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文化实践高度与文化生态品质＊

正是有了改革开放40年的坚实积累，党的十九大自信宣示继往开来的“新时代”到来，明确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以及确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十九大标定的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的国情定位可以从三个“转变”来认识：一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二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三是中国从被动适应的对外开放到为全球化治理提供中国方案的“转变”。

所谓“时移世易”，当代中国正是抓住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顺应世界潮流中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这里面既有中华民族血脉中特有的“勤谨”与“圆融”，也有文化传统精华中蕴含的“和而不同”与“有容乃大”。由此可见，国家整体实力较量的高端形式最终还是文化与文明的较量，外在物质的丰富最终还须内化为一种“文明气质”和“文化优雅”。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新时代的文化实践定位与文化自信引领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国家的精神旗帜，文化兴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明确把文化的重要性和文化建设的地位上升到关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高度。习近平同志早在2013年11月底于山东考察时便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②参见《习近平在山东考察》，人民网，2013年11月29日。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更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迈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尤其需要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与推动；经济社会越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的美好需求和向往就越高，改革发展越向前推进，就越需要正确的文化价值观的引领。我们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力、创造力。

文化自信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引领，党的十九大发出“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搞好文化建设的前提是“明道”，就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最终实现美美与共，让文化葆有持续生长的内在力量。当代中国迫切需要解决“软实力”的提升如何跟上“硬实力”的发展等问题，以构建新的社会平衡并培育更加良性的发展机制与文化生态。这其中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与时代相符合的“思想市场”③“思想市场”这个概念，最早见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1910-2013）在1974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的论文。该文认为：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科斯就此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地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科斯挑战的论据：第一，思想市场由很多个人的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是怎么声明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第二，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可能；到底是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少管制，要依成本而定。在他晚年著作《变革中国》里，对“思想市场”也有详细论证。以及如何更好地坚守“制度正义”，在新型生态文明奠定的“美丽中国”的基础上更好地展现“文化中国”的魅力与优雅。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同时，科学的现实“制度”离不开正确“思想”的支撑，正确“思想”的产生依赖“思想市场”的盘活，而更趋成熟与完善的“制度正义”则是“现实”趋向“思想”的保证。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我们反对任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文化专制。

文化创业常比经济政治创业更复杂，其意识形态性常使文化创业更需要探索、决断与开拓，其精神滋养性更需要为生命立心、为民族护魂、为万世守神的深谋远虑；误用、滥用公共的文化权力，将延误文化发展的机遇，浪费公共文化发展的资源。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并不表示自我封闭，需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需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该学习别国的东西必须要学习，该与时俱进创新的必须创新，以此来互补互促、互相提高，为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我们期待全社会能在敬畏与活用的基础上对待传统文化，在平视与善解的基础上对待外来文化，在包容与探索的基础上对待当代文化实践。这也正是十九大报告中反复强调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深刻寓意和丰富内涵。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当代中国文艺健康发展必须坚守“树三讲”和“去三俗”，即树立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创作风气以及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同时，贯彻好“艺术家应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精神，以“四个自信”主导文化发展并致力于锻造新常态中的价值共同体。②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10月14日。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有意识地通过自己的杰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好中国精神，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

二、正义视野中的文化生态与精神品质

一个国家要实现真正的崛起，制度与信仰均不可或缺且同等重要，也就是说，在制度安排与政治谋划之外，民众个体还必须拥有坚实的信仰与饱满的精神。反之，当政治制度和精神信仰全部破产，这个国家也就必然没落。

当然，现时代的精神信仰未必是宗教，从更具积极和普及进步意义的角度说，它是本民族文明与世界先进文明产生“化学反应”后的普适性价值观。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当代中国确实存在着经济的亢奋与实绩掩盖了精神的贫乏与扭曲等发展不平衡问题，整个社会的文化与精神出现了巨大的断层。同时，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的主流文化并未显示出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与化育性，这导致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判断以及自我评价越来越走向物质化的单一标准，个体没有了丰富多彩的多元化选择，整个社会都“向钱看齐”，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陆空前强大并深刻塑造着社会各阶层、影响着社会各领域。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文化存续的正义问题——包括制度性、行业性、伦理性甚至审美性的，尤其是民众中出现的道德滑坡和精神萎靡，如何才能尽早扭转这种文化生态的严重失衡与精神质量的持续下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

犹如自然界需要生态平衡一样，文化要健康地发展也需要“生态平衡”。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正确处理诸如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公益性文化与经营性文化、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型文化业态等之间的关系，使其和谐共存、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以文化的“生态平衡”保障和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如何保持与发挥文化生态系统内部的活力与创造性，尤其是精神文化的良性生成才是文化生态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确保文化的多样性，又要促进文化的创生性，从尊重生命存在和维护族群正义的高度，努力确立和保障人的多元选择和全面发展。①参见傅守祥：《现代城市发展中的文化生态养护与共同体重塑》，《温州学刊》，2017年第2期。

