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粉红革命浪潮的消退
——著名左翼学者杰弗里·韦伯专访 *

杰弗里·韦伯

内容提要 ｜ 2018年4月，巴西最高法院投票决定监禁巴西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杰弗里·韦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编辑委员会成员菲尔·加斯珀就此进行了对话，讨论了拉丁美洲粉红革命潮流的兴起与消退，以及委内瑞拉、巴西、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左翼现状。同时针对拉美各国左翼运动的现状，韦伯分析了美国、中国等国家对拉美的影响，以及拉美重建工人阶级抵抗运动的前景。最后，韦伯推荐了一些左翼期刊和学者的分析，以此帮助相关学者了解拉丁美洲现状，理解拉丁美洲粉红革命浪潮的消退趋势。

菲尔·加斯珀（以下简称“问”）：您的新书是关于拉丁美洲粉红革命的兴起与消退，我想先谈谈这方面的问题。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委内瑞拉的首次当选，通常被视为拉美左翼复兴的开始，自那以后，已经过去了20 年。自1998 年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整个历程？是海市蜃楼吗？确实有向左的转变吗，又为何消退得如此之快？

杰弗里·韦伯（以下简称“答”）：有关这个问题，最好是分阶段地考虑，用事后的认识来描述不同的阶段和转折点。尽管查韦斯在1998年末的当选和1999 年2 月的就职确实被许多人视为拉美左翼复兴起点，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它仅表明了选举周期的主导地位。实际上，20 世纪90 年代末和21 世纪初的主要特征是，左翼政党作为议会外政党力量，经历20 年萧条之后，在新自由主义侵袭下实现再定义与再形成。这与1998—2002 年整个拉美非常严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衰退有关——经济连续4 年呈现负增长，社会愈加不平等，贫困和失业现象加剧，而此前由新自由主义重构带来的社会倒退已持续了近20 年。衰退导致在整个美洲，特别是南美洲（中美洲和墨西哥状况有所不同），大量中右翼或右翼政党得以上台，所以这些右翼政党被认为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但是，由于多年分裂，除巴西的劳工党之外，左翼政党没有任何成熟的政党形式，大多数中左政党都加入了新自由主义的潮流。

所以左翼复兴的第一次爆发，即左翼的第一阶段，主要发生于议会外：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的失业工人运动，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左翼土著起义，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等。这构成了1998 年选举的更广泛背景。但是委内瑞拉以外地区通过选举展现出的左翼复兴，直到21 世纪前10 年的中期才开始。所以第一阶段是议会外的战斗，在左翼的一些阶层中，人们对抗资本主义的意识越来越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反新自由主义者。但也有相当多的反资本主义者存在，尤其是在大多数激进国家中，其中又以玻利维亚为最。

然而，在第二个阶段，这一转变的第一个决定性矛盾开始显现。从卢拉当选巴西总统开始，2003—2008 年间整个南美都在进行选举，选举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几乎都是中右翼或右翼当选。但在21 世纪前10年中期，除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外，几乎整个南美洲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党执政。虽然存在例外，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都发生了变化。这种选举格局的转变意味着，争取选举的时间和节奏发生了转变，许多选举活动的要求也有所缓和。同时，这也与该地区资本主义活力的复兴相对应，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选举并不是在几年前的深度衰退中发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复苏时期发生的。受中国工业化刺激，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包括矿石、天然气、石油以及大豆一类的农业工业产品。这使得中左翼和左翼政府能够延缓一系列阶级问题的出现。我的意思是，政府因而能够满足社会的许多基本需求，并将更多财政收入投入到现金转移项目，从而削弱议会外对新自由主义的不满。随着经济复苏、就业率提高，贫困现象得以减少，居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右翼国家也是如此。在商品经济繁荣时期，不刻意扶贫已经值得称赞，但左翼政府取得的成果更多。随着大宗商品交易逐渐繁荣，政府仅需对采掘业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税收制度进行微调，便可以发展经济。因而，参与玻利维亚天然气行业的跨国公司无一退出，甚至有的公司在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下台后依然开展着业务。众所周知，跨国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纵观这一时期，与20 世纪90 年代相比，其净利润是大幅增加的。

