那些占山为王，不事生产，不受法律约束，采用暴力手段烧杀抢掠，对现存社会秩序有很大破坏性的武装个人和集团。”[9]1这类群体也曾在黔东南的鸦片贩卖与吸食中占据一席之地。晚清时期，政府控制能力减弱，各地匪患纷起，黔东南地区在多山、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土匪也逐渐猖獗。麻江县朝兴、乐坪更是土匪盘踞之地。巨匪罗塌鼻子部控制了榕江和独山一带，省政府当局对此无能为力。他们除抢劫其他金钱实物外，也参与鸦片的贩卖与种植，可见在鸦片上获利是相当受人青睐的，这也间接促使了黔东南地区鸦片的兴盛。鸦片成为土匪的利源，对土匪而言，鸦片就是武器、钱财。因此，土匪和鸦片是民国社会两个畸形的孪生兄弟。另外，民国时期蒋介石发起禁烟运动后，为逃避税收，哥老会等帮会也纷纷铤而走险，加入贩私烟的行列。

民国期间，因种植鸦片或者贩卖鸦片利润丰厚，可以说任何行业无出其右。因此，无论是掌握大权的军政人物，还是四面八方的强盗土匪、三山五岳的帮会流氓，以及恶霸土豪、妓女赌棍、方士相师，妇女、小孩、农民等无不染指烟业。

二、黔东南地区的禁烟措施及流弊

近代中国众多的有识之士曾多次指出鸦片的危害，并对此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林则徐在对道光帝的奏折中称：“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银之饷。”[10]601其奏言已全面反映出吸食鸦片的严重后果，因此也就开启了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虎门销烟的壮举。针对贵州及黔东南吸食、贩卖、种植鸦片烟的情况，清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严厉政策，但因种种原因使得禁烟成为纸上谈兵。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也开始呼吁禁烟，他们不但深刻认识到鸦片对国民身心财产造成的危害，甚至认为鸦片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凡吸烟之人不耐劳苦，筋力减也；不能振作，精神颓也；不思久远，心术坏也……即练兵也无裨也，持戟之士即属吸烟之徒，一遇惊慌遁逃唯恐不速，是张空拳也。”[11]卷24，451—452因此，面对鸦片带来的严重危害，政府开始采取措施下达禁烟令。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就曾下达过相关的禁烟训令。例如，针对麻江县鸦片盛行的状况，民国二十五年，县政府成立了禁烟禁毒委员会。全县先后集中吸毒者戒烟3 424名，实行分期传戒，集中服药。民国三十年，麻江县吸毒之风稍有收敛，种烟减少，贩毒者也不敢公开活动，烟民继续施戒、调验，所开设的烟馆也被取缔[8]60。民国二十八年，岑巩县县长兼军法长官赵金山发布告示，枪决栽种罂粟人犯黄文炳、金华生和田连生。民国三十年，贵州省政府发布训令，“三年内禁绝鸦片烟毒”，为实现“三年断禁”，第一行政区（镇远）督查专员公署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督查全区禁烟禁毒事宜。此后，境内各县亦相继成立禁烟禁毒委员会或禁烟禁毒协会。民国三十一年，岑巩县严禁吸鸦片烟，强制336名吸者戒施，违令者施以关、管、杀。先后处死16人，判罪入狱10人[3]69、73、74。同年，三穗县县长刘重农执行禁烟法规，赴县境边区苗寨实地调查，各保甲长出具切结，保证境内无烟[12]10。由于鸦片在国内造成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国势更加衰微，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在经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后都在不同的时段采取了禁烟措施。禁烟成为全国各阶层一致的呼声，禁烟初期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自从晚清时期鸦片渗入黔东南地区后，因鸦片和吸食因袭已久，又因此处山高林深，交通不便，更难禁绝。尽管政府已采取多种禁烟措施，但因其有利可图，仍有流弊；这种产毒贩毒的阶层几乎包罗了官员、军人、商人、帮会、土匪、农民等。例如，政府当局为解决财政困难，他们饮鸩止渴，开放烟禁。在贵州提出鸦片开禁的是督军、省长刘显世的外甥王文华。当时王文华手握全省兵权，为了广筹军饷，缓和部下为争夺护送烟商这一美差而产生的矛盾提出鸦片开禁。开禁后，鸦片商人趋之若鹜、竞争激烈[7]350—351。再如，尽管麻江县政府成立了县禁烟禁毒委员会，但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的事情时有发生。民国三十七年，县警察局长阮国贤和局总务长刘文棋合伙贩卖鸦片，先后派巡官胡建勋等3人到贵阳将鸦片押运到凯里出售3次，每次成交1 000余两。民国三十八年，谷正伦主黔时，为凑集“反共经费”，在全省开放烟禁，征收鸦片烟特税。当年麻江全县又恢复种植大烟4 400亩，贩卖、吸毒再次危害社会，毒害人民[8]61。当然，这样的情况在黔东南的其他县份也有发生。例如，在黔东南辖区黎平就有政府在禁烟期间又强迫农民种烟而败露的。民国三十三年，贵州省政府派第二行政区督查专员张策安前往黎平禁烟。张带警卫人员30多人和保安团朱明奎到达黎平后，肆意贿赂和强行掠夺。种烟头目杨标等人率众数百人攻入县城将张策安活捉，后被遣送出境。同年，黎平县县长与地方势力头目杨标勾结，顶住贵州省政府的禁烟令，在黎平县境内的双江、铜关等地暗使民众大肆种植罂粟。独山专员率省保安团至黎平铲烟。杨标组织烟民400多人枪，攻入黎平县城，绑架专员，收缴了省保安团的全部武器，驱除出境[3]78。该地区的商人以此获取暴利，面对政府的禁烟令，往往不以为然，甚至官商勾结的情况也是常有之事。还有，政府下令禁烟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为罂粟一年四季皆可种植，它的收益于农民而言是相当高的。若要使农民放弃种植罂粟，就必须要改种其他经济收益好的农作物，但因为长年战乱，政府不可能也无法鼓励农民种植其他农作物。再者，鸦片贸易牵涉的关系太多，致使烟毒日深。因此，尽管政府采取诸多措施禁烟，但又往往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开禁成为一种调整各种矛盾的趋势。种种行为都表明了当时时代背景下鸦片盛行、又难禁绝的局面，这恰恰又说明了晚清至民国时期鸦片在黔东南的兴起也绝非偶然。因此，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对于鸦片都是时而严禁，时而开禁。而开禁和严禁是依据统治者的需要，这在“天高皇帝远”的黔东南地区，无论是开禁还是严禁可谓完全是出于地方官僚和各种因素的考量。

