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背景下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研究

马伟华 兰金奕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充分体现了“大数据”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大数据”(Big Data)与传统“数据”相比，不只是量的增扩，更是质的飞跃，实现了互联网和云计算基础上对数据自身定义与范畴的全面升华。(1)韩松洋：《网权论：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网络营销》，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年，第202页。作为数据的高度集合，大数据不仅容量巨大，而且类型多样、存取快捷、应用广泛，(2)《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天津日报》2018年12月17日，第9版。从机械性的“收集”与“综合”，走向科学化的“集成”与“整合”，将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后，促进了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的多元化，对构建新型城市民族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他们和汉族流动人口一样面临着城市融入中的共性问题，亟须政府部门提升服务质量。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特殊性，其生存、适应、融入的过程面临更多障碍，需要政府更有力的支持与帮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工作兼具社会性、民族性、政治性等多重属性。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效率，给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优质的服务并进行科学的管理，不仅是促进他们早日融入城市的需要，更是构建互嵌式城市民族社区的重要出发点。

然而，传统数据驱动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的巨大变迁。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信息的全面性上，流入地与流出地大数据建设程度差异显著，对两地之间信息的共享与对接形成了阻碍。数据采集缺漏、汇总混乱、更新滞后、冗余严重、维护不力等阻碍了深入分析和价值挖掘，对传统数据类型的片面关注，影响了数据库的完整度。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信息精确性方面，数据收集时较少对这一群体专门建档而将其简单纳入流动人口整体。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信息共享方面，由于各部门、各主体之间“平台不兼容”“口径不统一”，(3)李红娟：《大数据时代下的人口信息管理及应用探析》，《现代管理科学》2014年第10期。容易造成条块分割和“本位主义”下的数据壁垒和“信息孤岛”。这些状况都反映了当前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中大数据运用方面，存在着诸多现实困境。由此可见，从学术角度探讨大数据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互动机制，对于改变传统的服务模式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当前学界从大数据角度，探讨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大数据的融入机制、国外经验、具体措施等方面。如陈朋探讨了大数据对于推动传统政府治理转型的意义，从政府组织结构、行政决策机制、协同运行方式等方面挖掘了大数据的内涵与功能。(4)陈朋：《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何以转型》，《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吴湛微等人运用国外相关案例，分析了大数据融入社会治理的具体领域、基本模式及操作经验。(5)吴湛微、禹卫华：《大数据如何改善社会治理：国外“大数据社会福祉”运动的案例分析和借鉴》，《中国行政管理》2016年第1期。王振兴等人对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进行了多层次解读，明确了大数据技术的目标与方向。(6)王振兴、韩伊静、李云新：《大数据背景下社会治理现代化：解读、困境与路径》，《电子政务》2019年第4期。纵观这些成果，能够看到此类研究大都从普遍意义的角度探讨大数据的融入对社会治理创新的影响与机制，将其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结合起来的研究比较鲜见。人类学、民族学界结合相关专业知识，从多学科整合的高度，思考大数据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有机结合的成果更为少见。然而，大数据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是突破传统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局限的必然要求，更是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效能的创新方式。鉴于此，学术界有必要在大数据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结合方面展开深入研究，更好地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咨询建议。

一、大数据的多元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的契机

大数据呈现出的海量性、追踪性、实时性、共享性、预测性等优势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群体的多样性、流动性、分散性、融入性、参与性等特征存在一定耦合，体现出大数据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的重要价值。

(一)大数据的海量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复杂性

来自不同地区的少数民族促进了城市民族成分多样化，导致城市社会结构复杂化、利益诉求多元化，城市政府服务工作的压力也大大增加。大数据信息量巨大，能够广泛收集包括新加入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个体在城市活动中产生的一系列数据，而且能够在保留存量的基础上，涵纳数据在系统分析中的增量。在庞杂数据的误差处理上体现出较强的容错能力，有助于直接高效地形成统一规范的汇总数据和各类报表，帮助政府部门直观地把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现状和趋势，实现宏观统筹与科学决策。大数据不仅包括结构化数据，还包括图片、音频等大量非结构化数据，为服务工作的常规记录和典型案例建档提供了重要来源；为城市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广阔空间；为城市民族社区的“互嵌”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宝贵资源。

通过数据分析，不仅能够掌握户籍、住房、择业、子女教育等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基本内容，还能明确他们在民族文化、饮食习俗、语言文字等日常生活的特殊需求。例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最为关心的就业问题方面，相关部门如果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某个城市内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学历类型、专业技能、文化禀赋，则会在就业导向上采取更具现实针对性的信息支持，就能够提高该群体择业的效率及就业的稳定性。通过大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各项基本信息的掌握，既明确了该城市少数民族的总体分布、流动频次等大量数据，又实现了对任意时段、地域、项目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不同的性别、年龄、民族等的深入剖析，为城市和谐民族关系的构建提供了有效渠道。

