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
——以明孝陵为例

贺云翱 陈思妙

（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23）

内容提要：科学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助于揭示遗产对象的真实面貌、历史细节、年代特征、独特内涵和演变过程，进而提炼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以助力申遗行动，也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及其可持续发展。明孝陵这一案例说明了考古发掘对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及其保护管理的重要作用。在申遗成功后，考古发掘及遗产研究、遗产教育等工作仍需继续加强。

中国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截至2018年已有53项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World Heritage List），包括文化遗产36项、自然遗产13项、文化与自然遗产4项。其中主要通过考古发掘、研究等手段揭示和阐释遗产价值的项目有秦始皇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明清皇家陵寝，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殷墟，元上都遗址，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国大运河，土司遗址，左江花山岩画等。考古学在这些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及成功后的阐释遗产价值、推进遗产保护、开展遗产教育、利用遗产资源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1998年起，笔者全程参加了南京市文物局和中山陵园管理局主持的南京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并且主持了相关考古发掘、科学研究、申遗文本撰著等工作，也参与了历史建筑修复和环境整治、明孝陵博物馆创建及文物展陈、文物保护等多项工作。2003年7月，作为“明清皇家陵寝”[1]扩展项目的南京明孝陵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为保护世界遗产明孝陵及其生存环境，加强文物修复和遗产研究，我们继续承担了多个考古项目。前后十多年的田野考古为全面揭示明孝陵遗产的格局和内涵，阐释其“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OUV），进一步做好明孝陵文物遗存的研究、保护和展示利用等工作提供了科学保障。

一、考古发掘有助于揭示和阐释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明孝陵开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选定钟山独龙阜[2]玩珠峰南麓作为陵址。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孝慈皇后马氏去世，入葬地宫，“孝陵”即因马皇后谥号“孝慈”而得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入葬孝陵。明孝陵陵宫东侧约60米处，还建有太子朱标的“东陵”；陵宫西侧为明太祖嫔妃的寝园。钟山之阴有明孝陵的陪葬区，分布着徐达、常遇春、李文忠等十几位明代开国功臣的墓园。明孝陵在明清两代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的天京保卫战中，明孝陵地区作为清廷和太平天国军事对峙的主战场，其地表建筑大多毁于一旦。晚清开始，政府对明孝陵陆续有所维修，但其若干历史细节也逐渐消弥于尘埃之中。为此，在申遗过程中，明孝陵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考古发掘揭示出若干的历史真实性。《奈良真实性文件》（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指出：“对于真实性的了解在所有有关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保护与修复规划以及《世界遗产公约》与其他遗产名单收录程序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基本作用”[3]，同时，“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语境、时间演进，真实性评判可能会与很多信息来源的价值有关。这些来源可包括很多方面，譬如形式与设计、材料与物质、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术、地点与背景、精神与感情以及其它内在或外在因素。使用这些来源可对文化遗产的特定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维度加以详尽考察。”[4]真实性原则是申报世界遗产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无论是世界遗产的研究、申报还是保护和修复，都要坚持考古先行，发挥考古发掘在科学研究中的支撑作用，以获取其真实性信息。只有坚持真实性原则，才能呈现世界文化遗产的经典意义和价值，而考古学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支撑学科之一。

1.明孝陵陵宫门的考古收获

清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奉诏祭祀明孝陵并着手修缮，明孝陵陵宫门（俗称“文武方门”）则是此时重建。1998年，为修复和保护孝陵陵宫门遗存，在国家文物局要求下，我们首先对陵宫门建筑遗存做考古清理。陵宫门有五个门洞遗存，清理时除中门尚在使用外，另外四座门道均已废弃并在其上加建砖墙门。考古发掘得知，陵宫门中部三个门道是券顶门，而东西两侧的掖门是平顶门。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明孝陵陵宫门五座门道皆为券顶门[5]，而且此前由古建筑专家完成的陵宫门修复设计方案中，五座门亦均为券顶门[6]。这次考古发掘更正了此前的学术认知，恢复了明孝陵陵宫门的历史真实性。随后，专家根据这次新的考古发现修改了原有方案，保证了陵宫门复建的原真性、科学性和准确性。明孝陵陵宫的考古发掘是明孝陵地区第一次较为正规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于研究明代早期建筑形态，尤其是为复建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证明了古建类遗产在维修和复建之前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以恢复其真实性是十分重要的。

