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对线性进步论的批判 *

高 伦 夏 巍

内容提要 ｜ 为历史寻找可知性解释的规律是历史哲学之目的。然而这种企图用逻辑规范历史的行径，逐渐演变出一种“线性进步论”路线，它企图把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借以特定的逻辑秩序束缚在一条前进的直线上。布洛赫认识到了这种历史观的本质是，仅仅把理性要求的科技进步和财富增殖看作是历史之目的，而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却被看作是理性系统中无关紧要的零件。因此布洛赫要求唤醒人的“主体性”，而马克思主义革命正是他所诉求的途径。

“线性进步论”历史观认为社会正处于无限进步且不可逆的线性过程中，并最终导向一个具体目标。然而强调历史进步法则的“线性进步论”，经常将理性范畴指引的财富增殖及科技发展，视为社会进步的全部条件。自启蒙运动始，理性本是人们抛弃宗教、探寻主体价值的精神力量，在启蒙理性的指引下，人类为了优质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断创造财富。但在此过程中，追逐财富的欲求却渐渐束缚人的自由：存在的第一性被资本更好、更多地增殖所取消；人们为了更好认识和改造世界而发展科技，科技却渐渐依靠其被理性赋予的统一性和同质化力量，开始同质、量化与现代科技相一体的人。为实现人之解放的财富和科技反而成为了代替人的最终目的，似乎随着资本的无限增殖和科技的无限进步，一切生存难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种“增殖”和“发展”的用语看似在强调历史性原则，实则其本质是对经济学范畴以及机械学范畴的崇拜。于此之间，存在的“感性力量”被抽除，历史的社会性本质也为自然性所湮没，仅剩不属人的抽象物质生产力和抽象理性。这种滥觞于启蒙时代的历史进步目的论，正在被科技所束缚、被资本所裹挟，完全侵蚀了人的主体性，遗留给人“无家可归”的虚无感。

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在直面“线性进步论”历史观时，强调上帝在理性的祛魅过程中早已陨落；而后启蒙理性驱动的却是不属人的社会历史——人的存在日渐呈现出空洞的纯形式，屈从于理性范畴的异化统治。线性进步论依凭的理性原则在塑造着一个系统世界，而人只是其中的渺小零件。因此，不难发现狡黠的理性遮蔽“人”身为历史最终目的之意图。

本文着力于探讨线性进步论的虚无本质，分析布洛赫对线性进步论的批判，揭示布洛赫历史观中强调人的历史主体地位的现实意义。

一、“线性进步论”：决定论和目的论

“线性进步论”无疑包括“线性”和“进步”两个原则：“线性”是指社会历史具有不可逆性、被决定性；“进步”是指社会历史注定不断向更高阶段进发的特征。但若从这两个原则一一追踪，就会发现“线性进步论”的虚无性质。

经院哲学家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认为历史由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相继阶段构成，圣灵阶段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上帝也在此处达到圆满。启蒙思想家在历史观的“线性”原则上，否认经院哲学家坚持的“神性原则”，他们力求把历史的动力拉回到现实。他们力图破除神在一切领域的绝对统治，开始用“理性原则”代替“神性原则”。历史也从按照神的意志运转的目的性运动，转变为人不断通过主观理性而实现的不断上升过程。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是线性历史观的主观理性目的论集大成者。他断言人的理性没有边界，进步是历史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只有进步快慢之分而无进步、退步之分。正所谓人的思想发展有阶段进步之分，与之相对应人类社会也有高低之分，而孔德所处的工业社会时代就是其确认的最完善历史阶段。

黑格尔（G.W.F.Hegel）则极力强调线性历史观的客观理性目的论。他的历史哲学即是他的概念辩证法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演进，“历史也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性的路线……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10 页。概念辩证法在驱动历史前进过程中极力追求着“绝对精神”的圆满性，所以历史总是在不断扬弃先前阶段，向着无限绝对的客体理性进发，历史在此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画出一个圆形封闭结构，回到关于绝对精神的一个肯定。

上述线性进步论都强调着历史进步的“线性”连续性，其归根结底无非是形而上学命题。这些历史哲学体系皆企图用理性实体的同一性来规范时间——时间被置于同质化的平行架构中，共时性原则被历时性原则所遮蔽。而真正的现实历史却存在着一个又一个相对独立的、超出直线轨迹的事件，例如有许多相对进步者在当时被遗忘，也有落后于时代者依然以笑剧的形式留存于历史舞台。历史也并非只是驱动着每一个麻木的人依循命定的理性在前进，它是每一个现实个人过去和现在所有感性活动的能动结果。

