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 *

迈克尔·洛威

内容提要 ｜ 本文从21世纪生态社会主义视角出发，简要概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虽然二者在考察生产力发展方式上存在一些局限性，但对于资本主义扩张对环境的破坏性后果，即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灾难性物质变换断裂的扩张，颇具洞察力。生态社会主义者分为两种立场：第一种立场认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分析是不完整的，与当今现实脱节；第二种立场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方法论的当代意义。本文试图提出第三种立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但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尽管主流生态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存在“生态空场”，但最近几十年的理论研究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生态问题上其实形成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见解。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杂志对这项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近些年，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同事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上也发表了大量系统、深入的相关研究成果。

生态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占中心位置，这是因为19 世纪的生态危机才刚刚开始，并且远没有像当今时代这样具有灾难性。我们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找到一系列论点和概念，这对理解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破坏之间的联系，以及界定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生态”替代方案至关重要。

主流生态学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下述看法：产力呢？”1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6 页。福斯特批评我用“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一词形容马克思和恩格斯。我同意这是一个不确切的概括，但我不能理解他对

其一，许多生态学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人类与自然永恒对立。他们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观点，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主人和征服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某些段落可以说明上述观点。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赞扬资产阶级成就时说：“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共产党宣言》中这一特定段落的“非普罗米修斯”（non-Promethean）式的解读。在最近关于《共产党宣言》的研究中，斋藤幸平（Saito Kohei）认为，“洛威对马克思所谓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解读在这里似乎很难反驳……但不能以此概括马克思的整个思想……”1Kohei Saito, Marx’s Ecological Notebooks, Monthly Review, vol.67, 2016, pp.25-42.确实如此，如果认为这些代表了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总体观点，那就大错特错了。正如乔尔·科威尔（Joel Kovel）对泰德·本顿（Ted Benton）、瑞尼尔·格伦德曼（Rainer Grundmann）等人的驳斥，他认为仔细研读马克思著作就会清晰地发现，马克思并不是普罗米修斯主义者，而是“在最拙劣的产业形态中，作为对旧思想教徒进行启蒙而存在的”。2Kovel Joel, The Enemy of Nature, New York: Zed Books,2007, p.231.

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备受人们关注的是他直言不讳的自然主义，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例如，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61 页。实际上，马克思是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4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马克思早期著作（如《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确含有人道主义色彩，但不应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是一位人道主义思想家”，而应把人道主义原则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对非人性现实批判的依据之一。——译者注但他将共产主义定义为人道主义的一种形式，即“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5 页。由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人类社会将成为“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6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87 页。这些段落虽然未直接涉及生态问题和对环境造成威胁的因素，但这种自然主义的逻辑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

这种观点并不限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人们可以在恩格斯于1876 年出版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书中找到类似的自然主义方法。在这里，自然主义者的立场成为激进地批判人类对自然掠夺性关系的基础：“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59 ～560 页。

毋庸置疑，这段话表明了一个明显的共性特征——不涉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涉及较古老的文明。然而，无论是对人类社会“征服”态度的批判，还是对森林砍伐所造成灾难的关注，这都是一种令人钦佩和赞叹的现代性的生态论证。

其二，许多生态学者认为，“马克思追随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将人类劳动视为一切价值和财富的源泉，而忽视了自然的贡献。”这种批评纯粹是对马克思观点的误解。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运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交换价值的起源。然而，参与真正财富构成的不是自然的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反对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及其德国工人运动追随者观点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这一论点：“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28 页。