因此，在大宗商品交易繁荣的时期，左翼政府在不改变国内生产总值流向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通过适度调整特许使用费和增税使政府收入大幅增加，并将部分收入转移到广受欢迎的脱贫项目中。这促进了所谓补偿性国家的合法性——补偿社会基础，而不是对抗资本或改变任何一种形式的社会财产关系。尽管国有所别，但显然这是大势所趋。不过，大宗商品价格决定了资本和劳动力间“相互”有益关系的成立与否。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拉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些地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大，美国既是它们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主要外汇来源，在美的合法及非法劳动力会将劳务收入汇回国内。但是在整个拉美，经济衰退并不明显，这是因为在21 世纪初期，贸易关系大量转向东亚而非美国市场。其中，中国通过基础设施等方面非同寻常的支出计划，试图抵消经济危机影响。在此后三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非常可观。直到2011 年，中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其经济增长呈现了新常态；大宗商品需求放缓，使得中国GDP 增速每下降一个百分点，南美的GDP 就会随之大幅下降。在2012 年，几乎所有南美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首先是农产品、工业品及矿产品价格下降，接着是2014 年油价暴跌，使得委内瑞拉陷入了一场大危机。严格地讲，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在油价下跌前，因此不能简化为油价问题，但油价对委内瑞拉的经济有重大影响。

这就涉及到了我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全球危机对拉丁美洲的延后影响，它从2012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政府在初期能够避免的某些阶级问题，现在也有可能出现。由于国家收入的不稳定，政府必须决定将对社会的哪些部分提高税收。例如，应该先适当提高资本税吗？这些国家实际上不存在资本利得税，要么增加对采掘业的税收，要么采取更为彻底的手段，譬如对某些基础行业收归国有。这样，即便增速放缓，也能够维持一些惠民政策。这种决策的实质在于，左翼政府决定将成本转嫁到社会基础产业，并押注于基础产业的稳定性。由于没有任何针对其政策的反对呼声，政府认为它们能够继续获得民众支持；同时，有许多迹象可以表明，政府还在试图保持对金融资本和一般资本的信用。一个典型例子是，2014 年迪尔玛·罗塞夫（Dilma Rousseff）在巴西当选的第二个任期。2013 年6月，随着左翼抗议公共交通关税上涨，针对劳工党的抗议活动展开，罗塞夫打出了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此时，她的表现比第一个任期更显左翼，但是一上台，戏剧性的逆转便出现了，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选择若阿金·莱维（Joaquim Levy）担任财政部部长。1莱维推崇增加税收及削减成本的政策，立场偏右。——译者注

在巴西和其他地方，这种押注削弱了左翼政府的社会基础。普通大众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继续支持政府；同时，这些政府也失去了对资本的信用。资本只追求净利润的增加，但在盈利能力下降和政治不稳定加剧的情况下，资本家回归保守，或者加入右翼队伍。因此，左翼和中左翼政府都处于这一真空状态——民众基础减少，资本的可信度减弱。在这种新情况下，右翼格局开始出现。

关于这个问题，我最后要谈谈为什么粉红浪潮消退得如此之快。我认为，这与葛兰西所谓的“分子变迁”过程（molecular process of incorporation）相似。在2003—2011 年的选举期间，独立的社会团体、工会以及其他力量，开始融入国家机构。随着越来越多社会领导人进入国家机构，独立武装运动和阶级团体逐渐销声匿迹。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各种罢工、运动的次数都下降了；同时，不论政府的政治立场如何，各阶级独立争取权益的能力都被削弱了。可以感知的变化只在于，工人阶级和民众自发抗议，希望形成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团体。随着2012 年经济衰退开始，政府开始推出紧缩计划。但是右翼能够比左翼更快地抓住时机，因为社会左翼与国家的关系更为紧密，以致完全迷失了方向。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粉红革命潮流几乎完全消失了。从选举来看确实如此，但左翼在社会上仍保有一些活力。

问：能再谈谈巴西吗？2016 年，罗塞夫被免职，许多人称之为宪法政变。新右翼政府极不受欢迎，卢拉试图谋求再次上台，却因贪污指控而被法庭判有罪。巴西当时是什么情况，以及其近期的前景如何？