此外，这次考古工作还发现了五座门道向陵宫园内延伸的道路遗迹，其一直延伸到孝陵享殿前门基址的两侧。道路遗迹基本上仅存基础，但东掖门处还保留着完整的路面，现存石板路宽2.92米，清理部分残长1.5米。路面为双层青石板，石板之间以企口相接。石板下为两层大砖砌成的基础，砖基下再用黄土作垫基，整个建筑工艺十分考究。在西掖门内侧宫垣之下发现散水遗迹，顺墙布置，距墙基宽约0.8米，残长约4米，用斜面式特型砖砌成[7]。这一发现为此后复建陵宫东、西掖门和规划陵宫墙顶部出檐深度提供了科学依据，保证了保护性复建工作真实性原则的贯彻。

2.陵宫及相关建筑遗迹考古

据《明史》等文献记载，在孝陵陵宫内外有享殿（孝陵殿）、享殿前门、具服殿（西）、神厨（东）、东配殿、西配殿、神帛炉（东、西）、内红门、井亭、宰牲亭、陵宫护城濠等遗存[8]，它们有的属于的祭祀性建筑，有的属于保护性设施，是明孝陵建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后人对它们的具体方位及建筑细节一直不清楚。1999年3月，笔者主持了明孝陵陵宫内外相关建筑基址的考古发掘，经过清理，这些遗存具体的空间位置、建筑规模和形制、建筑工艺等都已得到确认和证实。孝陵的陵宫依照宫殿格局，建筑布局为“前朝后寝”，有前后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和第二进院落相当于“前朝”部分，第三进院落相当于“后寝”部分。第一进院落从陵宫门至享殿前门，包括前门两侧的具服殿、神厨等；第二进院落从享殿前门至享殿，包括左、右配殿及神帛炉等，是陵寝祭祀活动的中心；第三进院落从内红门至宝顶，包括御河及大石桥、方城、明楼、宝城等。

唐宋帝陵为上下宫制度，在设计理念上注重保证陵主的灵魂能够继续安享生前尊荣；而明孝陵首创的“前朝后寝”和紧凑有序的三进院落的制度，反映了礼制的特点，突出的是政权和皇权。朱元璋生前将中国封建集权专制发展到极致，他的政治思想和管理措施在其陵宫的设计、建造上也得到体现。明孝陵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帝陵制度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图一），其模式为明十三陵、明显陵和清东陵、清西陵所承继[9]。考古发掘工作所得出的建筑、艺术、历史等方面的科学结论即对于论述明孝陵遗产的重大科学意义具有关键作用，也为提炼明孝陵申遗的OUV提供了重要依据。

3.下马坊区域考古

据《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令“车马过陵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外下马，违者以大不敬论”[10]，今明孝陵“下马坊”应为遵此命令而设。可见早在洪武年间明孝陵的“下马坊”就具有重要的标志性和引导性意义。加之明代又先后于嘉靖年间和崇祯年间在此设置“神烈山碑”和“禁约碑”，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文物区即明孝陵的导引区域。

2007年，笔者主持了对这一区域遗存的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恢复和证明了明孝陵现存下马坊区域内的遗存及布局，包括明下马坊、“神烈山碑”及碑亭、“禁约碑”及碑亭、大型龙纹雕刻，民国时改神道为公路、现代即20世纪80年代移位重树“下马坊”及近年重建下马坊处神道等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11]，为深入理解该地区原有历史格局的真实性提供了科学依据，并为后续保护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考古发掘有助于勘验补充文献记载和丰富文化遗产内涵

1.东陵寝园考古

《明史》记载，太子朱标不幸早丧，于“（洪武二十五年）八月庚申祔葬孝陵东，谥曰懿文”[12]。《大明会典》载：“懿文太子陵在孝陵左。”[13]但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成书的《明孝陵志》对于东陵位置有两种说法：一说“（棂星门）西有菜房桥，桥西为明懿文太子东陵”，一说“附葬孝陵东”[14]。这应与明成祖夺位后东陵的地位不断下降及东陵早已破败有关[15]。同时东陵遗址主要部分已经掩埋于土中，无法窥见全貌，以至于学术界虽多有推测但具体地点一直未能确认[16]。

