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治理中政府信息对公众参与意向的影响分析
——以纳米技术风险治理为例

刘中梅， 彭绪梅，2

(1.大连海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2.大连海洋大学 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处，辽宁 大连 116023)

风险治理中政府信息对公众参与意向的影响分析
——以纳米技术风险治理为例

刘中梅1， 彭绪梅1，2

(1.大连海洋大学 法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3;2.大连海洋大学 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处，辽宁 大连 116023)

在高技术风险治理中，政府部门在风险领域的信息披露与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意向反馈的信息流动构成政府与公众风险沟通的路径。风险沟通的社会认知理论、信息载体和信任因素构成了政府的信息提供与公众参与风险沟通的基础。基于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分析了公众的纳米担忧度与政府信息来源的相关度；并基于制度效能测量，分析了职业、学历等人口文化特征对公众参与沟通意向的影响。为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建设并完善相关公共治理配套制度，进而推动高技术负责任地可持续发展提供实证依据。

风险治理；公众参与；政府信息；制度效能

纳米技术是当今世界公认的高技术之一，纳米技术的科学研究及其应用在不断推进。与此同时，纳米粒子的物理、化学特性使得纳米技术的环境风险和健康风险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增高，纳米技术治理面临着学科交叉性、社会衍生性等技术治理新命题。纳米技术发展带来的伦理、社会和文化认知的不均衡将增加纳米风险沟通的难度。由于纳米技术产业化速度过快，使其他工业产品的安全评价标准和体系不能完全适应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和沟通*沈电洪,王孝平.纳米技术的标准化进程和伦理问题[J].科学通报, 2011, 56(2):131-134.。纳米技术风险治理引起了全社会广泛的关注。欧盟委员会专门成立了纳米材料工作组，研究和制定纳米材料注册的法律法规和科学技术指南，以加强纳米技术风险的治理。目前，大量纳米产品进入消费市场，随着纳米材料毒理研究的深入，纳米材料的安全性等问题逐渐使纳米研究的科学依据扩展到治理健康安全的公共政策领域。公众作为技术产品消费的主体，其对纳米技术产品风险的认知、评判和接受将最终决定纳米技术发展的命运。因此，在纳米技术风险沟通中引入公众参与，推动纳米技术负责任地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上纳米技术治理的新方向和迫切需求。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提出，如果政府不主导纳米技术治理的风险沟通，将会使纳米技术在发展中因面临不确定性的问题而陷入丧失公众支持的困境。本文从公众参与风险沟通的认知和行为视角分析了政府在风险沟通中的作用和影响，以期完善相关公共治理配套制度。

一、风险沟通的社会认知基础

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在《增进风险沟通》一书中指出，风险沟通是指在个体、群体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和观点的交互活动。这一过程不仅直接传递与风险有关的信息，也包括表达对风险事件的关注、意见以及态度，或者发布国家或管理机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措施等研究进展或成果。此种双向风险沟通过程逐渐成为一种被提倡的、合理化的沟通模式，受到人们的重视。

(一)风险社会理论

贝克(J. D. Beck)等*BECK J D, ELTER J R, HEISS G, et al. Relationship of periodontal disease to carotid artery intimamedia wall thickness the atherosclerosis risk in communities(ARIC)study[J]. Arteriosclerosis, thrombosis, and vascular biology, 2001, 21(11): 1816-1822.与奥勒(Hanseth Ole)等*HANSETH O, JACUCCI E, GRISOT M, et al. Reflexive standardization: side effects and complexity in standard making[J]. MisQuarterly, 2006(2): 563-581.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分析了风险社会文化因素背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沟通强调多元主体对风险信息交流的社会过程。其中，建立在经验或风险信息基础上的风险认知是公众在风险沟通中表达意见的基础。伊格尔(A. H. Eagly)*EAGLY A H, CHAIKEN S. The psychology of attitudes[M]. Orlando：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ublishers, 1993: 67.等指出风险认知是公众对不同来源的信息处理的结果，提供给公众值得信赖的信息是风险沟通工作的主要内容。以政府和公众作为考察对象的风险沟通是公众和风险信息的政府提供方关于风险知识的接受，以及对风险问题态度和意见表达的互动过程。政府公布风险信息是在风险社会履行风险治理的职能之一。公众因风险信息产生的内心情感与其对风险信息源的评价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风险信息源之一的政府承载着信息发布者的公正、权威和责任的使命，影响着公众作为风险信息的接受者对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治理措施的评价，进而影响风险沟通的效果。

