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式、国家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基于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探讨 *

李乾坤

内容提要 ｜ 德国新马克思阅读从形式分析的独特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矛盾性内容与价值形式和国家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相较于哲学认识论中常常强调的把握本质和内容，对于形式的分析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资本论》中价值形式分析的重要性正因此在思想史上得到了重视。价值形式是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价值的质则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在的矛盾性，使其必然以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即货币形式表现出来，这一过程即二重化。与价值形式相一致，资产阶级的国家形式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必然衍生出的形式，它尽管拥有公共属性的形式性外表，但归根结底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

（Nicht wie die Welt ist, ist das Mystische, sondern dass sie ist.）1[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96 页。

——维特根斯坦

近年来， 20 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一个看似十分具体的问题，即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日益被国际学界和我国学界关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价值形式问题进行阐发，一般上溯到20 世纪20 年代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伊萨克·鲁宾（Isaak Rubin）和法学家叶甫根尼·帕舒卡尼斯（Evgeny Pashukanis）。在20 世纪60 年代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福利国家政策。这其中特别以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为代表，价值形式分析再度被重视，并在20 世纪70—80 年代被广泛探讨。在同一时期，日本的宇野学派和法国的调节学派，乃至于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及其学生如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等人，都在价值形式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研究。这其中，以两位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即阿多诺的两位学生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e Backhaus）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所开拓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2相关研究可参见R.贝洛菲尔、T.R.瑞瓦：《新马克思阅读——复归政治经济学批判于社会批判之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 年第5 期。另参见李乾坤：《“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山东社会科学》2015 年第10 期；李乾坤：《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兴起、基本理论及其成就》，《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 年第5 期。他们在思想史的地图上，明确地树立起了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研究的旗帜。巴克豪斯1969 年公开发表的《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一文，1中译文发表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1 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 年。和莱希尔特1973 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一书，可以被视作国际范围内重启价值形式研究的标志。

作为20 世纪下半叶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参与者最独特的贡献，就是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之上，建构起了价值形式的辩证法和货币价值论，并直接诱发了20 世纪70 年代的德国“国家衍生”论争。在这场参与者众多、长达10 年之久的论争中，参与者从不同的角度，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展开了分析批判。价值形式分析和资产阶级国家形式批判，在立足点上十分忠实于马克思的基本判断，即认识到货币、资本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学范畴和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并非永恒的、自然的，而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的产物。在这一意义上，价值形式分析和国家形式批判都是拜物教批判的具体化。这种忠诚的捍卫，是在这样一种问题式的转变之下完成的，即认识到形式分析的理论重要性。

一、形式分析的重要性

现象与本质的关系，在一定条件下也表现为形式（Form）与内容（Inhalt）之间的关系。在既往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讨论中，我们往往更多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却很少强调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本质和内容为何表现为某种现象和形式。在这一方向上，维特根斯坦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他提醒人们：“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2[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96 页。在认识论的语境中，这句话可以被解释为：神秘的不是世界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是世界为什么采取这样一种形式。辩证法对现象的批判，恰恰是揭示出内容如何表现为某种特定形式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正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展现的过程。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 页。

黑格尔对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作出过深刻的阐述。在《逻辑学》中，黑格尔首先说明的就是形式的重要性。形式并非脱离了内容和质料，而恰恰作为内容和质料的思维规定性。在黑格尔看来，也并不存在脱离形式的内容和质料，因此，如康德等人那样将形式和内容分开讨论恰恰是成问题的。黑格尔认为：