线性历史观内含着去除人性和掩盖底层阶级悲惨生活的本质。其一，线性时间原则本质是实体时间的机械化，它忽视此时此刻的人之个体存在，人只是时间之线上毫无区别地被抛弃的点，重要的只是历史的脚步、理性的趋势。其二，线性时间原则的现实根源，无非是当权者为了解释每一个当下胜于过去、每一个更美好未来都是当下的潜在趋势，因此不存在比当下的社会制度更完善的一极。

另一方面，线性进步论营造出的“进步的神话”，本质无非是启蒙理性孕育出的“技术理性”制造的“虚伪的神话”。“启蒙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1 页。

在技术理性至上论者的视野中，人貌似可以在无上帝的世界里，通过科技所赋予的人类力量达到此岸性的“上帝天国”。他们相信历史将不断前进，现存纰漏只是暂时性的、可调节的矛盾，随着科技的无限进步和无限潜能，人类历史最终能够达到完善完满。

但如果我们深入到理性塑造的现实中去，就会发现在被祛魅的现代社会中，虽然技术理性主动驱逐了宗教神秘主义的上帝，但其又为自身披上了上帝的外衣，成了一种异化的、统治人的意识形态。“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性功能——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1[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58 页。科技构建的自律经济结构，使人失去了本质，成了和现存社会制度相认同的异化存在。技术理性在其不断扩张中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使人置身于一个物化或者异化的纯粹空间性的直观世界。

因此，技术理性只塑造了抽象的进步，人的主体性在此进步途中被不断消融。在物化的直观世界中，我们的历史主体地位被完全摧毁，无关主体性的客观世界可以在其自律的结构中不断进步，人类只能作为社会系统的零件存活，主体意识消融的革命阶级之阶级意识也随之逐渐麻木，所以这种历史观本质无非是要解构进步阶级的革命性。

由上述可见，线性进步论的意图是掩盖真实的历史，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即使是理性至上的黑格尔哲学，也只是使革命阶级麻木的意识形态工具。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明确指出“黑格尔强令我们当作地上的神圣理念来崇拜的国家, 只不过是从1800 年到1830 年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普鲁士”，2[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李惠斌、陆俊、黄数进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94 页。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看作是世界精神的对象化，日耳曼王国是世界历史的“老年时代”，是“那个‘自由’以它自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3[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352 页。“ 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454 页。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并非如他所言“自由本身便是它自己追求的目的和‘精神’的唯一的目的。这个最后目的便是世界历史”，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年，第19 页。为了绝对精神体系的圆满性和作为普鲁士官方哲学的辩护性，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的句号画在了日耳曼。

秉持着抽象理性目的论性质的“线性进步论”，无非是要制造一种虚假的历史观，它把理性指导现实无限进步的“应有性”看作“实有性”，而忽视理性范畴指引进步的社会现实基础和理性本身的异化可能性。在目的论历史观中掩盖的是最真实的人类存在的困境，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为了掩盖无产阶级的“掘墓人”性质，从而否认革命的可能性，因为一切问题都是可以依靠历史的自身进步趋势而改良。

二、布洛赫对于“线性进步论”的批判与解构

布洛赫承继了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的存在哲学立场，并且他认同尼采的“上帝已死”命题。因此，他认为存在的价值开始寄存于我们的自为存在中，我们所要面对的生存难题便是，在这样一个“祛魅”的世界中，如何重新找寻自己的存在意义。

布洛赫对“上帝已死”作何解？

一方面，在布洛赫视野中，上帝等崇高概念已是韦伯意义上的“祛魅”亡灵。但与韦伯不同的是，他所说的“被上帝弃绝的世界”不仅是启蒙意义上的祛魅状态，更多的是指现代性危机下存在的无意义状态——“我们仍然在一个简单公正的，被上帝弃绝的因果关系的愚蠢之中”。1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270.布洛赫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结构无限扩张的恶果就是，无产阶级被埋葬在物化的迷雾中，他们只能接受现存世界的非理性形式，而理性的内容已经磨灭或是“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2[匈]格尔奥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257 页。“ 让资本主义自生自灭，它也就在最后阶段被任命为自己的掘墓人”，3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198.所以无产阶级沦为了无意义的存在物。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却诞生了另一位“上帝”，但它是纯粹恶的、虚假的。布洛赫认为传统神正论中的上帝是指向彼岸的、超越性的，而现代神正论的上帝却是为了认同现存世界而存留的，它将人的存在指向了此岸，其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与现存世界的丑恶进行和解，对现存世界的批判性、超越性被蚕食。

