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金坛茅东村牯牛墩土墩墓发掘报告

南京博物院 常州博物馆 金坛区博物馆

内容提要：江苏金坛茅东村牯牛墩土墩墓为一大型馒首形土墩，时代为西周晚期。土墩内部发现小墩子3个，墓葬、器物坑和灰坑各1座，是典型的“一墩一墓”式土墩墓。墓葬为“人”字形木架结构，墓室外围剥离出多根尚未完全腐朽的炭化木柱，墓道内也残留多处柱洞痕迹，出土了大量的印纹硬陶、原始瓷、夹砂陶和泥质陶器等。土墩墓封土呈现向心形辐射状分区堆筑现象，封土里还发现“草包泥”遗迹。

牯牛墩土墩墓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薛埠镇茅东村大谷下自然村东南100米左右的茅东林茶厂，海拔41米，为一大型馒首形土墩，矗立于一个小丘陵的顶部，当地人俗称“牯牛墩”（图一）。墩底直径41～43、墩高近8米，底面积约1300平方米。土墩西北侧有一水塘，土墩东北被一条灌溉水渠取直，西侧坡底被现代猪圈、山芋窖和茶园破坏，墩顶有两个椭圆形盗洞。

为配合江苏265省道常州金坛段建设，2016年11月—2017年6月，南京博物院、常州博物馆和金坛区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牯牛墩土墩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现将此次发掘情况整理报告如下。

一、堆积层次与结构

1.堆积层次

土墩墓是人工堆筑而成，土质相近、土色斑驳，堆积中常见红褐色、灰褐色、黄褐色、灰黄色和灰白色土交织在一起的情况，有些堆积层次划分的尺度和准确性都难以把握。因为牯牛墩土墩墓属“一墩一墓”性质，涉及到遗迹层位关系的内容不多，所以发掘时我们采用大层中划分小层的方式把土墩分解成几个大的阶段，以便分析整个土墩的建造过程。

下面以牯牛墩T2—T3东壁南北向剖面、T3—T4北壁东西向剖面为例，介绍堆积层次情况（图二、图三）。

①层：表土层，厚0～25厘米。灰褐土，松软，含有大量植物根茎。

②层：可分为3小层，土色有差别，土质软，含有大量植物根茎。该层内小层土色虽有所不同，但结构非常松散，与②层以下致密的结构完全不同，此处将这种明显的结构差异作为划分②层的重要依据。

②a层：厚0～51、距地表深35～441厘米，红褐土，土质软，结构松散。

②b层：厚0～55、距地表深38～84厘米，灰黄土，土质软，结构松散。

②c层：厚0～110、距地表深76～145厘米，灰白土，土质软，结构松散。

③层：厚0～95、距地表深89～522厘米，红褐色土带黑斑，土质较硬，结构较紧密。

④层：厚0～175、距地表深76～499厘米，土色较斑驳，常由灰白土条带和红褐土组成，并且组成结构似有规律可循。将在后文具体阐述。

⑤层：基本由灰白土团块和灰黄土团块组成，这种土质地虽软，但粘性大、结构紧，在失水干透的情况下非常坚硬。根据白土和黄土呈现颜色的差异和团块的紧密程度，可以分为3小层。

