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情景下的知识中介与知识转移

郑健壮，靳雨涵

（1．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浙江杭州；2．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一方面，大学和科研机构创新程度不够，另一方面，企业接受和消化创新成果的能力不足。简言之，即不够“顶天立地”。知识的获取和吸收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战略问题。[1]39

以往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大多将企业外部组织视为单层网络（Single Network），[2]分析外部网络的结构和功能等对知识转移的影响，知识转移过程可简化为“企业外部网络—企业内部”。有限的对多层网络（Multilevel Network）的讨论仅将网络功能和结构视为两种分离的网络属性（Brennecke& Rank），[3]而未整合性地讨论。然而现实中，企业外部网络是分层次的，除了最一般的外部网络外，往往还有一层以复杂网络方式存在的中间组织。因此，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就演变为“企业外部网络—中间组织—企业内部”。在我国，这类“中间组织”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产业集群。绝大部分集群由企业衍生而形成“师徒关系”，[4]22这就使得上述“中间组织”多为集群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从而使得上述知识转移过程又进一步演变为“企业外部网络—集群内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企业内部”。一些研究提出了网络功能和网络结构之间互相影响的可能性，[5]探究这种特殊情景下的知识转移过程和机理显得尤为重要。

一、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

“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源于“师徒制”这一概念在企业间的迁移。所谓师徒制，是指“通过年长或资历较深者（师傅）为年轻或资历较浅者（徒弟）提供职业生涯帮助和社会心理支持而建立的一种深刻的二元关系”[6]2。近30年来，师徒制研究在定义、分类、前因、过程与关系的治理和结果等领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7]随着其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等方面的变化，[6]283[8]264尤其是以网络为载体的多元师徒制兴起，Kram和Higgins将“发展性网络”概念迁延到师徒制的研究之中，开创了“师徒制发展性网络”的研究进程。所谓师徒制发展性网络就是“由徒弟及其所认为能为其发展提供职业帮助和社会心理支持的师傅所组成的一种社会网络”[8]268。

所谓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是指在特定组织情景下，企业间所形成的一种类似于“师傅”与“徒弟”的动态网络关系，即知识相对较多企业（师傅企业）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与知识较少企业（徒弟企业）建立动态网络，并提供相关的经验、知识和技术窍门等。[9]19[10]2在现实情景中，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的典型代表是产业集群。我国沿海产业集群形成的一条重要路径是企业衍生，随着企业的衍生，知识、经验等会像生物基因一样在企业间遗传，从而使集群内部企业间关系从简单的市场契约关系变成“师徒关系”。[4]22

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获取和构建知识的特殊形式。知识基础观认为，知识是一种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特殊资源，这与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资本视为企业重要资源逻辑相同。将两种逻辑耦合，可以发现师徒制发展性网络中的知识转移和社会资本传递一样，受到师徒企业之间的关系质量、网络的认知能力、以及整体网络结构的影响。[11-13]以上三者的不同，造成企业间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合作和竞争模式，以及知识分工的方式，从而使不同网络的知识通路和渠道产生差异。由于网络结构与关系质量和认知能力有较为紧密的关系，本文从研究结构对网络认知和行为再对其绩效（知识转移、整合与创造）的影响，主要侧重与网络结构这一属性。

二、知识转移和知识中介

目前对知识转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因和结果，对过程的研究相对薄弱。前因研究侧重于知识特性、知识转移双方属性等，结果研究主要聚焦转移的效率（速度和经济性）和效益（理解力和有用性）。[10]19速度是指师徒企业间知识传导的时间长短，经济性是指师徒企业间知识传导成本的高低；理解力是指徒弟企业认识师傅企业的新知识价值并消化吸收的能力，有用性是指徒弟企业吸取知识后帮助企业经营效率提高的状况。

从过程而言，知识转移是一个撷取、处理、储存和建构的学习过程。在现实中，企业间知识转移除了受到知识特性和企业属性影响外，更受到网络属性的影响。就网络属性而言，在“师徒制发展性网络”中，除了多样性和强度这两个网络属性外，[8]269知识中介（knowledge broker）往往起到关键作用。[1]45知识中介，是指将知识提供者和知识接受者联系起来的个人或组织。[14]Boari和Riboldazzi根据知识中介在知识传导中的相对位置将其划分为守门员（gatekeeper）、协调者（coordinator）、代理者（representative）、联络人（liaison）和巡回者（cosmopolitan or itinerant broker）等五类（如图1所示），[15]684其主要功能有类比功能（analogy finding function，对供求知识通过相似性进行匹配和归类）、转码功能（transcoding function，引起知识接受方对知识的感知）、综合化功能（synthesis function，整合原有知识创建新知识）和转移功能（transferring function，将知识从提供方转移到接受方）等四类。[15]684前三者是关键，后者是结果。企业间知识转移过程中，

