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及其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白国柱 余 飞 刘海峰

（1.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合肥 230601；3.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江苏南京 210044）

内容提要：一直以来，学界对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认知较为模糊，概因处于该时间段的遗址虽为数不少，但文化层却多单薄，资料也零碎。但从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可知，宁镇地区自良渚文化后至点将台文化之间并非空白。近年来，安徽当涂船里山、江苏镇江马迹山等遗址均发现有后良渚阶段遗存的地层堆积或遗迹，遗物也较丰富。结合以前的发掘和调查资料，可以发现这类遗存不仅与以太湖流域为分布中心的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关系紧密，而且与淮河流域、滁河流域甚至海岱地区的龙山时期诸考古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宁镇地区，一般是指以宁镇、茅山等山脉为主体的丘陵区，其核心地带为这些山脉所包围的区域，域内涵盖秦淮河、姑溪河两大水系；其西部、北部以长江为界，南部以青弋江下游入江地带至胥河一线（古中江）为界，东部大致以茅山山脉为界。它的东北缘地带，情况则有些特殊。宁镇山脉一直往东延伸到江苏武进孟河镇，进入太湖流域区；而属太湖流域的香草河，向西可溯源至江苏句容边城镇，进入宁镇核心区。这个地带，属沟通南北的地理要冲，位置相当重要。宁镇山脉东北侧与太湖流域重叠区域，暂划至宁镇地区进行研究。

早在20世纪50年代，南京博物院便对宁镇及邻近地区遗址进行了普查[1]，为之后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往对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多为三分法，主要以魏正瑾、张敏、张之恒为代表，其划分法依次如下：

（1）北阴阳营期→昝庙期→昝庙二期[2]；

（2）丁沙地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城头山—朝墩头文化遗存期[3]；

（3）北阴阳营期→昝庙一期→昝庙二期[4]。

有学者持有其他认识，如纪仲庆的四期说[5]、谷建祥的五期说[6]和以陈国庆为代表的二期说[7]；另有刘建国在魏正瑾分期基础上提出的宁镇地区东区三期说[8]。

以上诸说，末期年代并无晚于良渚者。张敏等学者认为宁镇地区良渚文化与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缺环[9]，这个缺环即后良渚阶段。囿于资料限制，之前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的文化面貌并不清晰。自1999年以来，上海广富林[10]、浙江湖州钱山漾[11]遗址全面发掘后，先后提出“广富林文化”[12]“钱山漾文化”[13]的认识，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末期形成良渚—钱山漾—广富林的文化序列，然后是青铜时代的马桥文化。有学者指出，宁镇地区同时期遗存是王油坊类型南下的产物[14]。近些年，伴随调查、发掘的增多，宁镇地区也发现或辨析出许多后良渚阶段遗存，其是否有明确的文化归属，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又是如何，则有待于进一步的认识、探讨。

一、宁镇地区已发现的后良渚阶段遗存

宁镇地区已发现的具有后良渚阶段遗存的遗址，目前至少有21处，主要分布于秦淮河、姑溪河流域，胥河、东北临江地带也有分布。这些遗址周边水网多较发达，交通便利。

（一）典型遗址

这类遗址资料多较丰富，一般有保存较好的地层，层位关系清晰或遗物较典型，如安徽当涂船里山[15]，江苏镇江马迹山[16]、南京太岗寺[17]和高淳朝墩头[18]等。

1.船里山遗址

位于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姑孰镇松塘村尹家自然村。安徽省文物考古所2014年发掘，发现后良渚阶段遗存[19]。其中T1⑥出土的遗物特征相近，年代属龙山晚期。其他探方，如T2⑤、T3⑤应属二里头文化早期，混有少量龙山晚期遗物。所见龙山时期陶器，鼎或罐的颈部多有变长趋势，腹径多大于口径；侧扁三角形鼎足（图二︰4—6）多见，足尖一侧多见按捺，足侧面或微内凹，足跟外侧或有1～2个按窝。其他典型遗物有斜弧腹陶钵（图二︰1）、浅斜腹陶器盖（图二︰2）和半月形石刀（图二︰7）等。发掘之前考古人员曾对遗址进行过调查，采集到1件鱼鳍形足（图二︰3）。鼎足一侧偏厚，一侧偏薄，足面有刻划槽，其年代应为龙山早中期。

