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杂谈（续）

陈武

签名本

近日收到一套珍贵的签名书，由王干、汪朗共同签名，还钤一枚汪曾祺的印章。汪曾祺先生的赠书印章我见过，不止一种，有大有小，有朱文有白文，“汪曾祺印”四字大都规规矩矩，另外还有一枚“人书俱老”的朱文篆字闲章。有时候只钤一枚，有时名章闲章同时钤印。汪先生已经逝世多年，在新出版的书上钤有一枚汪曾祺印章，这是怎么回事呢？待我慢慢说来。

2017年是汪曾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许多出版社都争相出版老人家的作品集。我朋友林苑中先生是个有经验的出版人，也策划了一套三卷本的“珍藏汪曾祺：情不知所起，一汪而深”的纪念文丛，分为三卷，分别是：《散落的珍珠——民间书画拾遗》（壹）《月夜赏汪文——妙文采撷赏析》（贰）《影像与足迹——照片里的年轮》（叁）。在第二卷《月夜赏汪文——妙文采撷赏析》里，还收我两篇拙文，《重读〈受戒〉》和《读〈八月骄阳〉》。丛书出版后，林苑中制作了少量毛边本，请汪曾祺先生的大公子汪朗先生和丛书编者王干先生分别签名，并征得汪家同意，把汪曾祺先生生前用过的印章钤在书扉上，分赠给部分作者和书友。我的这套书，就是这样得来的。

关于签名本的源流和意义，爱书人都知道，我就不再多说了。我这里只简单介绍我珍藏的几种签名本，描述一下得书经过。

2007年深秋，我在北京大学听了一段时间的课，有一天上午，在教室隔壁的小会议里，看到有一个《日藏汉籍善本书目》的新书首发式，出席首发式者都是北大的名教授和文化界名人，从座席卡上，能看到任继愈、徐俊、白化文等文化名人。我觉得有机可乘，便逃课，在北大校园的一家书店里，买了一本任继愈在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学术随笔集《竹影集》，利用会议间隙请他签了名。后来又后悔没有买白化文先生的书，虽然他也在我的笔记本上留下了他的墨迹，总归是遗憾。大约一周后，我便利用一个周六的上午，跑到北大南门外不远的一家中国书店的门市部里，一口气买了六七本白化文的著作，乘公交车来到颐和山庄白化老的家里，请他在我的书上签名。白化老的签名不拘形式，在《三生石上旧精魂》和《汉化佛教与佛寺》《人海栖迟》等书签上“陈武同志正讹”，落款是“白化文借花献佛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在《稽神录·括异志》《楹联丛话》等书上签“陈武同志惠存”和落款日期。这次登门拜访，还有一个重大收获便是，经白化老介绍，认识了他的师母、我国著名佛学家周绍良先生的夫人、海州大乡贤沈云沛的小女儿沈右兰女士，近百岁的沈右兰女士送我一本《周绍良先生纪念文集》，并在上面签了名。白化老在《人海栖迟》一书里，收有一篇《恭祝秋浦周先生并沈夫人米寿暨结缡七十载寿序》，文中有这样的句子，“秋浦周先生暨德配东海沈夫人”，赞沈夫人的句子一段曰：“沈夫人画阃含章，名闺蕴采。内外同称圣善，子女仰望温慈。”文末曰：“时维乙酉桃月，修禊吉日良辰，受业白化文顶礼九拜谨叙。”1999年，老作家冯德英先生来连云港，我得知后，特地带着他的代表作“三花”，即《苦菜花》《山菊花》《迎春花》等书，请他签名。苏州才子王稼句的签名有特色，有一次我带着他新出的《吴门烟花》《夜杭船上》《坊间艺影》请他签名，他分别称我为“先生”“兄”“方家”等。天津藏书家、学者罗文华先生的题签内容里，含有勉励的意思：“掬云捧月润笔淘书”，“掬云”是我的书斋名。著名评论家阎晶明先生很客气，所签都是“陈武吾兄指正”，着强调“吾”字，表明和受赠者的亲密关系。另一位著名评论家王干先生潇洒，一略的“陈武兄批评”，整齐划一。著名作家苏童的签名是“陈武兄指正”。这些文学大咖真是客气，其实我既不敢指正，也不敢批评。这是他们的谦虚，是美德。我所做的，只能是认真学习、领会。叶弥的签名别有情趣，在《红粉手册》和《去吧，变成紫色》二本书上，签“陈武先生看看”。毕飞宇先生在台湾版的《玉米》上签“送陈武兄”也挺朴素亲和的。二十多年前，刘元举先生曾签名送我一本《西部生命》，颇值得一说，记得是在他家的书房里喝茶闲谈，聊起最近的创作，他忽然想起来，要送我一本书，在书架上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本《西部生命》，这是他一部重要的散文集，1996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把书拿在手里翻翻，有点抱歉地对我说，不好意思，这本原是送给别人的。我说没事，重签。他也哈哈一乐，在环衬上签了字：

真正有缘的人才最应该得到赠书。

陈武友留念

一九九七年夏天

于沈阳

刘元举

在签名的前方，还盖有一方印章。而这本书的扉页上，原有的“请大中先生教正”和签名时间“一九九六年春”的字样还保留。这种特别的签名本，图书收藏界据说有新名词儿，叫“改签本”。