(二)大数据的追踪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同步性

少数民族除了城市内部的日常活动外，其流动性还在城际、城乡之间呈现出季节性和自发性特点，由此产生了更多动态和无序的数据。(7)李吉和、马冬梅、常岚，等：《流动、调适与融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调查》，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5页。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安土重迁观念的淡化，少数民族的流动范围扩大、活动领域增多，使得城市政府难以锁定其服务对象，较难确定服务的边界。大数据能够对特定目标进行长期追踪和实时反馈，方便政府部门对其进行定位更新与动态监测，确保精准化服务的落地生效。例如，利用大数据可以及时跟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就业状况，通过比较分析其在不同行业、时期、区域的求职偏好和失业频率等，为其提供必要的就业指导，促进其就业率的提升，也有利于为其开拓特色职业领域，实现人尽其才。

在面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文化习俗方面，通过对生活在城市内部不同区(县)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日常生活消费等方面的行为进行数据收集，可以观察分析地域差异和需求变化，能够为相关政府部门规划民族特色文化产品提供科学依据，保障城市服务供给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上海市等部分东部地区城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文化习俗传承、节日食品供应等方面，借用App扫码技术，帮助该群体在传统节日期间更好地传承民族文化习俗。有些举措尽管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却已经是网络化、信息化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良好开端，能够为后续的大数据分析奠定基础。如果东部地区大城市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日常生活或传统节日期间，积极采用网络化、数据化的服务措施，则能积累到大量数据信息，相关部门就会依据数据的变化，采取灵活多样的服务方式。

(三)大数据的相关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协作性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是城市内部各民族沟通交流的主体和共同繁荣的基础。在融入城市生活中，该群体应该享有与城市居民相似的权利，并履行法定义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政治建设将会推动政治参与意识的提升，表达多样化和特殊性利益的积极性不断增强。大数据的相关性和共享性适应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具体需求。不同数据之间、数据与现象之间，现实中不同群体之间的联系，为分析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系列复杂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一种“道德责任和质量特征”(a moral duty and quality feature)，(8)Annika Richterich, The Big Data Agenda: Data Ethics and Critical Data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8, p. 37.大数据的公开透明和信息共享，一方面加强了城市民族工作部门与民政、公安、教育等部门的协调，有利于打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和“本位主义”，实现相关数据资料的有机整合与高效协同。例如，现有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数据的掌握，涉及城市民宗委(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一些城市的民宗委并不一定及时掌握当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据信息，往往要向公安局户籍中心流动人口管理科(办公室)索要数据。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数据信息更新滞后并对政策制定产生不利影响。人口数据尚且如此，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其他基本信息，城市民宗委更是无法及时掌握。可见，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中，政府部门之间“数据信息封闭”的情况确实存在。如果能在未来的政府管理中实现多部门之间的协同治理，采用大数据的高效整合，很多问题则会迎刃而解。

大数据的有效利用还能够推动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的有机对接，鼓励城市内部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居民群体、新闻媒体等社会主体的多方参与，相互协同处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问题，为其融入城市创造良好环境。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加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工作，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两地政府部门的积极对接。数据信息的对接其实是两地政府部门最直接的对接形式，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效率且降低了成本。如果两地政府之间能够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些基本信息实现有效共享，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效率就会大大提高。例如，流出地相关部门不仅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文化水平，还对他们的家庭状况、社会关系等比较了解，甚至对有些人是否具有犯罪前科等信息也能掌握。这些数据信息如果能跟流入地政府实现对接，实现数据上的高效协作，就能给少数民族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社会支持。

(四)大数据的预见性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高效性

大数据时代每个数据都是整体数据网络中的一个节点，都是批量收集进入数据仓库后等待专业分析或重新组合的一个要素。(9)秀乃礼、兰金奕：《大数据思维下政府治理理念转变的机遇、风险及应对》，《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这种数据分析对象的平等原则，增强了数据来源主体的平等理念——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理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平等接受政府管理，并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更本质而言，大数据的核心在于“预测”。(10)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海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6页。大数据能够通过精准的数据收集和科学的数据分析，呈现预期效果和发展趋势，为政府决策提供方向参考和需求指导，实现从消极性的强制粗放管理向积极性的主动精准服务的转变。例如，借助大数据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犯罪等问题进行数据分析，相关部门可以科学判断其犯罪诱因，从而完善涉及民族因素犯罪问题的监测预警机制，(11)张劲松：《经济转型期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及预警调控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及时出台相关条例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加强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