⑤a层：厚0～120、距地表深147～205厘米，由灰白土团块和灰黄土团块组成，灰白土偏多，质软，结构紧密，尤其在失水干透的情况下非常坚硬。

⑤b层：厚0～65、距地表深202～291厘米，由灰白土团块和灰黄土团块组成，灰白土偏多，并且团块个体界限明显、相对独立，与⑤a层和⑤b层有较明显的分别。

⑤c层：厚0～135、距地表深140～333厘米，由灰白土团块和灰黄土团块组成，灰黄土明显偏多，灰白土少。

⑥层：与④层相似，也是由放射状的灰白土条带和红褐土、灰褐土组成，带有明显的规律性。

⑥a层：厚0～175、距地表深157～639厘米。灰白土条带和红褐土组成，许多灰白土团块形状清晰，红褐土层理较明显。

⑥b层：厚0～145、距地表深241～507厘米。由灰白土条带和灰褐土组成。

⑦层：厚0～55、距地表深260～419厘米。与⑤层相似，由灰黄土团块和灰白土团块组成，灰黄土团块占绝大多数。

⑧层：厚0～127、距地表深347～440厘米。由灰黄土团块和灰白土团块组成，灰黄土团块占绝大多数。

⑨层：厚0～90、距地表深429～454厘米。与⑥层相似，由灰白土条带和红褐土组成。该层下发现M1人字形木架顶部。

⑩层：厚0～45、距地表深628～645厘米。灰白色，土质软、细腻，结构紧密，该层下为生土。

2.土墩堆积的组成结构

牯牛墩土墩墓地层堆积的组成有两种基本形式，尤其表现在④—⑨层的堆积上：一种是“放射状白土条带”，一种是“团块状的土包”。

（1）“ 放射状白土条带”：在③层下开始出现，条带宽度10～20厘米，为灰白色土，自空中俯视好像从土墩中部向四周墩底发出的放射线一般，尤其土墩北部的6条白土条带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图四；彩插二︰1）。白土条带间距约2～4米，中间为红褐色填土，填土非常纯净。在土墩南部也有许多白土条，分布不似北部规整，多呈网格形，采用在白土条网格中间填筑红褐土的形式。

（2）“团块状土包”：“放射状白土条带”通过多次解剖，并结合平面形状，可发现白土条实际上是由“白色团块状土包”层层垒筑形成的（彩插二︰2），与中间填筑的红褐土呈犬牙交错状。

“土包”除了包裹白土组成“放射状条带”外，还用来包裹灰黄土集中垒筑⑤、⑦、⑧层，包裹红褐土集中垒筑组成D2，包裹灰黄土集中垒筑组成D3。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在土包的周围有一周黑色的炭痕，经尝试，剥离出了一部分植物的茎秆。参考浙江良渚水坝的垒筑方式，我们推测这种土包可能会是“草包泥”“草裹泥”“泥砖”之类，即牯牛墩土墩墓的基础和框架是用“草包泥”“草裹泥”垒筑而成。

二、墩内遗迹

土墩墓封土内部发现小墩子3个，墓葬、器物坑和灰坑各1座（图五）。

牯牛墩巨大的封土底部实际由3个规模较小的土墩组成底座，按由晚到早的顺序依次编号为D1、D2和D3。

D1 近扁圆锥形，位于整个土墩的东部。土色呈黄褐色，有些堆土也呈团块状，质软，结构较紧密。开口于⑥b层下，北部叠压D2，南部叠压D3。墩顶距地表0.95、墩体厚0.34、墩底宽约12.65米，在D1下T4东南部发现器物坑一座，编号为Q1。

D2 近扁圆锥形，位于整个土墩的西北部。由红褐土团块和灰白土团块交错堆筑而成。位于D1下，向下叠压D3。较D1低矮，墩顶距地表约3.2、墩体厚2.2、墩底宽约11.5米。M1位于D2和D3堆叠形成的鞍部上，但与D3并没有直接的叠压打破关系。

D3 近扁圆锥形，位于整个土墩的西南部。由青灰土团块和灰白土团块交错堆筑而成。位于D1和D2下，向下叠压⑩层。墩顶距地表约3.1、墩体厚2.1、墩底宽约17.5米。

M1 位于土墩中心，墓向295°。虽然局部遭盗扰，但结构基本保存完整，可分为墓室和墓道两部分（彩插三︰1）。

墓室大体呈长方形，长2.4、宽1.3、残高0.7米。墓室内堆积可分为4层：①层，为墓室上部，土质软，结构紧密，由灰黄土和灰白土组成，厚约20厘米，顶部边缘有倾斜状烧土痕迹，厚约2厘米；②层，土质软，结构较松散，包含许多炭块，剖面可见一些炭块明显与两侧的木柱朽痕连接在一起，故推测该层可能为木柱倒塌所致；③层，红烧土层，近长方形，包含许多炭屑，红烧土和炭颗粒细小，整体颜色灰暗，厚约10厘米，M1所有随葬品均位于该层面之上；④层，亦是烧土层，由大颗粒的红烧土和炭块组成，颜色明显较③层鲜亮，该层底部呈锅底状。