1999年，我们在孝陵陵宫东垣以东约60米处发现了东陵寝园。东陵寝园北依山地，南临平岗，坐北朝南，所有建筑呈中轴对称分布，南北纵深94、东西总宽49.8米，从南往北由两进院落构成[17]。值得注意的是孝陵御河从东陵寝园东侧流过，说明孝陵和东陵处在同一陵域；而且东陵未发现独立神道，据此推断，北京十三陵使用的第一代皇帝陵寝（明成祖长陵）的神道为后世历代皇帝共用神道的制度是从明孝陵承袭而来。

经过1999—2000年的考古工作，明东陵的寝园、神厨、排水系统等得到全面揭露，这些考古发现勘验和补充了《明史》等历史文献，对认识明初帝王陵制和建筑风貌及明孝陵的总体布局，研究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历史都有特殊价值。

2.地宫的探测

关于明孝陵的地宫，文献一直都失载，民间还存有朱元璋葬于南京朝天宫或北京万岁山等传说。1998年12月，为制定相关文物保护规划，我们与江苏省地震局合作进行了针对明东陵地宫和明孝陵地宫的田野调查。此次工作采用的是精密磁测技术（GPM），经考古探测，可知地宫确实在独龙阜之下。同时，此次探测可知明孝陵宝城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地下构筑物，若以方城和明楼为中心，则属于“玄宫”的异常范围明显偏向东侧，而地宫墓道偏于宝城一侧，这与孝陵墓道偏于右侧正好相反，但都避免把墓道开在方城和宝城中轴线上[18]，这与北京十三陵中明定陵的做法较为一致。可以说，科学的考古工作对于补充文化遗产的文献记载之缺位及发现未知文化内涵等具有不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三、考古发掘有助于认知世界文化遗产的整体布局和细节，并从中提炼其OUV

世界遗产申报十分重视遗产格局的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细节，尤其要从实际材料中提炼出符合世界遗产原则的OUV。笔者及所在团队由于主持了明孝陵几乎所有历史遗存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在大量的考古工作的基础上，不断加深对明孝陵整体布局的认知，从而为高质量完成明孝陵申遗文本的撰写及对明孝陵OUV的提炼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

明孝陵作为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寝，地处南京钟山主峰南麓，考古发现它体现了显著的风水规划理念和象天法地的设计思想，整体上讲求建筑空间的有序性、人工建筑与自然景观的和谐性、建筑布局的独创性。

在整体布局上，它大体分为外郭、神道引导部分、神道、陵寝主体（陵宫）四个部分。其中我们通过考古，首次揭示了明孝陵的风水景观布局、神道引导部分的真实走向、外郭墙的实际情况、“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碑楼的地基构筑方法及上部用瓦制度、棂星门的实际结构、明楼的用瓦制度、陵宫的东侧护濠遗迹等一系列历史奥秘。

明孝陵主要入口路径以下马坊为起点，至大金门为导引部分。这一部分主要有“诸司官员下马”六字石牌坊即下马坊、嘉靖十年（1531）建成的“神烈山碑”及碑亭遗址、崇祯十四年（1641年）设立的“禁约碑”等，以及从下马坊至大金门的约呈90度折角的导引路。

孝陵外郭是指从大金门向两侧延伸的红墙，其向西接前湖段明京师城墙，向东环绕紫金山北，形成长24里的孝陵外郭。在这个区域内，有大金门及连接的碑楼（俗称“四方城”）、外御河桥、神道和神道石刻、棂星门、内御河桥（五龙桥）、神宫监（遗址）及井亭等，直到陵宫门，还包括孝陵陵宫及其左右的东陵、嫔妃墓以及钟山之阴的陪葬功臣墓等。

从导引部分至宝顶的建筑和神道石刻等，或依地形蜿蜒分布，或以中轴线规整排列，由南向北，自外向内，先疏后密，从低到高，主次分明，层层推进，加上外郭墙包围的钟山三峰，构成了规模宏大的孝陵陵区。

正是依据持续推进的考古工作，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按照《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的要求，我们在2000年完成撰写明孝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时，提炼出了主要的OUV。

1.符合《操作指南》标准ⅰ

《操作指南》标准ⅰ要求，入选的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是“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明孝陵作为皇家陵寝工程，其宏大有序的布局、厚重雄伟的单体建筑、工艺精湛的细部装饰、高大精美的神道石刻等，凝聚了当时杰出政治家、艺术家、建筑师的才智，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伟大杰作，代表着明初皇家建筑的艺术成就。

明孝陵享殿台基上的大型鼓镜式柱础、建筑顶脊上的琉璃龙吻等在明清皇家建筑上得到广泛的应用。明孝陵神道两侧分列着34件石雕艺术品，其组合保留了唐宋以来帝陵神道石刻的基本内容，融整体宏大与局部精细为一体，代表了明初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朱元璋光复唐宋文化的政治理念。

