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趋势：当代美国中共学研究追踪 *

冯 莉

内容提要 ｜ 当代以美国中共学研究为代表的世界中共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显学，除了因为近些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失衡和冲突越来越激烈，急需寻找突破口之外，更多的是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影响力的巨大提升。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支持下的旧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动，并呈现出新的样态。在新时期中美关系复杂转进的背景下，美国中共学研究集中呈现出“冲突型”、“倾斜性”、“单向度”、“预设性”研究的问题表征，并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竞争性共存中张力的日益增强而难以在短期内有效消解。由此，未来的美国中共学研究在美国日渐明显的保守主义政策下，正凸显出逐步停滞、日渐分化和细化且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的趋势。

近些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不平衡和各种矛盾冲突的加剧，西方学者开始不断反思资本主义，并试图为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影响力的巨大提升，长期关注中国发展的西方学界正推动着一门以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的新的学科——中共学成为显学。而中美贸易战的开始和继续，为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中共学研究的持续增温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其在研究方法、研究积累、发展经验、学术脉络以及影响力上，都成为我们透视国际社会观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视阈。但如果从学科的意义上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美国的中共学在研究对象、学科架构、研究方法以及学科自身的整体性上都需要加以廓清和深化。

一、美国中共学研究学术史及学科趋成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曾经把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 世纪50 年代，美国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的政党及其国家制度、领导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第二个阶段是从20 世纪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末，美国学者更加重视对中国精英政治的研究；第三个阶段是“整个20 世纪80 年代”，研究重点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第四个阶段则是从20 世纪90年代末到今天，比较关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动荡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包括中国领导人的更替、精英政治等；第五个阶段是20 世纪90 年代中期，美国学者关注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及“国家能力”；第六个阶段就是进入21 世纪后，学者们开始关注一些全新的课题，如新的国家领导集体的政治策略、“中国模式”等。1[美]沈大伟：《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演变：成就与挑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4 期。可以看出，自始至终，“中国共产党”都是美国学者关注并把脉中国的一个最核心的关键词。

但实际上，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开始，美国学者的中共学研究就已经拉开了序幕，开始关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20 世纪中叶，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就在哈佛大学“开创了系统的中共学”。1路克利：《哈佛大学中共研究的缘起与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 年第1 期。迄今为止，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传承。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至少经历了六代学者，其研究成果也已经成为世界认识并解读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影响举足轻重。同样地，深入了解和分析美国的中共学研究，认真把握和及时回应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加强中国与世界的沟通，树立和塑造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的世界形象，增强在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声音等大有裨益。

（一）美国中共学的基本结构

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能以学科的方式存在，必然具备该学科的基本结构。所谓学科的基本结构，美国著名教育家、认知心理学家杰罗姆·布鲁纳教授（Jerome Bruner）认为：学科的基本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在运用知识方面的最低要求”，即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一般观念及其之间的关系是“认识后继问题的基础”，以此为前提，才能“不断扩大和加深知识”，实现“学习的连续性”和增强“对新问题的适用性”，或者说“有助于理解可能遇见的其他类似的事物”。2[美]杰罗姆·布鲁纳：《教育过程》，邵瑞珍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年，第31 ～48 页。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美国中共学已经满足了作为一门学科的基本条件，它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为研究核心，推动着该学科在基本概念、理论以及研究方法、内外联系等体系或架构上的完善。经过数代中国学专家的积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中共学研究相比，美国中共学在学术来源、学术理路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学科比较优势和鲜明特色，其研究成果和动向已经成为美国决策机构认识、了解和判断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风向标。当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专家学者来说，也具有研判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参考价值。

