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文化遗存出土陶片的制陶工艺研究

杨雅琼 薛玲玲

（1.淮阴师范学院 江苏淮安 223300；2.淮安市博物馆 江苏淮安 223001）

内容提要：从胎土、成型、修整、装饰、焙烧五个方面对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陶器破片进行观察后可知：第一期遗存陶器以泥片贴筑法制坯为主，少量为泥条筑成；第二期遗存中，泥条筑成的陶器数量有所增加，成为主要制坯方法。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文化陶器制作工艺的变化，符合新石器时代陶器制作由泥片筑成法向泥条筑成法转变的总体变化规律，表明第一、二期遗存陶器制作工艺的延续和发展。

顺山集遗址位于江苏省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400米处，东南距泗洪县城约15公里。顺山集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分为三期，经碳十四测定，第一期遗存绝对年代为距今8500—8300年，第二期遗存绝对年代为距今8300—8000年，第三期遗存的绝对年代，初步推断为距今8000—7500 年[1]。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器及可复原的较少，陶片多小而碎，可辨器形较为简单。其中，第一期遗存以圜底器为主，常见器形有釜、罐、钵、盆、壶、支脚等。釜数量最多，器形大且厚重，少数复原口径可达40多厘米，常与支脚或灶配套使用。第二期遗存以圜底器和平底器为主，少见圈足器。常见器形有釜、罐、钵、碗、豆、匜、支脚等，比第一期更加丰富，且同类陶器形态上有着一定的变化，与第一期遗存有着传承关系。为此，有学者提议将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遗存归入同一文化，命名为“顺山集文化”[2]。

第三期遗存的陶器，无论在外形、质料、制法、装饰、烧成等方面，与一、二期陶器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且揭露面积小，其文化源流与走向尚不清晰，是否代表顺山集文化，目前尚不清楚，故不列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文研究材料为2010年至2011年顺山集遗址发掘出土的第一、二期文化遗存的陶片。标本采用痕迹观察法并分析、记录有关质料、成型、修整、装饰、烧成等方面的信息。口沿和器底主要观察其断口，并结合内外表面留下的痕迹绘制平剖面接合图；器耳部分重点观察正、侧面造型，及其与器壁接合处留下的痕迹。

成型工艺分析，主要方法是在光照下通过肉眼观察加触摸来寻找接合痕迹。顺山集遗址的器物，口沿及内外壁凹凸不平，无论怎么修整，都不能掩盖其原有的接合痕迹。加之烧制时，器物修整或接合处因制坯时各个部位含水量不同导致收缩程度不一，更加突显出接合痕迹。烧制工艺上，主要是结合器壁内外表面以及断面陶色的观察，粗略判断其烧成氛围。

二、顺山集遗址第一期制陶工艺考察

第一期遗存的陶器，制陶工艺相对原始，器形多厚重且不甚规整。多使用泥片贴筑法，将泥片黏合后进行修整，把手伸入器内壁为垫，继续拍打其外壁以调整控制陶器造型。胎的剖面厚度基本相同或由厚渐变到薄。肉眼观察断面，可见砂粒比例较多。

陶器以夹砂陶为主。胎土多夹杂细砂，次棱或棱角分明；间有粗砂（4～5毫米），且大多数棱角分明。所含砂粒较多，粗细均匀，内外表面可见。陶片多小而碎，很少有口沿可量出复原口径，基本残存到颈部。