答：巴西的情况不容乐观。弹劾罗塞夫，是由于她推行一套非常繁琐的核算措施，其实这类措施在拉美各级政府实行，称不上违法或者违宪，并且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做法。对公共银行发放资金进行核算，历届巴西政府都采用这套方法。所以我们承认劳工党执政时期腐败的事实，但这一弹劾却没有根据。因此，一次违宪的弹劾推翻了这个右倾的中左翼政府，尽管它正拼命地赢得资本家的支持。即使罗塞夫遭到弹劾，她依然不愿意联合正在街头游行支持她的民众，她更情愿和卢拉一起与看不见的幕后力量谈判达成协议，从而渡过政治危机。因此尽管有另一条路，她对民众也没有任何信任，更谈不上联系。于是，一场非常严重的大规模群众抗议爆发，试图阻止反宪法政变，即使是那些对劳工党没有好感的左翼也参与其中。巴西的情形表明，如果政府公权不能赢得选举，超越宪法的政变就会发生，并且不仅仅是议会政变，例如洪都拉斯2009 年还发生了武装政变。

随后，代总统米歇尔·特梅尔（Michel Temer）1曾任巴西总统，但因涉嫌贪腐被捕，故被称为中右翼政党的“腐败代表”。——译者注未经选举就职，他是中右翼政党的“腐败代表”，并且在接替罗塞夫后也未进行选举。他的支持率是巴西历史上最低的。有趣的是，虽然劳工党被认为是严重腐败，罗塞夫的支持率也很低，但并不意味着右翼的新政权就可以轻松填补这一真空。事实上，特梅尔作为候选人时就只有7%的支持率，这一事实表明了右翼政党的失败程度。但右翼有能力利用现有资本主义的国家机构，以左翼不能接受的方式采取强制措施和军事干预。

这一阶段的最新进展与巴西即将举行的选举有关，在这次竞选中，卢拉再次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因为他知道自己将成为“洗车运动”（Lava Jato）的目标。“洗车运动”是罗塞夫被弹劾过程中的一部分。但该运动调查了很多候选人，他们可以把重点放在卢拉身上，尽管劳工党不受欢迎，但卢拉仍然非常受欢迎。该调查对准卢拉，声称他接受了价值60 万美元海滨公寓的贿赂，以及一些从建筑公司得到的好处，这些公司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签订了合同。这些调查尚无确凿证据，仅获得一名认罪的罪犯提供的证词。卢拉的妻子曾多次造访过这套公寓，卢拉也承认考虑过购买该公寓，但他从未入住，否认与这套公寓有任何关系。这并不是说劳工党没有参与巴西国内的系统性腐败——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形式，巴西的每一个执政党都参与其中。也就是说，执政期间，劳工党从未获得过国会多数席位。由于政党结构的碎片化，劳工党依然通过按月分红，贿赂对立党派。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做法，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但这确实是巴西一种完全正常的治国方式，也表明劳工党的执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统治并无不同。

回到对卢拉的指控上。他被判有罪，其中有三项指控他可以继续上诉，劳工党仍然保留他候选人的身份。目前的指控使他面临12 年的监禁。这些司法程序实际上应该延后到选举期结束，但最高法院裁定卢拉必须在选举期间入狱。他仍然可以进行上诉，但与此同时必须被监禁。

很明显，这是一种政治行动，我们可以拿右翼参议员阿齐奥·内维斯（Aécio Neves）的例子作比较。录音材料证明，他要求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提供60 万美元的贿赂，以换取各种政府合作。他儿子收受贿赂的事也因而暴露。这是很确凿的证据。作为一名参议员，他不能在巴西较低级的法院受审，最高法院有权对他作出裁决。在这一期间，他依然作为参议员自由行事，而卢拉却被罪犯的恳求证词送进监狱。两者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卢拉获得34%的支持率，是第二名的两倍之多。但这是因为，一方面劳工党本身不是很受欢迎，另一方面也没有其他能媲美卢拉的候选人。策划监禁卢拉的力量很清楚，即使卢拉指派一位候选人，这位候选人也不太可能拥有同样的待遇，因而极右翼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赢得总统大选的可能性很高。此人公开宣布军事独裁，并对罗塞夫在反独裁统治期间遭受酷刑这一事实表示幸灾乐祸。此外，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决之前，巴西军方的几名高级将领威胁道，如果卢拉没有被判入狱就会发起政变。因此，即使最高法院没有这种倾向，也有来自巴西其他州的压力。与此同时，里约热内卢的警察部队已经被解散，军方正在监管贫民窟，以非洲裔巴西人为主要对象实施暗杀，此前他们已经遭受了警察非常严重的虐待。另外，在里约热内卢的社会主义代表玛丽耶尔·佛朗哥（Marielle Franco）遇刺身亡。所以巴西的情况很糟糕，选举期间会发生什么谁也说不好。