（二）美国中共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从总体上看，包括三大块，即中共党史、中共党建（如干部队伍建设等）以及中共政策。不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每个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学者对这三块的划分都没有做到边界十分清晰，除了各部分之间本来就没有严格和明确的界限外，更多的原因应该是美国中共学的发展还没有足够成熟和深入。如哈佛大学教授托尼·赛奇（Tony Saich），通过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的党史建设，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对于分析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路线，“避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在他看来，学习党史是中国共产党进行党的建设和“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它有利于“创造一种秩序感和逻辑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建构“一个指导性的参考框架”，并由此“凝聚大多数党员的忠诚度”，“不仅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一个生存的目标”，而且还可以“为党的干部提供行动指南”。3Tony Saich, Where Does Correct Party History Come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a Maoist Party History, in Chun-Chieh Huang and Erik Zürcher (eds.), Norms and the State in China,Brill, 1993, pp.296-336.这显然是把党史和党建进行了综合分析。

（三）美国中共学的研究方法

作为一门学科，研究方法是推进并实现该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有力工具和手段。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必然存在差异甚至相反。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中共学研究方法主要表现在努力推动“以西方为中心”转向“以东方为中心”、“由内而外”转向“由内而内”。但这个过程无疑是漫长的，因为绝大部分美国学者都难以完全撇开自身所处的环境和学术经验，尤其是要撇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做纯粹的学术意义上的客观研究。而在中美贸易战引发的两国摩擦背景下，或者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美关系可能不平稳的环境中，美国中共学的研究范式或许会长期停滞在原地。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也认为，当前“在美国有一个对华强硬政策的共识”，“美国国内现在是‘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的争论”，“鸽派的声音日渐微弱”，因此，“中美已经进入了一种全面对峙和长期危机”。1赵穗生：《解析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努 力 避 免“新 冷 战”》， 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Id=11477。在这样的预判下，美国中共学的健康发展显然需要经历更多的时间考验。正如中国学者所言，美国中共学“一方面力图建构出关于中国共产党理论与实践的单纯学术研究门类，另一方面期冀以全球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实现本土研究与异域研究的有机融合，这是对传统中国共产党研究范式的一次重要突破性理论尝试。然而，……如何打破意识形态偏好、理论倾向与学科壁垒之间的差异，寻求出一种综合性普遍研究方法之可能的问题”将是未来的主要挑战。2张明：《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治理研究》2019 年第2 期。

（四）美国中共学与其他相关学科

布鲁纳强调：“一门学科的课程应该决定于能达到的，给那门学科以结构的根本原理的最基本的理解”，如果没有把握该“知识领域更广博的基本结构中的脉络”，那么就不能很好地触及新的知识领域，也不能“激发智慧”。3[美]杰罗姆·布鲁纳：《教育过程》，邵瑞珍译，文化教育出版社，1982 年，第47 页。就目前来看，美国中共学研究的成果对于吸引更多的人正面接触中国、推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以及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有帮助的。但在总体上并没有改变后两者的根本处境。美国共产党员、罗格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诺尔曼·马科维兹（Norman Markowitz）认为，在“麦卡锡主义”时期之前，美国高校并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而现在“讲授马克思主义的课程虽然很多，但老师既不认同共产党，也不认同真正的人民运动”，“马克思主义教学被严重边缘化”，包括“欧美社会主义历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历史”等课程的授课者甚少。4[美]诺尔曼·马科维兹：《美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教学》，李淑清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 年第6 期。不过尽管如此，在哈佛大学、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中，仍然活跃着一批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教授，他们和美国中国学专家一起成为美国中共学坚韧存在和发展的根基。

由此，可以很清晰地看出，美国中共学已经具备了基本的相应的学科发展史、学科知识和学科体系。虽然总体上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但它推动着中美之间，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日渐增强的联系和交流。这无疑对消解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5赵穗生认为，“修昔底德陷阱”等概念把中美之间力量的博弈过于简单化了，实际上中美关系发展演化的“背后有它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背景”；但荒唐的是，这些“就是让这两个国家走向冲突”的概念正在“大行其道”。见赵穗生：《解析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努力避免“新冷战”》，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Id=11477。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坚信的中美“两个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定会走向战争”等倾向于未来世界冲突对抗的理论或观点是有帮助的。

二、美国中共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影响和决定美国中共学发展的，除了中美关系走向、意识形态影响以及“西方中心论”研究范式外，还有美国学者的资料获取来源和个人研究方法偏好，突出表现在：