一开始转移给接受方的仅仅为信息，接受方对这些信息经过一系列的理解和吸收后才转变为知识。因此，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过程客观上存在着识别、吸收和利用等3个阶段，即Know what（识别）、Know how（吸收）和Know why（利用）。[16]409上述3个阶段（3K）相对应的是类比功能、转码功能和综合化功能。具体而言，首先，知识中介通过对供求双方知识通过相似性进行匹配和归类，使知识接受者更加有效快速地识别这个信息并认为这个信息有可能成为其有用的知识；其次，在上述基础上，通过知识中介对信息进行转码，让知识接受者吸收这个信息而成为其知识；最后，通过知识中介的帮助，知识接受者将其原有知识和新吸收的知识整合起来创建新的知识，以更有效地实现知识的利用目标。

图1 知识中介种类

三、知识中介对知识转移的作用机制

如果将中间组织聚焦于“集群内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情景，知识中介往往不是游离于集群的一个独立组织，而是由集群企业所兼任的。考虑到本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集群企业的知识接收（而不是知识转移），图2中的“协调者”和“守门员”的情形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如果进一步考虑集群所存在的企业间直接的知识转移路径，集群企业的知识转移有四条典型的路径（图2）：一是“集群内部企业—集群知识中介—集群内部企业”，二是“集群内部企业—集群内部企业”，三是“集群外部企业—集群内部企业”，四是“集群外部企业—集群知识中介—集群内部企业”。图1中粗实线表示的是具有知识中介的知识转移路径。基于本文研究的重点——知识中介对知识转移的影响，具体讨论“路径1”和“路径2”。

图2 集群知识转移路径示意图

路径1：集群内部企业—集群知识中介—集群内部企业。集群知识中介对于集群内部的知识提供者（△）而言是徒弟企业，而对于集群内部的知识接受者（□）而言是师傅企业，其起到的角色主要是“协调者”。

路径2：集群外部企业—集群知识中介—集群内部企业。集群知识中介对集群外部的知识提供者（△）而言是徒弟企业，而对集群内部的知识接受者（□）而言是师傅企业，其起到的角色主要是“守门员”。

从图2可知，路径1（企业（△）—企业（○）—企业（□））和路径2（企业（△）—企业（○）—企业（□）），其过程的构成单元和次序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是师傅企业（知识提供者）的位置在集群外部还是集群内部。因此，为了分析问题的简便，重点分析路径1。此外，假设：（1）上述两条路径中的所有企业关系均视为师徒关系，即知识中介既是知识发送者的徒弟又是知识接受者的师傅，它们之间是通过衍生关系而形成的。（2）以有无知识中介来分析知识转移的效率（速度和经济性）和效益（理解力和有用性）的差异。

与集群内部无知识中介时的转移路径（集群内部企业（△）—集群内部企业（□））相比，当存在知识中介后，它会借助于以下3个机制（类比功能、转码功能和综合化功能）对知识转移产生过程的上述“3K”（识别、吸收和利用，即Know what、Know how和Know why）起到特殊的积极作用。

（一）类比—识别机制

首先，集群的师徒制发展性网络有帮于建立良好的类比机制。集群师徒制发展性网络往往是咨询网络和亲友网络的叠加，[8]168从而使师傅企业具有多重职能（multiplex function）。相近的文化和价值使知识转移双方建立了互惠互信关系，提高了师傅企业知识转移的意愿和动机，也提高了知识转移的速度。其次，良好的筛选和类比机制能够使知识中介更有效地促进知识的识别。一方面，由于知识中介（○）既是徒弟企业（对于师傅企业△而言）又是师傅企业（对于徒弟企业□而言），因此，它天生具有知识筛选和类比的机制与功能，即既对徒弟企业需要什么知识非常了解，又对师傅企业具有什么知识也非常了解。它不是简单地把从师傅企业那里获得的知识全部传导给徒弟企业，而是针对性地提供其最需要的知识。同时，徒弟企业也可以通过知识中介更有效地向师傅企业进行知识传导，即“反向教导”（Reverse Mentoring）[17]。在“反向教导”情景下，也存在相同的机理。另一方面，由于知识传导过程（△—○—□）并非只有简单的一个师傅企业—一个知识中介—一个徒弟企业的过程，而是多个师傅企业—一个知识中介—多个徒弟企业（如图3所示）。在这种情形下，其知识筛选和类比机制和功能得到进一步放大。

