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左翼政党的执政经验探析
——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为例

周玉婉

内容提要 ｜ 金融危机以来，政治分歧与阶层分化的加剧使得激进左翼政党表现活跃，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欧洲首个上台执政并已结束完整任期的激进左翼政党，在执政经验方面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该党在2015年上台执政，2019年被新民主党取代。执政四年间，其带领希腊走出了经济危机的阴霾，在部分领域恢复了正常状态，积极回应了弱势群体的诉求，动摇了执政前陈腐的政党体制，一定程度上挑战了欧洲制度化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但作为新兴政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最终因治国理政经验不足、自身体制与机制变革迟滞以及既有国内外势力的压制，而未能继续执政。本文对该党四年多的执政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旨在为把握希腊政治的现实情况、研判未来可能走势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左翼政党提供经验借鉴。

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政治分歧与阶层分化加剧，激进左翼政党表现活跃，面临选举机遇的同时，也受到其他类型政党的挑战。目前学术界对于激进左翼政党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从概念界定、类型与特征到具体政党的选举突破，不一而足。1包括但不限于王军：《当代欧洲激进左翼政党：概念、类型与特征》，《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4 年第4 期；林德山：《欧洲激进左翼政党现状及变化评介》，《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5 期；王聪聪：《比较视野下的欧洲激进左翼政党选举支持探析》，《欧洲研究》2017 年第3 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欧洲首个上台执政的激进左翼政党，也是唯一一个在动荡多变的政党政治格局中完整结束任期，并保持了主流政党地位的政党。执政四年间，无论是解决国内经济疲软、政治分裂、社会分层加剧问题，还是在与国际主流意识形态斗争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都凸显了符合激进左翼政党应有的议题所有权特征以及难以摆脱的困境。因此，通过回顾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历程与执政表现，总结激进左翼政党一般性执政经验，对于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历程

2015 年1 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以反紧缩作为议题所有权战胜老牌执政党新民主党（ND），与极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ANEL）组成了具有独特政党生态的联合政府。成为执政党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就救助协议积极与欧洲机构谈判，以实现其大幅削减希腊债务、放松紧缩政策等竞选承诺。历经几个月谈判无果及欧洲机构停止支付一部分救助款项后，国库近乎空虚，该党在巨大压力下决定以全民公投的形式向其债权人施压，但在汹涌而至的反对欧洲机构的浪潮前，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却选择屈从于国际债权人的提议。公投后，齐普拉斯与国际债权人签署了第三份救助协议，引起党内的分裂与选民的倒戈。虽然，在2015 年9 月的选举中，该党再次以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但之后的道路，它并非一帆风顺。

2018 年8 月，齐普拉斯在爱奥尼亚伊萨卡岛发表了事先录制好的电视讲话，宣称希腊结束了8 年痛苦的救助计划，并将其称之为“奥德赛之旅”。这看似辉煌的战绩却在历次民调中落后于新民主党的事实面前黯然失色。2019 年初，面对即将终结于首任任期的预期，齐普拉斯似乎如苏格拉底准备喝下毒酒那般泰然自若。2019 年5 月26 日，在历来被视为公众舆论晴雨表的欧洲议会选举中的败北，使得这位表面泰然自若的总理不得不松口承认可能会在7 月初提前举行议会选举。2019 年7 月7 日，新民主党以39.85%的支持率战胜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31.53%的支持率），后者的失败真正成为了定局。

四年多来，一个崛起于民粹主义话语与行动中的激进左翼政党，是如何在希腊债务危机以来动荡多变的政党政治格局中生存下来，它取得了哪些成就？又有着怎样的妥协与撤退？本文对此进行梳理，有助于准确把握希腊政治的现实情况与未来走势，也可为其他左翼力量提供一些经验与借鉴。

二、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表现

卢克·马奇（Luke March）通过选举市场理论，即基于“供应—需求”模型的互动逻辑来分析激进左翼政党的选举突破，将该类型政党选举成功归因于需求层面的经济形势低迷、疑欧情绪高涨与历史文化遗产，以及供给层面的政治机会与政治主张等。1[英]卢克·马奇：《欧洲激进左翼政党》，于海青、王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第73～78 页。延续这一理论架构并结合激进左翼政党的议题所有权，本文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表现具体分为四个方面，即经济表现、国内政治变革、对社会分层加剧的回应以及对国际新自由主义体系的挑战，分别予以综述和评价。