其三，许多生态学者指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产力主义”。这种指责是对马克思的曲解，没有人像马克思一样谴责资本主义为生产而生产的逻辑：资本、财富和商品的积累本身就是目的。与悲惨的官僚主义形象相比，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纲领是生产使用价值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物品。此外，对马克思来说，技术进步的主要价值不是商品的无限增长（“占有”），而是劳动时间的减少和自由时间的增多（“存在”）。“占有”和“存在”之间的对立经常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被提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强调自由时间是社会主义“自由王国”的基础。2Karl Marx, Capital.Vol.III.,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p.828.正如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主张的，马克思注重共产主义的自我发展，从事艺术、娱乐或智力活动自由时间的增多——与资本主义越来越痴迷于物质商品的消费相反——促使了自然环境生产压力的降低。3Burkett Paul, Ecological Economics, Toward a Red and Green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IL: Haymarket Books, 2009, p.329.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甚至是随后的主流马克思主义思潮，都倾向于将“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这方面著名的权威论述，马克思坚持历史进步论，相信历史必然会进步，并对现存生产力持一种不容置疑的观点：“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4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91 ～592 页。在这一众所周知的段落中，资本创造的生产力表现为“中立的”，革命的任务只是压制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已成为更快（无限制）发展生产力的“束缚”、“枷锁”。接下来，我将探究这个问题。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这段话有力地论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文明行动”，以及克服“自然崇拜”和其他“障碍和成见”的毫无偏见的赞扬：“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2010 年出版的Marx’s Grundrisse and the Ecology of Capitalism 中着重对《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分析，但我恐怕不能同意他的解读。此处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0 ～91 页。与对资本“普遍占有自然”的赞扬相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特别是在《资本论》第三卷有关农业的章节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主义灾难性后果的激进批判，人们可准确感知生态方法的关键要素。福斯特敏锐地指出，由于资本的破坏性逻辑，我们可以在马克思著作中找到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断裂（metabolic rift）的理论。2Foster John Bellamy,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155-167.马克思在研究德国化学家和农学家尤斯蒂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著作时，萌生了物质变换理论，并称赞道：“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3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80 页。

物质变换断裂——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断裂——出自《资本论》第三卷第47 章“资本主义地租的起源”。“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李比希）。……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4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18 ～919 页。正如我们将探讨的大多数其他示例一样，马克思的注意力集中在农业和土地肥力下降问题上，但他将这个问题与一个更普遍的原则联系起来：物质变换的断裂——即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与“生命的自然规律”相矛盾。此外，还有两条不是由马克思提出的重要启示：工业与农业在（物质变换）断裂过程中的协作；由于国际贸易，破坏的范围扩大到全球。

物质变换断裂的问题也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大工业和农业”这一章节的结论部分。《资本论》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提供了看待“进步”的矛盾性，以及资本主义统治对自然环境造成恶劣后果的辩证视角：“资本主义生产……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5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79 ～580 页。在这个重要段落中，以下两个问题引人深思：其一，进步可能是破坏性的，是以自然环境退化和恶化为代价的“进步”。马克思所选择的例子是有限的——土地肥力下降——但这促使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对“永恒自然条件”的攻击这一更大的问题。其二，对劳动力和自然的剥削逻辑，都是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农业掠夺性的相似逻辑出发的。这是一个经常出现在《资本论》中的话题。1Foster John Bellamy, Marx’s Ecology: Materialism and Natur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pp.155-157.

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和对地球残酷剥削之间的直接联系，为在反抗资本统治的共同斗争中，阐明阶级斗争和生态斗争的战略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合理的农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2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37 页。资本的即时性逻辑与“合理”农业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后者基于更长期的时间性和尊重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和代际视角。令马克思感到欣慰的是，就连詹姆斯·约翰斯顿（James Johnston）这样的保守派化学家也认识到，私有财产是合理农业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3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697 页。在马克思看来，森林是说明这种矛盾最好的例子，只有当森林不归个人所有并处于国家管理之下时，森林的经营才符合全体利益。森林破坏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仅次于土地肥力下降的生态灾害的主要示例。《资本论》中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4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72 页。这两种现象——森林破坏和土地肥力下降——实际上被视为是直接相关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提到西班牙大型咖啡生产商对古巴森林的破坏，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壤荒漠化，是体现“现有生产方式”短视和掠夺性本质，并对破坏自然环境的长期有害后果漠不关心的典型例子。5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Foreword, Marx Engels Werke, vol.13, 1964, p.185.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破坏自然的动态有一个清晰而连贯的判断，那么他们在理解社会主义纲领与自然之间关系时就不会漠视二者的内部矛盾。一方面，如上所述，某些段落似乎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只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集体占有：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为代表的“枷锁”一旦被压制，生产力就能不受束缚地发展起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工具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实质上的连续性，社会主义的任务本质上是对资本创造的物质文明的计划和合理的集体管理。例如，在《资本论》第一卷“所谓原始积累”一章的著名结论中，马克思强调：“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6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4 页。从社会主义角度看，这段话似乎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过程，只挑战私有财产（“垄断”）所代表的“外壳”，认为这成为经济进步的障碍。

