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危机概念及其特征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赵纪河，陈 啸

（1.河南工学院 社科部，新乡 453003；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100093）

社会危机概念及其特征探析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赵纪河1，陈 啸2

（1.河南工学院 社科部，新乡 453003；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100093）

社会危机是由于某些自然或者社会的因素引发的，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运行机制决定的。社会危机的出现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即将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使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为继。社会危机源于社会结构、利益结构和社会价值观等深层论社会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在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中，社会危机的特征可概括为：激烈冲突性、严重破坏性、整体关联性。

社会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客体；概念；特征

人们从不同视角和层次对社会危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社会危机概念及其特征的分析无疑是关于社会危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考察中外学者关于社会危机的概念及其特征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从社会客体，即人类社会结构体系的视角对社会危机概念及其特征进行分析，这对于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社会危机的研究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社会危机的相关界定

概念是事物及其特有属性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是人们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概念是人们进行理性思维的细胞。一个人要想真正掌握任何一门学问，就需要经历一个不断超越“名称”，走向“概念”的过程。正是这一系列的概念，构成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1]。属性是事物所具有的感性特质经思维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质和规定。属性是对事物不同规定性的分解性概念，包括事物的一般性质和特征。特征是事物属性中抽象程度较低的比较具体的性质。属性不具有独立存在性，它必须依附于特定事物才能存在。和相对稳定的事物本身相比，属性则富于变化性。属性的改变必带来事物的变化。事物是认识的基本对象，只有全面深刻地认识了事物本身（从现象到本质），才能真正认识事物的属性。国内的研究中，人们并没有把“危机”“社会危机”“公共危机”概念及其特征做出明确的区分，多数情况下都是通用的。

（一）关于社会危机概念的界定

“危机”由“危”与“机”构成，本身包含了危险和机遇两个方面的内容。《说文解字》中将“危”解释为“在高而懼也”，将“机”解释为“主发谓之机”，即“机”是引发事物发生变化的关键。“危机”一词在中国大致最早见于《晋书·诸葛长民传》，有“贵必履危机”之句。“危机”一词在中国历史典籍当中有着广泛的使用。南朝沈约编撰的《宋书》中就有“愿为范式驱，雍容步中畿；岂效诡遇子，驰骋趣危机”“密祸自销，危机可免”“患萌防渐，危机须断”的内容。这里的“危机”基本上都是麻烦和危险的意思。

薛澜等认为，危机通常是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他们进一步指出：“危机是一种决策情势，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2]吴江认为：“所谓危机事件，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根本利益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极大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重大社会事件。”[3]马建珍认为：“危机是指社会遭遇严重天灾、疫情，或出现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4]张维平认为：“所谓‘危机’，是指人类个体或群体无法利用现有资源和惯常应对机制加以处理的事件和遭遇，是突如其来的，具有不确定性和严重后果的，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关键决策来减少个人和组织损失的事件。简言之，危机就是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危急的非均衡状态。”[5]吴忠民认为：“所谓危机，是指由于某项自然或社会问题的忽然出现，打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对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造成或即将造成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从而使得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为继的状况。”[6]张成福等认为：“所谓（社会）危机，就是这样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的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正常状态下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7]2胡百精认为：“危机是由组织外部环境变化或内部系统失常造成的可能破坏正常发展秩序和目标，要求组织做出紧急决策、响应和行动的威胁性事件、状态或结构。”[8]5武中哲认为：“社会危机具有一种整体的意义，它是凌驾于个体或小群体之上的宏观性的结构性危机，指社会陷入的一种不能正常运转的紧急状态或者面临的一种普遍性的危险，它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力”[9]。郭峰等认为：“社会危机是指具有突发性的各种天灾、疫情、非常态的政局或军事变动以及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或潜在的对社会秩序产生巨大负面影响，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一定危害的公共事故的集合。”[10]李飞星等认为：“社会危机是社会系统的某一局部或整体，由于遭遇突发事件而使正常的秩序被破坏，人民财产面临巨大威胁，要求社会公共管理机构迅速决策，果敢应对，及时缓解，以避免社会更大损失乃至崩溃的紧急状态和过程。”[11]