墓室为“人”字形木架结构，在墓室南、北、东三侧由数十根木柱围筑而成（彩插三︰2、3；彩插四︰3）。在墓室南、北、东三侧清理出42根炭化或腐朽的木柱，木柱有圆形的整木形态，也有剖半的半圆形态，直径8～20厘米，彼此间排列较为紧密（彩插四︰1）。南、北两侧木柱均向墓室中心倾斜，形成“人”字形两面坡式的空间结构，并在木柱底部发现两列石块（彩插四︰2），推测作为柱础石使用，另外还发现一些柱子的内侧或外侧被石块顶住，以加强木构建筑的牢固程度。墓室东侧的柱子，底部没有发现石块，并且柱子基本为直立，没有倾斜度。墓室西侧只在④层下发现一根直立木柱，编号为Z43，其下也无石块。

M1墓室东部受盗洞破坏严重，结构不清，未见葬具、人骨和随葬品。但在墓室西部③层集中出土了数十件印纹硬陶、原始瓷、夹砂陶和泥质陶器等，大型器物如罐、罍、坛等多置于墓室北侧，原始瓷豆、钵等小型器物主要集中堆放于墓室南侧（彩插四︰4）。

墓室西边为墓道部分，墓道自墓室处向西呈喇叭形开敞的下漫坡状，坡度15°。墓道内堆积可分为两层：上层红烧土堆积对应墓室内③层，边缘不甚规整，最远可延伸至土墩墓边缘，长4.9、宽0.9～1.5、厚0.08～0.15米。墓道范围内共发现柱洞12个，大致沿喇叭口两侧分布。柱洞直径15～40、深15～20厘米。柱洞构成的建筑具体结构暂不清楚。下层红烧土对应墓室内④层，平面形状呈喇叭状，面积较③层缩小，长2.6、宽0.4～1.4、厚0.06～0.3米，在靠近墓室处明显收窄，并且堆积变薄（图六）。

Q1 位于T4，开口④层下，口部距墩顶5.8米。平面略呈长方形，口部长3.1、宽0.9米。底部内收，长2.8、宽0.7、深0.5米。填土不分层，为一次性堆积而成，棕红色夹青灰色土。祭祀坑内出土原始瓷豆1、泥质陶盖1、泥质陶盘1（图七；彩插二︰3）。

H1 位于T1，开口⑥层下，打破生土。口部距墩顶7.5米。平面呈椭圆形，口部长3.5、宽2.6米。底部内收，长2.5、宽1.8、深0.9米。填土不分层，为一次性堆积而成，土色呈棕红色，土质质密坚硬。包含物为少量石块和夹砂陶片，可辨器形主要为鼎和盆，破碎严重，未能修复（图八）。

三、主要遗物

牯牛墩土墩墓M1出土器物多数保存完好，部分器物因叠压或墓室坍塌原因破碎严重。完整器和可修复器物共66件，主要包括印纹硬陶坛、硬陶罍、硬陶罐，原始瓷豆、瓷盂、瓷盏，夹砂陶鼎、陶鬲，泥质陶豆、陶罐等，简述如下。

印纹硬陶坛 4件。形态基本一致。侈口，尖唇，卷沿外翻，短束颈，溜肩，弧腹，下腹弧收至底，平底。颈部饰有多道弦纹，肩部拍饰折线纹加回纹，下腹拍饰回纹。器形制作规整，但有少量烧造形成的鼓泡，造成口部和腹部略有变形。M1︰39，口径16、底径19、器高40.5、颈长2.2、口沿厚0.3、肩厚0.5、底厚1厘米（图九︰1）。M1︰43，口径16.6、底径19.4、器高41、颈长1.7、口沿厚0.3、肩厚0.5、底厚1厘米（图九︰2；封底）。M1︰46，口径19.6、底径17.5、器高38.9、颈长2.3、口沿厚0.3、肩厚0.5、腹厚0.5、底厚0.7厘米（图九︰3）。M1︰47，口径17.5、底径20.5、器高39.3、口沿厚0.3、肩厚0.4、底厚0.8厘米（图九︰4）。