一方面是文献资料的获取差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美国学者获取资料的途径主要是西方媒体，如报纸、电视新闻，还有各地周转至西方的报刊书籍。那么显然，这些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冲突的二手资料对于学者研究结论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以致于学者本身的专业素养也不能改变或消除这些影响。其结果就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验性抵触和对抗下，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权威地位影响下，在各种自一开始就去社会主义化概念（如民主、自由等）的宣传和普世化下，长期以来，不仅是后来的美国学者，包括个别中国学者在内，都把这些带有偏见的研究结论奉为圭臬，认为这就是事实本身，并不断加以引用和传播。而很多中国学者多年来似乎不加批判和审视地全盘接收，造成中国学者自身学术不断自我矮化，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经验主动自我否定。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候，美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对中国学者影响之深远简直是颠覆性的，而且一直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虽然后来部分美国学者在自省和反思中倡导应该从中国内部去理解和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但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

进入20 世纪80 年代，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一样，美国学者开始有机会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还有不少学者搞蹲点研究，由此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和民主选举方面，学者们结合美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地与中国学者及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和交流，客观上对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中国政府的高效运转机制等也逐渐获得了美国学者的正面评价。而这一切的转变，都有一个前提，即“中国的发展对美国是有利的”、“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所以，一旦意识到这个平衡被打破，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原本就存在的偏见会立即显见。这就是为什么中美贸易战以来，主张冲突和对抗的美国对华鹰派迅速占据主流话语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是未来学的研究视角。这是美国学者研究中国时存在的很特殊的一点，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如此高频率地把本来用于“探讨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预测”的未来学，转用于对某个国家和政党的研究。实事求是而言，美国有相当多的学者曾经或正在试图用历史的方法来观察和研究中国，从历史和实践维度把握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研究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提供了历史视角和历史背景，并通过参与现实化的中国历史问题的研究，直接影响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但20 世纪90年代以来，受苏东剧变的影响，这种从未来学的视角研究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著述就频繁出现，其领域之广，已经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很显然，这种未来学研究因为缺乏必要的实践和事实支撑，必然会出现非科学的结论，但这些领域的研究和预判却正成为美国学者和美国政府，包括其他西方国家，衡量和判定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中国经济发展优劣、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等方面的重要参考。这一点值得我们重视。

因此，内外因素综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美国中共学研究的问题表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冲突型”研究

这种冲突型的研究是从一开始就出现的，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在特殊时期，比如在中美贸易战的复杂背景下，冲突型研究就成了美国中共学的重要乃至首要特征。而且这种冲突型研究是零和的，因为这种研究从一开始就把东西两种文明放在了对立面，认为人类现代化的道路只有西方致力于“历史的终结”这一条，而不会主动认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带领下的另一条，当然更不会承认后者正是对“历史的终结”的终结。目前在特朗普政府收缩资本主义的策略下，中美之间的对立情绪正迅速蔓延。这从赵穗生教授的看法中就可见一斑：“先是副总统在讲话中称在中国政策上要‘全政府’（whole government），即要将整个政府动员起来对付中国……后来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升级到说要以‘全社会’（whole society）来应对中国，理由是他们认为中国留学生和访学人员中存在大量的‘间谍’……再后来就是美国国务院研究开发局局长把中美对峙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来解读，可以说是弄出了‘全文明’（whole civilization）级的对抗姿态。”1赵穗生：《中美仍有可能避免新冷战》，http://www.ipp.org.cn/index.php/home/blog/single/id/424.html。赵穗生教授说：“他们觉得所有的中资机构和研究机构，所有的中国学者和科研人员，不是到美国偷技术，就是搞和平演变，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关系全部斩断，连人文交流都要斩断。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未见到过的。”2赵穗生：《解析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努 力 避 免“新 冷 战”》， http://www.ccg.org.cn/Event/View.aspx?Id=11477。可以预见，美国中共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冲突都将会愈演愈烈，而且这种刻意的人为强调的冲突所带来的隔阂还会随着中美关系的低迷而愈加严重。