这个虚假的“上帝”究其本源就是线性进步论。“平庸的、线性的进步论所凸显的乐观主义，只是先验反思主义的重复。它重复地把未来伪装成过去，因为它认为未来是先验决定论性质的。未来就像在所谓的历史铁逻辑中将达成一致。”4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198.传统神正论的逻辑自洽在于上帝的绝对善意、超验性的全知全能，而人则不断趋于至善而等待基督的最后审判。而现代神正论要人们确信的是，上帝消失后的世界里，并不存在一个“至善”的前提，现世的科技和资本就是最后的凭靠，外部世界在其自身的客观进步中就已代表了所有进步，历史是一个无限进步的线性过程，科技的无限潜力和资本的无限增殖带来的完满就是历史的最终目的。

布洛赫如何对线性进步论破题？

其一，他认为线性进步论塑造的是纯粹客观性的技术世界。“它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它导致人们失去了任何原创性的东西，人们认同于那些平庸的、可计算的，甚至只认同那些最简单的冲动和内容是可变的，并因此认为它们是真实的。”5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166.“ 它”指的就是技术理性，它带走了科学的整体性真相，企图用知性科学的可计算和可规定性来规范出一个纯粹客观的世界，在这种量化的结构下只存在共时性的原子化客体，并不存在着历时性的改变。

布洛赫持着人本主义立场，指出线性进步论使我们失去的不仅是纯粹“客观的世界”之外具有真正时间维度的世界，更重要的它是导致了整个世界与人的彻底分离。它使我们只关注于眼前的平庸，只醉心于原子化的细节，所以我们已失去了对世界的主体地位、对存在本身的渴望，变成了空洞的、无内容的形式，变成了被技术理性规定的物——“在这令人窒息的步伐中，在我们活动领域的加速、不安和扩张中，伟大的精神和智慧作品是潜在着的。至于技术，它仅仅适用于机器功能上的缓解，而不适用于工厂里懦弱的底层民众，更不用说它可怕地使世界完全自动化。”6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12.

技术“客观”和无主体性的人是合二为一的，在这种状态下“存在”将永远处于黑暗，“科学给自身定义，把懒散的我们掩盖在其中，在我们之下自身运行，在我们处于被上帝抛弃后处于自律状态，它独立于经验、理解，科学现在的主题——甚至不只是一个计算公式，而是无生命的科学要埋葬无主体的我们，来为其规定自身的结构和规律的图谋。”1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190.现存世界是分离的、抽象的、原子的碎片，真正总体性世界不复可见，人的超越性维度将不断丧失，沦为与现存相认同的“单向度的人”——“最终，所有宏大而有力的总体性世界，在‘知性’的目光下都原子化成虚假的、迷惑的细节。每次进步都是为了粉饰，或者最终变成了虚假的上层建筑”。2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167.

其二，布洛赫认为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本身已经是一种宗教。这是生活被交到我们手中却又变得难以负重的客观环境，是内在于技术理性的资本理性，这两种异化理性都是外在于我们存在的黑暗。

布洛赫认为，这种宗教守护的正是线性进步论。它以资本拜物教和国家崇拜的形式存在，逐渐使我们忘却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也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是一种宗教，它自身的理性系统已是一个理性的铁笼，我们是已把生命意义抛弃的末人。

首先，资本主义的宗教性表现为资本拜物教。在布洛赫看来，资本理性使活生生的劳动被资本的自我增殖所挟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媒介不断被原子化、去社会化，“被孤立地抓住、并以这种方式坚持的过去社会，仅仅是一个商品范畴，也就是说，一个没有意识到它的本质及持续过程的在不断物化的事实。”3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9.人和人之间只存在着外在于人的商品、货币和资本关系，而真实的社会关系逐渐被腐蚀，所有的生存目的都只是为了资本的再度增殖，存在自然成了资本拜物教下的伪命题。历史背后的真正目的，在资本拜物教下再也无法给出，线性进步的只是与人无关的资本增殖，无非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宣传。无产阶级在此生产关系中创造出的财富越多，他们真实社会关系就越薄弱，越来越被降级为零件和无生命力的物，越无法从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

