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哲学意蕴＊

哲学是时代精华。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习近平党建思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和方法论运用到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问题当中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一、本体论：遵循现实的社会存在，立足当下世情国情党情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以何为本？这是人类社会发展首先要认识清楚的问题。在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产生之前，存在着两种看法：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而唯心史观是占统治地位的。持这种看法的人只是在思想动机方面考察了人们的活动，忽视了决定思想动机的物质和经济因素，从而把社会历史看成精神发展史，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虽然费尔巴哈竭力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但是他不了解“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这一点，却从抽象的个人出发考察社会和历史。所以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46页。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的哲学，认为“全部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146页。。一切人类、一切历史存在的第一个前提 ——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他又通过研究政治经济学，确立了唯物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研究工作”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这一“达尔文式”的发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它不仅与传统的“半截子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还是人类思想史上社会历史观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也为我们考察社会和历史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使人们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看清了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划分”思想，抽离出了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领域和生产关系，两个“归结”思想，落脚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唯物史观，遵循现实的社会存在，把对中国共产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习近平同志曾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104页。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而要实现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1页。。但是当前我们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等，与人民群众的期盼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习近平同志指出：“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1、104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到了战略高度。“大党建”方面，坚持党的理论、性质、宗旨和纲领的先进性，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⑦李慎明：《居安思危、坚定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程似锦》，《红旗文稿》，2014年第4期。“小党建”方面，抓好党的政治工作、思想工作、组织工作、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具体党务。具体落实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以思想建党为基础，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用制度管党治党，将反贪肃贪作为重要任务，从严治吏，形成了新的治党思路。习近平党建思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立足当下国情，丰富和发展了以社会存在为本体的论断，开创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境界。

二、系统论：“五位一体”的治党维度，保持党内政治生态的常抓、长抓机制

事物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重要观点。恩格斯在考察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精神活动时说：“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5页。作为哲学范畴，联系是客观的、多样化的和普遍存在的，发展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过程。而形而上学或庸俗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他们认为一种事物永远只能反复地产生为同样的事物，而不能变化为另一种不同的事物”⑩《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301页。。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是应该被批判和淘汰的。看待事物之间的关系，应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要分辨出“非此即彼”“亦此亦彼”的界限，“此”非“彼”，“彼”亦非“此”，“并使对立的各方相互联系起来”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476、477页。。无论是考察事物本身，还是考察它在观念上的反映，我们都要动态地分析事物的普遍的、具体的、内在的联系，用整体性、开放性的观念看问题。“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这个变化，尽管会出现偶然的或暂时的倒退，但事物终究是前进、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既是时间上持续、空间上广延的相交，又是事物内在形态、结构、功能和关系的更新。总之，事物并非孤立，而是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的。

习近平党建思想饱含普遍联系和无限发展这一观点。在党的建设中，习近平同志认为，要统筹协调“全面从严治党”与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也要看到“全面从严治党”中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五位一体”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还要看到党建工作的连续性，以及建立常抓、长抓机制的重要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每个“全面”之间都是有机联系的。他强调，“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6、47页。，“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④《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6、47页。，“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⑤《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46、47页。。全面从严治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协同进行。党的思想建设是灵魂，是确保党向正确方向迈进的根基，是党的根本要求；党的组织建设是核心要素，对发挥全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党的作风建设是关键环节，对党提升形象、增强执政地位意义重大；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是内在要求，保证了党的纯洁性，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党的制度建设是根本保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任务，是党的其他方面建设的条件支撑。全面从严治党的五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五位一体”的治党总布局贯穿于党建的整个过程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立常抓、长抓机制，就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在任何阶段、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持之以恒，着眼长远，决不允许搞一阵风，使全面从严治党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规范机制，并将其融入日常工作中，使之常态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净化政治生态同修复自然生态一样，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人民日报》2016年1月13日。

三、矛盾论：把握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对立统一关系

“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其他物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476、477页。其中的同一和差异就是矛盾，恩格斯认为同一性之中包含着差异，事物与矛盾密不可分。恩格斯还指出：“差异和不可调和的对立物，是各占一边的两极，这两极只是由于相互作用，由于把差异性纳入同一性之中，才具有真理性。”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1、476、477页。列宁进一步发展了矛盾学说，他在《辩证法的要素》一文中指出：“事物是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⑨《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1-412页。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列宁又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①《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列宁的这些论述是对辩证法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在列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等内容，更为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绝对的，但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具有特殊性。“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296页。，这便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辩证观点。它指导我们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既要系统全面，又要善于抓重点，既要学会“两条腿走路”，又要学会“牵牛鼻子”。