（二）“倾斜性”研究

有中国学者认为，关于中共学，“随着时间的发展，相关研究原先的意识形态氛围开始质解，学术化研究的色彩逐步增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的理论判断，极大丰富了海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成果。”3张明：《国际中共学与中国共产党研究的范式转换》，《治理研究》2019 年第2 期。不过，该结论中“意识形态氛围开始质解”的判断，实际上是中国学者的“一厢情愿”。因为一旦涉及对中国社会性质、政党的价值判断，美国学者的研究就明显带有“更加严格”的批判乃至否定态势，并难以接受外部质疑。这不仅表现在对“自由”、“民主”、“威权”等概念的理论阐释上，而且还表现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中，美国学界屡屡把中国排除在民主国家之外，却对不符合基本民主标准的国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问题是，在任何时候，这种从理念而不是从事实出发的研究都不是为科学而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由此，体现出价值观倾斜、研究方法倾斜的美国中共学，总是无法把本土的研究和外部的研究进行有效的交流、对话和融合。这样一来，因为对外交流不充分，来自外部他者立场的平衡能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美国中共学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非常浓厚。这也恰恰是美国中共学和世界其他国家中共学明显不同的地方。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继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话语权的逐步增强，美国中共学的这种倾斜性研究正越来越与美国近百年来对中国共产党研究的积累、声誉和地位不相匹配。

（三）“单向度”研究

之所以说是“单向度”，并不是否认美国学者对中国日益增多的全面的关注和分析，而是说在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放弃了研究的多维度，即偏重于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判断，而不重视中国自身发展的本土化实践。而等学者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已经不能被忽视的时候，第一反应却是遏制和敌对。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定势都会影响到美国中共学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是美国学者否认不了也遮掩不住的。这应该首先归功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科技的发展。也正因如此，美国学者的研究与民众的感受之间往往是错位的或者说是割裂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18年初，英国BBC 一份名为“著名教授发出警告：大学正将千禧一代引向共产主义”的报道显示：目前在“美国‘00 后’一代中，近半数人更希望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中，而不愿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 不过相同比例的人则称，他们也愿意选择生活在法西斯主义社会。……调查还发现，美国1/3 的‘00 后’不清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有什么不同……”。1马雪：《民调显示英美年轻人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引英媒担忧》，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8_01_29_445039_1.shtml。可以这么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塑进程中的急剧变化，西方国家“现在的年轻人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因为年轻学生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无论经济还是社会组织，都没留给他们一点机会”。2马雪：《民调显示英美年轻人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引英媒担忧》，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8_01_29_445039_1.shtml。可以确定，对于共产主义“幽灵”，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欧美社会尤其是青年一代正在改变其原有尖锐的敌对看法，这是掌握了话语权的学者们所无法改变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性共存将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典型特征。

（四）“预设性”研究

以自身经验先入为主地影响和判定被视为资本主义对立面事物的性质，不仅仅是美国中共学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在面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时所集体表现的天然警惕和敌视。而如果不能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那么以美国学者为首的西方学界，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理解的偏差和误读也将会越来越多，中西之间的各种冲突亦将会日益增长，并可能形成完全对抗的局面。这是因为，预测研究本身就是在对各种资料掌握并不完全、对各种信息获取并不通畅的基础上进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在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改革进行研究时发现，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改革的认识有两个错误预设：其一是认为政治改革就等于西方民主；其二是认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进行政治改革。“但研究表明，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一直有持续的政治改革，只不过不同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改革，而是带有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它不会带来动乱，保证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我们研究中共的改革首先要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领导，充满人性化并且灵活多变国际中共学的研究需要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束缚，应该是以中共为中心、从中国出发的研究。”3张清俐：《国际中共学：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http://econ.cssn.cn/gd/gd_rwhd/xslt/201611/t20161123_3287468.shtml。可见，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正在试图摆脱意识形态对自身研究的影响，但是就目前来看，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三、当代美国中共学研究的主要趋势