（一）债务危机状况有所缓解，但总体经济发展效率并未实质提升

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期间，希腊退出了救助计划，重返国际债券市场后首次发债，使得希腊长达8 年的“经济伤口”得以愈合。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稳步增长状态，2019 年二季度经济同比增长1.9%，延续了一季度1.3%的复苏势头，是希腊2009 年债务危机以来最高经济增速。债务危机的缓解得益于该党实施的一些具体政策，比如起草了首个连贯的经济重组计划，以便将希腊推向知识经济，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革、对研发空前关注（2017 年投入超过GDP 的1%）、扶持创新型民营中小企业、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公共投资等。2来自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参见https://zh.tradingeconomics.com/greece/indicators。在该党执政下，社会生活领域也得到了部分改善，如自2009 年以来，首次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由之前的每月586 欧元提高到每月650 欧元，提高幅度为11%，惠及了60 多万名希腊雇员，尤其是25 岁以下的年轻雇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了基本稳定，消费者信心指数稳步提升。齐普拉斯政府对社会保障体系进行了完善，并向无保险人士提供了免费医疗，使受惠群体达到200 多万人；为学童提供免费膳食，为穷人提供社会团结收入（SSI）和租金及交通补贴，为移民儿童提供公民身份。就业领域也得到改善，截至2019 年6 月，希腊失业率为17%，这是自2011 年5 月以来的最低值。自2016 年7 月以来，长期失业率大幅度降低，所有年龄组的失业率都有所下降，尤其是受危机影响最大的15～24 岁年龄组（由2015 年1 月的50.6%降至33%）与25～34 岁年龄组（2019 年6 月为23.6%）。从性别来看，男女双方失业率也都有所下降，但男性失业率（从22.9%降至13.9%）要低于女性（从29.6%降至20.9%）。1来自全球经济指标数据库，参见https://tradingeconomics.com/greece/unemployment-rate。

从总体上看，希腊仍面临许多结构性困境，主要表现在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希腊政府债务规模依然庞大，政府支出占到了GDP 的50.6%，预算赤字平均占到了GDP 的0.8%，公共债务相当于GDP 的181.9%。由于无效的政治承诺，商业环境并未有效改善，劳动法规较强的约束性阻碍了劳动力的流动，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又阻碍了生产力和就业增长。国有企业需大量财政补贴的难题仍未解决，这些企业涵盖了从港口到石油生产公司及发电系统的所有领域。在对外市场方面，非关税壁垒阻碍了贸易发展，政府对外国投资的开放程度低于平均水平，导致吸引外来投资的动力不足。2来自2019 年经济自由度指数，参见https://www.heritage.org/index/country/greece。为满足欧洲机构要求的财政目标和基本预算盈余，该党最终实施了削减工资、养老金与提高税收的政策，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已达42%，公司最高税率已经提高到了29%，总体税收负担相当于国内总收入的36.8%。金融体系的总体稳定受到危机的严重破坏，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在欧洲最高。在就业领域，与欧盟平均水平相比（2019 年6 月为6.2%），希腊仍是欧盟成员国中失业率最高的国家（2019 年6 月为17%），青年失业率甚至达到了33%，导致大部分青年人出国寻找就业机会。2008—2016 年间，希腊因移民失去了近4%的人口，超过40 万，虽没有具体记录年龄，但显然以年轻人为主，过去20～39 岁年轻人占总人口的29%，但现在这一比例降至24%。

