琢磨新诗的形式
——读麦芒先生诗集

2019-11-12 10:59师力斌

边疆文学(文艺评论) 2019年11期

师力斌

新诗百年，形式问题一直为诗人们关注。比如，音乐性，包括节奏、押韵、格律，甚至语调的高低，句式的起伏，争议很多，成果也很多，这方面的理论总结却不能令人满意。人们往往偏向于保守的格律派，将好不容易解放了的新诗再引回格律诗的老路上去，或者将丰富复杂的音乐性形式简化为简便易行的格律。再比如，诗行的多寡，句子的长短，诗篇的造型。因为新诗大多是自由诗，在诗行数、句子字数、诗篇造型（比如三角形、十字形、蘑菇形等千奇百怪的造型诗）等方面便没有形成公认的范式，但是，这方面的实践却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单就诗行来说，出现过几乎所有的形式，一行诗、二行诗、三行诗、四行诗、五行诗、六行诗、十四行诗以及其他多行诗和各种组合。除了十四行诗，就大多数诗人而言，对音乐性的关注要超过对诗行的关注。因此，关于诗行的讨论比较少见。同时，在那些通行的诗歌史著作或诗歌选本中，一行诗、二行诗、三行诗，并不多见，四行诗、五行诗、六行诗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很常见。最常见的是二行、三行、四行及其组合，以及五十行以下不分行的短诗。

读麦芒先生的三本集子，《麦芒诗抄》《麦芒小诗精选》《诗痴麦芒》，发现他特别注重诗行的探索，有着自觉而长期的追求，颇有代表性。麦芒先生太爱诗了，爱得如痴如醉，欲罢不能，很符合批评家们给他的雅号“诗痴”。他40多年如一日，不辍诗笔，诗作丰硕，已经有很多评论家对此发表过高论，在此不再赘述，仅就其诗行方面的探索谈一些看法。他的诗几乎全部都可视为短诗，我没有看到超过五十行的诗作。而这些诗作当中，平常少见的一行诗、二行诗、三行诗占到了相当的比例。《麦芒先生小诗精选》共选十二行以下的小诗600余首，明确以诗行数为编辑原则，我们可以权称之为诗行体。其中，一行诗一辑18首，两行诗一辑95首，三行诗一辑201首，四行诗127首，五行诗15首（则），六行诗91首，七行诗9首，八行诗42首，九行诗16首，十行诗16首，十一行诗10首，十二行诗16首。可以看出，诗人对小诗体情有独钟，对一至十二行诗体都有试验。

首先看不同诗行体的比例。三行诗最多，占三分之一强，其次是四行诗一百余首，占六分之一强，排第三位的是两行诗，也近六分之一，第四位是六行诗，第五位是八行诗。也就是说，在麦芒先生的创作中，三行、四行、两行、六行、八行这五种诗行体的诗，占到绝大多数，且相对成熟，其余诗行体，要么试验的成分更多，要么探索的兴趣没有前五类那么浓厚。这种比例，其实可以看出新诗在行数上的一些规律，比如，二行、三行、四行、六行、八行更多保留古诗对仗的传统，更容易建构相对规则的形式感、节奏感。从百年新诗来看，最常见的诗行形式是几类的组合，如以二行、三行、四行为一节的诗歌形式，一行、二行、三行、四行、多行为一节的混成形式，不分节的几十行短诗。这三个类型的诗歌占绝大多数，最容易被大众接受，也产生过许多好诗。人们一般熟悉的新诗“教科书经典”，像冰心《繁星》，徐志摩《再别康桥》，闻一多《死水》《红烛》，戴望舒《雨巷》，卞之琳《断章》，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余光中《乡愁》，北岛《回答》，舒婷《致橡树》，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及其他一百年以来流传较广的诗，大部分都在上述三种范围内。李季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其实也是两行一节的组合形式。像《叶甫盖尼奥涅金》，《浮士德》那样的长诗，不但数量很少，流传也有限。像郭沫若《凤凰涅槃》，艾青《向太阳》，穆旦《神魔之争》，洛夫《石室之死亡》，北岛《白日梦》，杨炼《诺日朗》，海子《河流》，于坚《零档案》，欧阳江河《悬棺》《凤凰》，西川《致敬》，大解《悲歌》，伊沙《唐》，杨健《哭庙》，沈浩波《蝴蝶》等长诗，阅读范围很有限，基本上限于研究和专家领域，被大众接受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契机。麦芒先生将精力集中在二、三、四、六、八行诗的创作上，也许正是出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他的三行、四行诗最多，恰恰表明了这一规律。三行、四行既保留了古典诗歌的某种韵味，还发挥了新诗自由的特长，便于开掘，收放自如。其实，六行、八行诗体，也可以看成三行、四行诗体的变体，其核心依然是三行、四行诗体。这也是三行、四行诗为新诗核心诗行的原因所在。近两年兴起的截句体诗，一般也是四行或以内，也体现了新诗向古诗借鉴的倾向。

麦芒先生小诗体有几个特点，正面强攻，抓住特点，简明扼要。

正面强攻，即不拐弯抹角，直奔主题。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如此，不论咏物写人，还是纪事抒情，开门见山，就事论事。比如在《列车上》，直接写“瓜子”“矿泉水”“方便面”这三样人们最常见的食物，立刻会有带入感，让人想起列车上的经验。《写于第28届奥运会》，直接写“飞人刘翔”“中国女排”“李婷婷和孙甜甜”“女大力士唐功红”四组人物。