以上是说作者赠送的签名本。在坊间，我还收有不少作者签给别人的签名本，这大多是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书，个别是从网上竞价买来的。比如我在竞价购得一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的《叶圣陶年谱》，就是编著者、叶圣陶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先生赠给“启华”的，所签为：“启华尊兄指正商金林寄呈1987.5.15”。启华者，不知谁也，也不知道这本书怎么会流到旧书市场的。有一本1979年出版的《连云港文艺》第四期上，有丁义珍的签名，内容为“赠‘东海文艺’编辑部苗运勤同志存阅连云港博物馆丁义珍”，日期是1980年3月9日。苗运勤的“勤”，应为“琴”。这本杂志的头条，是丁义珍的一篇民间故事，题目叫《吴承恩上云台》。我在购买这本旧杂志时，已经知道苗、丁二位先生都已经去世多年了。

签名本而外，还有一种“签章本”，其实是签名本的一种外延。签章本大多没有上款，也没有日期，是事先钤好数本，参加某种活动时拿出来随手赠送朋友的。我就藏有白化文老先生的一册签章本《敦煌学与佛教杂稿》，中国华局出版，蓝面精装，程毅中提签。所钤印章有特色，为阴阳混合，“白化文”三字为隶变阴字，敦厚稳重；“持赠”二字为小篆阳字，线条古拙，潇洒飘逸。另外还有秋禾赠送的《中国藏书大辞典》《书评概论》等书，也是有特色的签章本，只盖一枚“徐雁持赚”的篆书大印。与签章本相类似的，还有一种没有上款的签名本，只签一个作者姓名，现在也受到爱书人的喜爱了。还有一种签名不是作者所签的，而是赠书者作为礼品赠送给朋友的，这种书大多是中国古典名著或世界名著，也有字典辞书什么的。比较珍贵的签名本是限量毛边书，每本带有序号，一般序号排到五十，多了就意义不大了。

近年来，网上卖旧书风行，有专门拍卖签名本的，有的是个人，有的是机构。各种形式的签名本、签章本都有，同一种书，同一个品相，有签名、签章和无签名、签章的价格大相径庭，特别是名家签名，又特别是名家签给名家的，更是价格翻倍。比如一册普通简装本的《山湖处处》，1985年出版的小32开，因为有毛笔签名，夏木书房的起拍价是三百六十元。不是签名本的，在旧书市场十几二十几块钱就能淘到。文友李建新先生喜欢淘书，似乎尤爱签名本，又尤其喜欢汪曾祺、孙犁等文学前辈，他在网上就淘得多部汪曾祺的签名本，价格不菲。签名本成了增值的一大由头，也是签名者和获赠者当初没有想到的。

我的淘书，多半是为了读和用。读书的功能就不用多说了，目的不一样，读的书也不一样，比如我是写小说的，兼写文化类的随笔、杂感，遇到我喜欢的小说和文史方面的书籍就多买点，签名本也不去刻意求之。但因为这个圈子不大，许多同行都成了熟人朋友，有的还尊为前辈师长，他们每每出版著作，我会买一本请其签名，他们也会签名送我。记得我到大学者程毅中家请老先生为《白化文文集》题写书名，为了便于拉近关系（当然也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我特地在网上淘了几本程老的著作，又跑到中华书局门市部，买了他的近作五六种。待到他家四面都是书的客厅里坐下后，便先拿出他的大著，老先生大为惊讶，谈话气氛遂宽松了起来，他不仅在我携带的书上题了签，还愉快地答应写序。不久之后，我就收到程老写来的序言了。

毛边本

我虽没有刻意搜集毛边书，但坊间也有所收藏。早期只从鲁迅、周作人、唐弢、黄裳等人的文章中略知一二，也在姜德民的书中见过其尊容。真正收到毛边书，是得秋禾（徐雁）先生所赠，时间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了，这便是由秋禾编辑整理的《雍庐书话》，书的作者梁永，本名钟明，是古城西安的一位爱书家，他的本职工作是建筑工程学的教授，喜欢新文学收藏和版本研究，常有这方面的书话文章发表，梁先生生前将书稿托交一家出版社，因种种原因，该书未曾面世便溘然长逝了。秋禾在编辑《读书大辞典》时，得知这一讯息后，便倾力促成该书在他供职的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还写了长文《编辑手记》附后。首印只1500册，还留有少量毛边书赠送同好。我这本的编号是“011”，书扉上有“陈武先生雅存”的题签，并钤有一枚“秋禾持赠”的篆印。但是按照毛边书的制作要点，即“地齐天毛”的标准，这本《雍庐书话》属于毛边书中的错本，“天齐地毛”了。如此说来，按收藏的惯例，这册“错边”毛边书，更是珍贵了。

沈文冲先生送我的《毛边书情调》也是一册毛边书，还另赠一把刀，刀是红木的，专门用来裁书。该书是一本关于毛边书的文章汇编，收有鲁迅的《毛边装订及其他》、周作人的《〈毛边装订的理由〉按语》、唐弢的《“毛边本”与“社会贤达”》《“拙之美”——漫谈毛边书之类》、舒芜的《也说毛边书》等。后来，我又陆续收到罗文华、王稼句、赵玫、自枚等人赠送的毛边书，罗文华所赠的《与时光同醉》的毛边编号是“之陆拾捌”。徐雁和自枚还把杂志做成毛边本，如徐雁实际负责的《今日阅读》试刊号就是毛边本，书内首页钤有“徐雁赠书”的印章。自枚也把自己担任主编的《日记杂志》第四十七卷做成了毛边书。