（二）传统政党体制有所动摇，但主流政治制度体系并未根本改变

希腊在债务危机中受到损伤以及危机管控能力不佳，与该国在1974 年后民主过渡时期所形成的政治（庇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社会（不信任和暴力）和经济（腐败和表现不佳）间的结构性困境密切相关。当希腊民众意识到这些结构性困境才是债务危机的根源，而运行40 多年的“稳固两党制”是结构性困境的罪魁祸首时，便通过抗议性投票向既存的制度体系和政治文化表达了强烈不满，期待新的政党或团体来代表他们。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受益于危机时期高水平政治参与，它策略性地将选民的不满整合起来，在上台后有意识提高政党制度水平，以此来获得良好执政绩效的保证。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将高水平的政治参与纳入党的组织构架之内，使自由民主体制真正转变为可以表达民众诉求的工具。不同于其他政党对社会运动的接管或操纵，该党通过党内单独的个人、群体或小集团为社会运动提供政治、法律及各种各样的资源的方式保持自身存在，它不会高高在上地指挥，也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运动。3周玉婉：《希腊激进左翼政治的历史、现状与前景——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希共的比较为视角》，《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 年第2 期。因此，相比于危机前期抗议浪潮的频发，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后的抗议活动明显减少。其次，改善在庇护主义体系下所形成的“裙带关系”与“寻租政治文化”，在政治代表领域用“新面孔”代替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旧官员，去除公共管理的行政化，提高官员晋升和评估体系的透明度，并努力调查与政客有关的逃税和洗钱问题。同时推动政治经济变革，以更公平的方式重新进行资源配置。

然而，一旦发展被置入了一个特定的轨道，组织化的学习、文化习俗和社会世界精神模式就会强化它的轨迹，即不仅良性制度模式具有自我增强性，那些非理性的制度规则也会恶性循坏。1[美]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王列、赖海榕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211 页。因此，对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而言，上台后依然面临着旧有制度的阻碍。执政过程中，该党虽有意识去打破旧有制度体系，但总体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并且长期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得希腊民众普遍产生了政治幻灭、对制度缺乏信任以及集体无力感。就目前来看，民众政治上的敌对情绪已经平息，这表明希腊已经陷入了一个后意识形态阶段，其特点是冷漠、个人主义，以及以挑衅的形式出现的反政治。有数据显示，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的四年中，几乎一半的希腊人认为希腊只有名义上的民主，而且对民主和政治制度的信任度非常低。希腊公民对政党（5%）、工会（5%）、媒体（5%～10%）和银行系统（7%～5%）的信任微乎其微，对总理机构的信任度从2015 年的71%下降到2017 年的44%，对政府的信任度从62.5%下降到39%，只对家庭（75%）、军队（44%）和警察（33%）保持了相对较高的接受度。2Loannis Kampourakis, Political disillusionment in Greece:toward a Post-Political State?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neurope-make-it/ioannis-kampourakis/political-disillusionment-ingreece-toward-post-political-state.受选民选举这一根本路径制约，出于赢得选举的需要，西方国家政党（政府）绩效评估以选民满意为现实考量。3朱广忠：《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基本取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 年第5 期。从这一评价体系来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9 年5 月欧洲议会选举以及随后国内选举中的败北，显然是愤怒的选民对其承诺过高却执行不力的惩罚。当然，旧制度体系一旦形成，便具有自发性与不可控性，这非一党之力足以扭转。民众对政治的幻灭感也非希腊独有的现象，而是欧洲普遍现象的映射，因此也很难完全归咎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三）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诉求得到回应，但普通大众的需求却未得到满足