(二)风险社会放大理论

在社会风险沟通中，信息源发出的信息直接传递给公众，或者信息源发出的信息传递给传播者，传播者作为次级信息源将信息传递给公众，必然会附带传播者的价值、文化等成分，从而将放大或弱化公众对风险的认知。公众个体的风险认知是社会建构的，公众个体对风险的态度与风险信息源有着直接的关系。风险信息源所代表的相关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不同，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不同，因而对公众的行为意愿影响不同，其对公众的影响体现为放大或弱化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这一现象和规律被称为“风险的社会放大”。

美国学者卡斯佩松(Kasperson)等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通过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简称SARF)来研究社会风险反应的路径*伍麟,王磊.风险缘何被放大？——国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与实证研究[J]. 学术交流, 2013(1):141-146.。其理论基础强调风险总是和心理、制度、社会、文化互动，使公众个体或社会总体对风险的认知和判断发生强化或弱化的变化，并同时塑造公众及社会利益相关者后续的社会行为。公众的行为模式又将增强或减弱社会风险治理中各方的互信程度。

政府等风险信息发布者在风险社会放大框架中被视为风险扩大器。风险信息是通过政府这一特定信息源进入公众视野的，其是否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以及公众对风险的担忧是否会引发公众在进一步的风险沟通中有意识地向政府表达意见和建议，这些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二、纳米技术风险治理中政府与公众沟通行为的相关要素分析

(一)政府与公众风险沟通的载体

风险沟通中的信息是风险治理中利益相关者交流沟通的载体。目前，风险沟通载体除了传递风险信息外，还可分析社会各方对风险技术的认知、关注和反应，以及发布方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政策和措施，同时也可为风险管理者提供管理策略的参考*雷翠萍. 核与辐射认知和风险沟通研究[D].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1.。

风险沟通强调的是多元主体交流的社会过程，技术领域的风险沟通是多元主体之间关于技术风险的信息和科学知识交流的社会过程。在这里，政府一般作为纳米技术风险治理者和风险信息提供者，公众作为纳米技术产品的消费者和技术发展的支持者。以公众参与意向作为考察对象的风险沟通是公众和政府关于风险知识的接受，以及针对风险问题态度和意见表达的互动，可以科学考核公众与政府之间关于纳米技术风险的信息和知识双向流动和影响的过程来考察公众参与意向。建立在判断政府治理风险行为的经验或风险信息基础上的风险感知是公众表达意见并参与风险沟通的基础。公众因政府提供风险信息而产生的认知情感与意向，其与公众对风险信息的评价有着密切关联性。风险信息本身承载着信息发布者的公正、信任，影响着公众作为信息接受者对政府风险治理行为的评价，进而间接影响着风险沟通的效果。

沟通是利益相关者达成共识采取行动的前提。在公共管理领域，达成采取应对风险行动的共识，需要特定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风险沟通是风险信息在各主体之间传递和反馈的过程。风险沟通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媒体等个人和组织。来源于纳米技术风险多元利益主体的知识是纳米风险社会沟通的基础。因此，根据科技资源的数据平台，可以预设性考察、识别参与纳米技术风险沟通的主体。根据CNKI数据库中主题为“纳米技术风险”研究文献的分类统计可知，期刊发行和面向的读者群涉及科学界、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因此风险知识、信息传递的相关主体有科学家、企业、政府、非政府组织及普通公众。目前，风险知识信息平台中知识源数量不多，有待整合科研领域、企业、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共同建立信息发布平台，进而在可能出现风险舆情的时候使公众可以找到可信的官方权威信息平台。

(二)风险沟通中政府与公众的信任因素

公众与以政府为代表的社会信任框架，以及风险信息沟通中相关主体之间相互作用使得公众对公共风险的治理产生信任。确定性知识一般作为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治理依据。在风险社会中存在大规模的公共风险，科学研究有时无法及时提供确定性知识作为公共治理的依据，这将引发公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危机。公众的风险认知和公众在对风险信息源信任的基础上做出的决策是分不开的。当处于风险治理的不确定状态时，公众在风险沟通中会基于对政府、科学家、企业等风险治理共同体的信任程度做出风险沟通的相应决策行为。一般公众对风险信息的理解不同于专家，专家会根据自己的专业及学科知识做出关于风险推测及其后果的结论，公众是否会依风险信息做出接受或拒绝风险的决策，依赖于公众对公共风险信息发布主体即相关政府部门的信任。风险事件一旦出现，如果沟通环节出现危机，例如信息披露滞后，公众会认为公共管理部门隐瞒风险信息，怀疑政府部门治理风险的能力，由此将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相关风险沟通部门的信任。