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相关政府部门可以根据现实需求，运用数据资源和关系链条构建数据网络和逻辑体系，及时处理部分突发事件，实现科学决策和高效运作，加强对城市民族关系的综合调控。(12)汤夺先：《试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与城市民族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1期。从当前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存状况来看，提升城市民族工作水平对营造新型城市民族关系、促进城市和谐民族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不仅能够以低成本创造高价值，以小切口解决大问题，还能够对大数据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中的其他领域起到示范作用，促进政府治理效能的提升。在政府间的深层合作方面，可以借助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性，促进流入地与流出地之间的深度对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大数据具有的宏观视角和精准切口，既有助于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总体目标，引导政府增强全局意识和整体思维，推动统筹考虑和长远规划，也有助于弥补政府部门在服务中出现的漏洞，高效便捷地实现政府在各种关键节点和重要工作的推进，切实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大数据的挑战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的困境

我国将大数据融入政务工作起步较晚，对这一新领域、新平台的开发利用，目前仍然存在一定不足与风险。大数据在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具体路径中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一)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理念滞后及人才缺乏困境

习近平总书记就大数据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13)新华网：《习近平：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2017年12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09/c_1122084706.htm，2019年8月15日。这就告诫我们，要重视大数据在行政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一切以数据为核心并重视量化方式，固然是大数据时代推动服务工作走向高效科学的必然，但过分关注数字变化，甚至将其简单等同于绩效，可能导致政府偏离一贯的服务宗旨，片面关注和支持某些“低投入高产出”的指标，而不是那些资金和时间成本较高但能切实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获益的细微方面。依赖大数据的超强容错能力，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容易在数据校对和信息监管上掉以轻心，未能充分意识到某些数据杂质可能导致严重的决策失误和社会危害。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倾向于依赖数据资源的快速便捷，未能正确认识到大数据仅仅是一种辅助手段，推动数据转化为决策依据的关键环节在于科学、精确、专业的分析。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一弱势群体而言，数据遗漏或解读偏误都会导致相关政策的制定出现偏差，从而对其权益保障产生负面影响。

大数据对传统数据的超越，自然也提出了对先进技术和专业能力的要求。《2016年中国互联网最热职位人才库报告》显示，数据分析人才的供给指数仅为0.05，明显供不应求；地域分布严重失衡，近一半集中在北京，大多数人具有硕博学历或海外留学经历。(14)领英(LinkedIn)：《中国互联网最热职位人才库报告》，2016年1月10日，https://business.linkedin.com/content/dam/members/regional/zh_CN/site/events/2016/Jan/internet-hot-talent-pool/china-hot-job-internet-talent-pool.pdf，2020年5月24日。由此可见，大数据既是新兴领域，又是紧缺职位，推动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自然面临人才匮乏的严峻问题。无论是大数据应用中如物联网、云计算及相关数据的关联发布等技术变革，(15)刘叶婷、唐斯斯：《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电子政务》2014年第6期。还是大数据思维下的研究创新，都需要政府配备一支大规模、高素质、强技能的专业人才队伍。这些为政府管理而服务的大数据人才，面临着复合型知识和专业性技能的双重考验，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计算机、统计学、物理学等基础知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思维和视野。考虑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在运用大数据对其开展服务时，可能还要求这批专业人才中包含对民族事务具有一定处理能力的人员，无疑使得大数据应用和推广中的人才稀缺问题更加凸显。即使现代化教育和自主性学习孕育了愈来愈多的复合型人才，相关部门在制定人才选拔标准时，也应当将何种专业技能置于优先地位，才能适应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大数据化的现实需要和发展方向，也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的问题。

(二)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成本增加及技术整合困境

大数据的体量巨大、类型繁多，尤其在应用大数据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群体开展服务时，要求精准性与系统性的有机结合、实时性与多变性的有效对接、应急性与预测性的相互统一。这就导致数据信息更为庞杂，具体工作比较困难，加重了政府在数据采集、过滤、存储、分析等环节的成本。由于传统数据驱动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工作不够全面和到位，之前未能接受服务的对象或未能涉及的具体方面存在数据漏洞甚至信息盲区，需要重新进行数据采集与全面录入，以重建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中广泛运用大数据的信息基础。