综合分析，文化生态的正义问题，从外相上看关涉文化种类保护、文化族群博弈及其相关的体制转型等，但从内里看关涉的焦点仍旧是精神品质与文化活力。处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华文化，不得不同时面对来自外部的、发达文化体的竞争压力和面对来自内部的、文脉接续的整合压力。考察当代中国的文化生态，应该特别关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主义日渐强势的中国当代文化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与关系，既包括社会大系统内的经济、政治、社会、军事因素等对文化变迁与文化品质的影响，也包括“作为观念的文化”的内部微循环、微生态对精神质量、审美品质的影响，尤其是人文性的经典文化的原型性和硬度、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个性化与品质、主导性的官方文化的宽容度与弹性、原生态的民间文化的多样性与抗争以及文化生态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等。

文化生态好坏与否的主要衡量指标是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文化的地方性与个体经验性以及文化内部的平衡、活力与衍生。当然，文化生态的暂时性失衡有时是正常现象，譬如文化主潮的时代兴替、文化品质的局部下降、审美品格的调整性失调等等，但是要坚决防止文化生态的持续恶化、文化正义的长期缺失以及世道人心的时代迷失。当前，我们应该进一步发掘经典文化包蕴的生命智慧，及时纠正大众文化的过度扩张与超级霸权，警惕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交融而形成的“审美化生活”的隐秘危害及其排他性、遮蔽性，更要警惕政府在“文化振兴”口号下制造新的文化失衡，防止其引导文化生态走向进一步的恶化。

美国著名法理学家富勒有句名言：“法是使人的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②[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06页。当前的“法治中国”建设同样适用于文化发展领域，文化引领与发展战略等实践活动必须合法依规，既要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又要符合国际惯例。然而，尽管从“政府计划”的“全包”向“市场主导”的“调节”的社会大转型进行了三十多年，也取得了不少突破，但是中国在文化体制变革与文化生成机制方面的创新不足、成效不大，并未形成真正的“有效市场”，最主要原因还是旧有体制造成的、是制度正义的缺失造成的。文化产业各领域迫切期望实现制度创新，希望以“制度正义”的推行构建“完全的、有效的”市场化秩序。

文化的内容标准和市场要求在本质上是不冲突的，“叫好”和“叫座”也是不矛盾的，当前出现的文化“内容质量”问题亟需“制度正义”式的纠偏，但这些问题应该是阶段性、可调控的时弊。对于当前中国面临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自然环境日趋恶劣、人越来越成为“单向度” 的消费机器等问题，马克思早有过前瞻性的批判和预警；所以，要彻底解决当代中国的这些系统性难题，我们必须从更宽广的视野、从思想史的维度“回到马克思”，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有机论和整体论，既承认事物具有客观规律性又承认事件的概率性和趋势性。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就能解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诸多现实难题。①参见李潇潇、王海锋：《思想史与现实双重维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3日。

简言之，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来说概莫能外。正如德国思想家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它也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③参见林伟：《习近平奥巴马会晤“对接”中国梦与美国梦》，人民网，2013年6月9日。如果说“美国梦实际上是激发全世界人们去向往自由的生活，使他们对自己与生俱来的潜力有所认知。同时，它是一种能力，体现在运用自己最强大的资质来展现自身在生活中的潜能”④《尼尔·布什：我为罗姆尼的反华言论感到羞耻》，中国青年网，2012年10月25日。，那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指引下，中国民众就有理由期待生态文明的时代转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以更大政治勇气与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改革，能够推动社会公平与文化正义的进一步落实，能够促进文化生态的改善与再平衡，并将有利于人文生态的良性化以及大众文化的人文化。

人们期待“宽容的对话”和“协商式治理”能够增进新世纪中国的制度正义，期待领导人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和资源，为“公共理性”的释放创造条件，寻求一条通向开放社会和国家民主的道路，保护每一个人相应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利、文化权利和生态权力。同时，媒介素养的提升、审美修养的提高、以文艺实践的低限与底线伦理的共识为基础的审美伦理的探索、以意义世界的生成与超越有限的自由为目标的美学重构，均将有助于文化内涵的丰富与精神品质的锻造，有助于“魅力中国”的形成和展现。

结 语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新时代”，怀揣着伟大的梦想踏上新的征程，准备迎接历史的考验。“新时代”不是历史的自然程序，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新时代”是奋斗的目标、是拼搏的结果。传统典籍《礼记·中庸》载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它确实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所必备的危机意识和战略警醒。我国正处于一个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发展形势总的是好的，但前进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我们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犹如“恶补”硬实力的经济、军事等一样，我们亟需通过制度正义、体制调整与实践创新等充实中华文化的实力和提升中华文明的水准，才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实现伟大复兴。我们应坚持保护传承与发展创新并重、文化事业建设与文化产业发展并举、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融合、文化发展繁荣与经济转型跨越互促，通过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体悟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弘扬优秀传统的同时努力吸纳创新，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总之，整合全社会的精神资源，凝聚人心并团结民众，推动一个强有力的、具有最大程度文化认同与文明共识的中华民族的真正形成，这才是“中国梦”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兴盛的价值所在。

党的十九大吹响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嘹亮进军号，此时更需坚定信仰的指引，更需人心与力量的凝聚。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民众，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只有使最广大的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学以致用、学用并举，才可能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涌现，才足以为中华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