综合中国学者关于危机的定义，大致包括以下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将危机看作一种对社会基本价值或行为准则带来严重挑战，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突发性和紧迫性等特征的情形或重大事件；第二，将危机看作是社会正常秩序的紊乱、社会正常轨道的偏离，以及社会结构的非均衡状态；第三，将危机的产生归结为外部环境和社会自身两个方面的原因。外部环境包括严重天灾、疫情等因素；社会自身包括混乱、暴动、战争等因素；第四，普遍认为危机会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后果，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积极措施，进行有效应对。其中政府是应对危机的核心力量。

在西方，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基于动词“决定”创造了作为名词的“危机”，意指体液的上升趋势。他认为，病人的体液涌动未衰之际，正是医生改善病患的最佳时刻。美国学者库恩认为，危机是“指从常规科学走向科学革命、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过渡的一个阶段。他认为当反常增多并发展到一定阶段，范式的调整同化再三失败时，就构成对范式的根本威胁，危机来临”[12]。日本学者久留间鲛造在《资本论辞典》中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各种内在矛盾的暴力爆发，是这些矛盾的暴力调整。以自我增值为规定性动机的资本主义生产，从其本性上说，是要无限地提高生产力，突破自身的内在限制，使积累起来的矛盾激化，最后形成危机暴发出来。由于危机，资产阶级生产的各种矛盾得到暴力的调整，现实上得到解决。但是，这种解决不过是暂时的。”[13]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4]他同时指出，在现代社会，“危机和日常的政治、社会生活的距离正在缩小。危机研究的主导性视角与这种发展相契合。因此，危机的概念和危机管理的准则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5]。赫尔曼（Hermann）认为：“危机是指对决策者的优先目标产生威胁、对于转换决策的反应时间产生限制并由于其出现而使决策者感到突然的特定局势。”[16]巴顿（Laurence Barton）认为危机是一种会引起潜在负面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事件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16]。里宾杰（Otto Lerbinger）从企业生产角度提出，危机是对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可持续增长以及生存根基产生潜在威胁的事件[7]2。斯格等认为，危机是一种带来高度不确定性和严重威胁的、不可预测的、非常规的特殊事件[17]。

综合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一般倾向于把危机定义为一种对特定社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具有不确定性，并且需要作出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或局势。社会危机可能会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造成严重危害。

（二）关于社会危机特征的界定

关于社会危机的特征，人们可以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抽象，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分析。比如杨亮在其博士论文《当代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哲学思考》中，将危机的特点概括为：客观性与属人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渐进性与突发性、公共性与复合性、时间延绵性与空间跨越性。陈先才在其博士论文《当代国际危机管理模式研究》中认为，危机作为一种特殊的情势具有紧迫性和突发性。孙多勇在其博士论文《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下个体与群体行为决策研究》中认为，突发性社会公共危机事件的主要特征包括突发性、不确定性、威胁性、紧迫性、传播性。赵士林在其博士论文《论中国媒体的危机报道》中认为，现代危机具有普遍性、突发性、破坏性、全球性、牵连性的特征。刘晓亮在其博士论文《当前中国公共危机常态化管理研究》中，认为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和紧迫性、高度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性、影响的社会性、决策的复杂性；张建荣在其博士论文《公共危机挑战下的中国公民责任及其教育研究》中，认为公共危机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威胁性、破坏性、可控性的特征。张成福等人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务》一书中指出：“一般而言，危机具有突发性、威胁性、扩散性、不确定性、双重效果性等基本特征。”[7]1胡百精在《危机传播管理》一书中认为，危机除了具有危险性、情境性和公共性的特征之外，还具有必然性与偶然性、渐进性与紧迫性、破坏性与建设性、个体性与公共性的特征[8]114。王宏伟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提出，公共危机具有公共威胁性、不确定性、紧急性、跨界性、政治化、媒体化的特征[18]。

以上是人们从不同的层次和视角对（社会）危机的特征所做的各种规定。其中，主体性与客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因其抽象程度高是具有一般性的规定。在抽象程度较低的各种规定中，比如突发性、不确定性、威胁性、破坏性、紧迫性等特征是人们较多认可和接受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社会危机概念界定

显而易见，以上关于社会危机的概念是在不同含义上、不同关系中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对社会危机进行界定时，必须明确它反映的是何种关系，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的，而不能只是抽象地讨论。不可否认，社会危机是一个非常丰富而广泛的概念。对于社会危机的研究可以从社会结构整体，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层次来展开，也可以从各个具体社会领域展开，如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生态危机，等等。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社会危机不是狭义的社会危机，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领域在内的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的危机，关于社会危机的研究是一种整体性研究，即针对社会危机的产生、表现、特征、作用以及有效治理的研究。