图3 基于知识中介的集群内部知识转移图

（二）转码—吸收机制

特定的沟通和转码机制有助于知识接受者接受和吸收知识。如果没有知识中介，徒弟企业虽然可以和其师傅企业之间进行直接的知识交流和传导，但当知识接受者的吸收能力较低时，其效率可能会非常低下。从图3可知，当存在知识中介并处于“喇叭型”的位置（知识中介起到的“桥梁”作用），这使得知识中介能够在转码功能基础上实现知识转移功能。知识中介通过降低知识的粘性（模糊性和内嵌性），使知识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扩散性，进而提升徒弟企业对知识的理解力和有用性。知识的内嵌性是指知识在传递过程中往往内嵌于行为、惯例等载体中。内嵌性一般通过能否帮助徒弟企业学会经验技能、教会徒弟企业如何使用设备与技术、以及让徒弟企业明白用于某个任务是哪一种知识或技能等来表示。知识的模糊性指知识的复杂性和难以编码和解码性，这使知识难以私有化，即使私有化，转移成本也相对较高，即知识的粘性大。模糊性一般通过能否用语言、图表、文字等清晰地说明、表达所传递的知识并使徒弟企业真正理解哪种知识和能力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等来表示。

（三）综合—利用机制

知识转移的提供方与接收方的特征差异以及他们间的相互关系均会对知识转移绩效产生影响。[16]408知识中介能够通过改变知识势差、知识粘性、知识转移渠道、知识共享氛围和组织距离等因素最终调整这种关系和特征差异，并对集群知识转移产生积极影响。首先，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建立的主要前提是企业衍生，随着衍生，企业的邻近性（proximity）结构将发生重大改变，即地理邻近性外的认知、社会、组织和制度等四种邻近性大幅提高。邻近性结构的改善有力地提升了徒弟企业的知识理解力。随着徒弟企业知识理解力的提高，知识势差、知识粘性等因素也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次，以衍生为主要特征的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客观上导致专业化分工的加剧，专业化分工将引发企业网络强度提升。随着强度的提高，企业间相互熟悉、联系程度和互惠程度得到提升，进而改变知识转移渠道、知识共享氛围和组织距离等，从而缩短学习过程，降低转移成本，[18]使知识转移的经济性提高。最后，徒弟企业借助知识中介的作用实现了对知识的综合化和转移，使徒弟企业从知识转移中得到好处与激励，从而使徒弟企业更愿意与师傅企业和知识中介建立关系，即提高了“关系悟性”（relational savvy，即对于建立关系的敏锐程度），[19]最终又增强了网络的强度，形成了一个类似的“正反馈”强化机制。

综上所述，网络特征决定了知识中介的功能，而知识中介的功能决定了知识转移的过程。上述思想可以用图4表示：

图4 知识中介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上述三个职能的过分强化同样会使知识中介对知识转移产生负向作用。

首先，网络多重职能的过度强化会产生知识匮乏与锁定的可能性，最终使类比—识别机制失效。随着网络多重职能性的不断提高，在带来师徒企业间相近的文化和价值的同时，也往往会导致师傅企业通常来自同一领域，形成的网络范围逐渐变小，再加上网络联结强度进一步加强，使网络从高多样性、高强度向低多样性、高强度转变。随着网络范围的缩小，知识中介能获取到的异质性知识将越来越少，产生知识匮乏、锁定以及同质化，直接影响知识增值。在这种情形下，知识中介要实现其类比—识别机制或功能将变得困难。

其次，当知识中介企业长期处在这种低网络多样性和高网络强度情景下，其知识解码能力（吸收能力）将会大大降低。原因在于：其一是知识多样性减少（同质性增加），导致知识中介企业吸收能力的退化；其二是随着知识中介企业吸收能力的退化（处于“喇叭型”的位置，见图3），就会出现该知识中介企业将知识“囤积”起来，即形成知识“截流”的可能性，进而造成整个网络知识传导的瘫痪。

最后，当地理、认知、社会以及组织和制度等四种邻近性过度优化，使知识势差、知识粘性和组织距离等趋向消亡，知识利用的可能性也将不复存在，知识中介功能也会随之消亡。

综上所述，只有保持适当的网络多重职能、知识粘性及邻近性，才能使知识中介在知识转移中发挥最大的效用。从浙江产业集群创新实际情况来看，在时间上存在先高后低的趋势，其创新增速在2012年达到峰值。在创新的空间集聚上也呈现为先高后低的趋势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20]因此，如果将网络多重职能、知识粘性以及邻近性作为自变量（横轴），将知识转移作为因变量（纵轴），两者在几何上呈现“倒U型”规律。

