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考略

杨 晓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考略

杨 晓

(辽宁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杨 晓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分会常务理事)

以揭示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复杂构成及其现实张力为切入点，以《日华学报》的统计数据和东京帝国大学留学生关系档案为主要材料，运用数据图表描述了全面抗战期间(1937—1944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基本事实，概括分析了这一特殊历史阶段中国人留学日本的主要特征，即：全面抗战初期中日双方对留日学生的去留问题做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但自始至终未间断过；由于侵华战争造成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复杂变化，派遣与推荐留日学生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战争严重摧毁了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使中国人留学日本出现平民化倾向。伴随整个战争形势的变化，日本的留学政策与制度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高等院校(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个案)对留学政策与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各种强制性措施对中国留日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日本文化的熏陶和训练，以适应“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需要。这种特训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影响，作为近代中国留学日本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仍有待深入研究。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考略

抗日战争爆发后，伴随中日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形成了战争背景下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特殊经历。由于资料搜集较为困难，以往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话题。为了深化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全面系统研究，探究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基本线索与事实真相，笔者专程到日本查阅资料一年，使客观描述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事实成为可能。本文所采用的1937—1944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统计数据，主要依据日本民间“日华学会”创办的《日华学报·“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的资料；本文所采用的个案实证材料，主要依据1937—1944年东京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为“东大”)*东京大学在1877年初建时称为“帝国大学”，1897年日本在京都建立大学后，为示区分，改称为“东京帝国大学”，直至战后又更名为“东京大学”。因此，不同称谓代表不同的时代背景。特此说明。留学生关系档案，并辅以当时中国报纸杂志上的一些零散资料和东大年鉴。

一、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实态分析

(一)1937—1944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实况的统计学分析

笔者花费3个月的时间在日本神奈川大学外国语言学院资料室查阅《日华学报》，获得了1937—1944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完整数据(见表1)，依此，绘制出年度变化曲线(见图1)，勾勒出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人数变化的基本事实线索。

表1 1937—1944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人数统计

关于表1中的数据需要做几点说明。

首先，数据的准确性无法考证。例如，《日华学报·“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1937年6月的统计数据，出现了在不同表格中表述不一致的现象：在例言表格中，“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计4 005人；在学校别表中，“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计4 009人；而在各省比较表中，“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总计3 995人。数据的准确性笔者无法考证。因此，表中列举的数据，仅作为一种参考。

图1 1937—1944年“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人数年度变化曲线

其次，统计人数与实际人数之间存在误差。仍以1937年为例，在总人数中，有415人是复籍(指同一个学生在两所学校注册了学籍)，有五六十人正处于休学归国之中(指在册却未在学)。如右侧原始档案(照片)所示：这是1938年东大留学生关系档案里的一份休学申请书。学生蔡耀祺因中日纠纷，提出从1938年9月—1939年9月休学一年的请求。虽然，统计者已意识到这些问题导致了数据的不可靠性，但是，因为没有办法进行逐一核实，只能通过解释问题形成的方式，默认这种误差的存在。

另外，中日双方相同年度的具体统计数字也存在误差。例如，1941年《国民杂志》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一文中，刊登了在日本各校中国留学生的具体数字，总计1 159人，与《日华学报》同年度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统计数字(总计1 466人)相差307人(见表2)。

表2 1940年7月—1941年5月中国留日学生各校人数一览表*根据《国民杂志》1941年第6期《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一文的描述制成表2。

由表2可见，1940年7月—1941年5月，在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学习的中国留日学生共计1 159人。原文说明：“东亚学校，161人，本校专为教授日语及算学之准备课程，中国留学生，多经此校，并备有宿舍及其他种种设施。此外尚有满洲国留学生125名。”*佚名.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J].国民杂志,1941(6):56.这表明，1 159人当中不包括当年伪满洲国的留日学生。