大数据的海量性、精准性等特性都使得前期的数据采集及后续相关工作的负担加重，导致技术成本和难度倍增。传统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尽管也提倡信息化、网络化，但是大数据不是简单的网络资源利用，这些资源的利用仅仅是大数据融入服务创新的开端，其中涉及更多深层的技术整合问题，需要计算机、信息工程、通信安全等多种现代科技的综合运用。若不能及时疏通数据采集渠道，构建起系统全面的数据采集网络，推动数据整理分析的智能化和精确化，保障稳定有效的数据监管以维护信息安全，就会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陷入瓶颈。

(三)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机制不畅及运行风险困境

大数据时代，公共行政仍然掌握机构权威。(16)John Wanna, Opening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and Engagement in the Information Age, Australia: ANU Press, 2018, p. 159.尽管大数据平台推动了数据共享，但政府部门因其工作性质的权威性和业务范围的广泛性，在数据占有方面仍然具有一定优势。这种优势地位可能加剧政府从合理统筹走向垄断主导，并导致这种状况蔓延到具体工作中，逐渐背离了社会多元参与，制约了协调共治的社会发展趋势。当前大数据与政务工作的结合，缺乏开放有序的数据平台、健全联动的流程体系、权责明确的管理部门、统一有力的制度规范等坚实的社会基础。数据收集的“扁平化”使得统计部门不再是为社会提供系统化数据的唯一主体，以往针对统计部门内部的相关条例，已无法适应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需求，面向社会公共领域的规范准则、审批流程、监督机制等尚不健全。社会对于数据收集的多元介入可能导致信息虚假和社会失稳，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的广泛参与，也可能导致质量参差和协调困难。

有研究指出，即使是无害的数据，只要被采集到足够的量，也会暴露个人信息，显现其背后的个人行为。(17)徐继华、冯启娜、陈贞汝：《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28页。采集个人数据的技术日益高效且隐蔽，个体的具体行为可能会直接生成数据记录和永久痕迹，即时传输到数据收集主体手中。当前大数据技术仍然存在体系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缺陷，更潜藏着信息泄露、隐私侵犯等安全风险。刚刚进入城市且较为保守、敏感的少数民族群体在面对政府的数据采集时，由于难以再使用主观保密的方式维护个人隐私，可能滋生对相关政府部门的不满情绪，从而影响政府落实工作的公信力。在数据采集共享过程中，一旦造成少数民族群众的个人隐私泄露，可能加剧部分城市居民对少数民族外来务工人员的偏见与歧视。在涉及民族文化等对少数民族而言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的问题时，更容易将一些普通的社会问题上升到民族宗教层面，对城市社会秩序的稳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三、大数据的整合性：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的实践

大数据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方面彰显了独特优势，在具体运用过程中也面临着现实困境。探索大数据推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新思路，是未来城市民族工作必须高度关注的技术变革与时代发展要求。

(一)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中大数据的决策提升与共享互惠

完善大规模新型集成数据库，让丰富的数据资源服务于政府的科学决策。既要全面准确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数量、年龄、性别、籍贯等基本信息，又要积极挖掘其在活动参与、网站浏览、意见表达等方面的价值线索；既要扩大结构化数据的来源，降低实地采集的工作量和以偏概全的风险，又要重视非结构化数据的比例，丰富数据库的资源类型。在具体工作环节中，政府不仅要采取定期抽样和广泛普查相结合的形式，(18)李宇：《大数据背景下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探索与思考——以流动人口信息管理为例》，《电子政务》2014年第7期。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更新，防止疏漏与滞后，还应当将大数据应用于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库的建设、社会权益的诉求与表达等各个方面。在数据库建设上，需要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专门数据库与城市政务总数据库进行有效对接，方便政府进一步高效、灵活地调动各方数据资源。这样能够利用大数据的容错能力排除“杂质”数据的干扰，通过数据间的关系建构，发掘“无用”数据的价值，以专业分析促进数据有效转化为决策的科学依据，充分发挥大数据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价值。例如，兰州市依托大数据平台为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流动人口实时推送优惠政策、法律条规、医疗健康、特色餐饮等日常信息，为其提供“全方位‘菜单式’服务”。(19)《甘肃兰州：大数据如何助力大统战？》，2018年8月31日，http://tyzx.people.cn/n1/2018/0831/c396781-30263968.html，2019年8月17日。类似兰州市这样的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措施，能够为该群体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推动统筹考虑与精准实施的结合，实现科学投入与降本增效的统一。