信任因素是学者研究公众的风险认知与行为意向关系的一个视角。萨瓦多里(L. Savadori)等*SAVADORI L, SAVIO S, NICOTRA E, et al. Expert and public perception of risk from biotechnology [J]. Risk analysis, 2004, 24(5):1289-1299.分析认为公众对风险信息源的信任最为重要，尤其是在缺乏相关确定性科学知识作为决策和风险治理基础时，公众的风险认知水平与其对风险信息源的信任关系密切。彼得·什托姆普卡在《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将信任理解为在不确定和不可控制条件下的行动。施信者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动赌博，这里的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彼得·什托姆普卡.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 程胜利，译. 北京:中华书局, 2005:8.。在风险沟通研究中，斯洛沃克(P. Slovic)*SLOVIC P. Perceived risk, truxt and democracy [J]. Risk analysis, 1993, 13(6):675-682.提出风险管理者与风险承担者——公众之间的信任度测量是必不可少的。风险沟通的相关实证研究发现，被认为应承担风险的公众其不信任和怀疑的趋势正在持续滋长。沟通方的信任度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对风险管理者过去管理绩效的感知，以及公众对风险信息开放程度的需求。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在公众中的信任程度越高，他们发布的信息就越可能被信任，管理机构引导风险沟通的导向影响度就越大。在风险信任度低的情况下，增加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公众过分的期望，缓解因以往风险沟通不畅导致的不利影响，但不可能因此改变失信的恶劣后果。

费什霍夫(B. Fischhoff)*FISCHHOFF B. Ranking risks [J]. Risk, 1995, 6:191-205.提出在风险感知中测量公众对风险治理的信任度，化解公众因交流风险引起的过度恐慌。信息可以帮助公众估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者为降低不确定性而做出相应的选择策略。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包含风险事件危害性、风险沟通、个体因素等*JUDITH E, LARKIN H A P. Gender and risk in public performance[J]. Sex roles, 2003, 49(5/6): 197-210.。公众对相关机构信任的预期会采取信任的对应行为。

从信任构成的角度而言，公众的善意信任并不能混同于能力信任。艾尔勒(T. C. Earle)*EARLE T C, CVETKOVICH G. Risk 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and trust[M]. Netherlands：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94: 34.提出当个体要处理的问题太过复杂或当事人缺乏相关信息和知识时，个体会跳出信息和知识之外，通过对信息源的信任而做出决策行为。在公共事务管理中，雷恩(O. Renn)等*RENN O. Risk governance: coping with uncertainty in a complex world [M]. London：London Earthscan, 2008:86.提出公众如果认为政府是诚实而有能力的，则他们会认为政府相关部门管理者提供的信息一般是正确、客观和完整的，进而对风险产品做出是否选择的决策。弗兰尔(L. J. Frewer)等*FREWER L J, HOWARD C, HEDDERLEY D, et al. What determines trust in information about food-related risks? underlying psychological constructs[J]. Risk analysis, 1996, 16:473-486.指出公众对信息源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其采取风险沟通行为的关键因素。在这个领域也有相反观点，科勒(W. Koller)等*KOLLER W, VETEREOVERFIELD B, GRAY C, et al. Environmental risk factors in parkinson’s disease[J]. Neurology, 1990, 40(8): 1218-1221.认为风险和不确定性一旦出现，信任度自然会降低，对风险的担忧不会因为信任而减少。关于信息的提供和公众的认知能力情况不一，有学者对风险信息提供对风险沟通的意义持怀疑态度，例如史密斯(D. Smith)等*SMITH D, RIETHMULLER P. Consumer concerns about food safety in Australia and Japa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1974, 102(5-6): 838-855.不支持给公众提供风险信息；杰西肯(C. M. Gasken)等*GASKIN C M, HELMS C A. Lipomas, lipoma variants, and welldifferentiated liposarcomas (atypical lipomas): results of MRI evaluations of 126 consecutive fatty masses[J]. American journal of roentgenology, 2004, 182(3): 733-739.认为公众作为消费者即使获得了充分的食品安全信息，也不能做出理性的食品安全判断。公众是外行，不懂技术风险知识，公众在许多风险问题认识上的偏差为其个体的偏见和局限性所导致。已有的信任研究认为，公众对于风险信息虽然可能产生认知偏差进而恐慌，但是信任因素可以帮助公众获取相关信源的信息后再作出判断或者表达意见的决策。米勒(S. Miles)和弗兰尔(L. J. Frewer)*MILES S, FREWER L J.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in relation to food hazards[J].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003, 6(3): 267-283.讨论了不确定性对风险沟通效果的影响，提出管理方对不确定信息供给的增加可以增强信息源的可信度，进而提高风险沟通的效果，同时也会使公众在知情的前提下行使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

