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

刘东皇，王志华，李向东

（1．2．3．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情况逐渐凸显，不仅表现在功能性分配方面，也表现在规模性分配领域：劳动者报酬率由1982年的53.5%下降至2007年的39.7%，基尼系数由1982年的0.26上升至2008年的0.49。a劳动者报酬率的数据来自于刘东皇、沈坤荣的《要素分配、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增长》（刊于《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10期），基尼系数的数据来自于刘东皇、沈坤荣的《收入分配、居民消费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刊于《华东经济管理》2010年第11期）。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有所好转，但解决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问题无疑仍是“十三五”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要挑战：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5，b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高于国际标准的0.4的警戒线。中国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原因何在？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格局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发展所伴随的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为什么没有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优化？本文试图基于中国的现实数据，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解释。

关于收入分配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功能性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建立了各自的功能性分配理论。1961年卡尔多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大体维持稳定，即“卡尔多事实”作为宏观经济的六大特征之一。“卡尔多事实”的普遍被接受使得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国民收入的规模性分配方面，主要探讨个体和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的微观决定机制。近年来，学者们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并不是恒定不变的。[1,2]劳动者报酬率的下降又重新吸引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由此，在收入分配领域，当前经济学家们不仅关注规模性分配问题，也关心功能性分配问题，并开始关注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之间的量化关系。[3,4]

国内学者主要利用基尼系数指标对规模性分配进行研究。[5,6]此外，也研究功能性分配、行业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7-10]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著名的经济学家李实曾指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11]概括而言，对中国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均认为，我国需要提升“两大比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等，以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变迁无疑是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对功能性分配的影响。工业化进程使得中国产业结构由第一、第二、第三向第三、第二、第一转变，池振合和杨宜勇的实证研究表明了产业结构非农化是导致中国初次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12]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张照侠认为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会通过降低劳动收入占比这一渠道使得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恶化。[13]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研究产业结构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学者们主要关注产业结构与功能性分配的关系上，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的视角展开研究的学者们开始关注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的关系，但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三者关系的研究仍较为缺乏。诚然，前人的相关研究为揭露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三者的内在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考虑到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具有合理化、高级化的特征，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角度出发，实证探讨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理论假说与实证模型

（一）理论假说

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地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产业结构将由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转向第三、第二、第一产业，产业结构的转变过程包含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两大方面。基于现有的理论研究，产业结构是影响功能性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得各产业的就业比重趋近于增加值比重，生产要素的流动趋向合理化，这一过程对功能性分配具有积极影响。对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言，中国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全球的价值链分工，工业的劳动报酬相对较低，产业内部各产业劳动报酬的差异使得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功能性分配具有消极影响。基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分离的视角，产业结构转变通过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影响着初次分配后功能性分配的格局。初次分配后，功能性分配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再分配后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综上所述，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之间的链条关系可以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变迁是功能性分配格局的重要变量。其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对功能性分配具有积极影响，产业内部各产业劳动报酬的差异使得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功能性分配具有消极影响。中国初次分配领域功能性分配格局的恶化将限制着财税等再分配政策工具对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即功能性分配格局失衡决定着规模性分配格局失衡。基于功能性分配这一传道渠道，产业结构的变迁也是规模性分配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由此，提出以下理论假说：

H1：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功能性分配具有消极影响。

H2：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功能性分配具有积极影响。

H3：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呈反向的变动关系。

H4：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会拉大中国居民收入差距。

H5：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基于上述理论假说，本文将构建检验理论假说的实证模型，利用中国经验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之间的逻辑关系。

（二）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产业结构、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的内在逻辑关系，基于Young的研究基础，[14]设计如下一组回归模型：

其中，W表示功能性分配，SDEV和EIS为产业结构变迁指标（SDEV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EIS为产业结构高度化），Gini为规模性分配，X为控制变量，t为时间标记，0α为常数项，1α、2α和λ均为回归系数，tε为残差项。

（三）变量与数据

本文选取的变量如下：

1.产业结构合理化（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经济社会中各次产业比例的合理性程度。通常使用结构偏离度c结构偏离度的核算公式为：，Y和L分别代表产出和就业，i为各次产业的标志。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本文也沿用这一指标，用SDEV表示。其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越吻合，产业结构越合理。

