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苍陵城出土商代青铜器年代及相关问题

朱华东 王建国

（1.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合肥 230039；2.寿县博物馆 安徽淮南 232200）

内容提要：安徽寿县苍陵城组青铜器以铙、大刀、钺为代表，至少属于中等贵族墓葬的规格。该墓出土铜器组年代较一致，属于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早段，其年代填补了安徽沿淮河地区商代青铜器编年的空白，对探讨商文化在沿淮地区影响力的变迁以及安徽商代青铜文化的内涵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安徽苍陵城遗址位于淮河中游南岸，东距寿县县城15公里，1958年调查时被发现，1983年考古工作人员曾在此处做过小规模试掘，但所获遗物主要属于战国至汉代，与寿春城基本同期。2001年在淮河水道拓宽工程中，于此地出土数件青铜器，后经追缴，共得完整器7件[1]，现藏于寿县博物馆，包括簋1、铙1、钺1、矛3、刀1件，另有刀的残块2片，应属另一个体。该组铜器属同组的可能性较大，尽管器物总量不大，但其发现在淮河流域商代青铜器研究中却具有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年代及性质等问题做进一步研究。

一、年代

簋，寿藏︰3150，通高9.3、口径17.1厘米。无耳，敞口，束颈，垂鼓腹，高直壁圈足（图一︰1；彩插八︰1）。上腹饰云雷纹。器外壁可见织物包裹的痕迹。从铸型来看，此簋器壁范痕明显，共三条，自器口贯穿至圈足底部。可知铸型由三外范、一块腹芯、一块圈足芯组成。但浇口位置不清晰，参考周边同类器，整器或为倒浇成型，浇口可能设在圈足底缘。

殷墟时期的铜簋始见于殷墟二期，二、三期时较流行无耳簋，至殷墟三期后双耳簋渐多，并逐渐取代了无耳簋。依腹部造型可将无耳簋分为斜腹和鼓腹两大类，苍陵城簋属于后者。铜簋造型的演变有一定规律，器高渐低，腹部也由深渐浅，但圈足普遍性地略有加高，腹部最大径也由上、中腹移至下腹[2]。

苍陵城簋口径与腹部相当，腹部有一定弧度，最大径略偏下腹，腹部形态上介于河南安阳郭家庄东南M26︰26簋[3]和郭家庄M160︰33簋[4]之间，前者为殷墟二期晚至三期早段器，后者属于殷墟三期晚段。高圈足在殷墟二三期之际的铜簋上也可见到，如安阳殷墟花园庄M54[5]出土的2件簋，其中的有耳簋（M54︰171）就有高直壁圈足，而无耳簋（M54︰177）圈足则明显低矮。该墓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就现有资料综合而言，此类样式无耳簋应流行于殷墟三期。

从纹饰看，殷墟二、三期之际的簋纹饰多数饱满，常以乳丁纹、雷纹为主纹，颈部、圈足饰以小兽面纹、云雷纹等辅纹，层次丰富。而苍陵城簋仅有颈部一周双层云雷纹为饰，花纹显得简洁疏朗，与殷墟三期无耳簋的装饰特征较相似。云雷纹在殷墟青铜器中少见，在殷墟地区此纹饰也仅偶见于殷墟二期铜器之上[6]。与苍陵城簋相似的纹样可见于皖南郎溪出土锥足鼎[7]上，其腹部饰一周连续的双层云雷纹。其年代或略早于苍陵城簋。综上考虑，苍陵城簋可定在殷墟三期偏早阶段。

钺，寿藏︰3151，通长18.5、刃宽10.5、内长7.2、宽4.7厘米，属于商代常见的直内式钺（图一︰2；彩插八︰2）。弧刃一侧钺身可见一道与刃同弧度的棱线。钺身有侧阑，近阑处2扁穿，内中央另设一处小圆穿。钺身锈蚀较重，未见纹饰。该式钺刃口两侧较对称，刃角几乎不外侈。

该钺属于中小型钺，与安阳小屯M5︰799[8]这类通长39.5、刃宽37.3厘米的大型钺比较，其尺寸明显偏小，且装饰简单。苍陵城钺与安阳大司空村M539︰40钺[9]基本相同，该器通长22.4、刃宽16.8、内长7、宽7.6厘米，属于殷墟二期晚段。如从钺刃部特征看，也与妇好墓钺相似。故可将此钺定在殷墟二期偏晚段。