内容不如说是在自身那里就有着形式，甚至可以说唯有通过形式，它才有生气和实质；而且那仅仅转化为一个内容的显现的，就是形式本身，因而也就如同转化为一个外在于这个显现的东西（指与形式分离的内容——中译注）的显现那样。随着内容这样被引入逻辑的考察之中，成为对象的，将不是事物（Die Dinge），而是事情（Die Sache），是事物的概念。4[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66 年，第17 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宣称他在对商品和价值的论述中，甚至“卖弄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成为后来人讨论马克思《资本论》中辩证法思想和黑格尔思想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列宁首先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了这种思想关联。在20 世纪50—60 年代后，这一问题又重新被东西方学者重视。这种“卖弄”，首先体现在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上。马克思论述价值形式的这部分也正是被马克思称作“十分难解”，并接受恩格斯和库格曼建议进行简化和修改的部分。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高度强调了价值形式的重要性：“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解剖学所要做的那种琐事。”包括李嘉图学派在内，“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 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 页。价值形式在过去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常常放置在一种历史的线索中加以考察，价值的内容则是一定的社会关系，然而价值形式和价值的内容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却很少被讨论。形式本身反映了内容，完成了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同样是一定内容的反映。马克思在价值形式这一问题上所进行的形式分析，显然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一个注释中，如此写道：“如果说在黑格尔以前，职业的逻辑学家连判断格式和结论格式的形态内容都忽略了，那么，经济学家在物质利益的整个影响下忽略相对价值表现的形态内容，就不足为奇了。”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 页。进而，马克思提出的是这一问题：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采取了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8 页。

作为新马克思阅读思想渊源之一的苏联经济学家鲁宾同样也从强调形式问题入手，来解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并不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物质、技术的方面，而是分析它的社会形式，也就是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生产关系的总体。”4I.I.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ntreal:Black Rose Books, 1973, p.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式，即一种拜物教的和物化的社会形式。同样，在鲁宾看来，这种形式必须在劳动价值论的构架中得到解释，“劳动价值论探索的是物象，在物的价值中的社会劳动的物化表现。劳动在获得社会的‘价值形式’的意义上，‘结晶’或‘塑形’为价值。”5I.I.Rubin, 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 Montreal:Black Rose Books, 1973, p.72.鲁宾是马克思之后第一个强调了价值形式问题重要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新马克思阅读理论运动的开拓者巴克豪斯，敏锐地把握了马克思形式分析的重要性：“价值是如何转变为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具体而言：为何以及以何种方式，价值会将自身扬弃为交换价值，以及作为它‘另一种存在’的方式？我认为，《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并不能使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认识论主旨——也就是‘ 为何这一内容采用了那种形式’这一问题——得到清晰的彰显。”6Hans-Georg Backhaus, Zur Dialektik der Wertform, in:Dialektik der Wertform, Freiburg: Ca ira- Verlag, 1997, S.43.

巴克豪斯意识到，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过程，蕴含了带有不可克服的矛盾的社会现实在逻辑上发展为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过程。继而，巴克豪斯模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对价值形式分析的任务进行了论述：

李嘉图是从经济上的自我异化，从商品被二重化为价值物（假想物）和现实物的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他没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呢。因为，商品使自己和自己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一个独立的经济范畴王国，而固定为意识，这一事实，只能用社会劳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社会劳动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劳动中发现了价值的秘密之后，劳动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1Hans-Georg Backhaus, Zur Dialektik der Wertform, in:Dialektik der Wertform, Freiburg: Ca ira- Verlag, 1997, S.52.

巴克豪斯这一十分有趣的改写，充分体现了新马克思阅读所着眼的问题式。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中，马克思最具创造性的地方，并非跟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将劳动作为价值的基础，而是探究使得劳动成为价值的基础，以交换价值作为社会劳动分配的中介的社会结构。那么，具体而言，价值形式与社会结构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价值形式与社会结构

价值是无法用经验捕捉的。马克思使用了一系列范畴来表达价值的这种抽象性存在：“客观的思维形式”、“幽灵般的对象性”、“现实的抽象”。通过这几个极具思辨色彩的范畴，我们可以看到价值的这种主—客观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作为社会劳动，实实在在地客观存在着，另一方面又无法为经验所观察和把握。那么价值如何表现出自己呢？商品的价值必须表现在两个商品的关系之上。这就是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的过程，价值经过辩证的过程最终采取了一种形式性外表的过程。这种形式性外表，就是价值形式在历史上（同时也是逻辑上）的一系列具体表现：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一般等价物）、金、铸币、货币等。而完成了的价值形式，就是货币。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货币正是“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0 页。因此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必然采取的形式性外表，是资本的萌芽。