2.马迹山遗址

位于江苏省镇江市京口区五凤桥高架与丁卯桥路交界处东侧，往北近200米即为京杭大运河。1980年、2014年各进行过一次发掘，其中第二次发现有新石器时代末至商周时期遗存[20]。发掘者将其划分为三期：第一期以⑦层、H47为代表，年代为龙山末期；第二期以⑥层为代表，年代为夏时期；第三期以②、③、④、⑤层及⑤层下遗迹为代表，年代为西周晚至春秋前期。在对材料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不同探方层位并不统一，其第一期遗存可再行划分。原ⅡT0103⑦、ⅠT0302⑥、ⅠT0303⑥、ⅡT0101⑥、H35、H47等应属崧泽时期，而ⅠT0201⑥、ⅡT0301⑥、ⅡT0302⑥、ⅡT0303⑥和ⅠT0101⑤等则属龙山时期。从遗物形态判断，ⅡT0201⑤应属二里头文化偏晚至二里岗下层之间，而ⅡT0202⑤却为晚商，可见不同探方⑤层年代并不相同。遗址龙山时期地层、遗迹多直接叠压于生土层或崧泽文化层之上，后被更晚者叠压或打破。流行腹部较突出的罐形鼎（图三︰1、2），许多鼎足侧面多微内凹，足尖、足跟外侧常作按捺处理（图三︰8—11）；其他常见器物如子母口盒（图三︰3）、敞口斜腹杯（图三︰4）、大捉手器盖（图三︰5）、粗柄圈足盘（图三︰6）、细高柄凸棱豆（图三︰7）、半月形石刀（图三︰12）等。这些遗物，年代属龙山文化晚期。

3.太岗寺遗址

位于南京市西善桥村太岗寺南侧的台地上，距长江夹江南河约1.2千米。南京博物院1960年对其进行发掘，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时期遗存[21]。发掘者将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厚0.8～2.5、下层厚2.5～5.4米。对资料进行分析后，笔者认为下层至少存在崧泽、龙山两个时期遗物，而且后者可再划分。典型陶器有深鼓腹侧扁三角足鼎（图四︰1）、高颈扁鼓腹壶（图四︰2）、敛口扁腹钵（图四︰3）、弧壁单耳杯（图四︰4）和细长颈捏流鬶（图四︰5）等，其中杯、鬶年代偏早，鼎、钵和壶年代偏晚。从鬶的形态来看，流的开口处外撇稍小、颈部稍内曲且把手位于颈和足交界处偏上；其应处于这类长颈鬶发展的早期阶段[22]。与之类似者有安徽蚌埠禹会村JSK5︰1[23]、钱山漾T1001⑨B︰50[24]，年代同属龙山早中期。曲壁单耳杯在宁镇、太湖地区十分少见，它似乎来源于淮河中游甚至偏北的鲁豫皖交界处。从安徽芦城孜[25]、山东尹家城[26]同类遗物的发展规律来看，它的年代应与这件长颈捏流鬶同时。以上所见鼎、钵、壶等，可在河南王油坊[27]、江苏南荡[28]、上海广富林[29]找到原型，年代均为龙山晚期。综上分析可知，太岗寺后良渚阶段遗存可分两期，第一期为龙山早中期，第二期为龙山晚期。

4.朝墩头遗址

位于南京市高淳固城镇檀村东南侧，东临沛溪河，南距胥河1.5千米。1989年，南京博物院、高淳县文保所对其进行了发掘[30]。遗址地层堆积共5层，发掘者将其划为三大文化层，分三期。其中第一期以④、⑤层为代表，年代为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第二期以③层为代表，年代为龙山晚期；第三期以②层为代表，年代为周。由于该遗址材料未完全发表，笔者仅能分析已公布的龙山时期材料，根据出土遗物判断，第二期遗存的年代仍有早晚之分。如袋足鬶（图五︰5），颈部粗矮；它与太岗寺细长颈鬶年代相近，属龙山早中期遗物。就目前资料显示，这种鬶并未延续至龙山晚期。另外几件器物，如扁鼓腹鼎、垂腹鼎、细高柄豆、弧腹盆（图五︰1—4、6）等，年代为龙山晚期，形态与马迹山者几无差别。由此可知，朝墩头后良渚阶段遗存也可分两期，第一期以鬶为代表，第二期以鼎、豆、盆为代表，年代分别为龙山早中期和龙山晚期。