2.产业结构高度化（Elev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衡量指标有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考虑到当前中国产业服务化不断增强，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衡量这个指标来衡量，用EIS表示。

3.功能性分配（Functional Distribution）。功能性分配是国民收入在土地、劳动力扥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使用劳动者报酬率（劳动者报酬/GDP）作为衡量功能性分配的指标，数据来源及核算方法参见刘东皇和沈坤荣的研究[15]，数据更新至2016年，用W表示。

4.规模性分配（Scale Distribution）。规模性分配是国民收入在个体或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是常用的指标，2003年之前的数据来源及核算方法参见刘东皇和沈坤荣的研究[16]，2003年及之后的数据使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用Gini表示。

5.控制变量（Control Variable）。为避免回归分析时因遗失相关解释变量而造成的内生性问题，需要引入控制变量，使用被解释变量的前期项作为控制变量。

样本考察期为1978—2016年，考虑到各个指标都是相对量指标，并不需要剔除价格的影响因素。除特殊说明的数据外，其余指标的原始数据皆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库。经济变量统计描述见表1：

表1 经济变量的统计描述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后发现，除变量EIS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其他变量SDEV、W和Gini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不平稳。进一步对变量SDEV、EIS、W和Gini的一阶差分项ΔSDEV、ΔEIS、ΔW和ΔGini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均平稳。在上述3个基本模型中，虽然模型（1）和模型（3）各变量的平稳阶数不一致，但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并将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模型是平稳的（见表3），因而3个基本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不存在伪回归现象。

表2 单位根检验

续表：

首先，从拟合优度来看。表3所示的3个模型的AD−R2值分别为0.8541、0.9568和0.9685，表明模型拟合效果优良，各变量能够解释绝大部分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其次，从自相关检验方面来看。各模型的D-W值都能够有效地拒绝各模型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即各模型在设置上是非自相关的。最后，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上看。各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著，各系数均能通过10%显著水平以内的T值检验。因此，各模型表现出了较高的线性相关关系。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二）实证结果

表3 OLS回归结果

（三）实证结果分析及假说检验

1.产业结构变迁是功能性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表3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226和-0.0758，且均通过T值检验，相关性显著。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系数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功能性分配具有消极影响，因此假说H1得到了支持。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系数表明了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功能性分配具有积极影响，由此假说H2也得到了支持。

2.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紧密相关。从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收入占比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系数为-0.2446，该系数的T值为-1.8315，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水平的检验。这表明两者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劳动收入占比提升1%，基尼系数约降低0.2446%。由此，假说H3得到了支持，改善功能性分配格局是优化规模性分配格局重要途径。

3.产业结构变迁是规模性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根据表3中模型3的回归结果，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0304和0.1402，系数的T值分别为2.2883和4.1417，均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水平的检验。产业结构高度化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系数表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拉大了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则有利于缩小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由此，假说H4和H5分别得到了支持。综合3个模型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功能性分配在产业结构变迁对规模性分配格局的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

总体而言，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变迁是中国功能性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紧密相关。由此，产业结构变迁也成为了中国规模性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系列理论假说。

四、结论

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问题是“十三五”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基于产业结构变迁视角，本文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研究功能性分配结构失衡和规模性分配格局恶化的原因，得到如下研究结论：第一，中国产业结构变迁是初次分配领域功能性分配结构失衡和再分配后规模性分配格局难以改善的原因。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利于提升劳动者报酬率和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则降低劳动者报酬率并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第二，功能性分配与规模性分配紧密相关，功能性分配结构失衡是规模性分配格局恶化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功能性分配在产业结构变迁对规模性分配格局的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中介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步入了“中高速、新动力、优结构、降风险”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旋律，其核心思想是从供给端入手，通过结构性优化构建有效供给体系，促进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发挥产业结构调整的收入分配效应具有重要的启示。第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收入分配格局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中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对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具有促进效应，而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对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具有负效应。因此，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应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并积极发挥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收入分配效应。第二，功能性分配结构失衡是规模性分配格局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程中，应积极推动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完善，以优化功能性分配结构，进而在“十三五”期间构建理想状态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推动中国在“十三五”期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