二重化概念尤其被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强调和珍视。仅从外在来看，二重化概念正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借用过来进行“卖弄”的哲学概念。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二重化正是精神矛盾运动的关键点，概念既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既是现实的，也是思维的，而它的内在矛盾使其自为的一面独立出来，从而实现了二重化。事实上，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同样也有二重化的类似叙述方式，最为典型的就是对布尔乔亚（bourgeois）和公民（citoyen）的发现，以及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重化的强调。马克思对于二重化概念的第一次运用，也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中，马克思力图说明市民社会和国家形式的二重化的原因，要到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中去寻求。在此后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更进一步强调了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人分裂为布尔乔亚和公民，并且认为这种分裂应当到被货币精神统治的社会中来理解。

在《资本论》中，二重化概念典型体现在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之上，这一二重化过程是价值形式辩证法的关键，因为只有经过这一环节，价值才能够“表现”出来，并固定为货币。二重化的过程发生在简单流通领域，正是在流通过程中，价值的形式才在逻辑上得到发展。货币因为具备了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规定性，而承担了“观念的二重化”和“现实的二重化”的过程。二重化的过程是在现实之中发生的，这一现实就是商品交换和流通。强调价值形式分析，一定强调交换环节的重要性。正是在交换之中，价值实体即社会劳动（gesellschaftliche Arbeit）才能够自动地分配在个别商品之上，每个商品从而获得自己的价值，进而构成“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变换”，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5 页。并表现为以商品价格体现出的“价值形式”。在这里，价值的社会劳动内容和它的表现形式的关系才完整建立起来，正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商品的价格只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8 页。

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形式，完成了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出现的。与形式对应的是社会的内容，这就涉及到价值的本质。马克思称价值为“它们共有社会实体的结晶”。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 页。一定的价值形式对应的是不同的社会结构，而完成了的价值形式对应的社会结构则是一种充分商品化的社会，在其中，人的商品化和万物的商品化都已完成。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即一个彻底商品化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

价值形式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产物。普遍化的分工和私有制基础上，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分裂，二者的统一必须借助于商品交换来进行。劳动量便成为商品交换的衡量尺度，即价值私人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获得自己价值的表现形式。总之，完成了的价值形式，是充分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4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货币问题应这样理解：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确存在货币，但社会主义的货币体系并非处于自由的、盲目的运动之中，国家对货币体系的干预是充分和有力的；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资本主义同样处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出的“物的依赖性”阶段，而物的依赖性就建立在商品生产和货币体系的客观性之上。马克思曾强调：“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95 页。

关于价值形式这一表现形式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是怎样的，莱希尔特是这样论述的：

让我们再次总结一下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个体参与到一个全面依赖性的体系之中，参与到“需要的体系”之中，借助于依靠他们具体的感性生产来和所有其他人的生产联系起来。在他们劳动的内容上展现出了他们活动的社会特征，他们的劳动已经是社会的生产，但是，关键在于，这是无意识的社会生产。只有在生产的社会特征同样也表现出来的时候，个体才可能以社会的方式，同时又相互独立地进行生产，虽然处于一种在特定形式上符合社会生产的异化形式的形态之中。我们迅即发现我们处于这种结构的神经网络中心，这一结构我们在马克思全部早期著作之中已经看到了：人的共同本质表现在异化的形式下，因为在对自然占有的颠倒形式之中，人的类生活（das menschliche Gattungsleben）甚至变成了个体生活的手段。马克思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的这种联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之中展现得更为清楚。5Helmut Reichelt, Zur logischen Struktur des Kapitalbegriffs bei Karl Marx, Freiburg: Ca ira- Verlag, 2001, S.164.

比利时经济学家米歇尔·德弗鲁依（Michel De Vroey）在《价值、生产、交换》一文中的看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价值形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与价值概念相关的东西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被看作一种其阶级结构采取工资关系的形式，而商品是劳动产品最突出的社会形式的社会系统。……这里的观念涉及一个特定的理论范畴，是否属于这个范畴取决于生产受到影响的社会形式，而不取决于物质标准。那么何谓商品体系？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劳动力分配的体系，或社会劳动力的社会劳动组成的体系。……社会劳动是一个总称的或普遍的范畴。……商品体系的主要特点在于这里社会劳动是以一种简介的方式形成的。劳动首先作为私人劳动而付出，根据的是个别的独立决策。这种私人劳动通过并只有通过它的产品出售才转化为社会劳动。当社会劳动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时候，它被称为抽象劳动，“抽象的”这一形容词指的是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的均质化或抽象化。1[英]伊恩·斯蒂德曼、[美]保罗·斯威齐：《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90 页。