关于毛边书的把玩和阅读，各人体会不同，王稼句在《夜航船·毛边书谈琐》里说：“在我想来，只在耐读的小书，最适宜毛边，特别是读得兴味盎然的时候，又要用刀裁一帖，有一个小小的停顿，好像说书人卖的关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将你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还有裁约纸，最好用竹子或红木做的刀，一刀裁下去，纸边并不光洁，略有一点毛茸茸的，仿佛素面朝天的女子，比起画眉抹粉后的样子，更有一种自然朴素之美。尤其裁纸的过程，眼里看着，手里动着，还有那咝咝的声音，你仿佛就与书融合在一起了，似乎只有在你的劳作下，这本书才有了它的意义。”我的阅读，没有王稼句这么用心，使用的刀也是一枚废弃的银行卡，有时随手拿一张名片充刀，总之能把书页裁开就行。

白化文先生有一篇短文，曰《侍坐话“毛边”》，讲述他年轻的时候，听他母亲和一位图书馆老馆员关于毛边书的议论，还讲了一个段子：

丘吉尔送一部自己的著作给一位贵夫人，这位夫人在当时尚属英国殖民地的开罗有一幢别墅，欧战时，夫人搬到别处，别墅空着，丘吉尔到开罗开会，就住在那幢别墅里。一天，丘吉尔在那位夫人的书房里看到自己送她的那本书，从书架上取下来看，还没裁开呢！丘吉尔动了真气，在扉页上写了一段批评那位夫人的话，说她辜负了自己的一片好意，也不读书。言外之意，此书“明珠暗投”矣！……战后夫人归来，偶然翻阅此书，发现留言，大喜，立即送伦敦拍卖行，以高出书价许多倍的价格拍出去了。丘吉尔闻之，更加恼怒，想写信与那位夫人绝交。有人提醒，若写信，可能接着还得拍卖。于是截止。

这个故事说明，送书，也是要看对象的，即便是普通开本的书，也不能随便乱送，又何况特制的毛边书呢。

我后来接触并从事图书出版行业，屡次想把自己策划出版的书籍做少量毛边本，用以赠送同好，可每次都因各种因素未能如愿，真是心有不甘。

碑 帖

并不是因为要练书法才收藏碑帖。碑帖也可当作闲书来消遣，比如一册《曹娥碑》，无事时翻翻，看看帖子，领会一下字体结构和用笔，再想想关于曹娥和《曹娥碑》的诸多轶事，心情会大不一样，仿佛读了一本大著。一册《宣示表》，一册《洛神赋十三行》，一册《虞恭公温彦博碑》，都能让人产生许多怪异且有趣的联想。就说书写《虞恭公温彦博碑》的欧阳询吧，这位书家钻研书法痴迷到什么程度呢？传说有一次外出，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上的字特别好，细看，原来是大书法家索靖所写，便索性在石碑旁边打了地铺，睡了下来，足足看了三天，才起程赶路。朋友陈立新，在多年前，曾经跑遍云台山，拓了不少山上历朝的石刻，唐、宋、明、清的都有，承他送我几贴，我也是经常拿出来把玩欣赏。帖子看多了，便也想写点小文，有一天买到一本《王羲之小楷字帖》，制作颇下一番功夫，我便写成一篇小文，曰《黄松涛和〈王羲之小楷字帖〉》，原文抄录如下：

市面上关于王羲之的法帖多如牛毛，毫不稀奇，翻印水平也有精有劣，概不一一说之。我手头的这本只有二十四页的《王羲之小楷字帖》（武汉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是2003年春，在华联边的冷摊上购得的。喜欢这一本小幅书贴，倒不是喜欢书法，相反，我对所谓书艺，一向的不以为然，古人写字，不过是用来作文用的，是必备的一种技能，就算中国文联成立之初，也没有这样的协会。成为一种专门艺术，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但是这本小书值得雅玩的地方，是和我喜欢的一个文士有点关联，这就是“凤栖村民”黄松涛先生。黄氏出生于1900年，活了一百多岁，直到2002年才驾鹤西去。他原名华，曾用名颂陶、木夫，笔名柝翁，别署凤栖村民，湖北汉阳县人，绘画、书法、音乐、文史典故皆精。生前曾为武汉文史馆馆员。这本小书的封面画、题签和封底篆刻均出自黄松老之手。

黄松涛先生世代耕读，诗书传家，沈必晟有他的小传，称他“幼从伯父雨亭公学诗文书画及古琴演奏，及长从上海熊松泉先生习画，又从南昌涂尧学篆刻，壮岁在武汉执教鬻艺。常与杭州钱越荪、临川黄鸿图、太平盛了庵、长沙唐醉石相友善，与邓少峰先生居闾里，探讨三代两汉六朝金石文字及历代名画，获益良多。”他画山水、花鸟、走兽等，“用笔古拙朴厚，章法深秀典雅，设色奇丽秀润，有朴茂浑融、温润古健之意趣。”他亦作瓜蔬果鱼，也是水墨淋漓、清气可掬。《王羲之小楷字帖》的封面画就是他八十四岁那年创作的，是他为这本小书专门的量身定做之作，取意晋人王羲之的《黄庭经》的典故——这画里的故事是我们熟悉的——晋代大文士王羲之因为爱鹅，被山阴道士敲了竹杠子，写了一部《黄庭经》，换了一对大白鹅。因为这个典故，《黄庭经》又称《换鹅帖》。写字的人都知道，《换鹅帖》可是历代楷书的范本啊。李白在某年到绍兴，游了古镜湖，写了一首《送贺宾客归越》，专门提到了这个典故，诗曰：“镜湖流水映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本书帖就收了《黄庭经》（另外还收了《乐毅论》，并附了王献之的《洛神赋》）。画面是池塘边草地上的三只小憩的大肥鹅，有卧息，有引颈抖翅，特别是边上的那只，可能是听到草丛里有蛐蛐声吧，正转首窥探，虽然它们都是闲散状，神态竟是如此的各不相同，真是到了化境啊。