四、知识中介的载体及其动力机制

在现实中，上述三种机制是如何实现的呢？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谁承担上述职能？即承担的载体是谁？这是知识中介载体的问题。除了前文所界定的具有师徒关系的企业作为知识中介外，还应该有一些特殊的专业机构充当知识中介。二是这些载体从事上述职能的动力是什么？这是知识中介载体的动力机制问题。

（一）专业机构从事知识中介的动力机制

在产业集群环境下，客观上存在以下三类非企业组织从事知识转移的职能。（1）集群所在地的“生产力中心”“行业协会”“公共平台”等机构。这些非盈利性组织一般是由政府资助，其动力通常是完成政府指令和任务。（2）与集群企业有关联的集群内外部大学和科研机构。它们从事知识扩散的动力往往源自按照市场契约关系（科研经费）的科研活动。（3）专业化市场。与产业集群共生的是专业化市场，这些市场承担大多显性知识而非隐性知识的转移。它们往往是非主动的，由于产品（设备）的买卖，实现相关知识在企业间的转移。

（二）企业“兼职”从事知识中介的动力机制

企业从事知识中介并承担其知识转移的职能，其动力主要源自企业作为知识中介占据结构洞带来的利益。就前所述，师徒制企业网络主要是通过企业衍生而形成的，而企业衍生不仅可分主动（师傅主导型）和被动（徒弟主导型）两类，还可分为垂直衍生和水平衍生两种方式。[21]主动衍生主要是基于“技术理性”（分工效率）而对企业制度架构的分割，而被动衍生主要是潜在企业家急需突破其成长的制度拥挤（企业家“生存”理性）。所谓垂直衍生，是指顺着产业链纵向的衍生，水平则衍生是指顺着产业链横向的衍生。无论被动衍生还是被动衍生，可能同时包含垂直和水平两种衍生方式。

在主动衍生下，知识中介的动力主要来自师傅企业的推力。被动衍生下，知识中介的动力主要来自徒弟企业的拉力。具体而言，两种衍生种类以及两种衍生方式会形成两种不同结构洞——自益性结构洞或共益性结构洞。[22]1409-1410自益性结构洞是指从事知识中介的企业以自己为中心，不让知识供求方轻易发生直接联系，以此形成控制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一种结构洞。现有研究认为，自益性结构洞最常出现的位置是在以竞争关系为主导的创新利益相关者之间。[22]1409以竞争为特征的被动衍生及水平衍生，会形成被动衍生-自益性结构洞以及水平衍生-自益性结构洞。共益性结构洞是指从事知识中介的企业以自己为中心，通过尽力帮助知识供求方之间实现知识传递，消除信息不对称，以此形成控制优势和知识优势的一种结构洞。以合作为特征的主动衍生和垂直衍生，会形成主动衍生—共益性结构洞和垂直衍生—共益性结构洞。

在被动衍生或水平衍生下，从知识供求方汇聚的知识流，功能上都是服务于开发其产品同一环节的知识，但两端流动的知识又具有异质性。[23]由此，当知识中介占据自益性结构洞时，既能从两端群体获得相同功能，又具有异质性的新颖知识，[24]使其从选择性权利中得到利益。在主动衍生或垂直衍生下，由于知识中介与其他企业间存在共生关系，知识中介的存在成为维系共生关系的关键。因此，占据共益性结构洞时，知识中介可以通过信任、认同、成功等对知识供求方的行为施加影响，以获得激励性权利。

五、结论与展望

基于“师徒制企业发展性网络”这一新情景，本文对知识中介在知识转移中的特殊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结论有：其一，在师徒制网络中，存在类似“S-C-P”的“网络特征-知识中介-知识转移”的规律（见图5）。知识中介借助于类比、转码和综合等功能实现了知识的识别、吸收和利用，进而实现知识的转移；其二，网络特征与知识转移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只有保持适当的网络多重职能、知识粘性以及邻近性，才能使知识中介在知识转移中发挥最大的效用；其三，知识转移的动力主要来自主动/垂直衍生-共益性结构洞和被动/水平衍生-自益性结构洞。

图5 网络特征-知识中介-知识转移

这三个方面有待后续的进一步研究。首先，“网络特征-知识中介-知识转移”规律的实证研究；其次，网络特征与知识转移间的“倒U型”关系的实证研究；再次，基于结构洞的知识转移动力的深化研究，包括知识转移中所产生的结构性风险及风险治理等；最后，由于社会资本理论和知识管理领域的密切相关性，正如第一部分所提，今后将尝试把网络关系、网络结构和网络认知能力整合在一个框架，讨论以上三者对于知识转移、整合以及创造的作用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