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实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数据全流程、全要素的综合集成管理，(20)安小米、宋刚、路海娟：《实现新型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数据资源协同创新路径研究》，《电子政务》2018年第12期。通过制定规章条例，明确各部门在数据流程不同环节的职责。通过建设地域、单位、行业等多方主体高度整合的数据共享平台，由城市信息主管部门发挥数据汇总和统一开放的统筹作用，(21)《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天津日报》2018年12月17日，第9版。不断消除“信息孤岛”，简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利用大数据完善政策和绩效评估体系，推动信息公开透明化，促进政府提升服务工作效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所在的城市政府部门应当与流出地政府部门之间实现大数据政务的协同机制，开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协作，实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据信息的精准对接和实时更新。在促进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建设共享化数据门户网站，推动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相关数据向社会各界及时发布，并积极引导多元合作，通过多种有效方式优化数据资源，维护该群体的基本权益。相关政府部门还应当健全社会信息共享的制度规范作为保障，利用“创作共用”数据许可协议等技术设置，(22)杨孟辉：《开放政府数据：概念、实践和评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2页。促进不同的社会主体积极而又有序地参与“信息共享”。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中大数据的理念优化与信息安全

明确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定位，将大数据的创新思维与政府的服务宗旨有机结合，实现从行政主导的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23)徐继华、冯启娜、陈贞汝：《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1、230页。切实提升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相关政府部门应破除思维定式，不断开拓创新，做到心中有“数”、管理有“度”，(24)崔小屹、韩青：《用数据说话：大数据时代的管理实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页。积极制定大数据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利用客观数据和量化工具更加精准地把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实时情况和特殊需求，从而发挥数据优势，释放数据红利。政府部门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的核心，积极思考如何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中实现“善治”目标。(25)翁竞竞：《大数据专著观点综述和启示——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治理思维创新》，《现代经济信息》2016年第16期。积极拓展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自我发展空间，做到数据“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作为传统大规模信息的采集者，政府将在大数据时代继续掌握和积累大量政务数据和公共数据，(26)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海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但是政府绝不可以利用这种优势地位进行“数据独裁”，(27)徐继华、冯启娜、陈贞汝：《智慧政府：大数据治国时代的来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31、230页。而要树立其作为大数据时代领跑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中发挥出统筹、引导、协调作用。

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增强其安全意识、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预防因工作疏漏造成的数据安全风险；加强对数据安全的法制建设和规范完善，健全数据安全管理系统，推进数据流程各阶段的监督核查，有力维护数据采集对象尤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个人隐私。在此基础上，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某些方面的敏感信息和关键数据，一方面要求政府利用权威优势对其实施必要的“垄断”，将其列入数据信息严格保护名单，防范社会中多元主体对这些数据信息的泄露。另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要通过合理的机构调整和适当的人员安排对这些特殊数据信息进行专门管理，提高调用公开特殊数据信息申请的审批标准，并追踪后续行为和社会影响，防止数据信息滥用。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中大数据的人才培养与未来前景

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在原有的电子政务基础上，搭建具有专业性、针对性、灵活性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技术创新平台。这需要打造一支既掌握大数据基础知识，又具备政府服务素养；既能够不断完善专业理论体系，又能够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从而实现政府大数据技术部门和服务部门的协调联动，并根据动态发展需求及时组织人才培训，为大数据融入政府治理提供强大驱动力。还要通过相关专业培训，增强工作人员妥善处理民族问题和涉及民族因素社会问题的能力，尤其关注对相关领域内少数民族人才的培养，方便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行沟通，从而更好地开展城市民族工作。

重视数据、利用数据、开发数据是未来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的重中之重。充分发挥数据信息的创新价值，不仅是颠覆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需要，更是开拓未来社会治理创新的钥匙。随着更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他们的需求不断多元化，他们在城市融入中将会面临更多新的问题，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采取行之有效的科学管理，将是未来城市民族工作的具体方向。城市民族工作者应该不断勇于创新，借鉴国外大数据运用的先进经验，把握大数据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大数据政务的基本导向，关注大数据的动态调整，不断提升业务能力和创新意识，推动政府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的创新。

四、结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创新，是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工作中，大数据的有机融入是一个重要突破点，更是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多民族国家，具有成为数据强国的后发优势和无限潜能。在信息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体现出巨大优势和机遇，其海量性、追踪性、实时性、预测性、精准性等特征，能够充分应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在正视大数据巨大创新价值的同时，还应该客观冷静地认识到大数据融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在成本难度、专业技能、共享机制、安全管理等方面都面临着一定挑战。相关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寻求大数据与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工作结合的创新思路，发掘数据资源的决策价值，推动数据人才的复合培养，健全数据共享的制度规范，加大数据安全的保障力度，把握数据理念的真正价值，真正实现大数据在城市民族工作中的有机融入，推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创新的精准化与科学化，从而在城市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