（一）成型方法

1.口沿

第一期出土的口沿残件相对较小，很少残存到腹部。唇部以圆形为主，少见尖圆形。口沿部分或是一体成型，或由二至三片泥条黏贴而成，有些留有接痕，内面有刮抹痕。如2010SMST2055③︰1，釜形器，侈口，短沿外折，厚圆唇，复原口径约25.2厘米。其内外壁及断面可见砂粒，粒径约为0.1～2毫米。口沿断面由三部分粘结而成（①—③），④加贴于①—③的外侧以作加固，并以此处为垫在口沿面上不断拍打、塑形，口沿面上有明显的指节印痕a，④处有相应的拍打痕迹。内外壁呈橘红色，器外壁有黑斑，系焙烧时无意识渗碳所致，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一︰1）。2010SMST2054③︰2，釜形器，敞口，唇为尖圆形，复原口径约24.4厘米。内外壁及断面可见砂粒，细小且均匀。口沿断面可见由两部分粘结而成（②—③），①加贴于②③外侧以作加固，外壁a处可见黏贴痕迹。内外壁均有小垫痕和横向的刮抹痕，表明陶坯内外壁经过多次抹泥修整。器内壁及外壁口沿处为黑色，外壁口沿以下为橘红色，为渗碳所致，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一︰2）。2010SMST2155③︰6，釜形器，敞口，方唇，口径不可复原。口沿部分由三部分粘结而成（①—③），唇部饰有一圈双刀切割而成的纹饰。口沿处有一双面对钻圆孔，系烧后所钻，孔径由内外壁向中间逐渐缩小，应为管钻而成。此孔的成型过程表明当时已有管钻技术（图一︰3）。

2.器耳

有4种造型。2010SMST2155②︰4，造型较为规整，横截面近梯形。羼和料为砂粒，表面可见。器耳本身似为一体成型，后将其弯成半环形黏贴于器壁上，两端加贴泥片以作加固。耳和器壁的黏贴处可见密集的按捺痕。器耳两侧经过修抹，断面上有明显黏贴不佳的痕迹a（图二︰1）。2010SMSG5②︰0209[3]，横截面近半圆形。羼和料为砂粒，表面砂粒浮出，器耳本身似为一体成型，将其弯成半圆环形后黏贴于器壁上，两端加贴泥片以作加固。断面可见黏贴不佳的痕迹a。其中一端明显可见加贴泥片的痕迹b（图二︰2）。2011SMSTG12︰6，状如鸟首，耳顶面近平，有加贴泥片以作塑形，a、b处清晰可见黏贴的痕迹（图二︰3）。2010SMST2155②︰5，耳背为圆形泥饼。此器形颇为特殊，器耳本身似为一体成型，先将泥团不断捏压，后将其两端黏贴于器壁上并加贴泥片以作加固（图二︰4）。

3.陶支脚

数量较少，均为夹砂红陶。2010SMST2155③︰10，圆柱状，底径约为7.5厘米。羼和料为砂粒，裸露在外，次棱或棱角分明，粒径约0.2～3毫米。泥条拍筑而成，表面可见深浅不一的拍打痕迹。通体呈砖黄色，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三）。

（二）修整手法

修整多采用手修，抹平主要为手抹，并利用工具衬垫、拍打、抹压。分为三个部分：口沿内面，有明显或不明显的指节印痕、刮抹痕；胎外壁，表面光滑，少见刮抹痕，有的表面砂粒裸露，增加了辨别修整痕迹的难度；胎内壁，留有凹凸不平、大小不一的垫痕和横向刮抹痕。如2010SMST2155④︰1，釜形器，夹砂红陶，侈口，圆唇，复原口径约36.9厘米，器壁较厚。羼和料为砂粒，胎土夹杂细砂。口沿内壁有明显的指节印痕，即以手衬垫在内壁，受到拍打外壁的压力后留下的印痕（图四；彩插六︰1）。

（三）装饰形式

素面居多，口沿处偶见装饰纹样，可起到便于端拿和防滑的作用，可见此时装饰兼具实用与审美双重功用。纹样有三种：（1）利器切割形成的密集刻纹（彩插七︰1—a、b）。此类纹饰，形状没有统一标准，有的像锥子，有的状如水滴，系双刀切割而成；（2）勺类工具或切或挖而成的月牙形纹（彩插七︰1—c）；（3）圆头工具多次戳印而成的圆形纹（彩插七︰1—d）。总体来说，第一期遗存陶器表面的纹饰，制作质量并不好，制作手法粗糙。