关于价值形式，会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商品的生产和交换这两个环节与价值形式的关系问题。从鲁宾到巴克豪斯，价值形式分析都将价值的确定锁定在交换环节之上；而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作为一定社会形式下人类无差别劳动的凝结，形成于生产环节。恩格斯将“商品和货币篇”视作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这受到新马克思阅读的批判。价值的确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然而个别商品的价值，一定是在交换之中才能表现出来。德弗鲁依将生产过程视作“历时逻辑”，而将交换过程视作“共时逻辑”；2[英]伊恩·斯蒂德曼、[美]保罗·斯威齐：《价值问题的论战》，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193 页。而受宇野弘藏（Kozo Uno）影响的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则将价值形式视作马克思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中李嘉图和萨缪尔·贝利（Samuel Baily）两种价值论观点的关键点。3[日]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 年，第163～164 页。德弗鲁依的观点，受到了以米歇尔·阿格里塔（Michel Aglietta）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的影响。所以我们再次看到这个很有趣的现象，在20 世纪70 年代前后，德国、法国、日本等多国的学者在对《资本论》的研究过程中，都走向了价值形式问题。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它其实恰恰与国家形式问题联系在一起。

三、国家形式与资本逻辑

对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主题，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传统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的经典判断。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文本中凝练而来的这一经典判断直接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因此后人更多侧重于从这一本质主义的角度来分析国家问题。苏联法学家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书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何阶级统治没有停留在它所是的东西之上，也就是说，一部分人民在实际上屈服于另一部分人？为何它要采取一种官方的国家的统治形式，或者为何同样是这一形式，这一国家强制的机构没有变成统治阶级的私人机构，为何它同后者分离开，并采取了一种非个人的、和社会分离开的公开权力的机构的形式？4[苏]帕舒卡尼斯：《法的一般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杨昂、张玲玉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年，第92 页。

我们可以将这一问题称为“帕舒卡尼斯问题”。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同样在上文提及过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开启了对国家形式的批判。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将国家视作外在于市民社会的力量的做法为“国家形式主义”，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144 页。与国家形式主义相反，马克思强调要从市民社会中寻找国家形式的秘密。帕舒卡尼斯所提出的问题，在列宁1917 年《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也已经用另一种方式提了出来。列宁在阐述他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理解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民主共和制是财富和资本无限权力的最好的外壳：“‘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更可靠……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1《列宁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2 页。但是，列宁并未深入阐释这一机制究竟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帕舒卡尼斯所做的理论工作是对列宁上述判断的深入阐发。

帕舒卡尼斯问题，在20 世纪60—70 年代欧洲的福利国家政策的大背景下，显得尤其生动。因为资产阶级国家那一套文明的外壳有史以来表现得尤其清楚，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似乎已经穿上了圣洁的外衣。在这一背景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和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等人，就将福利国家这一全新的国家形式作为其政治理论展开的起点。在他们看来，公共领域和国家成为了独立的空间和力量，它可以以一种良善的形象，积极干预社会分配领域，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语境中，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从批判性的角度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问题。德波认识到，在全新的资本主义政治景象中，资产阶级国家似乎具有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国家形式的另一种外壳：

这种线性图示没有考虑到这一事实：资产阶级是唯一曾取得胜利的革命阶级；同时，它也是唯一以经济发展作为控制社会的原因和结果的阶级。同样的简单化导致了马克思忽视了在阶级社会管理中国家的经济作用。如果说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似乎从国家中解放了经济，它也只是就这方面来说是真的，即在静态经济中，以前国家只是一种阶级压迫工具。资产阶级在中世纪时期发展了它的独立经济力量，当时国家受到弱化，各种封建主义稳定力量正处于碎裂之中。相反，中世纪通过其商业政策开始支持资产阶级的发展，在“物货通行，放任自流”时期已把自己发展成为资产阶级自己的国家的现代国家，最终在经济过程的计划管理中，作为一种中心力量脱颖而出。2[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风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6 页。

价值形式的探讨，与对国家形式的探讨密切联系在一起。价值形式这一社会劳动的“定在形式”和“存在规定”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7～48 页。产生自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同样，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源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