沿淮河地区出土铜钺材料较丰富。上游沿岸的河南罗山天湖墓地[10]M18、M28分别出土1件，两墓属于殷墟晚段，所见钺的刃部外侈，而内部较宽，这些特征也说明其年代要明显晚于苍陵城钺。安徽沿淮一带的蚌埠、阜南曾征集过3件夹内式钺，均为小型钺，未曾著录。其中2件钺身较窄长，其特征流行于二里岗上层时期。1件钺身呈拱门状，弧状刃角，也属殷墟早期阶段。

刀，2件。寿藏︰3155，较完整，刀尖残，残长32.5、刀身最宽处7厘米（图一︰5；彩插八︰3）。刀背斜直，微弧，行至刀尖处向上弧起并攒尖。刀身近背处有二扁穿，便于接柲。刀脊有一条纹饰带，但锈蚀过重，具体纹样不详。寿藏︰3156，仅余2块长条形残片（图一︰6），缺损较多，依其弧度判断，大体推断为另一件刀所有。2块残刀片宽度相近，背有一定弧度，可见2扁穿，刀刃较平直，刀柄呈短细的条状。依刃、背部位的弧度推测，应属于卷头刀式样，原长应在40厘米以上。

依造型，苍陵城刀与殷墟出土的“脊背式”大刀近似，刀尖上翘，刀身略弯，背有镂空棱脊，刀柄短而宽，多属于殷墟二、三期，如小屯M5出土大刀（M5︰1169）[11]，通长45.7厘米。但苍陵城刀脊设有扁穿，这种特征在殷墟出土的“脊背式”大刀中罕见，或为一类地方新样式。类似的多穿常出现在刀头呈弧卷并后翻的“卷头刀”式样上，该式刀刃部平直，至顶部则呈直角状外翻，刀背常设2—3穿，如花园庄M54出土的3件大刀（M54︰87、88、94）[12]，通长约44厘米。故可以将苍陵城出土刀拟定在殷墟三期早段。

在整个沿淮河地区，大型刀目前也仅见此2件，其发现对判定该铜器群组的性质及其所属墓葬级别具有重要价值。

矛，共3件，尺寸、式样相同，2件完好，1件锋刃残损。寿藏︰3152，通长23.3、矛叶最宽处7.5、骹最大径3.5厘米（图一︰3；彩插八︰4）。皆属于束腰形叶矛，叶收于骹下端，离骹末尚有一定距离，两侧各一处穿孔，椭圆形骹。花园庄M54：37矛、殷墟西区墓葬M917：5矛[13]之造型均可与之对比，属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早段。沿淮地区类似的束腰形矛仅在罗山天湖墓地出土1件[14]，发掘报告认为该墓略晚于妇好墓，可从。从造型看，其略呈圆弧状的矛叶与天湖矛更为接近，或属于同一文化区域内的产物。

铙，整个沿淮地区仅见此1件。寿藏︰3149，通高13.7、铣间11.2、柄长5厘米（图一︰4；彩插八︰5）。铙体呈合瓦形身，两面均可见兽头式兽面纹（图二），直铣，弧于。正鼓部微凸。甬下粗上细，下部设箍，近舞部设圆穿。可与殷墟花园庄M54出土3件一组的铙比较，分别高17.6、14.4、12.3厘米，铣间14.2、11.8、9.6厘米，两面饰兽面纹，属殷墟二期偏晚阶段[15]。所饰兽面纹犄角呈扁C形，线条粗而圆钝，其特征与苍陵城铙所饰兽面几乎一致。时间与之相近的小屯M5出土编铙5件，总体偏小，最大一件为14.4厘米，造型上也可比较[16]。

历年来在安徽长江流域的潜山、庐江、青阳、马鞍山等地出土过商代大铙[17]，但其分布的界线多局限于长江沿岸地区。此类大铙是南方地区商代典型铜器，多单件出土，或与祭祀活动使用有关。小铙目前主要出自殷墟，在河南局部、山东、陕西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此次寿县小铙的出土，属于该器发现的最南界，可将小铙的出土范围扩至淮河一线。