对比《国民杂志》与《日华学报》对中国留日学生各校人数统计的明细表发现：中国统计的学校数为29所，日本统计的学校数为27所。中国统计多出的两所学校是“东京工学部”和“东京医学部”，各有3人，总计6人。对比所统计学校的数字，误差为：日本大学，中国的统计为30人，日本的统计为36人(相差6人，正巧与中国多出两校的统计数字持平)；东洋大学，中国的统计为1人，日本的统计为2人。所以，在总数上，中国的统计数字为673人，日本的统计数字为674人，日本的统计比中国的统计多出1人。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表在《国民杂志》上的这篇佚名文章，明显丧失了民族立场。文中说：“自三月以后由中国赴日留学生，顿呈激增的趋势，从天津、上海、香港等处来的每一条商船上，都有十几名留学生上岸。”*佚名.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J].国民杂志,1941(6):51.“近来留学人数，骤然增加，几超过一万。”*佚名.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J].国民杂志,1941(6):54.而文章列出的各校人数实际上只有1 159人，与其描述的情况相差甚远。另据东大留学生关系档案记载：“1941年在校生人数为：大学院生18人，本科生3人，研究生2人，听讲生1人，合计24人；毕业生人数为：大学院生41人，本科生1人，选科生9人，合计51人；两类学生总计75人。而离校生比在校生多27人。”同年度出多进少，也可以从一个侧面佐证“骤然增加，几超过一万”的说法与实际情况不符。

而原文作者正是基于这种过于夸张的不精确数据，对战争条件下中国人留学日本持乐观态度。他说：“本着这一点看来，因事变所生恐惧和疑惑心理，以至裹足不前，实在是杞忧自馁。”*佚名.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J].国民杂志,1941(6):54.“中日两国的永久之大计，在文化的交流上定可收很大的效果。所以希望诸生，扫除疑念，为中国的前途，为东亚的光明，造成有用人才。”*佚名.中国留日学生的现状[J].国民杂志,1941(6):55.这种与“大东亚共荣圈文化建设”的殖民扩张思想进行同构的言论，是对事实的一种歪曲。

(二)1937—1944年中国留日学生地区分布的概括性分析(见表3)

表3 1937—1944年中国部分省份留日学生人数统计*表3未列出全部的(26个)省份，仅选取数字较高的省份和每年均有数字的省份，这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原因，即有些省份的数字是0或1，无法绘制成图。例如，表3中贵州省的数字，就无法在图2中呈现出来。 单位：人

表3显示，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地区分布情况较战前有一些微小变化。战前国内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是广东、浙江和辽宁。战后，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是广东、浙江和河北。辽宁并非留日学生减少，而是被列入伪满洲国的统计数字之中。广东仍然高居留日学生人数的榜首，浙江次之，反映出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现象具有一种历史惯性。同时，河北留学日本的人数从居后而步入前列，则反映出一种现实张力。因为，河北已成为沦陷区，其伪政权对派遣赴日留学态度相对积极，力度较大。

图2是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对比图，从中可以看出，以七七事变为节点，中国留日学生人数骤减现象十分突出。

图2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对比

二、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主要特征

(一)全面抗战初期中日对留日学生去留问题反应不同

东大原始档案中，记录了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中国留学生骤减现象学校的即时反应。文件号：文化第483号；东大庶第1452号。这是东大文学部长桑田芳藏给该校庶务课长的一封信，主要陈述：“七七事变以来，因为与家庭失去联系，邮电学费等途径不畅，又赶上放暑假，归国学生不断扩大。留下来的学生，也不安稳，该如何处理？相比较而言，满洲国的留日学生则没有太大的波动。”在文件附表(七七事变爆发后，文学院对“支满”留日学生进行的调查)中记录了被调查的63名学生的姓名、籍贯、性别、在日学籍、经费来源(私费、公费、省费)、性格(稳健、温顺、认真等)、归国时间、归国原因、在日住址。结果显示：在63人中，因事变发生而归国的学生人数居首，有27人；因放暑假归国次之，有19人；其他事假，有2人；情况不详，有15人。调查时间是1937年9月20日。