（二）其他后良渚阶段遗存

除以上典型遗址外，宁镇地区发现有后良渚阶段遗存的遗址还有17处。其中秦淮河流域有5处，分别为南京的北阴阳营[31]、前岗[32]、曹家边[33]、老鼠墩[34]以及镇江句容东岗头[35]等；姑溪河流域有7处，均分布于安徽当涂县，分别为锤墩山[36]、杨塘坟[37]、四维村[38]、船头村[39]、朱岗渡[40]、张家甸[41]和窑墩[42]等；胥河附近有1处，为高淳薛城[43]；东北临江地带有4处，分别为南京点将台[44]，镇江丹徒团山[45]、断山墩[46]和丹阳后彭[47]等。这些遗址，大多经过调查，部分经过发掘，遗物较混杂，以陶器最为多见。陶器以鼎为主，以鼎足居多（图六︰1—4、7—21），其他器形有豆（图六︰5）、鬶（图六︰6）等。经分析后，发现许多遗址存有龙山早中期、龙山晚期两个阶段遗物，也有遗址仅居其一。这些遗物中，如腹径极大的垂腹鼎、高颈鬶、条形堆纹足、刻槽足、足尖对捏的宽扁足等，年代均偏早；而扁鼓腹鼎、腹径稍大于口径的垂腹鼎、细高柄豆、各种形态的高瘦侧扁足等，年代则偏晚。

二、分期与年代

以上所见的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可分为两期。

第一期：未见典型单位。多为调查采集遗物，发掘出土者大多见于晚期地层、遗迹[48]。陶器以鼎、鬶为主，其代表的文化因素复杂。流行腹径极大的垂腹鼎（图六︰3），多为宽沿。鼎足形态多样，主要为侧扁形足（图六︰9、12、13、18、19），也有部分鱼鳍形足（图六︰16、20）、条形堆纹圆锥足（图六︰7），少量舌形足（图六︰10、11）、扁圆锥足（图六︰14）。足多素面，足跟处多有按窝。有纹饰的足，常见刻划纹，其中纵向刻槽偏多，也有呈“八”字形者；足的长宽比相对较小，足尖多进行按捺，对捏现象常见。所见鬶均为细长颈，敞口不是特别明显，颈部或饰纵向刻划槽（图四︰5）；颈部靠下部分多较细，鬶耳上部多位于颈部，下部多位于袋足上。本期所见鱼鳍形足、索状堆纹圆锥足、舌形足、细长颈鬶的时代特征明显，属龙山早中期。

第二期：有典型单位。以马迹山ⅠT0201⑥、ⅡT0301⑥、ⅡT0302⑥、ⅡT0303⑥和ⅠT0101⑤为代表，不见典型遗迹。该期遗物较多，主要为陶器、石器，少量玉器。陶器以鼎、豆、盒、壶、杯等较为多见，石器以刀、锛、铲和镞等多见，玉器仅见凿。鼎的形态多变，其中以深鼓腹（图四︰1）、扁鼓腹（图六︰1）为多，垂腹者（图六︰2）相对较少。鼎的纹饰均为绳纹，多见于腹底或偏下腹处。流行形态较高、较窄的侧扁足，足外缘根部或有按窝。其他典型器，有细高柄凸棱豆（图五︰2）、直口盒（图三︰3）、扁腹高颈壶（图四︰2）、敞口斜直腹杯（图三︰4）、单耳杯（图四︰4）等。以上所见器物，年代均属龙山晚期。