资本理性要求的是实证的量化原则，人的规定性也被抽象为质上无差异的量，生存的本真性就此被祛除。“我们的大多数，特别当他们深深陷入货币经济中时，当他们自身已经处于可量化或者可标记时，他们变得如此冷漠，以至于没有人会再靠近自己内心深处的灵魂颤动。”4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166.资本拜物教下，量在被无限推崇中逐渐凭借其神圣地位，反而使得作为质的人沦为附属品。量的主宰引致社会生活为可计算性所充斥，以至于人们将其当成了生活全部，而不断与抽象的量相认同，乃至身为主体的人也被嵌入了这种可计算结构中、被结构化为抽象客体，人身为同质、无区别的客体，在以量为唯一标准的外部环境中，便不断认同量的唯一地位。“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被用货币来衡量和标价，其结果是人们不再关注内在于其生命本身之中的颤动。”5张双利：《黑暗与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15 页。“ 也就是说，在货币经济的条件下，人们把自己当作被量化了的对象，不再关注人的存在本身。”1张双利：《黑暗与希望——恩斯特·布洛赫乌托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115 页。

其次，资本主义的宗教性也表现为国家崇拜。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称“资本主义民主制”已是政治体制的最后形式，布洛赫却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充斥着过时的专制主义。“通过薪水换来了的是他们（公民）对于共同体的认定……与此同时，战争的到来和白色恐怖的蔓延已经清晰地揭示了这种专制主义背后是一位怎样的上帝”。2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239.“人人平等”的口号与贫富差距的现实互不侵犯，资产家的私有财产反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资本主义政权反而在对贫富不平等关系不断维系与加强，资产的增殖需要不断占有剩余价值，所以剥削这一不平等事实也冠冕堂皇地持续着。资本主义国家宣扬其是对平等与自由的实现与保护，然而在此光鲜亮丽的意识形态下却掩盖着截然不同的事实：对不平等的保护和资本主义国家持有的强制性权力。

并且，资本主义国家所极力宣传的普世价值只是虚幻的共同体概念，它的本质是使“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化来实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这个国家就是资本理性外化出的超越具体个人利益的阶级统治工具。“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真相仍然存在于任何社会主义的视角之下：它将转变成一个国际性生产和消费的原则的支撑者；转变成控制整个世界的垄断的工具性组织，而这个世界将不再包含或不能吸引任何意义；它用纯粹政治意义（普世价值）的世界语渗透进不同的民族文化之中，而这些被渗透的文化将成为它意识形态壁垒上的下一个有效范畴。”3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p.239-240.资本主义民主制国家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对内“政治正确”式的公民教育，对外认同国家共同体式的民族主义战争以及人权高于主权式的侵略。这些无一不是意识形态的控制，他们所采取的专制式、霸权式的行为与他们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博爱”大相径庭。之所以资本主义民主制名存实亡，是因为被神化的国家利用其虚假共同体式的关系取代了人们真实的社会关系。

由上文可见，布洛赫面对如此这般虚幻的进步路线，作出了人本主义式的解答：线性进步论绝不是与人切身相关的，正相反的是人已深深陷于拜物教迷雾之中，异化使人彻底失去了主体性和超越性，客体性成了唯一规定性。如果我们对于“线性进步论”仍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结果便不仅是我们仍处于这种虚假世界中，更重要的是其正引导我们走向一场毁灭。科技带来了看似的进步、资本仿佛在无限增殖，但其背后的代价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被切断。

布洛赫认为线性进步论的客体化、量化和原子化原则遮蔽了真正总体性的人，我们必须扭转近代理性主义的技术理性式错误走向，“合乎实际的‘新’不仅是对机械重复的抽象反对，而且实际上也是一种特定的重复：即对尚未成为总体性（非线性）内容本身的重复；它是在崭新的进步历史观中被提出、照料、检验和加工出来的。”4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202.我们要重新找出一条解救人于黑暗的超越性道路，这也是关于我们生存本真性的重要抉择。

三、布洛赫与马克思：主体性的觉醒

线性进步论历史观下，资本裹挟着科技造就出的理性系统，被错认为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历史的主体“人”也在此系统中自我下降为系统零件。寻觅存在的意义和实现人类解放的精神，也在此工具理性系统下被磨灭。若我们继续沉迷于这种虚幻的进步路线中，毋庸置疑，人将彻底沦为被规定、被统治的物。因而，布洛赫认为自己必须为“人”的重新诞生找出一条出路。他认为，我们不能继续依赖外在于人的历史目的论，只有从我们自身出发，才能诞生真实的人类史。