问：您能不能谈谈玻利维亚，那里的粉红革命似乎有更旺盛的生命力。这是真的吗？右翼是否有可能在玻利维亚被打败，还是您所说的总体情况也适用于玻利维亚？

答：玻利维亚是个有趣的例子，因为尽管莫拉莱斯人气在下降，他仍然是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政治家。在2014 年的选举中，他赢得了64%的选票，这是极不寻常的，尤其是他已经任职多年了。纵向地看，这在民主时期完全是闻所未闻的。但因为2016 年2 月的一个提案，他现在的人气有所降低。根据宪法规定，当时他已经达到了任职期限。他发起提案，试图通过公投修宪从而再次竞选总统。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很接近，我记得有51%的反对票，所以他不能继续参选。在那次失败之后，莫拉莱斯和他的副总统决定还是应该参选。因此，他们向宪法法庭上诉。与巴西最高法院不同，该法庭与“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莫拉莱斯所属政党）站在一边。尽管他再次竞选显然不符合宪法，但法庭裁定他可以再次参选。这一裁决受到了玻利维亚独立左翼的严厉批评，但是，国际媒体的报道非常虚伪。它们在对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第四次连任进行报道时，几乎是一片欢呼。与之相对，报道玻利维亚或委内瑞拉总统连任改革时，国际媒体歇斯底里显而易见。

莫拉莱斯很可能会在下一次选举中获胜，但有一种趋势令人担忧，这又要回到对权力新动态的描述。因为右翼已然认定无法赢得选举，这是很明显的趋势，除非有某种特殊发展。因而，分裂和破产的右翼党派派出此前竞选失败的候选人，利用莫拉莱斯修宪这一举动大肆炒作，鼓吹玻利维亚独裁论、极权论等。右翼党派宣称：“我们不会参加竞选，2019 年选举结果不能令人信服。”

与此同时，委内瑞拉的右翼重要力量也在抵制选举，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他们团结起来，他们就会赢得竞选。这使得一种可怕的发展趋势成为可能：在委内瑞拉，武装政变或者美国入侵并非无稽之谈。当美国时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2018 年2 月访问巴西和哥伦比亚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以解决委内瑞拉人口流失的“人道主义危机”为幌子，巴西和哥伦比亚的军队被派驻到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众所周知，我们很难从特朗普的胡言乱语中分辨真假，但我认为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右翼政党认为无法接受失败的选举结果，或者获胜趋势不明显时，他们就会以此为借口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干涉。

因此，在玻利维亚，这是当前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左翼得以生存，因为从根本上说，莫拉莱斯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管理者，从他实现整体预算盈余、保持极低的通胀率和采取的一些创新经济政策就可以看出。又比如，他利用大宗商品交易繁荣时期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设定反周期支出计划。但总的来说，这符合非常正统的经济学原理。玻利维亚受到全球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中原因很复杂，主要是因为有巴西和阿根廷这两大天然气主要需求国。与巴西和委内瑞拉不同的是，目前玻利维亚并没有陷入衰退。这也是它目前相对稳定的部分原因。然而，莫拉莱斯的重要社会基础正在远离他的政府，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尚不完善的左翼土壤——你无法真正称之为组织抑或政党，但是确实存在这种趋势，它们要求建立真正独立的左翼政党。所以，这意味着当我们思考左翼力量的重生时，不应该将其简化为左翼政党是否能够执政，因为有时执政并不足以表明新生。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左翼政府仅仅是要执行紧缩计划，那么就要考虑称其为“左翼政府”是否合适了。

问：您提到了美国干预该地区的威胁。拉美地区10 年前中左翼政府崛起，对此的一个解释是，美国过于干涉中东和阿富汗，而未能干预拉丁美洲。这为粉红革命政府和中国在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打开了大门。这是对事实的合理解释吗？美国现在对拉丁美洲有不同的战略吗？