印纹硬陶罍 4件。形态基本一致。直口微敛，圆唇，短颈，鼓腹，溜肩，腹最大径接近肩部，弧腹，下腹弧收至底，近底部外撇成角，平底。器型制作规整，颈部饰有多道弦纹，肩部拍饰折线纹加回纹，下腹拍饰回纹。均在肩部对称装饰一对桥形耳。M1︰32，口径14.2、腹径27、底径18.4、器高22.5、颈长1.8、口沿厚0.3、肩厚0.4、腹厚0.5、底厚1厘米（图九︰6；彩插五︰1）。M1︰35，口径11.6、底径16.4、器高20.5、口沿厚0.3、肩厚0.4、腹厚0.5、底厚0.5厘米（图九︰7）。M1︰36，口径11.8、底径15.8、器高23、口沿厚0.3、肩厚0.4、腹厚0.5、底厚0.5厘米（图九︰8）。M1︰37，口径12、底径16.6、器高22、口沿厚0.3、肩厚0.4、腹厚0.5、底厚0.5厘米（图九︰9）。

印纹硬陶罐 1件（M1︰31）。侈口，尖唇，卷沿外翻，短束颈，溜肩，弧腹，下腹弧收至底，近底部外突，平底。器形制作规整，颈部饰有多道弦纹，肩部拍饰折线纹加回纹，下腹拍饰回纹。肩部无耳。该罐除口部和肩部与印纹硬陶罍有差异外，其余特征基本相似。口径13.5、腹径27、底径17.5、器高22.5、口沿厚0.3、肩厚0.4厘米（图九︰5；彩插五︰2）。

原始瓷豆 41件。形态基本一致。敞口，尖圆唇，唇下饰弦纹一圈，折腹，下腹斜收，腹下接矮圈足，足尖外撇，内壁饰弦纹数道，器表施黄绿釉，釉面稀薄不同，局部脱落，多数瓷豆器体制作不规整，烧造过程中造成口沿和圈足部分变形（图一〇、图一一︰1—17；彩插五︰3、4）。尺寸详见表一。

原始瓷盏 5件。直口，圆唇，直壁，下腹弧收至底，下接矮圈足，口沿下有一圈七行刻划弦线。器形制作规整，器内外壁施有一层浓重的黄绿色釉，施釉不及底。M1︰1，口径9.5、底径5.2、口沿厚0.3、底部厚0.3、器高4.4、足高0.8厘米（图一一︰18；彩插五︰6）。M1︰8，口径9.2、底径5.6、口沿厚0.2、腹部厚0.4、底部厚0.5、器高3.6、足高0.9厘米（图一一︰19）。M1︰9，口径9.8、底径5.8、口沿厚0.4、腹部厚0.6、底部厚0.8、器高3.9、足高0.8厘米（图一一︰20）。M1︰11，口径10、底径5.8、口沿厚0.2、腹部厚0.4、器高4、足高1厘米（图一一︰21）。M1︰45，口径10、底径6、口沿厚0.3、底部厚0.3、器高3.5～4.6、足高0.9厘米（图一一︰22）。

原始瓷盂 2件。敛口，圆唇，鼓腹，腹下接矮圈足，口沿下有一圈弦纹装饰。全器制作规整，器身内外施黄绿色釉，釉色浓郁透亮，釉不及底。M1︰6，口径8、底径5.8、口沿厚0.3、底部厚0.4、器高5、足高1厘米（图一一︰23；彩插五︰5）。M1︰13，口径8.4、底径6、口沿厚0.4、底部厚0.5、器高4.6、足高1.2厘米（图一一︰24）。

夹砂陶鼎 2件。器形略有差异。M1︰63，泥质红陶，侈口，尖圆唇，盆状浅腹，下接三柱状鼎足。每个鼎足上方有一个角状突出。口径15.6、口沿厚0.2、腹厚0.4、器高9.8、足高5.4厘米（图一二︰8；彩插四︰5）。M1︰66，夹砂褐陶鼎，原器残，不可复原，仅余口部残片及鼎足。侈口，卷沿，平底。鼎足呈锥状。口径10、口沿厚0.3厘米（图一二︰9）。