明孝陵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又一个高峰的产物，是明初政治思想、社会文化、审美意识、建筑技术和国家财力的结晶。陵寝布局设计和建筑形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典范精神，既继承了汉、唐、宋帝陵制度中的优秀成分，又创建了一代新的帝陵制度。明孝陵的陵寝制度规范着明清两代500多年帝陵建设的总体格局和风貌，因此，其文化地位崇高，影响极为深远。

2.《操作指南》标准ⅱ

《操作指南》标准ⅱ指出，世界文化遗产必须是“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人类价值观的重要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明孝陵人文建筑和自然环境高度和谐统一，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孝陵以钟山为靠山（陵墓后靠之山），以天印山为朝山（陵寝正前方所对之山），以梅花山为案山（墓穴与朝山之间的小山），三山南北相望，形成陵寝建筑的主轴线。但孝陵又有两个特点：第一，它建造于雨水充沛的江南，其排水系统必须完善，而排水体系又不能打破陵域内建筑空间的有序性和完整性；第二，神道蜿蜒曲折，依地形而变化，规划设计上取法于地，取象于天，以求天地相融、天人合一，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鲜明的个性特征[19]。

在广阔的陵区内，除一系列陵寝建筑外，还特意布置了“松十万株，鹿千头”[20]，以营造环境。陵域内所有的山体、水系、林木植被等作为陵寝的构成要素进行了统一的布局和安排，表现在陵寝建筑景观上，则是讲求陵制与山水的有机结合。

3.符合《操作指南》标准ⅲ

《操作指南》标准ⅲ要求，遗产“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明孝陵作为国家工程，具有较悠久的历史，从1381年开始营建，至1413年前后竣工，历时三十多年，最早的一批建筑物距今已有六百多年。明孝陵保留着明代初期的建筑风貌，同时还反映嗣后不同历史时期所给予这一历史遗产的影响和结果。

明孝陵享殿台基上的大型鼓镜式柱础，其形制起源于明初南京，而与宋代及其以前官式建筑所使用的覆盆式柱础和江浙一带民间流行的鼓凳状柱础完全不同。鼓镜式柱础普遍用于明都南京的官式建筑，后随朱棣迁都而将此式样带到北京，几乎成为明清官式建筑柱础的唯一风格。

发掘出土的明孝陵建筑顶脊上的琉璃龙吻，其形制既不同于江南普遍流行的鳌鱼吻，也与江苏苏州、浙江绍兴等地发现的柔曲硕长的龙吻有别。明孝陵建筑创制的脊饰龙吻的造型式样为北京明清官式建筑所承袭，并在此后的明清官式建筑顶脊上得到广泛的应用。

大金门、碑楼、享殿、陵宫门等大型建筑的门顶均为拱券形，特别是明楼的拱券顶门道高大深长、巍巍壮观。拱券形门顶的式样虽早已有之，但像明孝陵地面建筑的拱券形门顶的拱券跨度之高大，建造之精美，在殿宇建筑中前所未有。明孝陵的砖石建筑式样，是中国建筑史上大跨度砖拱技术运用于殿宇建筑的成功范例。

明孝陵按照“居中为尊”“皇权至上”“尊卑有别”“统绪嗣承有序”的要求而设计。朱元璋作为明代第一代开国皇帝，其陵址选在钟山主峰南麓的风水主轴线上，东（左）为其长子朱标的陵寝，其右（西）侧为妃嫔陵园。在建筑形式上表现为第一代皇帝和后世子孙共用子孙陵墓神道，其子孙神道又与第一代皇帝神道相连接的格局。

在明孝陵的建筑设计中，独创了在封土及宝城前面建筑方城和明楼的布局格式，营造出雄伟气势，使其凌驾于其他区域之上。大金门、碑楼、享殿、方城等大型建筑普遍使用石构须弥座作为基座，使建筑显得厚实、坚固、庄重。大型建筑的顶部则根据建筑本身在陵寝中所处主次位置，覆盖尺寸不一、釉色各异的琉璃构件，显示出华丽、崇高和威严之气象。无论是新增的布局格式，还是大型建筑所采用的建筑式样，都是既显示出皇家气派，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21]。