答：我认为这种描述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相对自主性是相符的，其中有许多原因。我不敢说这就是左翼兴起的原因，但我认为这与拉丁美洲的动态有很大关系。但是，由于美国的帝国主义在中东扩张过度，无疑给了拉美更多的机动空间。我想这是事实，但这不是左翼占优势的原因。这表明了什么？美国未能对拉丁美洲进行军事干预，以对抗它不喜欢的政权，特别是厄瓜多尔的科雷亚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这是因为美国几十年来——实际上是整个冷战时期——很少公开干预拉丁美洲。它总是选择一系列的委托干预，也就是委托战争。利用附庸国表达反对意见，或利用附庸国压制左翼，这就是干预的方法。这段肮脏的历史由来已久，而且在整个粉红潮流时期仍在继续。例如，美国通过民主基金会向委内瑞拉反对派筹集资金，支持2002 年委内瑞拉的未遂政变，支持玻利维亚的破坏稳定运动等。

最近一段时间内，美国加速干预的关键领域是所谓的“毒品战争”，发生在中美洲走廊地区。美国以打击毒品为借口，通过自身外交政策对这些地区的军事化和准军事化活动给予了极大的支持。所以美国并没有完全撤退，反而造成一个更为复杂的局面，但它的主要关切确实不是拉丁美洲。鉴于美国宣称重视亚洲和与中国的关系，拉美仍不是其主要关注的问题。尽管如此，只要美国处于主导地位，拉丁美洲就会因自身的位置和历史而处在美国阴影之下。

以上只是军事方面。在经济上，你可以看到美国帝国主义更重要的发展和实际变化。这方面的一个迹象是，在20 世纪80—90 年代，美国通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的有条件贷款等手段（一般性外资投资除外），扩大这些银行的资本开放，为结构调整、经济升级准备条件。当时这些机构在拉丁美洲异常强大，但在21 世纪初几乎消失了。这与其他信用额度方式的开放有关，比如委内瑞拉积累了石油财富，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加勒比石油公司得以组建，以及有来自中国的贷款等。因此，这是一个新的发展，赋予了拉丁美洲相对的自治权，并且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达成了新的地区安排，以此寻求取代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的方法，将美国和加拿大排除在这些机构之外，并将古巴纳入其中。这基本上把美洲国家组织（该组织一直被视为美国影响在拉美的延伸，事实也如此）推到了一边。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相对自治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在地缘政治和外交方面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有什么优势呢？首先要说的是，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在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军事对手，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却有这样的设想。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机制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配角。但是，我们应该考虑变化和倾向，而不是夸大现状。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很难衡量，因为很多都是间接的贷款和援助，所以没有出现在指标中。但官方数据显示，在2005—2013 年间，中国在对拉美的直接投资中只占5%。2017 年该数据则大幅上升，最新数据为15%。美国仍居首位，欧盟位列第二，第三是在采矿业和金融领域举足轻重却常被遗忘的加拿大，接着是中国。但是，中国的发展势头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大，这一点至关重要。此外，欧盟内部的数据很难分类。例如，西班牙投资虽然处于领先地位，但其如今陷入了危机，减少了许多投资。位列西班牙之后的是荷兰，但由于荷兰将自己转型为一个金融避风港，其大部分投资实际上并不属于荷兰，甚至也不一定是欧洲的投资。

所以尽管数据很复杂，但我们仍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这些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的参与者是欧盟、中国、加拿大和美国，其中美国仍较为领先。然而，如果考虑到中国向该地区扩张的速度之快，事情就愈发有趣了。例如，如果不看已投资的数据，而是观察已达成并有望实现投资的交易预测，那么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投资和贸易规模将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即使是在直接意义上，中国的贷款数额也能表明，其经济力量远比其直接投资所体现的大得多。联合国和拉加经委会（ECLAC）对中国总体贷款做出了可靠估计，即中国的银行对外贷款额超过了同期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洲开发银行，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些贷款用于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类似原材料开采，以及基础设施投资。其中有些以实物还款，比如委内瑞拉通过直接向中国运送石油来偿还贷款，为亚洲国家未来能源需求提供了保证。中国企业对相关领域的投资越来越多，甚至有进一步升级的趋势。

问：左翼浪潮曾有过一次消退，工人阶级受到压制，特别受到巴西和阿根廷的右翼政府压制。重建工人阶级抵抗运动的前景如何？或者您认为哪些社会力量能够引领左翼发展，哪些会抵抗左翼呢？