这份档案反映出，全面抗战初期，东大作为接受中国留学生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意识到两国交战引起“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严重流失这一问题。学校当局除了调查人数变化的情况并追究原因之外，就是不断地向外务省提交申请特选生的材料，企图通过争取留日生的经费补助来缓解“中华民国”留日学生迅速、大量流失的状况。

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华民国”政府强烈要求撤回所有留日学生。以1937年中国教育部第400号政令为证：

其一，留日学生召回办法。明确规定召回的具体条件，而且有一条十分严格的强行规定，即第五条“应行召回之留日学生不遵照本办法之规定返国者，停止核发其救济费，遇必要时，得勒令返国。”*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5册)——中国留学教育史料[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2042.这与日本外务省增加“特选生”补助的对策形成了强烈反差。

其二，抗战期间留日学生甄审办法。明确所有归国学生都要填写表格，由驻日军事代表团转教育部备核，接受甄审。特别要求：“曾在日本专门以上学校毕业者，应即研读国父遗教(包括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中国之命运，并在书内加以圈点，另作读书报告一份，于1937年 月 日(原文如此，引者注)以前呈送留日学生甄审委员会审查，合格者由部按其原毕业学校性质与程度，分别发给证明书。”*刘真主编，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第5册)——中国留学教育史料[M].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2040.通过甄别与审查，发给证明，要求归国留学生与中国共命运，适应抗战需要。

此令颁发后，留日学生骤减，从3 995人减到403人。仍留在日本的学生，仅占抗战爆发前总数的10%左右。1938年后，留日学生人数略有回升，达到战前的24%左右，全面抗战期间，留日学生人数最多时也仅达到战前的27%左右。

(二)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具有持续性

基于第一部分各种数字分析可以证明：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从未间断过，即使是在七七事变发生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恶劣形势下；而且，每年度留日学生人数起伏波动也不太大。笔者认为，其客观原因有两点：(1)在日本留学的费用低于在国内学校的费用，特别是许多留学生申请到了各种日本留学补助金，基本可以维持在日本的留学生活；(2)赴日本留学不需要办理各种繁杂手续(包括护照、签证以及学校证明等)，买一张车船票就可以过去*笔者查阅过东大留学生关系档案，发现许多学生入学登记表中，都没有要求填写护照证明、学校证明这两项，也不需要提供其他相关证明。在个别学生的档案中，有中国大学教授的推荐信。而申请日本“特助费”时，一定要有日本教授的推荐信。。其主观原因主要有：(1)从中日关系角度讲，自1895年起，“以强敌为师”的留学意识就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全面抗战爆发的形势下这种留学意识更加强烈；(2)具有“为战胜日本而研究和学习日本”的留学动机的学生占一定比例。

据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944年5月20日)东大学生科统计，各国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总数81人。其中，“中华民国”57人，伪满洲国16人，泰国1人，法属印度2人，印度1人，意大利1人，美国1人*原始档案，昭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 外国学生名簿 东京帝国大学学生课(外国学生表)。。因论文篇幅所限，每一位留学生的姓名与所在学部，在这里不再赘述。但是，仅这一组数据就可以证明，即使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人留学日本也未曾间断。

(三)全面抗战期间推荐与组织中国人留学日本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据对东大留学生关系档案的不完全统计，推荐与组织中国人留学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以各种文件的不同抬头为证，中国方面有：“中华民国”教育部、“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中华民国”驻日留学生监督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私立厦门大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日办事处、驻日“满洲国”大使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中华留日同学会。日本方面有：日本文部省专门教育局、东京帝国大学、日独文化协会、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位于“南京堀”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青年文化协会等(上述机构与学校的推荐信均有原始档案照片可资佐证，因篇幅原因，不在此列出)。

经费来源也有不同途径，有官费生、公费生、私费生的区别，其中官费和公费与庚款留学密切相关；在私费生中，除完全自费之外，又有一部分学生申请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选补给生和日本文部省的第三种补给生。关于特选生与补给生的申请档案，在留学生关系档案中份数较多(限于篇幅，不在此举证)。