从某种意义上说，强调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以及关注普通大众诉求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是对西方既有不合理机制的替代，它遵循的是拉丁美洲的左翼发展模式，通过向普通大众，尤其是最弱的社会群体提供广泛的社会服务、援助以及充分的政治权利来获得执政的合法性。4SYRIZA Political Secretariat, On Critical Issues of Historical, National Importance, We Are All Confronted with Our Values, Ideas and Conscience, But Above All With History, https://www.syriza.gr/page/international.html.正如党内的一名成员所说，他们纲领的基本原则是支持弱势群体和低收入家庭，这就是为什么该党逐渐为失业的、不能支付电费和水费的家庭提供免费通道，并免除2015 年2 月—2016年2 月间的门诊费，改善面向最脆弱人群的医疗服务，为养老金领取者和低收入者提供年度红利。该党还通过累进税制分散负担，打击精英阶层的逃税行为，重建了被紧缩措施和右翼新自由主义教条严重破坏的社会，并首次制定了以再分配和社会公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计划。虽然这些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弱势群体、被排斥者以及被边缘化人群的生活质量，但由于受制于国际机构的债务压力以及自身有限的执政能力，这些政策并未给普通大众的生活带来较大改善，从而导致大众失望情绪的普遍蔓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411～412 页。现在的西方社会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已相去甚远，但阶级矛盾并无多大改善，只是这种阶级矛盾被现代的民主制度掩盖，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普通大众与精英的对立。精英作为现行制度的建构者与维护者，过度凸显了利润与竞争的重要性，他们只对市场机制负责，以便继续为执行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筹措必要的资本，而忽略了普通大众最基本的诉求。当前新自由主义体系无节制的逐利行为与精英们狭隘的视野无法应对大规模的挑战，真正的解决办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性、团结和开放的基础上，以对抗不平等和资本的肆意妄为（逐渐不利于穷人）及数字/军事/金融“独裁主义的威胁”。2Andreas Karitzis, Radical Left Strategies in the Era of the Collapse of “Actually Existing Liberalism”,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can-europe-make-it/radical-left-strategiesin-era-of-collapse-of-actually-existing-.在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曾有策略地引入“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概念，试图将普通大众与精英在政治空间一分为二，这也正是其得以上台的原因。但执政后，该党不仅未能满足普通大众的需求，向弱势群体的倾斜似乎使其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即在债务压身的现状下，对这些群体的偏向是以牺牲精英阶层的利益为代价的。在选举失败后的反思中，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部分党员认为“我们忘了照顾深受税收影响的中产阶级。我们关注穷人，但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社会的支柱”。3Helena Smith, Tsipras Rallies Faithful but Greece Is Set to Reject His Radical Drea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9/jul/07/alexis-tsipras-greece-election-reject-radicaldream.这是希腊症结所在，普通大众因反对精英主导的腐败体系而选择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四年后，又再次选择回归精英主义政党。雅典经济与商业大学教授乔治·帕古拉托斯（George Pagoulatos）表示：“希腊已经亲身体验了经济上的民粹主义，现在正在摒弃它，转向实用主义。2015 年的选举充满了希望和绝望。然后理想主义崩溃了。现在，人们关注的是他们认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人。”4B.Lana Guggenheim, Marking the End of an Era,Syriza Loses to New Democracy in a Landslide, https://www.southeusummit.com/europe/greece/marking-the-end-of-an-erasyriza-loses-to-new-democracy-in-a-landslide.新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cos Mitsotakis）关于重振经济、免税、吸引投资等现实主义言辞，乃至他的经济学专业背景都更具有信服力。但这位来自希腊最有权势的“政治王朝”之一的后裔——他的父亲康斯坦丁·米佐塔基斯（Konstantinos Mitsotakis）同样来自新民主党并曾担任希腊总理——刚上台就宣称将“回归希腊精英传统”。对于这种行为，希腊普通大众并非没有忌惮，只是经济考量成为了他们选择的核心。正如部分年轻群体认为的那样，投票给保守的新民主党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选择。他们在2015 年投票支持了意识形态型政党，却没有看到任何变化，所以这次较之于意识形态，他们对经济指标更感兴趣。即便希腊普通大众选择了新民主党，他们依然将其视为最坏政党之一，只是“它是最坏中的最好”罢了。5B.Lana Guggenheim, Marking the End of an Era,Syriza Loses to New Democracy in a Landslide, https://www.southeusummit.com/europe/greece/marking-the-end-of-an-erasyriza-loses-to-new-democracy-in-a-landslide.