不支持给公众提供风险信息者是担心引起公众恐慌，不利于风险的进一步沟通，不提供风险信息将意味着信息不透明或技术治理能力不足。当风险一旦爆发转化为危险时，公众对管理部门的善意信任、能力信任和信任动机将受到冲击，继而可能出现恶性循环。

三、政府信息对公众风险认知影响的统计学描述与分析

(一)调查对象的选择与问卷的统计学描述

1.调查对象的选择与问卷收集。在风险治理领域，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对公众进行纳米风险感知研究。技术风险感知一般只通过测量结果来观测公众认知层面的风险偏好和担忧程度，测量的相关影响因素多采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人口统计特征，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一般民众以及从事纳米研究的科技人员。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集中在具备较好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即高校科研人员、将来与纳米产业发展相关的政府和企业人员以及高校学生。本研究对上述问卷调查对象群体采用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人口统计特征。

借鉴近10年来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进行纳米风险感知研究常用的方法与问卷内容，本研究采用以下调查问卷研究方法：2013年6月、2014年2月先后进行两轮试问卷。在分析试问卷的基础上，根据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将量表中的85个题项精简为70个题项再进行正式问卷。共发放2 800份问卷，回收2 320份问卷，回收率为82.8%。其中，有效问卷为1 900份，为均衡学科分布及职业分布，筛选后用于统计分析的问卷为1 490份。

2.问卷调查对象人口描述性统计学分析。在1 490份问卷中，男性问卷调查对象为740人，占比49.7%；女性问卷调查对象为750人，占比50.3%，如表1所示。

3.研究工具。本研究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表1 问卷调查对象性别的频率统计

问卷调查对象的年龄分布在17～70岁，以中青年为主，如表2所示。

表2 问卷调查对象年龄的分布统计

纳米技术属于高技术领域，纳米风险属于科学研究中前沿领域的问题，纳米产品在市场上属于新材料产品。在选择调研对象时考虑到纳米技术作为国家支持的战略型高技术之一，其发展涉及官、产、学、研等相关方面，因此发放的问卷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几大领域，这些调查对象的职业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问卷调查对象的职业统计分析

(二)政府信息对公众纳米技术风险认知影响的相关性分析

公众选择纳米技术产品受到政府相关信息的影响，公众对纳米技术产品的风险判断与担忧会进一步影响公众对政府相关信息选择的动机。公众选择纳米技术产品受政府信息的影响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公众选择纳米技术产品时受政府信息的影响情况

受影响情况频次百分比有效百分比累计百分比无影响1026．86．86．8有点影响27418．418．425．2有些影响38525．825．851．1影响较多42628．628．679．7影响很大30320．320．3100．0合计1490100．0100．0

从表4可以看出，在公众选择纳米技术产品时受政府信息影响的统计中，无影响的仅占6.8%，有点影响的占18.4%，有些影响的占25.8%，有较多影响的占28.6%，有很大影响的占20.3%，公众总体对政府技术治理的信任认同感较强。

公众对纳米风险认知与政府提供信息的相关性分析如表5所示。其中，公众对纳米环境风险的认知与政府提供纳米风险信息的相关系数为0.083，公众对纳米健康风险的认知与政府提供纳米风险信息的相关系数为0.068，公众对纳米社会风险的认知与政府提供纳米风险信息的相关系数为0.123，公众对纳米技术伦理风险的认知与政府提供纳米风险信息的相关系数为0.170。由此可见，公众对纳米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及伦理风险的认知与政府提供的信息的相关性检验达到了小于0.05的显著水平。

表5 公众对纳米风险认知与政府提供信息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显著性测量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伦理风险Pearson相关性0．083∗∗0．068∗∗0．123∗∗0．170∗∗显著性(双侧)0．0010．00900N 1490 1490 1490 1490

**p<0.05

四、政府对公众参与纳米技术风险沟通意向的影响分析

(一)影响公众参与沟通意向的制度效能分析

政府是否重视公众意见，以及加强纳米技术风险治理是否有制度保障，将这些作为制度效能纳入计划行为理论框架，进一步考察政府对公众参与行为的影响。应用计划行为理论中行为控制变量表示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难易程度的相关因素，它反映的是个体对积极促进或消极阻碍个体行为因素的反应。公众参与风险沟通意向的影响因素的着眼点在于分析个体在实施某一特定行为时感受的社会压力。应用计划行为理论中自我效能和行为控制力是两个重要的子因素，其综合考察影响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有关障碍因素。公众一般会根据以往经验和相关信息，结合当前状况做出判断进而产生行为意向。因此，个体行为的决策绝大部分是根据个体行为涉及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后做出的。在量表题项的筛选过程中公众个体学历和职业的测量通过检验。因此，在问卷中将通过检验的制度效能纳入分析公众参与风险沟通意向的要素中。