4.符合《操作指南》标准ⅵ

《操作指南》标准ⅵ要求遗产必须“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观点、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有形的联系”。明孝陵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明孝陵和明清两代的多位皇帝以及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有关。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与文臣刘基和武将徐达、汤和等人选定陵址。洪武十五年皇后马氏入葬孝陵玄宫。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葬入孝陵陵域内“东陵”。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逝，当年入葬孝陵。同年设立孝陵卫。永乐十一年（1413年），明成祖朱棣亲撰“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崇祯十四年（1641年），崇祯皇帝下诏在下马坊附近立“禁约碑”，重申保护孝陵，违者从严惩治。清康熙与乾隆南巡期间皆多次亲往孝陵拜祭。太平天国（1851—1864年）期间，清朝政府在孝陵卫驻有“江南大营”。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地方官员对毁于战火的孝陵建筑加以修缮，但规模已大不如以前。清宣统元年（1909年），两江洋务总局道台和江宁府知府立“特别告示碑”于孝陵陵宫门外及碑殿前，上用日、德、意、英、法、俄六国文字刊刻保护孝陵告示。

在明孝陵的选址、设计、施工、使用和历代管理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典章制度、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重大礼仪性活动等诸多方面。明清两代的多位皇帝、政治家、文学家，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等，频繁拜谒、凭吊明孝陵，撰写题款、诗文不绝于载。其反映的中国礼仪精神和纪念性意义，也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四、考古发掘有助于科学修复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本体及历史风貌

《威尼斯宪章》（Venice Charter）指出：“修复过程是一个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与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要有现代标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修复之前及之后必须对古迹进行考古及历史研究。”[22]考古发掘对于明孝陵文物本体和历史风貌的修复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明孝陵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整治应当包括明孝陵（含明功臣墓）的所有文物构成和遗产体系构成，其遗产内涵的研究工作是保护工作的重要基础，因而明孝陵的保护利用工作应立足于考古发掘，本着由内而外、先本体后环境的步骤进行。遗产保护是为了全面保护遗产价值、合理利用遗产资源、不断发掘和有效展示遗址文化内涵，参照的法律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南京市地下文物管理规定》等。

中山陵园管理局多年来为明孝陵地区实施了大量文物保护利用项目，重点有下马坊周边环境绿化整治，更换大金门、四方城周边水泥地面，提升保护翁仲路神道石刻，整治金水桥前广场，整修金水桥下御河和方城前御河并蓄水，更换碑殿、享殿水泥地面及复原踏垛，方城明楼及影壁保护修缮，陵宫内全面绿化，设立露天文物的说明牌，电缆下地，建立明孝陵博物馆及开展文物陈列工作，宝城外围道路铺设，徐达、李文忠、常遇春、仇成等明功臣墓环境整治等。此外，明孝陵仍持续加强古建筑的修缮工作。1998年以来，我们依据考古发掘资料恢复了陵宫门（文武方门）明式建筑，对墙体遗址进行加顶保护；陆续开展下马坊区文物保护、碑楼加顶保护、棂星门修复、内红门修复、方城明楼加顶保护、明东陵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等工作，每一项涉及文物本体的保护工程都尽可能以考古发掘资料为设计依据。保护工程设计方案如果在缺失考古工作的前提下提交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基本都会退回方案，要求补做考古工作并提供考古依据，而我们则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相关考古项目。也可以说，没有考古工作的支持，作为世界遗产之明孝陵的许多文物的修复保护是达不到专业要求的。

五、考古发掘有助于世界文化遗产教育的深入持续

在世界遗产的发展过程中，“遗产教育”一直是一个倍受重视的问题。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23]VI部分的“教育计划”第27条指出“缔约国应通过一切适当手段，特别是教育和宣传计划，努力增强本国人民对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赞赏和尊重”[24]，“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自1994年正式启动主题为“青年人参与世界遗产保护和发展”的教育项目，旨在使年轻人参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通过将世界遗产教育纳入学校课程，学生们可以了解世界遗产的内涵、历史和自己民族及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加强生态概念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意识。2004年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在苏州举行，会议通过了《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这一宣言将激励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积极参与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并在世界遗产的保护中成为活跃的宣传者。