（四）烧成环境

根据器表、器里和断面的陶色观察，粗略估计烧制火候。陶器内壁绝大多数为黑色，仅少数为红色。外壁为深浅不一的红色，陶色斑驳。断面多呈现口沿以上为黑色，以下为黄色的状态。第一期遗存的陶器，均为氧化焰焙烧，大部分陶器内部经过渗碳。少量陶器外壁偶见焙烧时产生的黑斑。

三、顺山集遗址第二期制陶工艺考察

陶器器形仍以釜为主，且器类比一期的更加丰富，数量明显增加。制法上，泥片贴筑和泥条筑成法同时存在。器表的抹平技法更高，造型更为流畅、轻巧。胎的剖面厚度基本相同或由厚渐变到薄。胎土仍以夹中小砂粒为主，次棱或棱角分明，比例较高，器表多有敷泥抹平，砂粒裸露的较少。出现少量的夹云母、夹炭和泥质陶。

（一）成型方式

1.口沿

圆唇为主。少量陶器内壁可见几道连贯的横向裂痕或接痕，此为泥条筑成的特点。部分仍与一期遗存的陶器制法相同，即泥片贴筑法。2010SMSTG7⑥︰0035，小口罐，敛口，方唇，厚4～5毫米，复原口径8.4厘米。胎土夹杂细砂粒，次棱或棱角分明。口沿断面可见由三个部分粘结而成（①—③）。内外壁有横向裂痕，根据其内外表面起伏并结合断面辨识，应为泥条筑成。通体灰中泛红，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五︰1）。2010SMSTG10③b︰0185，釜形器，厚约5毫米，口径不可复原。羼和料为砂粒，大小不一，粒径约为0.1～3毫米，偶见粗砂。从断面可见口沿沿面处黏贴一圈泥条。内壁有两条横向接痕（其中断面①、③处也可以看见），应为泥条筑成。器内壁至颈部外壁均为黑色，外壁下方有一处黑斑，呈火苗状，渗碳所致。断面呈浅褐色，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五︰2）。2010SMSTG9⑤︰25，红陶，夹砂夹云母，圆唇，广弧肩，近口部半环耳（残缺），复原口径13厘米。器胎较薄，羼和料为砂粒、云母，云母沫表面可见，用手触碰即会沾黏。根据其内外壁起伏辨识，应为泥条筑成（①—③）。此标本造型十分规整，不易看出制作痕迹。陶色仅两处为银灰色，其余为橘黄色，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五︰3）。

2.器耳或鋬手

造型种类较第一期大为丰富。总体造型上看：第一期以厚重、宽扁为主，手工修抹痕迹明显；第二期造型逐渐规整、流畅，在修整效果上比第一期更为平滑，实用性鋬手大量出现。

器耳可分以下六种造型。

（1）桥形。横截面近梯形，器表光滑、规整，羼和料为砂粒。器耳本身似为一体成型，后将其弯成桥形并将两端安装于器身之上，加贴泥片，捏合修抹。器壁厚约4毫米。内壁清晰可见两道横向接痕，可能为泥条筑成。断面可见耳与器身黏结不佳的痕迹a。内壁有数道敷泥修抹痕迹c（图六︰1）。

（2）耳廓方折。横截面近方形，相对桥形耳修整得更为规整、平滑。羼和料为砂粒，b处可见口沿处敷泥修抹痕迹，内壁有成排的垫痕（图六︰2）。

（3）钩形。从侧面来看，形似钩形，横截面近锐角三角形，耳廓多有捏制。羼和料为砂粒，表面可见。耳廓有角的一端可见捏压痕迹（图六︰3）。

（4）细条形。数量较多，横截面近圆形或不规则圆形。羼和料为砂粒，或于表面敷泥修抹，或砂粒表露。器耳本身似为一体成型，后将其弯成半圆环形，并将两端黏贴于器身之上，于黏贴处不断加贴泥片以作加固，可见密集按捺痕。a处可见黏贴不佳的痕迹。器壁厚约6毫米。内壁有横向裂痕，该器物可能为泥条筑成。此标本耳孔处有一“V”字纹标记，疑为人为刻意做成（图六︰4）。