三、文化因素分析

由上可知，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主要为陶器、石器，其文化因素划分为如下几类。

A类：以对捏足尖的素面宽扁足和横剖面呈近三角形、表面有纵向划槽的舌形足（图七︰1、2）为代表。这两种鼎足，宁镇地区数量不多，更不见于以太湖东南为分布中心的钱山漾文化。地理位置接近的滁河流域有类似遗存，但目前文化面貌仍不算清晰[49]。在进行更多分析后，可知这种因素以淮河中游最为发达，有学者将该区域龙山时期遗存称之为“禹会类型”[50]。笔者认为，该文化因素应是由禹会类型经滁河流域传播而来。

B类：以腹部有凸棱的直口盒（图七︰3）为代表。这种陶器，盛行于海岱龙山文化，也常见于造律台文化[51]和南荡类型[52]。一般认为，分布于里下河地区的南荡类型，是造律台文化南下的结果。而宁镇地区所见的这种文化因素，并不见于以太湖流域为分布中心的广富林文化，其直接来源应该是南荡类型。

C类：以敞口斜腹杯、大捉手斜直腹器盖（图七︰4、5）为代表。这类陶器，以斜直腹为特征。类似的陶器以海岱龙山文化多见；造律台文化、南荡类型中虽然也不缺乏，但却不尽一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是造律台文化特别是南荡类型资料尚不完善所致。C类因素与B类因素存在一定相似性，如果将来资料健全，二者可以合并。

D类：以大垂腹鼎、细高颈袋足鬶、足面有斜向划槽或条形堆纹的锥形足等（图七︰6—9）为代表。包含这种因素的陶器，禹会类型和钱山漾文化中均有发现，但稍有区别。如钱山漾文化流行腹径、口径比偏大的垂腹鼎，禹会类型虽然也见垂腹鼎，但腹径、口径比明显要小；而宁镇地区所见鼎的形态，更接近钱山漾文化。细长颈袋足鬶的纹饰特征，也类似钱山漾文化的做法。锥形足在淮河中游和太湖流域均多见，但装饰做法却有区别[53]。条形堆纹或索形堆纹饰是淮河中游龙山时期常见纹饰，同时期的太湖流域少见；斜向刻槽或“八”字形刻槽装饰则与之相反，以太湖流域多见，淮河中游少见。

E类：以鱼鳍形足（图七︰11）为代表。包含该文化因素的陶器，以太湖流域最流行，宁镇地区数量变少，滁河流域更少，淮河中游基本不见。

F类：以足尖对捏、足面有纵向刻划槽的侧扁足（图七︰12）为代表，属宁镇地区特有因素。它有别于太湖流域常见的鱼鳍形足，是A类因素中对捏侧扁足与E类鱼鳍形足结合的产物。

G类：以半月形石刀（图七︰13）为代表。这种石刀更扁，有别于进入夏商时期以后偏胖的形态，刃部也多内凹。这种因素并不见于南荡类型或其他北方龙山文化，而是多见于广富林文化。

H类：以深圆鼓腹鼎、扁鼓腹鼎、细高柄碗形豆、矮圈足盘、扁腹高颈壶和单耳杯等（图七︰14—20）为代表。该因素陶器数量较大，与南荡类型、广富林文化所见者几无差异。

四、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一）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一期

笔者将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一期所见的主要陶器与钱山漾文化、禹会类型及滁河流域同期遗存进行了对比。发现四个区域陶器的主要器形均可互见，具有许多共同特征（图八︰1—5、8—10、12—14、20、21）。几种陶器中，以鬶的区别最小，几乎不见形态差异；但鼎的变化较大，尤其是鼎足（图八︰6、7、15—19、22—28）。