(四)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出现平民化倾向

全面抗战期间，家境不富裕的留日学生人数有所增加，由多份东大留学生递交的“特选学费补给愿”可以见证。在此，仅举一例：这份档案的名头是“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特选补给愿出件”，全件包括补助申请、履历表和教授推荐信三个部分。在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大学院生刘渠的特选学费补助申请中这样写道：“我是昭和十年四月二十日入学，在户田贞三指导下研究‘人口问题’的在校生。因灾害和不景气的缘故，我家目前经济状况十分困难。我留学日本的费用主要靠向亲戚借钱，以及我给杂志投稿的酬金来支撑。难以安心坚持到研究有最终收获。”其家境之窘迫，由此可见一斑。关于这种情况的间接证据是东大留学生关系档案。文件名头：“中华民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处公函 日字第四八二号；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函件的具体名称：函请嗣后对于欠费学生直接向其催缴由。内容节选如下：

“案查敝国学生经敝处介绍入贵国各学校肄业或研究实习者，每岁不下千人之多，近日因各生积欠学费，膳费，或同学会费等项，贵国各学校乃纷纷函托敝处代为催缴，当经分别转知并函复在案。惟查敝国留学生人数既众，敝处按名代催，诸多困难，且文书往还，动需时日，贵国各学校文件到处，往往因各学和已辍学或毕业归国，敝处竟致无从转催。……嗣后凡敝国学生欠费未缴者，务望事先予以告诫，径行严切征收，否则，照章加以处置，或饬其停止听讲，或禁止其参预试验，或经决定除名处分，当事之防备既周，事后之疏失即可免，唯贵校注意图之，幸甚幸甚。此致 ‘中华民国’驻日本留学生监督陈次溥。”

这份文件反映出两点：其一，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每年度有千人之多，与《日华学报》的年度统计数据基本吻合；其二，在日本各校的中国留学生欠费较多，这是战争环境下，留学生家境每况愈下的一种现实反映。

三、全面抗战期间东大留学政策与制度的改革

战争对中国人留学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以东大为个案，笔者发现，全面抗战时期，东大对留学政策与制度进行了改革，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其一，实施“中华民国”留学生与伪满洲国留学生差别对待政策；其二，适应“大东亚共荣圈建设”需要，改革留学制度，并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付诸实践。

(一)对“中华民国”与伪满洲国留学生实行差别对待政策

从1940年开始，东大对“中华民国”和伪满洲国留学生实行分别统计，这是战争影响日本留学政策的一种反映。东大庶第1403号留学生关系档案(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记载：东大庶务科长横山俊平，根据日华学会通知要求，对此年度6月份“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和3月份的毕业生进行了调查(见于别纸)。同时，附有日华学会提出的调查总项目和细目要求，以及该会教育部长近泽道元写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从第十三回开始，满洲国留学生调查就由满洲国驻日大使馆刊行了，现在是第十五回调查，将以‘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为主。”*原始档案，东大庶第1043号，留学生关系，昭和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此，在《日华学报》1940年统计栏目的“例言”中记载：“满洲事变发生后，在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在留学日本的统计上，开始将‘中华民国’与满洲国进行区别，各编辑一册。近二三年以来，‘满洲国’的留日学生统计由驻日满洲大使馆刊行。对应这种形势变化，学报再次检讨编纂方针，今年只刊行‘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名簿。只不过日华学会经营的东亚学校的统计，将‘满洲国’在籍学生作为参考刊登在附录中。”*日华学会.日华学报·例言[M].东京：日华学会，1940:1.

在管理上，东大也对伪满洲国与“中华民国”留学生采取差别对待政策。对此东大档案馆里有多份文件可以证实。现仅举一例：文化机密第144号，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外务次官重光葵递给文部次官三边长治的一份文件，文件题名是“满洲国及中华民国留学生教育文件”。主要陈述“满洲国”独立以来，“满支”学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中华民国”学生经常有轻视和侮辱“满洲建国”的言辞，或者做挑拨相互之间情感的事情。外务省要求留学生的教育担当者，要教育“中华民国”留学生，遵循留学教育的本旨，健体，励学，养德，不许发表攻击“满洲建国”的言论。这反映出外务省关注大学内部伪满洲国留学生与“中华民国”留学生的隔阂与冲突，明示大学留学生管理层对此应高度警惕，保持对“中华民国”留学生的戒心，并对其采取“不许发表攻击‘满洲建国’的言论”的强制性措施。