习近平同志结合党建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认为全面从严治党要处理好四对对立统一关系。一是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的统一。习近平同志指出：“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③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思想建党是灵魂，“革命理想高于天”，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首要解决的问题。制度约束是保障，要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的运行体制，使各项制度对党员干部形成硬约束。二是严明党纪与发扬党内民主的统一。党的纪律是统一全党行动、意志，维护党团结统一的强有力武器。发扬党内民主则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要增强党员干部的看齐意识，而且要在党内营造民主讨论氛围。严明党纪与发扬民主是有机联系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忽视，要将二者统一起来，形成既有民主，又有纪律的良好局面。三是反腐治标与治本的统一。反腐治标，就是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打虎拍蝇”；反腐治本，就是必须形成不想腐的长效机制，提高拒腐防变的法律执行能力。治标与治本相辅相成，治本重在治标，治标为了治本，反腐必须标本兼治。四是从严治吏与发挥模范作用的统一。从严治吏就是完善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加大对权力的制约力度。发挥模范作用就是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作为榜样。④盛若蔚：《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四、实践论：常抓“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134页。在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科学实践观以前，各种哲学学派在看待实践和认识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观点：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认识是主观自生的，是心灵自由创造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同样忽视客观存在，而将认识归为上帝的启示或者绝对精神；旧唯物主义者，离开实践考察认识，不能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关于实践和认识的问题，马克思这样说过：“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136、134页。列宁说：“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⑦《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通过揭露党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认为认识的发展过程是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⑧《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296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为认识提供了可能，人的认识问题最终要通过实践来解决。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实践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工具。基于此，人们才能从事科学试验的研究，人的认识才能不断发展。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发展，人们要想知道被认识对象的真实状态、关系和规律，只有通过实践直接地改造和变革。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与认识对象接触，才能反映到头脑中，形成直接经验，并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实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推动认识发展。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①习近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习近平同志坚持实践的观点，严抓“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实践活动，提出了一系列党建重要思想。对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习近平同志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81页。这为党风建设指明了实践的方向。“严”就是每个干部都要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责任意识，扫除思想灰尘，自觉接受监督；“实”就是每个干部在工作各方面，一件一件落实事情，一点一点积累修为，做事踏实，做人诚实、老实。以“严”和“实”来要求党员的专题教育，针对性强，便于落实到行动中，是思想、作风、党性的集中“补钙”和“加油”，是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最好诠释。开展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③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人民日报》2016年2月29日。。“学”就是通读党章，全面理解党纲，牢记入党誓词、党的宗旨、党员的权利义务，学习党内法规、党史、革命先辈、先进典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做”就是以知促行，做“四讲四有”合格党员，让“四个合格”成为党员标配。“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它明确了广大党员学什么，怎么做，是新时期知行合一的行动指南。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警示我们，腐败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人心向背。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还没有结束。实际上，古今中外腐败问题不是新鲜事，但它是大事要紧事，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坚持惩治不放松，保持高压态势、零容忍态度不变。

五、历史主体论：以“人民群众”为圭臬，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

是谁创造了历史？又是谁决定着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历史活动中重要的是行动着的群众。”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回答。唯心史观认为社会意识是第一位的，否认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决定力量，宣扬历史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的，忽略人民群众的作用（这也称为英雄史观）。英雄史观的倡导者，夸大历史舞台上少数英雄人物的作用，忽视幕后广大的人民群众；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仅看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掌权的统治者，忽视从事生产劳动的大多数人。唯物史观主张，探究历史创造者的问题时，应以社会历史中存在和发展的现实的人为前提，并在社会历史的整体联系和具体过程中加以把握。“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就整体而言，无数个“个人”（即群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就组成了社会的形成和演进，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也提到了“合力论”的观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还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创造和改造着社会关系。毛泽东客观看待人民群众的作用，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1页。。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持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我们党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扬其首创精神，保障其各项权益。

习近平同志坚持群众史观，进一步明确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积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将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各个方面。他强调指出，“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③习近平：《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人民日报》2013年12月5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367页。。“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67、367页。， “全党同志要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当家作主”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群众路线既是党的生命线，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既是巩固党执政之基的要求，也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体现。全党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当好人民公仆；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到条件艰苦、情况复杂、矛盾突出的地方解决问题，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习近平同志要求全党同志要牢记并恪守党的宗旨，以优良作风凝聚人民，让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在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生根；按民主集中制办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提高决策水平，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重视、倾斜、关爱、支持基层，确保基层有资源、有能力为群众服务。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真理的终结者，而是新起跑点的领航者。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继续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结合中国特色，回答中国问题，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中国风格、中国话语。习近平同志的党建思想，立足五个方面，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想武器，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回答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实际问题，是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境界，将会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