这本书帖的题签也出自黄松涛之手。黄氏书法，“初从颜楷《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入手，后遵伯父雨亭先生命，临习王羲之《怀仁圣教》及孙过庭《书谱》，在和清道人弟子黄鸿图先生的交往中，又对碑学极为用功，曾对《龙门二十品》、《魏齐造像》、《崔敬邕》、《孟敬训》等临习殆遍。”他的题签字体用的是隶变，用方笔、铺毫，转折处喜翻笔挫锋，看他的字，端直快厚，奇古凝重，深秀雄浑，味醇意隽，颇富金石之神韵。

封底的“武汉市古籍书店”的篆印也是黄松涛的手治，该印于平实中见气势，于精细处见生动，平实而不呆滞，生动没有怪妄之陋。

另据沈必晟先生所撰黄氏小传，说他对音乐亦是精通，“雅擅古琴演奏，曾师从方眉、谢耘僧、徐瑞芝诸先生，在1956年中央民研所全国琴人调查及录音汇编时，曾录制有平沙、醉渔、渔樵、梧叶诸曲，先生亦精通梅花、阳关、高山、忆故人、欧鹭、孤猿词、普安、石上流泉、樵歌、捣衣、风雷引等诸曲目，为世人称赏。”

一本薄薄只有二十来页的小书，没有一字前言后记，却又如此的富有情趣，确是难得。

这篇短文作为《读艺小札》的一节，收在《尚书有味》（花山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里。有一次我在朋友王干先生的办公室谈事，看到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书法条幅挂在墙上，有的字体很眼熟，一想便想到了苏东坡的《黄州寒食诗帖》，觉得他一定练过此帖。后来请他为《中国好小说》题签，闲聊起了书法，果然如此。他还说到苏老夫子的字虽然“迅疾而稳健”，但气度不足，而他更注重“疏密有度”、“转换多变”、“顺手断联”，且能“隔行通气”。待我读到他的散文集《隔行通气》时，我知道了，王先生是把书法当成文章来经营打造的。

书法家平时临帖固然是毕生功课，但我倒是觉得，把碑帖当闲书来读，该更为重要。君不见，哪位书法家箧中没有数本法帖呢？他们不一定完全是用来临写的，书到一定的境界，读帖也是一件要功力的事，有时比临摹更为重要。有一次我翻看《翁同龢归籍清单》，在老先生整理的数箱带回原籍的物品中，大多是书籍、画册、书札、长卷、册页、碑帖和书房用品，我粗率统计一下，仅各种拓本、书谱，就有百余种，如《宋拓娄寿碑》《宋拓劝进表》《宋拓群玉堂帖》《宋拓茅山碑》《宋拓大观残本》《宋拓晋唐小楷》《宋拓道因碑》《宋拓玉枕兰亭卷》《董香光十三行小楷册》《宋拓宝晋斋米帖》《宋拓修类司帖》《乙瑛碑》《国山碑》《明拓宋广平碑》等等，这些都是老先生倾大半生心血搜罗的，也浸透在他的学问中。

而读碑、抄碑，进而对碑帖产生兴味，做起了学问，这又便是鲁迅当年的路径。鲁迅抄碑的事，除了他在《呐喊》的序言里已约略说到而外，较详细的是周作人的回忆文章，仅《鲁迅的故家》里就有三篇，《抄碑的房屋》《抄碑的目的》《抄碑的方法》。抄碑的房屋是S会馆，即绍兴会馆，目的呢？《抄碑的目的》有详细说明，是为了“逃避耳目”，因为“洪宪帝制活动时”，袁世凯的特务到处活动，“由他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也就多少可以放心”。鲁迅“假装玩玩古董，又买不起金石品，便限于纸片，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单拿拓本来看，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于是动手来抄，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这是很合算的事”，“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要左右远近得细看，才能稍微辨别出来”。袁世凯死后，鲁迅原本不用再抄了。可他还是继续抄，前后有四五年时间，竟然抄出了兴趣来，周作人在《抄碑的方法》里说，抄着抄着，想着要校勘这些碑文了。因为“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金石萃编》对比，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他的方法是先作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广，共几行，每行几字，随后按字抄录下去，到了行末便画上一条横线，至于残缺的字，昔存今残，昔缺而今存微存形影的，也都一一分别注明。从前吴山夫的《金石存》，魏稼孙的《绩语堂碑录》，大抵也用此法，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鲁迅的“标准的著作”没有写成，用现今的眼光来看，也许并不可惜，因为在钱玄同的游说下，他还是操笔写出了此后影响中国白话小说的《狂人日记》。