在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中，由于缺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的研究，这些成果多表现为对社会危机大量具象的、专门领域的和个别问题的研究，缺乏整体性视角。尽管有些研究也努力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这一所谓的“社会整体”视角来展开，但这也只是部分相加之后的整体，这种整体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是有原则区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说的整体性是一个专门的逻辑层次，这种社会整体性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之间不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是一般和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正如贾高建指出：“进行这种整体性研究，就要超越社会结构体系中的各个构成领域，而真正从社会的整体领域着眼，切实研究和解决这个领域中的各种整体性问题。这些问题不局限于各个构成领域，但贯穿于各个构成领域的联系之中。”[19]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研究的社会危机不是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这些具体领域的危机，而是研究这些具体领域危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贯穿于这些具体领域危机之中的整体性社会危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来看，社会危机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剧烈冲突，是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状态，进而造成社会运行过程中对既定轨道的偏离，甚至是社会发展的中断。人类社会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面临着各种各样潜在的或者现实的社会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应对各种社会危机的生动实践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指出：“危机就是以暴力方式恢复已经独立化的因素之间的统一，并且是以暴力方式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独立化。”[20]18由此可见，危机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式为：第一，暴力方式，即强制性的破坏方式是解决危机的基本方式；第二，危机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机制，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第三，事物内部结构的协调与失衡，诸要素之间的“独立”与“统一”中包含着“危”与“机”的相互依存和彼此转化。

综合以上关于社会危机的众多概念，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对社会危机进行界定。所谓社会危机，就是由于某些自然的或者社会的因素引发的，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及其运行机制决定的，通过暴力爆发并最终以暴力方式恢复的、周期性的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甚至解体，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对正常轨道的偏离。

针对社会危机的这一定义，需要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我们所研究的社会危机是着眼于社会整体领域，即整体性的社会危机，不是社会某一具体领域的危机，比如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文化信仰危机、生态危机，等等，而是着眼于不同社会具体领域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我们关于社会危机的概念是从社会客体的角度，而不是从社会主体的角度来界定的。社会主体就是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社会客体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及其结果。广义的社会结构体系包括社会客体结构和社会主体结构。关于二者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主体结构归根到底要受到社会客体结构的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1]不可否认，社会主体结构的状况也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客体结构，但这种影响毕竟是次要的、第二位的。此处，我们将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结合起来对社会危机进行考察。第三，我们将采取静态考察（结构分析）与动态考察（过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界定社会危机。从共时态意义上讲，我们着眼于社会结构基本层次及其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危机，重点是当代社会危机；从历时态意义上讲，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支配下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自然历史过程”。社会结构由最初的高度一体化的混沌状态逐步发展成为精细化、专门化和复杂化的庞大体系。犹如一粒种子从胚芽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枝繁叶茂。作为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极端状态的社会危机必然也相应地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社会危机的原因、表现形式和结果等也呈现出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过程。第四，各种重特大自然灾害、大范围流行性疾病、战争、金融危机、政治动荡、暴力冲突、跨国犯罪、恐怖主义袭击、大规模国际难民……诸如此类的各种社会危机事件或现象，在此处并不直接等同于社会危机本身，而是作为社会危机的后果或者原因来对待。第五，社会危机就是社会内部积累起来的矛盾的激化，通过暴力的爆发，强制性地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的重新恢复。老子在《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说：“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平衡与不平衡两种状态的统一。“绝对的静止、无条件的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的运动趋向于平衡，总的运动又破坏平衡。因此，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的运动的结果。”[20]402社会危机作为社会运行机制的极端状态和调节方式，具有强制的破坏性和转化性，其演化具有周期性，只是通过暴力方式达到“破”与“立”、“失衡”与“平衡”的辩证统一。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社会危机特征分析

关于社会危机的特征分析，我们要立足于各个具体领域和学科，并将其抽象程度“提升”，使其具备真正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层次的整体性。这里，我们不是对某一具体社会领域中或者社会危机事件特征的提炼和概括，而是对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结构及其内在运行机制中的危机特征的提炼和概括。鉴于此，我们将社会危机的特征概括为：激烈冲突性、严重破坏性、整体关联性。