另外，有原始资料可以证明日本对伪满洲国留学生的优待，也绝不仅仅停留在一种政治态度或者原则上，还相应提出了实施方案。昭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1944年4月19日)下午三点至五点，在东大大讲堂北侧会议室，召开了第五回外国留学生指导委员会会议。出席者有：东大内田总长、外国留学生指导委员会代理我妻荣，还有十八个委员(会议记录只记姓氏没记全名)。在第五回外国留学生指导委员会记事中记载，兴亚研究会“提议案”提出：对伪满洲国学生实行特别方针，毕业生可有限制地享有日本劳动奉公局的就业配置。在校生从二年级起也可以享受日本文部省特别对策*原始档案，东京帝国大学学部长会议(外国留学生と劳动动员)(议事メモ拔萃)昭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第五回外国留学生指导委员会记录。。这个提案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这是伪满洲国留学生享有特殊待遇的事实证据。

(二)适应“大东亚共荣圈建设”需要的留学制度改革

笔者翻阅《帝国大学年鉴》昭和十八年度版发现，东大在这一年至少记载了与“大东亚共荣圈建设”遥相呼应的三个事件：第一件是天皇陛下行幸东大；第二件是依据文部省的训令，组成学校报国队，并且制定了详细的学校报国队及地方部规程；第三件是报道《战时下的学生生活》。《战时下的学生生活》强调：“时值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支那’事变五年来的体验为基础……在更加执拗于文化战线的同时，要促进国民各层以及学生生活实践的研究，把留学政策的重心放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上。”*帝国大学新闻社.帝国大学年鉴[M].昭和十八年版.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社，1943:336.东大档案史料记录了这次改革的方方面面。

以“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为国策，东大留学制度改革在强调扩大留学地域的同时，对留学生入学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留日学生入学手续是不完整的，少数经过考试，而多数都未经考试，仅通过不同单位或者大学教授的推荐，就可入学就读。在此次改革中，首先要求入学者必须经过考试，必须具有高等教育以上学历，在学校评议会决定之后，还必须经文部大臣的认可。尽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扩大招生数量，可实际上未见明显的增加，相反，因为严格入学考试和履行各种手续，出现了本科生数量减少的情况。例如：昭和十九年(1944年)，东大经济学部上呈该校庶务科长的“外国留学生件”，是农学部“外国留学生入学出愿者”的一份报告(见表4)。

表4 东大农学部“外国留学生入学出愿者”报告一览表*原始档案，昭和十九年十月四日，庶第1402号。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供阅/庶务课长印[石井]，事务官印[伊藤]，庶务课受付印等)。

这份1944年农学部的入学报告显示，有6人申请入学，最后只录取1人。这说明，申请留学日本的仍不乏其人，只是录取制度改革后，提高了入学条件，得到入学许可的人数减少了。

对留学生学校教育制度的具体改革，以建立外国留学生指导委员会行政机构、制定规程、召开会议等活动为主而展开。东大以当时日本内阁制定的决战非常措施纲要为基础，特别强调接受留学生要慎重地考察他们的留学目的，采取补习授业、实验实习、特别讲议等方式，加强留学生的日本文化修炼。在管理上，对留学生进行分班管理，当时将全校的中国留学生分为3个班级。并且，发布了外国留学生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具体方案，该方案视日本为东南亚诸国的文化先锋，以突出日本文化在“大东亚共荣圈”中的核心地位为指针。该方案的具体内容如下：

全学大集会，一年两次，于开学与毕业之际，在植物园和怀德馆庭院等地召开。要求全部外国留学生参加，以讲演为主要方式。其讲演题目主要有：《日本文化的发展及其特色》《日本法制的发展及其特色》《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其特色》《日本农业的发展及其特色》《日本医学的发展及其特色》《日本工学的发展及其特色》《日本理学的发展及其特色》等。