事实上，在明孝陵申遗过程中和申遗成功之后，考古工作一直是作为文化遗产的明孝陵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项目之一，其每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都会成为媒体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引来大批观众参观和询问。出土的文物无论是不可移动的遗迹，还是进入博物馆陈列厅的可移动文物，都会成为遗产教育的重要“教材”。我们在明孝陵考古过程中，直接参与了遗迹的修复展示及明孝陵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将相关发现及时提供给社会公众，并用以具体展示明孝陵所具备的世界文化遗产视角下的OUV。我们参与过中山陵园管理局为明孝陵考古发现及申遗工作而举办的一系列图片展、文物展、公众讲座、世界遗产论坛等，呼吁各大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以加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落实和传播，从而将遗产保护经验和遗产核心价值推向全民。

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多样性理念，在区域再平衡策略的影响下，我国在世界遗产理念和保护力度方面仍需不断加强。无论如何变化，都要立足于包括考古学在内的基础科学研究，以发掘和构架世界遗产的价值体系，实现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合理利用。多年来，我们的世界遗产工作更多的关注点在于遗产的一般历史内涵、价值阐释、对比分析及常规保护方面，而在考古发掘、基础研究前提下的遗产资源保护和管理两大方面的研学较为欠缺。未来世界遗产的列入对于遗产地保护和管理的监控更加严格，需要对基础研究、遗产保护和管理投入更多精力。同时，“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等遗产类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关注点，这对考古学也提出了新问题，指出了新方向，各高校相关专业师生需加大研究力度以适应世界遗产事业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六、结语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Monuments and Sites，ICOMOS）1990年颁布的《考古遗产保护与管理宪章》，提到：“考古遗产构成记载人类过去活动的基本材料，因此，对其保护和合理的管理能对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代表人类当前和今后的利益对其进行研究和解释起到巨大的作用。”[26]考古学作为直接研究文化遗产的现代科学，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中不可缺少的支持学科；同时，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对考古学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是考古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有效推动力量。明孝陵考古工作为世界遗产申报、文物保护、古建筑复原、遗产展示及社会教育等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丰富和深化了明孝陵的文化内涵，为全面、科学地认识明孝陵的整体规划、风水理念、设计思想、建筑风格等，以及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提供了大量新资料和新思考。

多学科共同合作是考古学和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趋势，历史、古建筑、工程、环境、规划、水利、管理等各学科与考古学一起，共同构建起世界文化遗产事业的基础和保障，也为阐释遗产价值拓展了新的视角，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永久保护与持续利用提供了科学上的指引。

[1]“明清皇家陵寝”世界遗产名录项目包括明显陵（湖北）、清东陵（河北）、清西陵（河北），2000年；明孝陵（江苏）、明十三陵（北京），2003年；盛京三陵（辽宁），2004年。

[2]朱元璋为建孝陵，将原处于独龙阜一带的古开善寺迁往钟山东峰重建，即今天的灵谷寺。参见明·徐一夔《奉敇撰灵谷寺碑》；又见明成化九年（1473年）为灵谷寺所下《本寺护敇》。均载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三“灵谷寺”。

[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

[4]同[3]。

[5]南京博物院：《明孝陵》“陵寝建筑”图，文物出版社1981年。

[6]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明孝陵陵宫门基址清理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5月2日第1版；贺云翱：《南京明孝陵陵宫门遗址》，国家文物局主编《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时任国家文物局文保司司长的孟宪民先生对此发现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一考古发现及复原设计修改对明孝陵文物考古和修复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甚至还有普遍意义，要求我们写成文字材料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以推动考古专业更多地参与到古建筑维修工作中去。

[7]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京孝陵博物馆：《明孝陵陵宫门址的发掘收获》，《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8]南京市文物研究所、南京孝陵博物馆：《明孝陵陵宫内东侧建筑基址勘掘记》，《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9]贺云翱、王前华：《明孝陵文化价值点评》，《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11]南京大学历史系、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明孝陵下马坊区域考古勘探简报》，《南方文物》2014年第2期。

[12]同[10]。

[13]明·徐溥纂修：《大明会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

[14]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

[15]在明东陵考古过程中，地层中未见清代地层，说明到清代东陵已荒废。

[16]罗宗真：《明孝陵》，《东南文化》1997年第1期。

[17]贺云翱、邵磊、王前华：《明东陵考古纪实》，《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18]江苏省地震局地震工程研究院、南京市文物研究所：《明孝陵地下宫殿勘测记》，《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19]贺云翱、廖锦汉：《明孝陵规划设计思想蠡测》，《明孝陵志新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20]同[14]。

[21]同[9]。

[22]同[3]。

[23]同[3]。

[24]同[3]。

[25]同[3]。

[26]同[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