（一）激烈冲突性

社会危机首先表现为激烈的冲突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将冲突与战争、械斗、打架、争论等联系起来。冲突性，简单地说，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

社会危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冲突，而是冲突的特殊阶段和极端形式，表现为激烈的冲突性。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认为，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长期并存，相互斗争，“但要待两个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双方采取外部对抗形式，发展为革命”[22]。

马克思关于危机的激烈冲突性有过大量的论述。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以自我增值为规定性动机和最终目的的资本主义具有其自身内在的限制，同时又有不断地要突破这种限制的倾向，事实上打破了这个限制便陷入矛盾之中，这只能通过危机现实地得到解决。”[23]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地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无限扩大趋势和整个社会（主要是无产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断缩小之间的矛盾，极少数资产者财富的积累和广大劳动者贫困的积累同时增长。于是，“阶级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正在汇集成大规模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引起山崩地裂。”[24]498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当生产力的物质外壳——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尤其是当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就会全面爆发。通过采取暴力革命、剧烈的社会冲突和阶级斗争（多数是伴随着政权的更迭）的形式，实现社会形态的飞跃，使生产力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24]614“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自己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存下去了，就是说，它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20]43矛盾的持续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激烈的冲突必然发生，在社会层面就表现出社会危机事件。

（二）严重破坏性

“病来如山倒”，我们借用这一古语来形象说明社会危机的严重破坏性。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从经验层面来判断一个事件或者情势是不是危机，以及属于什么样的危机，主要依据就是看是否产生破坏性后果及其危害程度。严重破坏性是社会危机的最突出特征。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即使人类的想象力也为之不知所措。”[25]17大地震带来的众多人员的死伤、断壁残垣；战争造成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核泄漏形成的人间“鬼城”、生物变异；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生灵涂炭、社会恐慌，等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们心灵的创伤，悲观、无助，甚至绝望……美国好莱坞专门有“危机”题材的系列电影，这些影视作品以直观生动的艺术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危机的严重破坏性。现实生活当中，社会危机的严重破坏性毫不逊色于任何一部“危机”影视作品中为我们展示的状况，这些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工业文明所带来的“震撼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整个地球。”[26]社会危机是社会矛盾不断积累，达到激烈的冲突，进而通过暴力的爆发，实现强制性的暴力调整过程。社会危机恰好就是社会结构严重失衡和社会正常运行中断的时刻。在资本主义商业危机期间，不仅众多的产品被销毁，而且大量的社会财富被浪费，既得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20]37

（三）整体关联性

“物无孤立之理”，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世界万物关系的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联系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又是通过联系的多样性表现出来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27]

社会危机的整体关联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社会危机往往是首先“发生”于社会某一领域（这一领域往往是社会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一环”），然后向社会其他领域扩展，直至形成整体性社会危机。正如我们所强调的经济主导型社会危机、政治主导型社会危机和文化主导型社会危机。其二是社会危机往往会突破地域的限制，向更广泛的地理空间扩张。正如我们所划分的区域社会危机、国内社会危机和国际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一样。其三是社会危机往往引发次生灾害，甚至次生危机。前者要求我们加强区域应急联动国际之间的沟通，后者要求我们加强各个相关部门之间的危机合作与协调。“现代危机越来越复杂。它在空间上并不局限于一般的边界。危机发生后，会快速地与其他深层次的问题纠结在一起，其影响是深远的。”[28]社会危机的整体关联性要求我们不能再孤立地认识和治理社会危机。

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生命体系联系着人类社会及其周围环境，如果生命体系中产生了自然体系死亡的危机，那么必然产生整个体系的危机、生命的危机以及基本价值和信念的危机。和自然界死亡相对应的是人的精神疾病的散播，和水污染相对应的是许多大都会居民的生命虚无感。我们经历到的危机并不只是“生态危机”，它也不是只靠技术就能够解决的。回归到基本价值和信念就像回归到生命的看法、生命的行为和生命的形态一样重要。社会危机的普遍关联性还表现在其空间上的不断扩展方面，犹如贝克在其《风险社会》中所指出：“它们（危机）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跨越了生产和再生产，跨越了国家界线。”[25]7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的汇聚会引起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实现从反应处理型到预防型的政府角色转变是当前政府决策及开展危机管理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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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A

1674-3652（2017）06-0120-07

2017—10—20

赵纪河，男，河南新乡人，博士，主要从事社会发展理论与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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