中美建交已过40 年，就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交往都是比较平稳和克制的，但是某些不和谐的声音正在甚嚣尘上。最为典型的就是2018年权威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刊文，大肆否定1972 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的现实主义中国观，提出美国应该重新审视中国、制定新的对话政策；1Kurt M.Campbell, Ely Ratner, The China Reckoning: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97, 2018, pp.60-70.以及《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直接宣称“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2Michael Lind, America vs.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National Interest, 2018，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america-vs-russia-china-welcome-cold-war-ii-25382.这种论调已经在美国国内的决策者和学者中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很难说不会影响美国中共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由上分析，美国中共学研究的趋势呈现出三种样态：

（一）将会伴随中美两国关系紧张而陷入暂时停滞

随着再次占据强势话语权的美国对华鹰派认定西方话语权正在不断受到威胁，中美之间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对抗也在加剧。在这一趋势下，美国学者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和批评将会不断被放大，而且这些负面看法有时候还出现尖锐化。这就给本来处于脆弱发展期的美国中共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挑战。正如沈大伟所认为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与中国学者未曾联合开展过合作性研究。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都有学者从事政治研究，而且近些年来进行了大量有趣的研究。然而，由于某些原因，两国的合作性研究却是少之又少，这不免令人遗憾。”3[美]沈大伟：《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演变：成就与挑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4 期。以山东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联合主办的国际中共学论坛为例，从2016 年起，计划每年一次，轮流主办。2017 年的第二届国际中共学论坛甚至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萨福克大学、纽约城市大学举办了7 场。2018年则因为中美贸易纠纷，声势出现减弱。而自2019 年至今，随着美国政府强制性斩断人文交流，中美学界之间的中共学研究和交流已经处于中止状态。

（二）正在进入不断被细化和分化的新状态

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中共学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和细致划分。有的长期专门做中共领导人的履历和资料搜集，如著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有的专门做某一事件或某一政策研究，如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曾对中国的分税制及其影响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还有的对中国共产党历次大会报告，以及人民日报社论等文件或文章中某些词语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分析，从而研究和预判中国共产党的下一步政策走向等。另一方面则是美国中共学的学者与欧洲等西方国家内部相关学者的分裂。因为在美国国家政策和部分学者集体左转的时候，西方仍会有一些学者至少保持着克制和中立，英国的部分学者如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约翰·鲁斯（John Ross）等就比较抢眼。换句话说，美国中共学研究的对抗性和冲突性倾向比欧洲国家强烈得多。当然，美国学者内部也在不断分化，只不过这种分化总是显得更加零碎和复杂，因为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包括美国最著名的几个中国问题专家都离美国政府或者说美国权力中心太近。

（三）正在走向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平衡

因为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美国逐步陷入“美国优先”式的孤立主义的同时，美国中共学未来走势显得更加不稳定、不确定和不平衡。不稳定主要表现在有效资料支撑和充分及时交流的缺失；不确定主要表现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充满了变数的两国关系决定着美国中共学的最终走向；不平衡则是西方的强势话语导致双方对话仍然未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由此看来，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还是学科建构的意义上，在未来美国中共学的发展中，只有不断凸显中共学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凸显该研究的学术导向和理论导向，才能稳固美国中共学研究的根基。当然，这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可能，最根本的或者说最现实的，就是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或许将是缓和两国关系张力、减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情绪的最佳路径。

四、余 语

从美国中共学学科建设的角度而言，美国中共学很显然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和架构搭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剔除该学科发展过程中非专业化、非系统性、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部分。比如当前美国中共学研究的学者大多还把中国共产党列为中国学研究的一部分，这就导致美国中共学学科针对性不强。在这方面，中美学者都需要持续不断地丰富该学科的研究内容，构建更加科学完整的学科体系。

从美国的中共学研究本身而言，中美两国的学者都应该采取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因为当前中美关系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局势至关重要，而美国中共学的研究成果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可以肯定地说，进一步推动两国全方位的交流和互信，推动东西方尤其是中美之间的政党沟通和对话，这是美国的中共学研究的重任，也是美国中共学研究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