全学小集会，一个学期两次，按国别进行。以让留学生理解日本文化和日本生活为主旨，通过见学让留学生了解日本诸文化。如：相扑、能乐、歌舞伎、舞俑、雅乐。见学场所主要有：帝国博物馆、日本民艺馆、书道博物馆、演剧博物馆、游就馆(靖国神社)、海军馆、每日新闻馆、田无农场、爱育会、明治神宫绘画馆、史料编纂所、地震研究所、传染病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铁道博物馆、通信博物馆、六艺园、后乐园、植物园、清澄公园、日本赤十字会、自由学园等。另外还以茶话会的形式，对日本生活常识等进行说明。

学部别小集会，一个月两次，由学部的教授、讲师等就学生的一般兴趣开设讲座或者召开座谈会。同时，鼓励各学部的学生参加其他学部的小集会，以达到拓宽领域、横向交流的目的。

以上3种类型的集会，要求所有留日学生必须参加。大小集会一律只采用日语。基于东大留学生指导委员会的具体方案，可见留学生在日本大学里的实际生活，除接受与日本学生一致的学科及专业教育之外，还需要接受有关日本文化和生活的专门训练。这种以灌输日本文化为主导的教育制度改革，究竟对中国留日学生产生了何种影响，需要通过进一步搜集留日生的日记、作业等进行深入研究。

〔责任编辑：张秀红〕

AresearchonChineseoverseasstudentsinJapanintheperiodofAnti-JapaneseWar

Yang Xiao

(SchoolofEducation,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This research starts with the complex composition and reality tension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it utilizes the statistics ofJournalofJapanandChinaand the files ofRelationswithOverseasStudents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 the main materials. With statistical diagrams, it describes the basic facts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1937—1944). In this special period,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are: China and Japan hold a very different response to the fate of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early Anti-Japanese War, but China never stops sending overseas students throughout. As the complex chang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atterns caused by the war of aggression, the main trend of students who are sent and recommended to Japan is diverse. The war destroye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of China seriously, leading to a tendency of studying in Japan for civilians. With the change of situation of the whole war, the policy and system of studying in Japan change according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f Japan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as a case) reform the policy and system of studying and adopts various coerc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Japanese culture of Chinese students, training to meet the need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 East Asia Community”. The impact of this special training on Chines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s still an important aspect to study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students to study in Japan.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Chinese; studying in Japan; research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16

2017-06-08

杨 晓(1953- )，女，江西萍乡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外教育交流史、近代中日教育关系史研究。

主持人语：2017年5月19—20日，“东亚教育交流视野下的中日留学生史研究”国际论坛由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日本神奈川大学“中国人留学生史研究会”及亚洲教育史学会联合举办，并取得圆满成功。论坛以开展跨国别、跨学科的研究为主旨，体现了“中日留学生史不仅是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史的重要内容，而且深深影响了中日两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变化历程”的论坛基调。本专题由会议的部分论文组成。杨晓教授的论文，以揭示全面抗战期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复杂构成及其现实张力为切入点，运用档案资料，通过原始数据图表客观地描述了1937—1944年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基本事实；概括分析了战争条件下中国人留学日本的主要特征及其影响。高田幸男教授的论文，揭示了明治大学接收中国留学生与创办经纬学堂的关系，梳理了清朝最后3年间中国留日毕业生的基本情况，进而探寻明治大学培养东亚留学生的整体特点；其对留学生史的跨国别研究和个案追踪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东亚留学生史研究。谭皓博士的论文，首次论证了甲午战争后，日本从中国攫取巨额赔款及商贸特权，遂于1896—1928年间由农商务省派遣大量“实业练习生”来华的基本事实；分析了“实业练习生”撰写的大量中国调查报告。研究结果表明：“实业练习生”在中国的活动具有教育实习与经济侦察双重性质，兼具调查交流的合理性和为经济侵略服务的非正义性；“实业练习生”充当了日本对外(经济)侵略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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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51(2017)06-001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