由相关研究可知，龙山文化禹会类型是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54]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继承了其部分文化因素，如刻槽舌形足、侧扁足和鸭嘴形足等；新出现各种形态的索形堆纹足、按窝足。细长颈袋足鬶、斜向刻槽纹并非淮河中游土著因素，属南方文化系统产物。而钱山漾文化除继承良渚文化因素外，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更多外力冲击，如鸭嘴形足、索状堆纹足、对按窝足、舌形足等的出现。包含以上特征的鼎足，淮河中游及偏北地区均非常发达。良渚文化晚期，淮河下游地区文化版图发生了较大变动，陶器的变化非常剧烈。如江苏阜宁陆庄[55]、东园[56]等良渚文化分布区已经出现刻槽侧扁足、刻槽舌形足和鸭嘴形足，“T”形鼎足外缘越变越窄演变为扁三角足，翅形足则过渡到鱼鳍形足。鱼鳍形足并非良渚文化孤立发展的产物，它的形态类似于禹会类型中外侧缘弧凸的侧扁足，它很可能便是在与北方文化系统碰撞过程中所产生的。滁河流域情况要模糊一些，但可以作大致的判断。以南京牛头岗为例，遗址除各种形态的鼎、袋足鬶等外，还存在数量较多的禹会类型陶器[57]。也可发现少量钱山漾文化典型器，如鱼鳍形足鼎等。至宁镇地区，鱼鳍形鼎足、斜向刻槽纹因素增多，但仍远比太湖流域少；对捏足尖的侧扁足、纵向刻槽的舌形足因素仍得以保留，至太湖流域则无觅踪迹。

（二）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二期

如果仅从目前公布材料看，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二期遗存与南荡类型、广富林文化的共性大于差异。陶器的主要器形，如鼓腹鼎（图九︰1—3、8—10、15—17）、细高柄豆（图九︰4、11、18）、高颈扁腹壶（图九︰5、12、19）、单耳杯（图九︰6、7、13、20）等均可互见，制作技术、装饰特征也相近。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具体如下：（1）地理位置越偏南，南荡类型等北方龙山文化因素越弱。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二期遗存中缺少了南荡类型常见的袋足甗，至太湖流域器类则继续减少，如直口盒、斜直腹杯、斜直腹器盖等，但选择性地保留了仍具有直腹特征的单耳杯。（2）南荡类型、广富林文化均有一定数量的小件骨器，宁镇地区暂未发现。考虑到南荡类型的主要来源是造律台文化，而造律台文化的骨器、蚌器较为发达，这种因素也是由北往南渐弱。（3）南荡类型中存在少量的石器，至宁镇地区石器器形、数量均增多，且出现了小件玉器；至广富林文化玉石器则更发达，甚至出现了具有礼器性质的石琮、玉琮[58]。半月形石刀是宁镇地区、太湖流域的共有因素，但太湖流域在数量上远比宁镇地区为多；而南荡类型中未见。

五、结语

由上分析可知，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可划分为两期。第一期遗存与禹会类型、钱山漾文化均存在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一定差异。如禹会类型文化因素越接近钱山漾文化分布中心区变得越少，反之钱山漾文化因素越接近禹会类型中心区则变得越少。宁镇地区位于二者的过渡地带，其文化特征掺杂了禹会类型、钱山漾文化的核心要素，但却又与二者不完全相同。有学者将这种情况称为考古学文化的“漩涡地带”，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碰撞、分化、渗透、融合的结果[59]。第二期遗存与南荡类型、广富林文化之间的共性更多，但在宁镇地区本地显示的特征并非是某种考古学文化的整体迁移，而是掺杂了很多土著文化因素。因此，并不能将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遗存归属到以上考古学文化中的任何一种。笔者建议将张敏先生所划分的“城头山—朝墩头文化遗存期”里面的良渚文化遗存剥离出来，并以朝墩头遗址年代属龙山早中期、龙山晚期的遗存作为宁镇地区后良渚阶段的典型代表。建议沿用已有称谓，称其为“朝墩头类型”。而此朝墩头类型，便是后来点将台文化[60]的先驱。

[1]a.曾昭燏等：《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编著《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b.尹焕章、张正祥：《宁镇山脉及秦淮河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普查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1期。

[2]魏正瑾：《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与分期》，《考古》1983年第9期。魏先生后来观点发生了一些改变，他将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样划分为三期，认为第一期以北阴阳营第四层墓葬为代表；第二期以营盘山、城头山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朝墩头下层、昝庙良渚墓葬为代表。具体详参魏正瑾：《长江下游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其东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1—412页。