答：我认为这有两个方面。一个更乐观，一个更悲观，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我们需要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乐观的方面是，在大宗商品交易繁荣时期和中左翼运动期间取得的许多实际成效，不会被实现这些目标的社会团体轻易放弃。所以当右翼在巴西、阿根廷等国上台时，巴西的反应最为直接：它遭遇了21 年来的第一次大罢工，这是左翼组织的不同寻常的动员活动。至于阿根廷，左翼对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采取了一系列激进的行动。所以这是积极的一面，它展现了一个独立阶级的团结一心。同时，与更具同理心的政府联合的形势也变得明朗了起来。所有的左翼人士都讨厌右翼政府，无论左翼内部如何划分，这一点都毫无异议。因此，庇隆主义者与街头和工会中的反资本主义者是站在一起的。尽管他们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但共同的敌人仍然能够使他们采取联合行动。

但是，我们不应该夸大这些成就，仅仅开展运动并不意味着工人们获得胜利。大多数“改革”仍在进行中，这些都是防御性的斗争。当前的困难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左翼要评估中左翼失败的严重性。因为，若无法完成评估，那么周期性选举的时效性会使劳工党、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者等势力，再次成为抵御右翼侵扰的合理手段。如果不认真评估这些中左翼政党目前在该地区的角色，就没有必要在它们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的左翼政党。我们所讨论的任何国家，在新一轮选举周期之前都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并不意味着左翼不能参加选举，如阿根廷反资本主义联盟就参加了。它们可以参加，但不可能获胜。真正的问题是，如何维持重建左翼的长期活动。这在选举周期中不会发生。因此，左翼需要思考，如何在选举周期的限制下，在短暂的时间内完成重建。然而，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资本主义左翼队伍的现实可能性，只存在于中长期范围内。与此同时，右翼正咄咄逼人。但是，右翼一旦上台，就无法解决这种长期的危机。经济学家迈克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分析，2008 年的危机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再度爆发。所以右翼也很困难。但由于右翼不受欢迎，左翼因分裂而无法实现长期执政，情况陷入了僵局。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右翼因其军事胁迫手段而不得人心，但它仍然可以打着民主和合宪的幌子获得资源。右翼的胁迫手段已经愈发增多，在整个拉丁美洲随处可见。

问：最后，您建议人们参考哪些左翼期刊和学者的分析，来了解拉丁美洲现状，理解您概述的这些发展？

答：我认为最有价值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期刊和学者，我从中获取大部分的信息。

期刊方面的推荐，关于墨西哥，最好的独立期刊莫过于由马西莫·莫多内西（Massimo Modonesi）编辑的《纪念》（Memorial）。我认为莫多内西是当代墨西哥政治趋势的最佳分析师，也是很有见地的思想家。关于阿根廷，我认为《工具》（Herramienta）是互联网上很有水平的期刊。Rebelion 是一个西班牙的网站，发表关于拉丁美洲的文章，并且拥有一个国际编委会，是很好的信息来源，具有多元化的性质。另外还有《每日新闻报》（La Jornada），这家墨西哥日报展现了对左翼和左翼政权的同情，我特别推荐吉勒默尔·阿尔迈拉（Guillermo Almeyra）的作品。

就学者而言，埃德加多·兰德（Edgardo Lander）关于委内瑞拉的研究很有见地，《社会主义潮流》（Marea Socialista）的冈萨罗·兰戈麦兹（Gonzalo Gmez）也很不错。弗兰克·高迪豪德（Franck Guadichaud）是一位法国学者，但经常用西班牙语写作，并且熟悉智利，是该地区当代社会运动的最佳观察者之一。阿根廷的克劳迪奥·卡茨（Clodio Katz）也很出色。在玻利维亚，拉丁美洲研究和文献中心 （Centre for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的经济学家非常严谨地记录了玻利维亚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斗争，地球基金会（Fundación Tierra）和玻利维亚文件信息中心（CEDIB）的社会学家提供了土地改革、土地斗争和采掘业的信息。巴西的瑞·布拉加（Ruy Braga）、肖恩·普迪（Sean Purdy）、里卡多·安图内斯（Ricardo Antunes）和里卡多·安图内斯（Ricardo Antunes）都是这个国家大趋势研究方面的学者。亚历贾德拉·桑蒂拉娜·奥尔茨（leyjandra Santilana Ortz）、巴勃罗·奥布西纳（Pablo Oppsina）、马里奥·乌纳达（Mario Unada）是研究厄瓜多尔的学者。

至于西方世界，从严肃的反资本主义角度来看，我认为可靠的来源较少。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北美洲拉美协会美洲报告》（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颠倒的世界》（Upside Down World）也是一本不错的期刊，它正在尝试转型，重点放在拉丁美洲的社会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