新马克思阅读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批判，首先就是要打破福利国家这一拜物教的形式。鲁道夫·沃尔夫冈·穆勒（Rudolf Wolfgang Müller）和克里斯特尔·诺伊西斯（Christel Neusüß）在他们1972 年合著的文章《福利国家幻象与劳资矛盾》中直接针对哈贝马斯和奥菲的国家理论，指出福利国家的国家形式归根结底仍然是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总生产过程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拜物教，就是将这一看似平等、自由的国家形式视作一个独立的领域，仿佛在生产之外；将生产和分配环节割裂开来，也就只能够看到福利国家承担了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过程。4Wolfgang Müller, Christel Neusüß, Die Sozialstaatsillusion und der Widerspruch von Lohnarbeit und Kapital, PROKLA,Sonderband 1, 1971, S.7-18.在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中，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批判，形成了多种不同的观点，他们或是从法律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关系出发，或是从资本积累过程出发，或是从利润率下降规律出发，阐述资产阶级国家形式形成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国家形式分析已经比价值形式分析在政治经济学的掌握和阐述上更为具体了。20 世纪70 年代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中对于国家形式问题的大讨论，在德国学术界被称作“国家衍生论争”（Staatsableitung Debatte）。

如果我们将思想史的视野再放广阔一些就会发现，在德国学界激烈地开展国家衍生论争的同时，法国学界也以另一种形式关注着时代的最新发展。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20 世纪70 年代之后的生命政治研究，所关注的就是新的权力形式。在《生命政治的诞生》演讲录中，福柯将德国新自由主义和美国新自由主义作为生命政治的典型加以分析。这种新的权力以承认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和基础，它的运行就在于“经济人”面相的活动之中。经济人就是理性人，就是遵从自我保存原则的人，同样也就是顺从于统治的人。新的权力形式正是溶解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原则之中的。在这里，存在的还是那种矛盾性：一方面，承认人的生命权力；另一方面，人的生命权力与统治权力同构化，成为统治权力的延伸。

结 语

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这种矛盾就是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由一个个商品化的人和商品化的物构成，其中每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自我保存，必须进行交换。在交换抽象中形成的结晶，就是价值形式的完成形式，即货币。用以交换的商品中，最特殊的就是劳动力商品。正是在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中，价值形式拜物教的阴谋表现得最为清楚：工资形式掩盖了劳动力商品内在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而劳动力成为商品，资产阶级借用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来占有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货币因此可以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社会动力学的基础结构得以完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矛盾性结构，一定需要价值形式的形式性外表，价值形式之上的拜物教现象并不是“误认”，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需的掩盖和欺骗。价值形式因此扮演了阿尔都塞所界定的“意识形态”的功能。从这一角度出发，则会看到价值形式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理论维度，即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价值形式是这一社会矛盾的掩盖。

同样，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阐述的公民和布尔乔亚的二分一样，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也是永恒的，这种矛盾与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间的矛盾有内在的关联。如果每个人都彻底追逐私人利益，那就是退回到野蛮时代；为了与野蛮时代相区别，人们必须在公共利益的外表下谋求私人利益。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外表，即平等和自由，需要如此解释：平等首先是商品交换的平等，商品交换者的平等；自由首先是商品流通的自由，是劳动力商品流通的自由。这一点，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都进行过阐述。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199～200 页。将国家形式和社会结构割裂开来，就会走向一种国家形式主义；将国家视作一种超越性的存在，这正是一种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一个矛盾性的整体。

价值形式分析和国家形式批判，从两个具体的维度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的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并非线性的、直接的映射关系。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过渡关系和中介性环节。价值形式等经济学范畴，构成了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性环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实体，表现为价值形式等经济学范畴的“定在形式”（Daseinsform）；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和积累过程中，衍生出资产阶级的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等上层建筑。价值形式的逻辑结构，以及国家形式的衍生过程，也正是一种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具体运用之中，也正表现为一种辩证法。阿多诺在与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hthel）的通信中，曾经做出过以下表述，“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遗忘他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溯史（Historischer Matreialismus ist Anamnesis der Genese）。”1Alfred Sohn-Rethel, Warenform und Denkform mit zwei Anhänge, Suhrkamp, Frankfurt a.M.1978, S.135ff.在价值形式分析的完整语境中，这句话也更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