（四）欧洲制度化的新自由主义体系受到挑战，但合理的左翼替代并未成型

2008 年发生在欧元区内部的主权债务危机，被视为长期支配欧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直接副产品，当欧洲主流大国试图通过控制公共开支和削减社会福利而将危机转嫁给普通大众，从而保证新自由主义继续成为其内部思想和立法的核心时，是希腊激进左翼联盟高举反紧缩大旗，与民众保持了一致，它也是第一个在主权层面上试图颠覆冷战结束后形成的英美在政治经济领域统治地位的政党。早在危机爆发之初，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就指责这场危机暴露了欧洲大厦不民主的本质，它建立在阶级剥削的规则之上。该党的指责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指出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欧洲计划的失败是一个真正的可能。1Nikolaos Nikolakakis, Syriza’s Stance vis-à-vis the European Union Follow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Persistence of Left Europeanism and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Left Party,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18, 2016, p.10.因此，在该党崛起以及执政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广泛的民主问题。正如英国作家欧文·琼斯（Owen Jones）所说，“希腊的斗争”是“为了欧洲的民主”。《巨大的衰退》的作者也认为“希腊不是欧盟的负担，而是它救赎的一部分”。2Kevin Ovenden, Syriza: Inside the Labyrinth, Pluto Press,2015, pp.45-47.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经民主授权上台执政，本身就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也意味着人民民主意志的回归，这是对二战后形成的精英主导政治的反击。执政期间，该党不仅将关注点聚焦于贫困的少数群体，通过系列优惠政策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还为受困的难民、移民提供庇护和登记等紧急服务，并向欧盟呼吁制定更人道的难民政策。对于旧政权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该党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如扶持民营企业，反对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要求富人承担更多的债务负担等。尽管最终结果不尽如人意，左翼盟友批评如潮，但该党仍是为了欧洲政治和经济替代方案而进行民主斗争的象征。正如有欧洲学者认为的那样，在物质、政治和象征意义上，该党代表着参与和包容，它试图通过推动政治计划，以某种方式改善了部分弱势群体和贫困社会群体以及移民的生活质量。3Mavrozacharakis, Emmanouil, A Strategic Defeat of Populism in Greece (July 20, 2019),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423322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423322.这是该党依然能够获得这部分群体支持，并保持第二大党地位的原因所在。

正如国内制度遵循路径依赖一样，国际制度也有其自我繁殖与强化的一面。面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扩散，欧盟内部却找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原因在于它有一套僵化的机制，并有自我强化的内部逻辑，坚决拒绝更改紧缩条款与债务减免的要求。欧洲央行随时准备限制向希腊各银行提供流动性资金，从而遏制希腊经济，并压制挑战新自由主义秩序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如果该党没有包括退出货币联盟或欧元区的替代方案，它将无法进行有效的谈判。事实确实如此，该党没有替代方案，也无法创造自己的流动性来对抗欧洲央行的束缚，为本国银行提供纾困策略。在此背景下，欧洲机构提出了“容克计划”，通过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为希腊提供进一步融资，包括新的工资和养老金削减。2015 年7 月初，面对公共资金即将耗尽以及无力支持债权人债务的困境，齐普拉斯政府决定诉诸公投，以国内人民反对“容克计划”作为要挟欧洲机构做出妥协的筹码。当绝大多数人民决定与齐普拉斯站在一起的时候，他却转而与欧洲机构签订了比之前更为苛刻的第三轮救助计划。“说服欧洲人”的战略就此结束，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提供的左翼替代并不能挑战制度化的新自由主义秩序。

三、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实践为其他左翼提供的经验与借鉴

从目前的观点来看，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实践不仅失败了，而且还在国际范围内对左翼的信誉造成了重大打击。事实上，对该党的执政表现进行评价，应该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将公共话语与历史现实相结合。年轻又无治国理政经验的政党，面对根深蒂固的庇护主义关系网络，注定将无所作为，正如面对新自由主义制度化的稳定体系，它将无法从内部进行变革，而这种稳定体系的坚定守护者与受益者，也不会允许它实施变革。

执政期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有意打破自2010 年以来相互交替的政府循环——中左翼的“技术官僚治国”或“中右翼”采取的紧缩措施。然而，由于公共债务数额巨大，这一意图立即服从于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在上台后5 个月的辛苦谈判中，欧洲央行再次停止向雅典的中央银行提供信贷，导致希腊各银行的分行资金枯竭，使得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不得不接受新的救助计划，并实施之前反对的所有经济条款。1Marcello Musto, The Post-1989 Radical Left in Europe:Results and Prospects,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31, 2017,pp.1-32.即便是在2015 年7 月举行的公投中，该党也没有多大回旋余地，在没有找到替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情况下遵从民意，这就相当于退出欧元区或使经济崩盘，而留在欧元区是希腊人严守的底线。欧盟的立场很明确，一旦一个左翼政党赢得选举并寻求实施新自由主义以外的其他经济范式，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进行干预。在国内，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受到的抵制更多，寡头拥有的“自由媒体”扮演着政治机器人的角色，不停鼓吹支持债权人的要求，并唱衰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改革，这不仅是国家权力的惰性，也是既有建制发动的对抗。