抓住特点，即是指抓住所咏人、事、物的最主要特点，绝不为了创新而求险求怪，剑走偏锋。比如组诗《列车上》的《瓜子》，开句是“又香，又甜，又脆”，《方便面》开句是“只须一杯热水，即可填饱肚皮”。这两个特点是如此鲜明，有时候会让我觉得，他的诗很像一位爱琢磨的官员向群众做工作总结，想方设法抓住事物特点，让大家领会。

简明扼要更易理解，三言两语把所咏对象交待清楚，既要形象鲜明，还要切中要害，更是下功夫琢磨的结果。比如《品读汉字》这组诗，以三行体品读了“痤”“走”“仙”“妙”“伴”“夫”“安”“妾”“痴”“裙”“诛”“嫖”“妒”“伐”“一”“右”“体”等40个字所引发的联想，最能体现诗人琢磨的特点。如《狱》一首诗“一句话说漏了嘴/就可以把你/同猪狗关押在一起”。简明扼要可谓麦芒先生诗歌最突出的特点，不是简单仿古，而是从骨子里继承古诗精炼的传统，试图最大化地发现代汉语的潜能，这一点可谓他的专长。《麦芒先生小诗精选》18首一行诗最能体现这一点。随便举几个例子。《星星》“含泪的夜的眼睛”，七字中该蕴含了多少感情和人生感慨？《朝阳》“大海边的一滴血”，又是怎样的鲜明而惨痛的人生体味？《官场》“一个大染缸”，可谓入木三分，《政治》“学会看一把手脸色行事”，实在是地道的中国特色。可以设想一下，要用短短一句话，就把所咏对象富于个性化、形象化地呈现出来，这个难度很大，非反复琢磨不可。但麦芒先生的一行诗却总是能一语中的，道破天机，且带出中国文化的色彩，令人叹为观止。难怪他的一行诗《雾》“你能永远遮住一切吗？”在1979年甫一发表，即引起诗坛反响。这样的诗，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仅是简单的诗句，而是建立在诗人对民族历史的沧桑体验和人生经验的深切体会之上，表达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心声。总观麦芒先生的短诗，越短越能见出提炼琢磨的功夫，正好反映了他简明扼要的创作特点，也特别能体现新诗自由的魅力。我曾竭力寻找新诗史上的一行诗，所得甚少。百年新诗中最短的诗，可能要数北岛《生活》，就一个字：“网”。王家新《变暗的镜子》近似于泰戈尔《飞鸟集》，有多个小节，有的小节仅一个行，如： “热爱树木和石头：道德的最低限度。”“不是你老了，而是你的镜子变暗了。”“生活的油滑，拯救不了一只多欲的舌头。”芒克《十月的献诗》（长诗）由32首小诗组成，最短的三首都是一句：《日落》：“太阳朝着没有人的地方走去了……”《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坟……”《诗人》：“带上自己的心”。昌耀《春雪》有两节一行诗，第3节：“ 种子的胚房在喧哗。”第4节：“屋角的犁头在躁动不安。”相较而言，麦芒先生一行诗的历史情结更鲜明，民族色彩更浓郁。

说到历史情结，麦芒先生让我想起一个司马迁式的历史书写者形象。他有不少咏史诗，沉痛反思历史，也是其爱琢磨的佐证。《读史札记》总结了范蠡、勾践、秦始皇、李世民、朱棣、慈禧太后、爱新觉罗·溥仪、曹操等历史人物，虽然都是二行体，得出的历史经验却非常深刻，甚至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如《勾践》“在宝座面前，人性/到底有几两、几斤？”。《秦始皇》：“龙椅坐了十二年/梦和向往迄今犹在”，《李世民》“权柄/比亲兄弟还亲”，《也说曹操》：“英雄？枭雄？奸雄？/——谁说了算数？”。还有《紫禁城》《袁世凯》《一九五八年》《一九六〇年》《1948年东京审判》都是这类诗。另外，他偏爱歌咏百年文化史上的历史人物，《鲁迅》《流沙河》《冼星海》《胡风》《巴金》《艾青》《鲁藜伉俪》《牛汉》《想起梁漱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顾城之死》《诺奖得主莫言》等，这些诗都从历史人物的身上琢磨出诗人自己特有的感悟。麦芒先生的短诗大部分都属于自由体，不拘于格律。有时候读起来会有节奏感，甚至顺口溜的感觉，主要来自于句式的对称、整齐，以及故意转行生成的节奏。一些诗中会照顾到押韵，也反映了诗人的格律化焦虑，但这种倾向并不十分明显。加上他大量运用与生活同步的用语，大部分诗作都有鲜明的时代感，活泼新鲜而不迟滞，体现着诗人大众化、通俗化的诗歌观念。

麦芒先生对不同诗行体进行了细化探索。比如，六行体中，又有4+2体，2+2+2体，七行体有5+2体，3+1+3体，2+2+3体，九行体有3+3+3体，7+2体，3+4+2体，4+5体，2+5+2体等。可见，随着行数的增加，新诗体的形式更加多样，变化莫测，有广阔天地。另一方面，新诗写作的难度就会成倍增加，意蕴、形象、节奏、长短、起伏等各方面，都要求更加复杂的搭配。据于此，形式探索的复杂性就需要更精确的考量，比如《台客》一诗：

外孙

指着扉页

问：

他是谁？

对岸诗空里

徐徐升起的

一

颗

星

实际上，这首诗有点造型诗的意味，如果从意蕴含量方面来讲，变成其他行体，如四行体，似也可行：

外孙指着扉页问：

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