鲁迅由读碑、抄碑，到当成学问来研究，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我的读碑帖，也没有明确的目的，更没有要拿它做成学问，如前所述，只是当闲书来读的。有一段时间我读法国作家乔治·佩雷克的小说《人生拼图版》，莫名其妙会想中国的汉唐碑拓，把汉唐碑拓拼接起来，不就是一部中国史吗，如果任意拼贴，更是包罗万象的中国史了。

花草·清供

周瘦鹃先生在《花前琐记》里有一篇《插花》，开头便说：“好花生在树上，只可远赏，而供之案头，便可近玩。”一个“玩”字，道出了心境和情趣。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喜欢在书房里弄些花儿草儿，一方面作为摆设，可以丰富书房气氛，增加书房色彩，净化书房空气，让书房像花草一样生长；另一方面，服侍这些花儿草儿，在工作疲倦的时候，给花草浇浇水、松松土、施施肥，可以打打岔，所谓放松情绪、缓冲神经是也。

吊兰最适合书房，浇水施肥都不用讲究，随便给它点水，就能洋洋洒洒地展示青葱和翠绿。旱伞草也喜水，株形美观，叶形别致，和兰草一样不在乎环境。比较而言，棕竹、文竹就要娇气一些了，特别是文竹，你就是精心去服侍，也会不小心把它给得罪而耍点小脾气。在我的书房里，我喜欢的，要数紫色的落新妇花，其根茎粗壮，习性强健而耐寒，姿态直立而婆娑，小花繁密雅致，特别耐看。但是，这些花草都不及我对牵牛花的喜爱。

牵牛花在乡间是常见的野花，小树、芦苇、笆帐上常常缥满了喇叭形的花朵，早上开得花喷喷的，过了中午，它就蔫了。它的花只开半天，我们都是知道的。女孩子们喜欢把喇叭花一朵一朵揪下来，红的蓝的白的紫的，串在一根细长的柳条上，做一个花环，套在脖子上，可以一直“臭美”地走到学校。

牵牛花是蔓生草本，茎缠绕，可达三四米长。叶互生，三裂，有长柄，两面有倒生短毛。花腋生，开一朵，或者两朵三朵。有趣的是，开白色和淡红色的花，种子多为淡黄色，叫白丑；开蓝色和紫色花的，种子多为黑色，叫黑丑。这就是牵牛花的别名又叫黑白丑的原因吧。

我书房阳台上的这盆牵牛花，是我从山上采来的种子自己种的。极普通的品种，开淡蓝色花朵，秧子极其茂盛，岔了许多条细藤，我插的两根细竹竿上，都被密密的爬满了，开花也一点不偷懒，一连两三个月，基本上天天都有新花。

说起来，种牵牛花，还是受叶圣陶老先生的影响。

叶圣老写过一篇《牵牛花》，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北斗》杂志的创刊号上，开头就说：“手种牵牛花，接连有三四年了。”叶老是在瓦盆里种牵牛花的，而且种十来盆。叶老很有深情地说：“种了这小东西，庭中就成为系人心情的所在，早上才起，工毕回来，不觉总要在那里小立一会儿。”四十多年后，在叶圣陶和俞平伯通信里（见《暮年上娱》），有关于牵牛花的内容涉及数十通，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叶圣陶至俞平伯信中说：“今日往访伯祥，知近日又到彼处晤叙。谈及种花草，忽忆前程告知，某友处可得出自梅氏牵牛花种子。未识能为致两三颗否？如可致，希纳于信封中惠我。”从这封信开始，至十一月七日，两位老人关于牵牛花种子及栽、种等事宜共通信达十五次之多。

叶老信中所说的“梅氏”，就是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

梅先生也喜欢牵牛花，还和朋友们组成一个小团体，见面时，三句话离不开牵牛花，互相间还交流种植经验，互换花种。据说，梅先生养牵牛花，是因为牵牛花在大清早开花，他常常拿起床和牵牛花比赛看谁更早。有一次他在俯身闻花时被朋友看见，说他像是在做“卧鱼”的身段。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梅氏从中受到启发，便仔细揣摩实践，终于在《贵妃醉酒》中使贵妃赏花的“卧鱼”身段更加完美、生动、传神。

不仅是今人喜欢牵牛花，古人也多有诗咏，宋人秦少游就有一首《牵牛花》，可以说极为生动，把牛郎织女的故事演绎得朦胧缠绵，情韵无限。诗云：“银汉初移漏欲残，步虚人倚玉栏杆。仙衣染得天边绿，乞与人间向晓看。”

关于牵牛花的诗文，可以举出一大堆来，但是都不及我书房阳台上的牵牛花开得真实，在花期期间，我每天晨起，都要看看它开了几朵。有一次，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我因为赶写一篇文章，在书灯明亮的光影里面对电脑沉思，心里突然想起牵牛花，跑过去看看夜里是不是也在开花，我看到，那几个花骨朵，紧紧地闭合着，它还没开。回到书桌前继续工作，心里便多了牵挂，到了凌晨四点半，天色已经微亮，我再到阳台上看时，惊喜地看到，那几个骨朵，居然全开了！