当然，即使面临着残酷的外部环境限制，也不能掩盖其自身主动的妥协与撤退。从执政实践来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许多问题上明显向右转，无论是在外交政策，还是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和难民问题上。目前看来，这并不是受制于欧盟“三驾马车”，而是用它所有的“特色”来适应新自由资本主义机制。2George Souvlis and Leandros Fischer, How Syriza Stopped Worrying and Learned to Love the Status Quo, http://salvage.zone/online-exclusive/how-syriza-stopped-worrying-and-learned-tolove-the-status-quo.该党日益去激进化，也没有实行任何有意义的改革，最关键的是，它脱离了曾推动其上台的社会运动。对于为腐败提供温床的政治文化中的庇护主义，该党的作为目前看来微乎其微，政治分赃与交易、任人唯亲、腐败、逃税和避税仍是失败政党制度的标志。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妥协和撤退不仅使其失去了执政地位，似乎也让整个左翼失去了理应占据的“道德高地”。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四年多的执政实践，无论是期间取得的成就还是最终的失败，都能为其他左翼力量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

（一）自身建设能力的提高与符合自身逻辑和价值观的身份内涵的建构同等重要

如何建构符合自身逻辑和价值观的身份内涵，一直是激进左翼政党面临的最大困境。3Musto Marcello, The Post-1989 Radical Left in Europe:Results and Prospects,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vol.31, 2017,pp.1-32.这种身份建构不仅有助于保持对固定群体的吸引力，也有助于与其他类型政党区隔开来，形成稳固的激进左翼势力。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执政实践过程中的妥协与撤退即是身份内涵建构混乱的表现，从建立到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该党容纳了欧洲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新左派、生态政治与女权主义等意识形态成分，多元化的意识形态成分虽有助于适应政治局势变化，但也导致了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与派别分歧等。4Myrto Tsakatika and Costas Eleftheriou, The Radical Left's Turn towards Civil Society in Greece: One Strategy, Two Pathsin,South European Society and Politcs, vol.18, 2013, pp.81-99.在2012 年第二轮大选中，该党成为议会最大的反对派，但直到那时它还未形成定位清晰的、符合自身价值的纲领。塞萨洛尼基计划的仓促产生，是复制粘贴不同政党委员会文件的结果，这份计划预示着灾难的开始，因为它过度承诺却忽略了希腊的现实以及自身面临的困境。1Stathis Kouvelakis, Syriza’s Rise and Fall, New Left Review, NLR 97, Jan.-Feb.2016.在前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看来，该党并未打算实施这个计划，它只是获得选举支持的手段。2Yanis Varoufakis, Adults in the Room: My Battle with Europe’s Deep Establishment, Vintage Digital, 2017, p.56.2013 年，该党将之前为扩大选举力量而组成选举联盟的十几个派别整合成统一的政党，导致自己成为左翼意识形态的大杂烩，随之引发了派别分歧、身份定位不明确以及政策摇摆不定等问题。该党执政期间，由于政见不合而出现的派别出走以及接受曾拒绝的紧缩政策，都是其自身建设能力不足而深陷身份逻辑矛盾的结果。除了自身能力建设不足外，还在于它作为首个在欧洲实现执政的激进左翼政党，没有其他先例可借鉴，必须实验、冒险、运用政党和运动的想象力。起初，无执政经验本是身份清白的体现，上台后，却成为它的短板，包括齐普拉斯在内的党员在执政后都不知道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公务员网络运作的。面对40 多年中右翼与中左翼政党对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的全面渗透，他们应该如何保持自身存在并施加影响，对此，他们在执政之前没有任何想法。3Paul Christopher Gray, The Rise and Retreat of Syriza:an Interview with Michalis Spourdalakis, Studies in Political Economy, vol.98, 2017, pp.333-349.执政期间，对造成100 多人死亡的森林大火的无效处理，以及与马其顿共和国签署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却在国内极不受欢迎的《普雷斯帕协议》（Prespes Agreement），都是其缺乏治国理政经验的表现。身份内涵的缺失也使得该党无法提供一套取代欧盟和欧元区制度化的自由主义政策方案，最终为防止希腊经济崩盘，只能妥协换取救助。