在恩格斯《反杜林论》的某些段落中可以找到相似的连续性思维，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生产力无限发展的同义词：“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把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1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299 页。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概念中，几乎没有余地关注地球的自然极限。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考察到社会主义方案的生态层面，从而为生态社会主义观点奠定了基础。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自发的”（naturwüchsig）；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词没有出现，但意思是明确的）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将以系统和合理的方式重建。2Karl Marx, Capital.Vol.I., New York: Vintage, 1970, p.528.马克思没有明确扩展这种观点，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以一种新的合理和计划的形式，恢复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自发和谐——例如，与此相关的是当今拉丁美洲土著人民的社会生态斗争。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保护自然条件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任务。例如，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反对基于残酷剥削和土地肥力下降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方式。马克思“自觉和合理地将土地视为共同的永久的财产”，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即认为土地不是短视利润的来源，而是“人类世世代代生存和再生产不可出让的条件”。同时，《资本论》中一些重要陈述再次直接将反对私有财产与保护自然联系起来：“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3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878 页。换言之，马克思充分考虑到了后来的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在《责任原理》（Principle of Responsibility）中提出的重要原则，即每一代人尊重和保护自然环境的义务——人类世代生存的条件。

此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或支配，而是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合理控制。他认为，对于物质生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4译文参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928 页。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作为20 世纪最早提出这类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十分认同马克思的上述观点。1928 年，他在《单行道》（One Way Street）一书中批判人类统治自然的观念是“帝国主义学说”，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概念，即“支配人与自然的关系”。5Benjamin Walter, Einbahnstrasse (1928) Gesammelte Schriften.Vol.IV,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72, p.147.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也不难找到真正关注自然环境问题的其他论据，即使他们缺乏对这一问题的全面和系统的思考。斋藤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1868 年以后的科学自然笔记表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如果得以完成，将会更加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的紊乱，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6Kohei Saito, Marx’s Ecological Notebooks, Monthly Review, vol.67, 2016, pp.25-42.这也意味着在现存马克思著作不完整的情况下，并没有把生态问题作为“根本矛盾”来呈现。斋藤根据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不同立场，将生态社会主义者分为两类：“第一种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使用福斯特的分类范畴)——如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和奥康纳——认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分析是“不完整的、与当今现实脱节的”；相反，“第二种立场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如福斯特和柏克特——“强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的当代方法论意义”。1Kohei Saito, Marx’s Ecological Notebooks, Monthly Review, vol.67, 2016, pp.25-42.我谨谦逊地主张第三种立场(可能会为上述两种立场中的一些人所接受)：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但在当今仍具有现实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一方面，21 世纪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不能满足于19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态遗产，需要与其局限性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及其对资本无限积累所固有的破坏性逻辑的卓越分析，就不可能存在能够应对当代挑战的生态学。忽视或轻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或他对商品拜物教和物化批判的生态学，注定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主义的“过度修正”。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者可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先进和连贯的论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状态得出合理的唯物主义理解，并实现对破坏环境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批判，以期构建一个尊重地球上生命生存“不可出让的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

正如纳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强调的那样，气候变化“改变了一切”。这不是对“地球”而是对地球上的生命，特别是对人类的致命威胁。生态问题——如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已经是并将日益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想更新的主要挑战。这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彻底打破线性进步的思想，以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础。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工具似乎是“中立的”，革命者只需要将它们社会化，集体占用取代私人占有，并使其为工人阶级服务。

生态社会主义者应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言论中汲取灵感：工人不能简单占有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并为自身服务，而必须“打破它”，代之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的、非国家主义的政治权力形式。这同样适用于生产工具，它不是“中立的”，而是在其结构中承载着为资本积累和市场无限扩张服务的印记。这使其与保护环境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原则相矛盾。因此，必须在彻底变革的过程中对其进行“革命”。许多现代性的科技成果虽然是宝贵的，但必须改造整体生产系统，这只能通过生态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实现，即通过社会占有主要生产资料和实行维护生态平衡的民主经济计划。这意味着首先要用可再生能源(风、太阳、水)迅速取代造成气候变化灾难性进程的化石能源，同时也意味着破坏性农业工业发展方式的终结、运输系统和消费模式的深刻变革等。换言之，生态社会主义是与整个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相决裂的激进的、革命的新文明。其目标不仅是构建一种新生产方式和新社会形式，归根结底是构建一种基于自由、平等、团结和尊重“自然母亲”价值观的新生活方式和新文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