除该组集中发现外，20世纪80年代寿县文博部门拣选到一件铜斝（寿藏：948）[18]。通高28.6、口径15.4厘米（图三；彩插八︰6）。该斝体较短粗，敞口，鼓腹，下腰微束，平底，下接三粗锥足，足微外撇，且完全封闭。口沿上立伞形柱，并位于口沿近中线处。上下腹部均饰兽面纹，除乳丁状凸目外，兽面结构由若干小雷纹组合而成。腹分三范，范线位于足外侧中线的延长线之上。鋬外中缝可见范线，对应鋬腹也有一道相应铸痕，属于中商至殷墟早期新出现的铸造方式[19]，从而保证了鋬两侧纹饰带的相对连续。该斝或与苍陵城有一定关联，但其年代要早于苍陵城组，如系出自该地，则为推定苍陵城使用时限提供了资料。

综上可知苍陵城组铜器造型集中于殷墟二、三期之际，所代表的墓葬年代下限属于殷墟三期偏早。

二、组合形式

苍陵城组铜器数量不多，仅有5类8件，但其组合形式较丰富，尤其是集铙、大刀、钺为一体的组合方式，在淮河流域商代青铜器组群中罕见，在殷墟及其周边地区也属较为重要的发现，往往是大中型墓葬的常见配置。下文将利用相关墓葬材料及相应器类加以对比（表一）。

表一墓葬中，以山东青州苏埠屯M8规格最高，甲字形，墓室面积近50平方米。另五墓皆无墓道，其中小屯M5和花园庄M54略大，墓室面积分别达到22和15平方米，随葬品也最丰富。其余三墓面积偏小，均不及10平方米。就器物埋藏情境看，铙常与容器类混置，钺、刀等兵器也常集中摆放，如在苏埠屯M8中，兵器置于棺的两侧，钺、刀则在棺两侧各摆放1件，具有一定象征意义。

所见可比较器类中，铙大小相次，皆成编列的形态，以3件一组最为常见。苍陵城组仅出单件，其尺寸在成编的铙中也仅属中小型，存在散失的可能性较大。上述墓例中，出土钺如成对出土，则形制相同。如出土数量较多，则分不同类型，在尺寸上也有区别，如小屯M5出土钺4件，2大2小，花园庄M54钺分3式，包括大钺1件。出土铜刀的尺寸也与等级有关，且存在大、小型刀搭配的情况，但式样基本相同。如小屯M5刀4长6短，均为刀脊带扉棱的样式；花园庄M54规模与小屯M5相当，3件刀均长约44厘米；其余各墓出土铜刀长度均在30厘米以下。在其他器类中，簋多为无耳圈足簋，但小屯M5和安阳戚家庄M269也各出1件双耳簋。各墓均有铜矛出土，内含一定比例束腰形矛，銎末带双钮的柳叶形矛或与之搭配使用。但束腰矛长度普遍较柳叶矛长，柳叶矛长度一般在20厘米以下。数量在已知可比较的三个墓例中，大司空M663和花园庄M54两者比例约为1：2。

表一// 铜器组合对比表（单位：件）

苍陵城组铜器为偶然性出土后收缴所得，原埋藏情境已丧失，铜器组合也不完整。参考上述墓葬资料推知，其所属墓葬至少可达到中型墓葬规模。组合中，原应涵盖食器、酒器、乐器、兵器等几个大类，至少还应包括鼎及部分酒器。具体到各器类中，如铙、钺、矛，其数量可能也存在一定缺失。

三、意义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在安徽淮河段沿岸的阜南月儿河、嘉山（明光）泊岗、颍上王岗等地发现了几个批次的商代青铜器组群[23]，初步勾勒出商文明在沿淮河中下游地区存在的面貌。但由于铜器材料有限，学者们对该地域青铜文化内涵的认识也仅局限于上述群组中。如朱凤瀚将安徽商代铜器材料纳入商后期，将泊岗组、月儿河组定在殷墟早期，而将颍上铜器归为殷墟晚期[24]。陈佩芬在分析安徽淮河流域商代铜器材料中也有类似年代判断[25]，但认为月儿河组属于商中期至殷墟早期之际。如按殷墟铜器的四期分法[26]，月儿河、泊岗铜器属于殷墟一期或略早，王岗铜器为殷墟四期，而在殷墟二、三期，因没有相应材料支撑而出现大段空白，导致学界对殷墟二期后商王朝对淮河一线的控制力以及一些属于殷末铜器的定性产生疑惑。