正如周瘦鹃先生所说，花草也可做瓶供。瓶供的瓶子不一定要多么的好，普通的杯子也可以。我就曾在书房的桌子上，用一个稍微有点造型的罐头瓶，瓶里灌一半清水，剪几枝盆栽里的枝叶，蓝花菜、绿萝、薄荷、吊兰等，稍作整理，插于一瓶，青青绿绿的，倒也还好看。有趣的是，这几种枝叶，都能在水里生根，自行生长，这瓶生机勃勃的绿，便可四季长供了。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小引》里，有这样一段话：“广州的天气热得真早，夕阳从西窗射入，逼得人只能勉强穿一件单衣。书桌上的一盆‘水横枝’，是我先前没有见过的：就是一段树，只要浸在水中，枝叶便青葱得可爱。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鲁迅书房里的“水横枝”（以栀子为好），就可看作是清供了。有一盆清供盆景陪伴，鲁迅先生“编编旧稿”才不至于寂寞，并可以“驱除炎热的”。当代著名作家王跃文先生常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他制的清供盆景，有的清雅可人，有的调皮可爱，别有特色。受他的影响，我在我的掬云居里也做了一盆，造型是根据自己的想象，配以相宜的几枝竹叶和桃枝，竹枝青绿，桃花艳丽，虽然太过简陋，居然也不俗。后来又换成几枝茉莉和两三朵白牡丹，高低错落，清香沁人。瓶供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更换，枯萎了可以换，看腻了也可以换。冬天，我的瓶供里供过蜡梅；早春，供过迎春花；初夏，供过海棠；盛夏，供过荷花，初秋、深秋、残秋，直至寒冬，都可以有做清供的花枝，虽然有些花花草草，都有象征意义的，但也不可太强求，以舒心好看为上。

最可记一笔的，是我在今年冬制作的一束干花。在我供职的办公室楼外，有一个花圃，栽种好几个品种的月季，从四月开始，每月都开，花朵大，花色艳，特别养眼。但是，开到十一月中旬里，突然而至的寒流，一夜间冻死了。那些正开的花，或花骨朵儿，还有绿叶，便保持前一日的姿态静止在那儿了，再被太阳晒了几天，成了干花，如烘焙一般，依然不减原先的美丽。我便拿了剪刀，剪了几枝，长长短短插在一个白釉带蓝色碎花的广口小瓷杯里，放在书桌上，比鲜切花更有味儿，而且一个多月保持她的色彩，花光鲜艳，如在枝头一样。

书 灯

唔呀声里漏声长，愿借丹心吐寸光。

万古分明看简册，一生照耀付文章。

……

这是元人谢宗可的《书灯》诗，诗中的精髓，早已经成为读书人清贫自持、荣辱不惊的典范，并为读书人所乐诵，书灯也成为读书人常相厮守不可或缺的用具。

老实讲，书灯的实用价值，远没有它的名称让人容易浮想联翩。书和灯，真是有着不可分离的情感，传递了多少莘莘学子求学问道的艰辛历程。还有什么灯比书灯更明更亮的呢？它照耀的，不仅仅是读书人普通的读书生活，同时也照耀着读书人前边的路，并牵引着读书人一直顺着书灯的光芒走下去，直到走进知识的圣殿。

我的家乡是穷乡僻壤，我初中毕业的一九七九年还没有通电，在故家的老屋里，我就是靠着一盏煤油灯来完成最初的文学阅读，萌芽了对文学的迷恋，获取了走进知识殿堂的钥匙。想想当年，冷屋秋寒，孤灯黄卷，一个少年在昏黄的煤油灯下，贪婪地阅读一本本文学名著，并被作品里的人物深深地感动。灯，成了我的“伴侣”，那是我自制的灯，一个蓝墨水瓶，一枚铜钱，一根灯芯，半瓶煤油，就在我的鼻子底下。灯火很小，散发出一种特殊的煤油味儿，说来奇怪，我喜欢这种气味，它是煤油经过燃烧而发出的，刺激，怪异，让鼻孔有些痒，心灵反而更加安静，很适合阅读。那一本本卷边掉页的书，一行行熟悉的方块字，在昏黄的光影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样的苦读中，完成了我人生最初的启蒙。每当凌晨来临，我的鼻孔里都会被煤油灯熏黑，用手一抹，手指头都变得黑油油的了。其实在此之前，我有一盏很“高级”的灯，叫罩灯，有漂亮的玻璃灯罩，灯芯还可以根据需要由一个小齿轮调大调小，灯光也便忽明忽暗。隔一两天，我就会把灯罩擦擦，让它始终保持洁净。但是，好景不长，被一只调皮的猫碰到地上，连同灯罩一起，全摔坏了，煤油还淌了一地。为了防止猫再搞“破坏”，我用泥巴，给我自制的煤油灯做了个底座，从此就很稳了。我这盏灯虽然丑陋些，却很实用。缺点是，灯芯直接从铜钱眼里穿出来，容易结灯屎（灯花），影响发光，豆大点的灯火还因此而易歪到一边。每天晚上，我在点亮它的时候，想起我本家的一个年老的长辈，他手巧，会柳编，也会扎纸，还会木雕，他家有一盏自制的煤油灯，灯芯的构造挺“洋气”，也是铜钱做盖子，不同的是，它是三四枚铜钱，厚厚的，叠在一起，关键是，在铜钱的眼子上，装一个自行车的气门芯，铜的，棉绳的煤芯从气门芯中穿过，灯头就不结灯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特别眼红他家这盏灯。想着这盏灯会省油，亮度会更大，就由不得心向往之，就会想起我曾在父亲工作的废品收购站里看到过的一盏铜灯。那盏灯太漂亮了。现在想来，那真是一件工艺品，全身都是铜的，造型别致，灯肚子上还刻着花纹，只要穿上灯绳就可以用了。我把它玩了好几天，真是爱不释手。可我父亲早早就关照我说，这是公家的，玩玩就要放回去。直到很多年后，我在济南的山东博物馆里，欣赏到多盏馆藏的古灯，计有北朝的瓷灯，还有汉代的青铜舟形灯和青铜雁足灯等，它们都特别贵重，可以说一盏灯，能敌得过一座城。但感觉还是没有我小时候在父亲的废品收购站看到的灯漂亮、珍贵，雕花的铜灯可能年代没有博物馆里的古灯那么久远，但造型和工艺却是古灯不能相比的。