（5）夹砂夹云母陶耳。此器耳造型十分规整，耳与器壁的黏贴处均有密集的按捺痕。耳廓外缘经过修抹。内壁有横向刮抹痕以及少量大小不等的垫痕。此类器物在烧成上内外壁的颜色偏橘红（黄），间杂灰色，胎心中间呈灰色（图六︰5）。

（6）大型陶耳。数量不多，未找到与之对应的完整器。胎土中夹杂中小砂粒，耳廓为包裹泥芯捏制而成（②包裹①，b处可见修抹痕迹）（图六︰6）。

鋬手有马鞍形、月牙形、方形、梯形、半圆形等，大小不一（图七、图八）。二期出土的花边釜为其特色，鋬手粘贴于口沿处。如2010SMSTG9③a︰0128，花边釜口沿残片，羼和砂粒，内外壁表面少见砂粒，断面可见比例较多，偶有粗砂，棱角分明。从断面可见鋬手由两部分（②③）泥团捏制而成（图七︰3），并黏贴于器身①上，沿面黏贴处有密集的拍打痕迹。器内壁及鋬为黑色。外壁鋬以下依次为灰色和橘黄色。断面呈浅褐色和橘黄色。氧化环境中烧成，内壁渗碳。

笔者在整理陶片时，发现这种形式的鋬手，不仅位于口沿处，也粘贴于颈部或腹部。鋬手立面上或为光面（图七︰2），或为双刀切割密集刻纹，a处可见鋬手与器身的黏贴痕迹，b处为密集的刮抹痕迹（图七︰1）。

另有一种月牙形鋬手，如2010SMSTG9③b︰0403，其成型的方式是直接将泥块搓成细泥条，后将之弯成半环状接贴于器壁上，并于接合处敷泥修整。此鋬厚达1.5厘米。笔者在模拟端拿情景时，发现此鋬下方内凹，使用起来十分方便，故根据其实用性，将其定为鋬手（图八）。

除了两件大型器耳，大部分器耳的耳孔大小和手指头粗细类似，但也有孔径特别小的。此类的用途，或是端拿，或是用于系绳子，常见于罐、壶两种器形。耳常置于肩部，有的与器口平或略高，有的低于器口，型式不一。而鋬手多见于釜、钵、盆等器形上，常置于口沿、颈部或腹部，主要便于端拿。

3.器底

以圜底和平底为主，并见少量的圈足器。圜底多为大片泥片黏贴在一起，剖面较厚。平底分为露底式和包底式两种。露底式即器壁接贴在底面边缘上，再于接合处内（外）侧加贴泥片以作加固，如2010SMSTG9④︰0409，仅留器底部分，平底，胎土夹杂很少的细小砂粒。器底①上安装器壁②。内外壁均为黑色，断面呈土黄色，氧化焰焙烧。内外壁均有明显拍打痕迹。器底边缘有一个“L”形切口，疑人为刻意做成（图九︰1）。包底式即器壁套在底面外侧，再于接合处内侧加贴泥片以作加固，如2010SMSTG7③︰0404，羼和料为砂粒，断面可见砂粒，棱角分明。器底较厚，约1.2厘米，底径复原为10.8厘米。在器底①的外侧套接器壁②，并于①②接合处的内侧加贴③以作加固。内壁全部渗碳。断面部分为灰色，部分为黄色。外壁一小部分为由底蔓延到器壁的黑斑。氧化环境中烧成（图九︰2）。

圈足底多为浅圈足，足外撇。如2010SMSTG10③b︰0413，胎土为泥质，口径无法复原。圈足部分由②③两泥条粘结。内黑外黄，氧化焰烧成，内壁渗碳（图九︰3）。

以上三种类型的器底，笔者主要是从器底和器身的接合方式来说明的。而器底本身或是泥条圈筑，再进行拍打粘合；或是直接用泥团拍打而成。如2010SMSTG9⑥︰0407，平底，夹砂陶，底径约6厘米。外底有多个按捺痕，内底有明显的泥条盘筑痕迹（图一〇︰1）；2010SMSTG10⑦︰0411，平底，夹砂陶，底径约6.2厘米，为泥饼直接拍打成型，其内外壁凹凸不平，多处可见拍打或按压的痕迹（图一〇︰2）。