三、鸦片贸易对黔东南地区的影响

晚清至民国，鸦片一直困扰着黔东南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其间政府也采取了众多的禁烟措施，但都以失败告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了坚决的禁烟禁毒措施才彻底根绝烟毒。但是，从时代背景来看，鸦片在黔东南的泛滥并非偶然，对于鸦片所造成的影响我们更是应该客观看待。

黔东南一带因其自然环境，农业本不发达，“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是对包括黔东南在内的整个贵州的概括，不少人便开始靠种植和贩卖鸦片为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生活负担。但是，在黔东南地区，随着罂粟的广泛种植，也逐渐打破了该地区相对闭塞的状态，促使了商业的兴起。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其种植、贸易合法化以来，鸦片就成为贵州的一种特殊的商品，使贵州境内包括黔东南地区的商人纷纷涉足这一行业。鸦片在黔东南的广泛种植，使其产量大增，每年就有大量的鸦片销往外地。例如，黔东南的凯里、古州，既是商业繁荣之地，也是鸦片烟的主要集散之所。每年运往湘桂出售者，不计其数。天柱县邦洞场，也是鸦片交易的重镇，当时烟商汇聚，最多时成交烟土达20余万两[12]268。由于鸦片烟这种特殊商品的刺激，使市场交易频繁，诱使许多近代商品输入，本地的土特产品也逐渐商业化。种植罂粟的农民也会以烟换粮食、食盐和其他生活用品；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用品逐渐依靠市场获取，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刺激，随之兴起的便是商业城镇，其中镇远水陆交通便利，商品集散都集中于此，镇远也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还有凯里、黎平、榕江等地都因商业贸易活动而带动了城镇的发展[13]277。

但罂粟的广泛种植，势必造成烟毒泛滥的局面，这损害了人们的身心健康，败坏了社会风气，吸食鸦片在当地人看来是“时髦”“阔气”和“高贵”的表现。这也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混乱，普通民众吸食鸦片烟，往往是一贫如洗，随之而来的便是抢劫；这在本是战乱不安的年代又为该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不幸。同时，也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农业的衰退，出现了粮食歉收、粮价昂贵的局面。这对于以农立国的国家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势必会造成黔东南乃至贵州经济的不平衡和脆弱，这是加重晚清、民国黔东南社会危机的重大原因之一。晚清至民国时期黔东南的鸦片问题是值得后人反思的，因为种种原因，鸦片在黔东南这块土地上也曾盛极一时。它曾为到处谋生计的人们带来了一线生机，也曾因为鸦片贸易而扩大了黔东南与外界的交往和联系。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却是远远大于积极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认识到毒品所带来的严重危害，铭记黔东南地区曾因鸦片而遭遇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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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林则徐集·奏稿（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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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三穗县编纂委员会.三穗县志·大事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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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5.7

A

1674-3652（2017）06-0026-05

2017—08—15

丁敏，女，贵州湄潭人，主要从事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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