[3]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48—250页。

[4]张之恒：《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4—189页。

[5]纪仲庆认为第一期以北阴阳营H68、H70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墓葬区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太岗寺下层和北阴阳营居住区墓葬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良渚时期遗存为代表。可参纪仲庆：《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相邻地区诸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1981）》，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34—43页。

[6]谷建祥认为第一期以丁沙地早期、北阴阳营第一期和薛城下文化层遗存为代表；第二期以北阴阳营二期及薛城中期遗存为代表；第三期以北阴阳营三期、昝庙下层及太岗寺同类遗存为代表；第四期以城头山下层、营盘山墓地、朝墩头一期及薛城晚期遗存为代表；第五期以北阴阳营四期、朝墩头二期、太岗寺和昝庙的同类遗存为代表。具体参邹厚本主编《江苏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年，第59—65页。

[7]a.陈国庆、许鹏飞：《浅析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城文化遗存》，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18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b.许鹏飞：《宁镇地区及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

[8]刘建国：《浅论宁镇地区古代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1986年第8期。

[9]a.同[3]，第249页；b.张敏：《20世纪江苏考古工作的回顾与21世纪的展望》，《东南文化》2005年第3期。

[10]a.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b.周丽娟：《广富林遗址良渚文化墓葬与水井的发掘》，《东南文化》2003年第11期；c.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d.王清刚：《2012年度上海广富林遗址山东大学发掘区发掘报告》，山东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e.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8年发掘简报》，上海博物馆编《广富林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f.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初探》，《考古》1962年第9期。

[11]a.丁品、郑云飞等：《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5日第1版；b.丁品：《湖州市钱山漾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马桥文化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d.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钱山漾——第三、四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12]a.张忠培：《解惑与求真——在“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的讲话》，《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b.宋建：《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学研究的新进展》，《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c.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d.陈杰：《广富林文化初论》，《南方文物》2006年第4期；e.栾丰实：《试论广富林文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3]a.《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暨钱山漾遗址学术研讨会在湖州召开——“钱山漾文化”正式命名》，《中国文物报》2014年11月18日第1版；b.宋建：《“钱山漾文化”的提出与思考》，《中国文物报》2015年2月13日第6版；c.曹峻：《钱山漾文化因素初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5期。

[14]谷建祥、申宪：《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去向初探——江苏境内王油坊类型龙山文化遗存分析》，蒋赞初主编《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当涂船里山遗址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8年第3期。

[16]a.镇江博物馆：《镇江马迹山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15年第1期；b.镇江博物馆：《镇江马迹山遗址发掘报告》，镇江博物馆编著《镇江台形遗址》，江苏大学出版社2015年。

[17]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太岗寺工作组：《南京西善桥太岗寺遗址的发掘》，《考古》1962年第3期。

[18]a.谷建祥：《高淳县朝墩头新石器时代至周代遗址》，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b.同[14]。

[19]同[15]。

[20]同[16]。

[21]同[17]。

[22]高广仁、邵望平：《史前陶鬶初论》，《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66—167页。

[24]同[11]d，第70—71页。

[2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宿州市文物管理局等：《宿州芦城孜》，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38—140、171—175页。

[26]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研室：《泗水尹家城》，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158—163页。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商邱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5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28]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等：《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9]同[10]。

[30]同[18]。

[31]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32]曾昭燏等：《江宁湖熟史前遗址调查记》，南京博物院编著《南京附近考古报告》，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

[33]南京市博物馆、江宁区博物馆：《江宁湖熟曹家边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南京博物院编著《穿越宜溧山地——宁杭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

[34]同[32]。

[35]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等：《句容东岗头遗址——2005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8—23页。

[36]郭小敏：《姑溪河流域先秦遗址初探》，安徽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

[37]同[36]，第18、19页。

[38]同[36]，第19、20页。

[39]同[36]，第21、22页。

[40]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当涂县姑溪河流域系统调查简报》，《东南文化》2014年第5期。