另外，笔者在挑选标本时，发现两个颇有特色的多足器底，足部均残缺，足应为柱状。其中，2010SMSTG9④︰0416，圜底带四足，足胎土夹杂很少的细小砂粒。外壁为橙黄色，内壁呈黑色。外底有四个矮小足的断口。氧化焰焙烧，内壁渗碳（图一一︰1）。2011SMSTG12⑨︰0417，胎土夹杂中小砂粒，外壁砂粒裸露。外底面为橙黄色，内底为黑色。外底有七个矮小足残件（①—⑦）。氧化焰焙烧，内壁渗碳。a为可见的足和器底的接合痕迹（图一一︰2）。

4.支脚

为大型泥条捏合而成。胎土有泥质、夹砂两种。以猪形支脚最具特色。ST1︰1，夹砂陶，残高22.5、底径13、通体最宽16.1厘米。柱体由几个大块泥条捏制而成，后在柱体上接贴3个小柱头，再在接合处接贴泥片以作加固。器身有许多裂缝及脱落，应是泥料水分比例或烧制火候没有控制好。背面大部分渗碳，余则呈砖红色。氧化环境中烧成。从渗碳的分布的范围可以推断出圜底器使用时，支座的摆放方式，即黑色部位朝向火塘（图一二︰1）。2010SMSTG7⑤︰0420，胎土为泥质，极少见到砂粒。支脚为三个大型泥条捏合而成（①—③）。整体呈橙色和灰色，氧化焰焙烧，顶面有小片黑斑，为焙烧时偶然渗碳（图一二︰2）。

另有2010SMSTG9④︰0428，疑为支座，残缺，形似某种动物造型，有凸脊，凸脊处有平行的刻划痕。从器表裂缝判断为多块泥料捏塑而成，并加以刻划装饰。胎土为泥质，砂粒极少。外壁为橘红色，内芯呈灰色，氧化焰焙烧而成（图一三；彩插六︰2）。

5.器盖

完整器盖1件，2011SMSTG11⑥︰21，夹砂红陶，口径约为21.6厘米。捉手内口径约为6.6厘米，沿宽为0.9厘米。胎质较薄，器身应为泥条筑成。器表砂粒裸露，修整痕迹不易辨识。器身内外壁全部渗碳，裂隙周围有烟熏痕迹，应是焖烧时，大量的浓烟从裂隙处渗出而形成。器盖本身为氧化焰焙烧而成（图一四︰1）。捉手有两种，一种为泥块揉成圆柱形，在一端用工具挖成凹槽状，并敷泥修整。后在凹槽边缘圈筑泥条，并捏压修整出“宽沿”（图一四︰2）；另一种为泥条筑成，据内外表面起伏，明显可见是由搓好的细泥条圈成的，内外面都有手捏痕迹（图一四︰3）。

（二）修整手法

多采用手修，主要为湿手抹平，并利用工具衬垫、拍打、抹压。但器表抹平质量有所提高。口沿内面多有横向刮抹痕，胎内壁有凹凸不平的垫痕以及横向裂痕和接痕，外壁拍打光滑，偶见刮抹痕。

（三）装饰形式

素面居多，无陶衣。第一期遗存的陶釜口唇外侧常见的月牙纹、切割纹等在第二期遗存中较为少见。常见饰于腹部的附加堆物与凸起物，其中附加堆物上的纹饰有双刀切割形成的长条形纹、鱼鳍纹，也有圆头工具戳印而成的圆形纹。个别支脚残件上有米粒状纹饰，系压印而成（彩插七︰2）。

（四）烧成状况

常见外红内黑，下黄上黑的黑里、黑顶。氧化焰焙烧，多数陶器内壁渗碳，器外偶见焙烧中产生的黑斑。第二期遗存的陶器，在烧制温度上，控制得比较好，很少出现陶色斑驳的现象。在渗碳效果上，比第一期好，大部分断面呈里黑外红或褐，渗碳程度较为均匀。