“三朝元老谁伴我，一盏书灯六十年。”我的煤油书灯没有这么长久，大约两年后吧（约在1981年春），村里就通上了电，我有了有别于古人和土造的书灯。这是一盏长檠可以随意弯曲的台灯，灯头是螺口的，二十瓦，亮度是煤油灯的数倍。不消说现代化的书灯给我带来的兴奋，也不消说在这盏书灯下我读书用功的无数个漫漫长夜。非常幸运的是，1987年入进新浦以后，这盏书灯也被我带在身边，跟着我搬了多次家，直到1997年，我搬进新居后才有新的书灯取代了它，那是一盏造型别致而新颖的书灯，看起来赏心悦目，而且有足够的亮度，灯光舒适，不会使眼睛感觉不适应。但是，不久之后，我又换了新的书灯，新书灯的好处是，灯头可以调节，方便将灯光照向需要的地方，由于是由多块透明板组合在同一根轴上，使得这盏书灯类似于书本的形状，而且各块透明板可以转动，位置可以互换，使得书灯可以变化不同的造型，在获得灯光最佳效果的同时，也可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装饰作用。2017年年末，再次搬家。这次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更好的改善，新居的书灯，又换了花样，是一盏纯白的台灯，造型特别简洁，方便自由移动，像手机一样可以充电，也可以接电源，开关是触摸式的，亮度可以自由控制，像个魔方一样，触摸亮了以后，如果长按，亮度会逐渐变强，离手后再长按，又逐渐减弱，特别神奇，我有时读书或写作累了的时候，会玩玩它，让它更亮些，或更暗些。不过这盏灯不是我一人独享了，因为我经常在外，加上书灯移动方便，巴乔常会拿到他的房间使用。

也许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是有些怀旧吧，无论书灯如何出新，如何换代，最不能忘记的，还是故家老屋的那盏煤油灯。那是我自制的书灯。想起它的时候，书灯便在我心中点亮，在它的照耀下，许多陈年的往事会涌上心头，我的煤油灯，我在乡间看过的别家的煤油灯，印象深刻的还有我小时候在舅奶家看到的那盏怪异的灯，它在舅老太太（我母亲的祖母）的房屋里，那是一间泥墙的东屋，墙很矮，门也矮，大人进屋都要弓身曲背才可。可能是为了增加屋里的高度吧，屋里比屋外要矮一尺多。舅老太太的屋里总有一股奇怪的味道，我一般不去。有一次，舅老太太喊我去吃东西，我便看到了挂在墙上的那盏灯，材料仿佛是瓦当（也可能是土陶），一个碗状的容器，碗盏边有个长臂，长臂上有个眼，可挂在墙上的橛丁上。碗盏壁靠长臂处，有个洞孔，灯芯就是从这个洞孔穿上去的。碗盏里有半盏液体，不知是什么油，在那时，我就仿佛觉得不是煤油。后来读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有一篇《灯火》，说到的一盏灯，似乎有些相像：“祖母房间里在辛丑年总还是点着香油灯的。这灯有好几种，顶普通的是用黄铜所制，主要部分是椅子背似的东西，头部宽阔，镂空凿花，稍下突出一个铜圈，上搁灯盏，底部是圆的铜盘，高可寸许，中置陶碗，承接灯盏下的滴油，以及灯花余烬等。”余生已晚，这种老式的灯盏自然是没有见过的。而我舅老太太屋里的灯也不完全是周作人所描述的样子。只能说，过去的灯，就仿佛如今的台灯一样，有着各种变化的。

我不知道以后的书灯还会造出什么样的花样来，但我知道书灯将会一直陪伴着我，我不奢求写出日臻其皇的华章，只要书灯不灭，我依然倾心相陪。无论我走到哪里，身处何方，它都是我心中的明灯，它的亮度将超过任何现代化的灯盏，一直照亮并指引我奔走在问学的山道上。