(二)人口学特征下公众的制度效能测量

1.不同学历的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的制度效能测量。不同学历的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的制度效能方差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学历维度下考量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的制度效能ANOVA检验中，组间显著性为0.014，符合统计学要求。学历维度下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的制度效能均值描述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公众的学历越高，参与风险沟通意向受到制度激励或约束的影响就越大。

表6 学历维度下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的 制度效能方差检验

注：在分析表中相关内容时，由于软件对其中1份数据不识别，故表中统计数据总数为1 489，下同

图1 学历维度下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的制度效能均值描述

综上，学历维度下公众制度效能特征呈现以下规律：高中以下学历的公众呈现低制度效能影响的行为文化特征，大学专科学历的公众呈现较低制度效能影响的行为文化特征，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公众呈现较高制度效能影响的行为文化特征，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的公众呈现高制度效能影响的行为文化特征。

2．不同职业公众的制度效能测量。不同职业的公众的制度效能影响因素方差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在制度效能ANOVA检验中，组间显著性为0.012，符合统计学要求。不同职业的公众制度效能测量结果如表8所示，其中制度效能的均值描述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公众按职业划分后，制度效能最低的是学生，较低的是研究机构工作人员，制度效能较高的是政府工作人员、非政府工作人员，制度效能居中的是企业工作人员、高校教师和高校行政工作人员。

表7 职业维度下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的 制度效能影响因素方差检验

表8 职业维度下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制度效能测量结果

图2 职业维度下公众参与纳米风险沟通意向制度效能的均值描述

五、结 论

在风险沟通中，公众对风险信息提供方的善意信任是公众产生相关行为意向的依据。在多元的风险信息中，本文通过分析政府信息对公众的影响情况来考察公众对政府治理技术风险的信任度。从公众受政府信息的影响情况可以看出，公众受政府提供的技术风险信息的影响比较大，公众对政府治理技术风险的信任基础较好。

政府是否重视公众意见，以及纳米技术风险治理是否有配套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将这些作为进一步考察公众参与沟通行为的影响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公众个体参与纳米风险沟通行为的制度效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政府关于技术风险治理的信息公开化建设应继续加强。

公众人口学特征中学历和职业的制度效能统计结果显示，公众的学历越高，参与风险沟通行为受到制度激励或约束的影响就越大。在影响公众制度效能的学历因素中，高中以下学历的公众制度效能最低，大学专科学历的公众制度效能较低，高中及中专学历的公众制度效能较高，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公众制度效能高，其中硕士学历的公众制度效能最高。不同职业的公众制度效能的差别也比较大，其中政府工作人员、非政府工作人员的制度效能最高，其次为高校教师、高校行政工作人员和企业工作人员，研究机构工作人员的制度效能较低，学生的制度效能最低。政府在组织公众进行风险沟通的过程中，应在公众代表的选择上兼顾公众的学历和职业的参与意向偏好。政府在技术风险治理中，应加强理论框架的实证分析，以提高风险沟通中的信息可获得性和制度的保障性。

〔责任编辑：李晓艳〕

Ananalysisoftheinfluenceofgovernmentonpublicparticipationincommunicationintentioninthehightechriskgovernance——A case analysis of nanotechnology

Liu Zhongmei1, Peng Xumei1，2

(1.SchoolofLaw,DalianOceanUniversity,Dalian116023,China；2.DepartmentofTeachingQualitySupervisionandGuarantee,DalianOceanUniversity,Dalian116023,China)

In the process of high technical risk management,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the field of risk, the public’s cognition, and the information flow of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on the technical risk constitute the path of risk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 The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risk communication, the information carrier and the trust factors constitute the basis of the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concerns and the sourc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ublic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ccupation and education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cation intention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system efficiency.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publicity, improving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system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the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 technology.

risk governance; public participatio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effectiveness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67

2017-03-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科技前沿监测中的知识图谱方法与应用研究”(14BTQ030)；辽宁省社科联基地课题“五点一线规划下辽宁山海协作法律服务机制构建研究”(2016lsljdwtzdian-16)

刘中梅(1978- )，女，黑龙江五常人，大连海洋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环境与资源公共管理及法律研究；

彭绪梅(1979- )，女，山东临沂人，大连海洋大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创新管理与公共管理研究。

G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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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751(2017)06-006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