五、结语

通过对顺山集遗址第一、二期制陶工艺的细致观察和分析，笔者对该遗址所反映的制陶工艺有了一些初步认识。

（1）胎土。均以夹砂陶为主，第一期夹杂细砂粒；第二期主要夹杂中小砂粒，偶见夹云母、夹炭，出现少量的泥质陶。

（2）成型。第一期陶片断面的层数有二至四层，主要采用黏贴泥片制坯，有少量的泥条筑成制坯；第二期文化遗存中，泥条筑成的陶器数量有所增加，还有捏塑法制坯。

（3）修整。第一、二期多采用手修，主要为湿手抹平，并利用工具衬垫、拍打和抹压。且第二期文化陶器器表修整水平较第一期有所提高。

（4）装饰。以切割纹样为主，第一期装饰常见于口唇外侧，第二期常见装饰于腹部的附加堆纹与乳钉纹，实用性鋬手大量出现。

（5）焙烧。第一、二期都是在氧化环境中烧成，大部分陶器内壁经过渗碳，呈现出内黑外红（褐）的现象。

陶器中蕴含丰富的历史信息。通过对陶器破片细致地观察分析，可以从微观角度捕捉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阶段的文化传承，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考古学文化的内涵。李文杰先生在考察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制陶工艺时，提及模具敷泥法略早于泥条筑成法[4]。俞伟超先生认为“模制法”制陶术早于盘筑法，分为直接成型法和泥片贴筑法。泥片贴筑法是早于泥条盘筑法的更为古老的陶器制作方法，是早期“模制”的一种，具体是否使用内模不好辨认，因为很难发现模具，但是用薄泥片贴合修整确实是能够通过对残陶片的观察直接得出[5]。牟永抗先生在《关于我国新时代制陶术的若干问题》[6]一文中假设内模为篮模的制陶技术过程，并认为断面有片状黏贴特征的已不属于篮模法的成型阶段，且贴筑法是属于早于泥条盘筑的制陶术。李露露通过对现存黎族制陶工艺的观察[7]，说明泥片贴筑法可不用内模，并不属于模制法的范畴，而是比泥条盘筑法更早，属于手制的范畴。本文考察的顺山集遗址第一期文化陶器制作亦多使用泥片贴筑法，而第二期文化泥条筑成陶器的增多，体现第一、二期之间的变化，亦符合陶器制作从泥片贴筑法到泥条筑成法的总体变化规律，表明了顺山集第一、二期文化遗存有着明显的前后传承关系。至于是否使用模具和使用哪种模具，笔者暂未发现。

顺山集遗址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多为小而厚的碎片，对制作痕迹的判断带来一定的难度。陶坯制成后又经过多次的敷泥拍打，大部分的陶片不易见到因泥条筑成产生的横向接痕，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顺山集遗址陶器制作工艺较为成熟。此外，笔者在挑选标本时，发现有大量的平底器，而目前修复好的完整器里基本没有平底器，且完整器上的石膏面积过大，因而不能更好地结合完整器来判断第二期的泥条筑成是否广泛使用；有些器底，存在人为刻意做成的痕迹，这些器底是否另有它用。以上问题都需要后续的工作来深入研究。

（附记：感谢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林留根所长、甘恢元领队，泗洪县博物馆江枫馆长、马功馆长同意使用顺山集出土资料并提供方便，感谢高鹏杰博士帮助拍摄陶片照片。）

[1]南京博物院、泗洪县博物馆编著：《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

[2]林留根：《论顺山集文化》，《考古》2017年第3期。

[3]除了顺山集遗址出土小件编号外，本文选取的其他标本另行编号，为与小件编号相区别，本文编号采用四位数字编号。

[4]李文杰：《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5—38页。

[5]俞伟超：《中国早期的“模制法”制陶术》，《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28—238页。

[6]牟永抗：《关于我国新时代制陶术的若干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第1—10页。

[7]李露露：《泥片贴筑制陶术的“活化石”——黎族制陶工艺调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