夹砂陶鬲 1件（M1︰48）。原器残，不可复原。夹砂红陶质，仅余口部残片及鬲足。侈口，卷沿，鼓腹，三空心袋足。口径14、口沿厚0.6、肩部厚0.5厘米（图一二︰7）。

表一// 牯牛墩M1出土原始瓷豆尺寸一览表（单位：厘米）

续表

泥质陶豆 5件。直口微敞，方唇，折腹，下腹斜收，腹下接矮圈足。器表通施黑衣，现已基本脱落，露出砖红色胎体。器体较规整。推测作为坛、罐一类的器盖使用。M1︰34，口径17.4、底径8.5、器高5.8、足高1.8～2、口沿厚0.6厘米（图一二︰1）。M1︰38，口径16.2、底径7、器高6.6、足高2、口沿厚0.2厘米（图一二︰2）。M1︰62，口径17.6、底径8.2、器高7.3、足高2.6、口沿厚0.3厘米（图一二︰3）。M1︰64，口径17、底径9.5、器高6.6～6.8、足高2.4、口沿厚0.6厘米（图一二︰4）。M1︰65，口径17.6、底径9.2、器高7、足高1.9～2.1、口沿厚0.5厘米（图一二︰5；彩插四︰6）。

泥质陶罐 1件（M1︰29）。残，仅剩底部，下腹弧收，平底内凹，胎质疏松。底径13.2、残高7.8厘米（图一二︰6）。

Q1出土器物3件，种类有原始瓷豆、泥质陶盘与器盖。

原始瓷豆 1件（Q1︰1）。敞口，尖圆唇，弧壁，弧折腹，折腹处内壁饰弦纹数道，下腹平收，接矮圈足，足尖外撇，足心轮旋痕迹明显，原应施釉，现脱落殆尽，露出灰色器表及土黄色胎。口径13.6、底径5.7、器高7.7、足高1.6、口沿厚0.2厘米（图一三︰1）。

泥质陶盘 1件（Q1︰2）。微敛口，方唇，弧腹，接矮圈足，器表有黑色陶衣，基本已脱落，露出泥质口陶胎。口径17、底径8.9、器高6.2～6.5、足高2～2.2、口沿厚0.6厘米（图一三︰2）。

泥质陶盖 1件（Q1︰3）。弧口内凹，方唇，弧折腹，直壁，弧顶，上接矮圈形捉手，器表原应施有黑陶衣，除捉手处残存，余脱落殆尽。口径26.4、捉手径14.4、器高8.4～8.5、足高1.7～2、口沿厚0.5厘米（图一三︰3）。

四、结语

牯牛墩土墩墓是一座典型的“一墩一墓”式土墩墓，其形制与近年发现的江苏镇江句容下蜀中心山土墩墓[1]、南京江宁陶吴土墩墓[2]、镇江丹阳马家双墩D2[3]等土墩墓有较多相似之处，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M1结构系横断面呈等腰三角形的两面斜坡“人”字形木构墓室。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完整保存和呈现了这种结构[4]。此种墓在江苏地区也已发现多例，如镇江丹徒华山大笆斗土墩墓[5]、句容浮山果园D29M45[6]、句容天王东边山D2M1[7]、丹徒辛丰大墩[8]、句容下蜀中心山土墩墓，南京江宁陶吴土墩墓等。一般来说，具有人字形木构墓室的多为“一墩一墓”式的土墩墓或是“一墩多墓”式土墩墓的中心墓葬，并且墓内随葬品都比较丰富，有学者认为，这种结构是吴越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葬所普遍采用的特定形制[9]。另外，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在土墩墓的墓门、墓道附近常常留有与墓葬营建和祭祀相关的遗存[10]，在牯牛墩M1墓道内发现的两列柱洞及具有明显焚烧特征的二次堆积也证实了这种现象存在的可能性。

牯牛墩土墩墓封土所呈现的向心形辐射状分区堆筑现象早在2005年宁常镇溧高速公路土墩墓群的发掘中就有所发现，其后江宁陶吴土墩墓、镇江丹阳马家双墩D2、江苏邳州蘑菇顶[11]的陆续发现使之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有韩国学者指出韩国坟丘墓中广泛存在的辐射状分区有可能来源于此[12]。此次牯牛墩土墩墓的发现，进一步揭示了所谓“向心形辐射状分区”的构筑过程和结构特点。从结构上来看，“条带状的放射线”堆积是由大量“白色团块状土包”自下而上层叠而成，“条带”之间再以填土夯实，“条带”随填土增高随之增高，所以才在断面上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现象。这种垒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地区商周时期大型工程垒筑技术的水平。