现有陶器和铜器材料表明，中原商族至迟在二里岗上层时期就已越过淮河到达江淮西部地区，并以据点形式占据着重要的水路交通节点。此举与中原商王朝经略江淮，控制长江沿岸铜矿资源的目的有密切关联。上述铜器组均位于临淮一线，且多为淮河支流入淮口附近地区，战略地位突出。如殷墟早期的月儿河铜器组与安徽阜阳台家寺遗址[27]密不可分，经过近几年的发掘，可以确认该遗址是一处贵族生活区，发现大型宫殿建筑、青铜器铸造作坊、墓葬等遗迹现象。遗址使用年代自中商至殷墟一期之间，与所见铜器年代相当。泊岗组铜器基本与月儿河组同期，据早年的调查发现此处属于一处商周遗址[28]，但其延续时间不明。颍上铜器出土地点集中在颍河入淮口附近，但并未见与之依存的遗址，而所见铜器也多爵、觚、觯等小件酒器，仅见少量食器，有鼎、甗、簋等[29]，所代表族群的规模与实力相对弱势。寿县苍陵城西距颍河入淮口水路也不过10余公里，大致位于淮河南岸最大支流淠河的入淮口东侧，战略位置也同样显著，而其所在的淮河段在春秋以后的商贸中心地位愈发突出（图四）。

总之，安徽寿县苍陵城铜器组的发现很有意义。首先，该组铜器具有典型的殷商风格，尤其是钺、大刀、小铙为安徽首次所见，极大地丰富了淮河流域商代青铜文化的内涵。其次，为研究中原和淮河沿岸青铜文化关系及商文明在淮河流域的变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苍陵城组铜器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上可以与殷墟一期的阜南月儿河组铜器联系，至少说明在殷墟二期后，生活在淮河中游的族群与中原商族依旧保持密切交往；下可与颍上沿淮铜器地点联系起来，尽管两者之间尚存缺环。这些材料也可与淮河上游的罗山天湖商代墓地相呼应，反映出殷墟二期后，商文化的影响力在淮河一线依旧强烈。但从安徽沿淮出土的不同阶段商式铜器来看，使用者的实力也逐渐萎缩，从这几处地点铜器的出土数量、工艺水平等方面均可反映出来。再者，苍陵城部分铜器的纹饰、造型等在殷墟地区不常见，也或能反映出淮河沿岸区域商代青铜器的若干地方风格。

[1]a.安徽大学等：《安徽江淮地区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14年，图版003、004；b.王建国：《探析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始建年代》，《大众考古》2015年第1期；c.王建国：《安徽寿县苍陵城遗址出土商代器物浅论》，《文物天地》2015年第12期。

[2]岳洪彬：《殷墟青铜礼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7页。文中将此类簋归为Bb类。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1982年—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8—222页。

[6]同[2]，第224页。

[7]安徽大学等：《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图版5。郎溪鼎所饰双层云雷纹与苍陵城簋相仿，但与二里岗时期更为舒朗的云雷纹差异较大，笔者认为该鼎或属于殷墟偏早阶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05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6期。

[10]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1]同[8]，第101页。

[12]同[5]，第135—139页。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4]同[10]。

[15]同[5]。

[16]同[8]，第100页。

[17]a.同[1]a，图版043、044；b.安徽省文物局：《安徽馆藏珍宝》，中华书局2008年，图版011；c.同[7]，图版3。

[18]同[1]a，图版014。

[19]张昌平：《二里头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青铜器鋬的铸造技术及其发展》，《文物》2016年第9期。

[2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年第10期。

[21]安阳工作队：《殷墟戚家庄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第3期。

[2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发掘简报》，《海岱考古》（1），科学出版社1989年。

[23]a.葛介屏：《安徽阜南发现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文物》1959年第1期；b.葛治功：《安徽嘉山县泊岗引河出土的四件商代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c.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王岗、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第10期；d.马人权：《安徽颍上县出土一批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12期。

[24]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207—1208页。

[25]陈佩芬：《殷墟以外的商代晚期青铜器》，《中国青铜器全集》（4），文物出版社1998年。

[26]郑振香、陈志达：《殷墟青铜器的分期与年代》，《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7—78页。

[27]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阜南县台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8年第6期。

[28]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藏安徽文物选介》，《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

[29]甗、簋未著录，颍上县文物管理所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