[41]同[40]。

[42]同[40]。

[43]a.南京市文物局、南京市博物馆等：《江苏高淳县薛城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5期；b.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市高淳区文化广电局：《南京高淳薛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南京市博物总馆、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编著《南京文物考古新发现》（第四辑），文物出版社2016年。

[44]笔者曾对该点将台遗址进行调查，并于地表采集到侧扁三角鼎足8件（均不完整），其中4件保留有足尖，足尖明显外撇、靠外侧处有按捺现象。这些鼎足，有较宽、细高两种。足多素面，部分足面有稍内凹的处理，其中1件有纵向的多道凹槽。横剖面形态也有两种，一种为扁圆形，一种为外侧缘突变薄。采集的这些鼎足，均属后良渚阶段，但有明确的早晚关系。早在1973年，南京博物院便对该遗址进行过发掘，当时也出土有后良渚阶段遗物，但并不典型。具体参见南京博物院：《江宁汤山点将台遗址》，《东南文化》1987年第3期。

[45]团山考古队：《江苏丹徒赵家窑团山遗址》，《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46]邹厚本、宋建等：《丹徒断山墩遗址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47]江苏省文物局：《江苏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26页。

[48]经正式发掘出土的后良渚阶段遗物的遗址有老鼠墩、太岗寺、曹家边、船里山、窑墩和东岗头等，其中前两处遗址所见遗物仅有大致单位，后几处遗物则是出于偏晚地层。

[49]滁河流域存在类似遗存的遗址有肥东大城头和南京牛头岗。a.安徽省博物馆：《安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b.王光明：《牛头岗遗址早期陶器与禹会村出土陶器之初步比较》，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安徽省文化厅等编著《禹会村遗址研究——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c.华国荣：《南京牛头岗遗址的发掘》，国家文物局主编《2003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

[50]韩建业认为这种以垂腹鼎、高领罐、假圈足扭器、假腹高圈足簋、长颈壶、浅盘等为特征器的禹会龙山遗存，或可称“禹会类型”，并认为其年代为龙山前后期过渡阶段或稍偏晚，具体可见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页。笔者认同将禹会龙山时期遗存单划为一个类型的观点，并认为可将袋足甗、实足鬶、袋足鬶、深鼓腹罐补充入内。鼎的形态多见侧扁足，足跟、足尖多经按捺处理。除此之外，足面纵向刻槽的舌形足（或正装足）、多样的纵向索状堆纹足均较发达，也可见到少量鸟首形足、斜向刻划纹饰的舌形足或鸭嘴形足。禹会类型分布范围北部至少已到北淝河，南部至少到瓦埠湖水系，东部可能到泗县一带，西部暂不清晰。

[51]造律台文化是指以永城王油坊、永城造律台、宿州芦城孜等地龙山时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之前也有王油坊类型或造律台类型的认识。称王油坊类型的，如a.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文物》1978年第9期；b.栾丰实：《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年第10期。称造律台类型的，如a.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第6期；b.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52]关于南荡类型的认识，可参考a.张弛：《中国史前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起源》，《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b.张敏：《南荡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大象出版社2003年；c.宋建：《从广富林遗存看环太湖地区早期文明的衰变》，上海博物馆编《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年。

[53]刻划槽的作风盛行于良渚文化并被钱山漾文化所继承，后者更为多样，出现了斜向或“八”字形刻槽。北方龙山文化中流行在舌形足面饰纵向刻槽的做法，可能也是受良渚文化影响所致。斜向或“八”字形刻槽饰在禹会类型中仅见2例，分别见于长丰古城和泗县大郭。a.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丰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泗县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周遗址调查报告》，《东方考古》（第10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

[54]a.苗霞：《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及其年代与分期》，《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b.梁中合：《尉迟寺类型初论》，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编《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

[55]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盐城市文管会等：《江苏阜宁陆庄遗址》，徐湖平主编《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

[56]南京博物院、盐城市博物馆等：《江苏阜宁县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4年第6期。

[57]同[49]b。

[58]广富林考古队：《2012年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或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1日第8版。

[59]高蒙河：《试论“漩涡地带”的考古学文化研究》，《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60]a.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b.毛颖、张敏：《长江下游的徐舒与吴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9—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