笔 筒

笔筒的功能无须赘言了。这里只谈谈我书房里的几个笔筒。

一个是竹木结构的。这个笔筒有了一些年代，据我粗浅的知识，断定它是晚清或民初的东西，上沿口是鸡翅木镶嵌。可喜的是，这是一块整体的鸡翅木镂空制成的，四角没有接口。下底也是整体的鸡翅木，且有四个连体足。四个方面上，雕有春夏天秋冬的图案，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四条屏。该笔筒无款识，但从“笔墨即人”这一不变的理论推测，雕刻师非庸人所为，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气质，也不难发现，该雕工手法娴熟，布局清细，胸有大气象，使笔筒不仅具有实用功能，还有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和教化意义。“春”面上，可称“郊外踏青图”，主体画面是一座拱形石桥，一老者立于桥中央欣赏河景和两岸桃花，他双手背后，目眺远方，全神贯注，或许远处的河面上，正有舟楫赶来，也或许被远处的河柳春燕所吸引。在他身边，两个顽童正跑步过桥，动感十足。在河对岸，辽阔的原野上，桃花草亭，假山草青。有两组人物，一是祖孙二人，沿着花丛小径，向远方漫步；一是一学者和两个书童在煮茶，构成了一幅生动的“煮茶图”，在他们身边，是只露出一根柱子和一角草顶的草亭，草亭里很可能有人在抚琴，抑或有人在吟诗。整体画面，有轻有缓，有疾有徐，让人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夏”面更是繁杂，应该撷取的是园林的一角，主体画面是一片湖泊的近景和远景，近景是假山、斜伸出来的绿树、湖岸假山上的绿草和湖中的荷，有的荷花已经盛开，有的呈花骨朵状。远景也是以人物为主，一条长廊前的假山前、古树下，有二人在对弈，有一个茶童正在侍茶。在假山上下，有几个孩子在玩耍。“秋”面到了远郊山野，远景是层峦叠嶂的高山，主打近景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寺庙，寺庙前的河埠头，正驶来一条香船，有人在撑住船，有人走到了船梢头，有人已经行走在了码头的石阶上。山门近在眼前，山门前的石桥静静地横跨河面，是夜畔钟声到客船了吗？“冬”面也是安静的，江岸上山体陡峭，有一条蜿蜒的石阶隐藏在山石岩体间，直通建筑在云端的房舍，那是寺庙呢，还是书院？一片祥云环绕在建筑四周。有数株寒梅，开放在江亭和山崖上。近景的江面上，一条孤舟，一个老者，独坐船梢，正在放竿垂钓。画面取“独钓寒江”之意。这工笔“四条屏”，每幅上都有人物，且主题鲜明，造型考究，将画意和与雕刻技艺融会贯通，把城里的园林和城外的风光尽情描绘，用粗放写意和工笔精描之法，体现了灵秀多姿的园林风景和田园风貌，把“云水空蒙”、“剩山残水”的意境和情境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真是非大家莫办。

另一个笔筒的材质是红瓷。和笔筒配套的，还有一个烟灰缸和一个茶杯。这套红瓷，是爱人的朋友送我们家的，她老家在湖南醴陵，十多年前，她回娘家探亲，回来时给我们送来了这套瓷器。百度一下，知道“中国红瓷是湖南醴陵特产，醴陵红瓷以精湛的制瓷技艺著称于世，在四大发明出现以前，它就已经传遍世界。”又说中国红瓷一时成为爱好者的雅玩，“成了各国收藏家刻意追求的宝贝。一直以来，中华瓷器千姿百态、包罗万象，却单单缺了大红瓷器，这是因为大红釉料烧制艰难，成本极高，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历来为皇家贵族所珍藏。”看来，我要好好珍惜这套红瓷了。单说这个笔筒，直径约十五厘米，绘“五虎献福”的图案。朋友选此图案，可能是因为和我的属相有关。

我曾在山东博物馆里看到一个笔筒，展出名叫“竹雕竹林七贤笔筒”，说明文字是“画面设计独到，有静有动，相互呼应，是明末清初竹雕笔筒中的精品”。正是在这次参观后，我开始留意各种笔筒。南京博物院藏有“朱松邻松鹤纹竹笔筒”。据考证，朱氏为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记载笔筒较多的文献大多在明代。如《天水冰山录》记载查抄明代贪官严嵩（1480—1567）的家产清单上，就有牙厢（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哥窑碎磁笔筒等，都是好东西。文震亨的《长物志》，记有笔筒专条，云：“（笔筒）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屠隆的《文房器具笺》中，也有笔筒条，曰：“（笔筒)湘竹为之，以紫檀、乌木棱口镶坐为雅，余不入品。”文震亨和屠隆都是明代晚期的著名文人，写文章时，对当时的文房器具多有记述。翻看明代中晚期的绘画（还有小说中的插图），笔筒也多有表现，如仇英的《桐荫昼静图》，陈洪绶的《饮酒读书图》，万历年间的刻本《状元图考》“胡广”的插图等，笔筒成了文房四宝之外的重要辅助用品。晚清时，常熟两代帝师翁同龢被罢官回乡，在“回乡清单”上，多次记有笔筒，如“小笔筒（一个）”、“瓷笔筒（一）（蓝）”、“竹笔筒（一个）”、“大圆木笔筒（一个）”，老人家的这些笔筒，也许并无特殊之处，因是自己行用的物品，也打包装箱运回家了。

如果不事收藏，笔筒也没必要讲究，凡能插笔的容器都可做笔筒。我有一个做土陶的朋友，送一个自己用土窑烧制的笔筒给我，另有一个写诗的朋友去井冈山旅行，回来时给我带了一个简易竹制笔筒，也用了十几年了。这两件东西至今还在我的书房里。更值得一说的是，我把云雾茶的茶叶罐当成了笔筒，概因为这个茶叶罐形制特别——干脆就是仿笔筒制作的，材质是青花瓷，造型也不差，青花釉色彩纯正，图案精细，底部有“顺佳”款。如果去掉“云雾茶”和关于云雾茶的文字简介，说是一个笔筒也是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