本次在牯牛墩土墩墓封土里发现的“草包泥”遗迹（或称“泥砖”），尚属土墩墓首次发现。目前江南地区发现的使用“草包泥”材料的早期遗迹，主要包括浙江良渚水坝、卞家山良渚文化土台[13]，上海广富林良渚文化土台[14]等，年代集中在良渚文化时期。此次在周代土墩墓中的发现，证明“草包泥”技术并没有随良渚文化的消亡而消失，而是继续沿用在一些大型建筑中，体现了江南地区先民的建筑智慧。

M1出土器物时代特征明显，出土原始瓷豆与丹阳马家双墩D2、丹徒四脚墩西周土墩墓 M6（M6︰1—2）[15]、镇江大港马脊墩M1出土的同类器[16]相似；出土原始瓷盂、盏与丹徒四脚墩西周土墩墓M4原始瓷豆（M4︰3—5）相似；出土印纹陶罐与丹阳马家双墩 D2（D2M1︰11）相似；印纹硬陶坛与马脊墩M1︰66—68、句容鹅毛岗D2M22︰11、D2M23︰6相似，出土带角陶鼎（M1︰63）与句容鹅毛岗D2Q4︰3相似，无角陶鼎（M1︰66）与句容鹅毛岗D2M23︰7相似，印纹硬陶器纹饰为折线纹加回字纹一种。结合豆、罐、坛等器形、纹饰特征，M1整体与邹厚本先生《江苏南部土墩墓》第二期[17]、刘建国先生《论土墩墓分期》第三期[18]、句容鹅毛岗土墩墓第一期[19]特征相近，因此判断牯牛墩M1年代为西周晚期。

Q1出土器物较少，出土器物特征略晚于M1，其中原始瓷豆Q1︰1与句容鹅毛岗D1Q4︰4相近，泥质陶盘Q1︰2与句容鹅毛岗D2M23︰15相近，泥质陶器盖Q1︰3与句容鹅毛岗D2Q3︰8相近，推断其年代应与M1相去不远。

总之，牯牛墩土墩墓的发掘为探讨江南土墩墓的形制、墓室营建过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也为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埋葬习俗和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研究线索。

[1]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下蜀中心山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2]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陶吴春秋时期大型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3]南京博物院：《江苏镇江丹阳马家双墩D2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7年第1期。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保护管理局：《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

[5]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丹徒县文教局：《江苏丹徒横山、华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文物》2000年第9期。

[6]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镇江市博物馆、常州市博物馆：《江苏句容及金坛市周代土墩墓》，《考古》2006年第7期。

[7]林留根：《江南土墩墓相关建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8]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薛家村大墩、边墩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0年第5期。

[9]a.林留根：《江南土墩墓相关建筑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b.张玮：“人”字顶木椁墓墓主族属的初步研究》，《东南文化》2011年第3期。

[10]同[7]。

[11]马永强、张宏伟：《江苏邳州蘑菇顶D1发掘与相关问题研究》，《东南文化》2017年第5期。

[12]〔韩〕曹永泫：《马韩古坟坟丘的区划盛土法》，《东南文化》2011年第4期。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卞家山（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良渚考古八十年》，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254—255页。

[15]镇江博物馆：《丹徒镇四脚墩西周土墩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16]镇江博物馆：《江苏镇江大港华山马脊墩土墩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17]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第6辑，1982年。

[18]刘建国：《论土墩墓分期》，《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19]镇江博物馆：《句容鹅毛岗土墩墓发掘报告》，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9—150页。

领 队：彭 辉

发 掘：彭 辉 于成龙 岳 俊 许倪恒肖 宇 霍永路 张 盼

摄 影：于成龙 彭 辉 霍永路 谭扬吉

绘 图：于成龙 彭 辉 张 华 霍永路

执 笔：彭 辉 于成龙 岳 俊 许倪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