（二）在理论与实践上须同时完成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政党在野时，发挥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的功能，往往是将本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力量凝聚起来，以此来对抗执政党和其他有竞争关系的政党，争取和维护本党所代表的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作为执政党，由于掌握的权力是公共权力，因此就必须以公允的面目出现，作为表面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把集中起来的阶级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整合方方面面的利益，减少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4王长江：《执政党建设前沿问题研究》，《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1 期。在理论与实践上完成从在野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是有望获得执政地位的政党所共同面临的挑战，但对以阶级划分为诉求的激进左翼政党来说，挑战更为艰巨。自成为最大的在野党以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便以“精英”与“普通大众”将希腊民众分割开来，并将自身归为“普通大众”行列，但从其四年多的执政实践来看，该党不仅未能充分表达所代表的阶级或阶层的利益诉求，也未能有效整合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执政前，因对长达数年的抗议有深入的理解，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支持群体不断扩大，包括工薪阶层、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工人、工作不稳定的工人、失业人员，特别是失业的年轻人以及旧的和新的小资产阶级，由他们发起的三波规模较大的反紧缩运动得到了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参与式支持，这也是该党选举成功的最主要因素。5Georgios Karyotis and Wolfgang Rüdig, The Three Waves of Anti-Austerity Protest in Greece, 2010-2015,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vol.16, 2018, pp.1-10.执政后，由于受制于国内外环境与自身的局限性，该党逐渐远离了曾推动其上台的社会力量。面对高失业率、增加的贫困人口，它的针对性解决方案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也没有建立一套完善的惠及普通大众和低收入者的基本保障体系。面对国内不同阶层不断深化的矛盾与冲突，该党并未实施一套适合不同利益群体的长远举措。通过向中上层征收更多的税来补贴处于贫困边缘的群体，更加固化了阶层间的分歧，导致精英阶层自始至终都是该党的反对者。

（三）若要形成合理的左翼替代，须与国内外其他左翼力量形成有效联合

形成对当前新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左翼替代是激进左翼政党共同诉求之一，面对危机带来的政治机遇，激进左翼政党也并不是没有联合。21 世纪以来，欧洲部分左翼政党便组建了系列旨在围绕共同纲领来团结欧洲主要激进左翼力量的政治主体。只是这些政治主体不断受到力量弱小、分布不均、苏联模式遗产影响以及内部分歧加剧的侵蚀，从而无法形成一股有影响的力量，1[意]马塞罗·默斯托：《1989 之后的欧洲激进左翼：结果与前景》，张福公、刘林娟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 年第5 期。从希腊左翼政治生态中便可看到这种端倪。希腊左翼政党政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缩影，左翼的各个流派使得希腊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竞技场。自20 世纪20 年代以来，希腊政坛就出现了固守斯大林模式的共产党（KKE）、社会主义民主意识形态的社会民主党（PASOK）以及多元化意识形态的激进左翼联盟等。但在长时段的发展历程中，这些左翼派别并未形成有效联合。虽然，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上台前提出了“左翼政府”的口号，试图联合其他左翼力量建立联合政府，但没有成功，最后不得不与极右翼政党独立希腊人组成了联合政府。由于意识形态谱系相差太大，双方在执政过程中不断出现龃龉，影响了政策的实施。在国际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也没有提出与其他国家左翼力量有效联合的策略。面对债务危机的压力，世界其他国家的左翼力量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选举突破，尤其是南欧国家，但该党并没有与它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欧洲机构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选择了妥协与撤退。所以，在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对抗中，它没有获得国际左翼力量的足够支持，反而由于向资本主义的迅速妥协而受到国际左翼的广泛批评。

总之，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执政实践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说明在这个资本主义危机不断加深的世界里，左翼替代要想获得成功，必须吸取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成功的经验与妥协的教训，即任何“左翼民粹主义”如果要承担管理资本主义国家的责任，不仅要面对欧盟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还要面对每个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对于左翼的困境，没有适用于所有国家和特定背景的普遍处方，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必须加以考虑的特定问题。2George Souvlis and Leandros Fischer, How Syriza Stopped Worrying and Learned to Love the Status Quo, http://salvage.zone/online-exclusive/how-syriza-stopped-worrying-and-learned-to-love-the-status-q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