所以，布洛赫要求人们树立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一直被基督教神话当作客体的我们，却令人惊诧地成为了第一个、最后一个并且是最自由的主体存在；或者更直接地说，我们自己就是弥赛亚（耶稣），我们在对救赎的期待中不断努力地劳动。”1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California: Meridian,2000, p.180.并且要求我们打破一切工具理性下的拜物教和机械社会系统，因为工具理性的统治只能切断我们与对象世界之间的感性活动，最终导致整个世界与人类主体相分离，然则所谓的进步只是片段的重构而非真实的上升。

首先，布洛赫认为必须充分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向度，才能重新树立历史主体地位。马克思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如何在人类主体逐渐没落的资本主义系统中，构建出一个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的、有时间维度的真实社会。“社会主义乃是具体的乌托邦实践。所有的非幻想的希望图像，所有的‘现实的可能性’都通向马克思主义”，2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1368.布洛赫认为现实的乌托邦就是马克思所言的“自由王国”，也就是我们与去主体性的现存社会决战后所孵化出的共产主义——“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1 页。

其次，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最重要意义就取决于其求索于“真实的共同体”而展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指向的未来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最高共同体，是承载着生命终极目的之乌托邦，只有在这种真实的共同体中我们才能认识到存在的整体性，才能在社会关系的体认中把握生命的价值。

就布洛赫所述的“真实的共同体”而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面向的是作为主体性的人第一次追求属于自己的终极意义，它既是无产阶级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革命道路，也是最终实现人的存在意义之人道主义道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人类将完全支撑起自己的生命高度和历史使命，他们将会意识到自己既是历史的认识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能够直面自己的新生力量与现存秩序之间的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现实化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更美好世界。

再次，马克思主义作为“真正的人道主义”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真实展现，同样也表达着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性解答。“具体的乌托邦是正在发生的世界的前端中尚未发生的客观真实世界，是‘人的自然化，自然的人化’的存在。自由王国是预期发展的结果、我们将会通过过程而进入这一应许之地。”4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205.马克思要求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而不是线性历史观所表述的人们利用理性和科技实现对自然的全部占有和奴役。在布洛赫看来，人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将会使自身的对象性活动完全释放，开始与外界自然进行主体间性的对话，而不是如旧形而上学所设定的必有一方成为客体，因此人也将不是被理性反制的科技化客体人、货币化数字人。布洛赫认为，人与自然要在理性之外实现自己的感性和存在解放，如此这般，全部的自然才能都是为了人而存在，全部的人才能是自然的历史性本质。

总而言之，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革命在其实现途中便无时无刻不在树立主体性。“正如马克思所说，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的不是抽象的理想，而是新的人性化社会的压抑因素，即具体理想的解放。这是致力于全部解放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决定，这是实现和改变世界的主观因素与经济物质趋势的客观因素相结合的决定。”1Ernst Bloch, The Principle of Hop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5, p.199.在无产阶级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是被线性进步论加以粉饰的系统之后，他们便能够在此困境中赋予自己主体性，并在对象化活动中实现属于自己的存在价值。无产阶级在拥有了自己的阶级意识和使命后，便能认识到“人的解放”的崇高意义、试图超出现存的物化结构，他们就能逐渐激发自己的革命热情，迈向这一超越性的道路。因此，布洛赫认为蕴含着人道主义向度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是拯救“线性进步论”工具理性危机的唯一道路。

然而，虽然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是主体性觉醒的唯一途径，但是他却指出马克思主义还有两大内在缺陷：第一，哲学是时代的真理道路的解答，是关注人的存在的精神思考，尽管马克思从哲学角度阐释了无产阶级和哲学在实现共产主义道路中不可分割的联系，“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2[德]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7 页。但是马克思在承认无产阶级和哲学的联盟关系时，将无产阶级视为消灭哲学的工具，无产阶级便成为了哲学实现自身解放这一历史目的之客体零件。第二，由于马克思过多强调经济的第一性，便极易导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将物质财富的增殖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便失去了自身的乌托邦向度和革命精神，沦落为以财富增殖为最终目的之线性历史观，最终被降格为知性科学。

在布洛赫哲学语境中，哲学对于无产阶级的真实意义是它唤醒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阶级意识。如果仅仅把哲学看作是高于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而不是无产阶级内在意识，那么哲学也只是一种“理性”的目的论。虽然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其“掘墓人”的历史地位，然而只有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精神”才是使他们走上自我救赎道路的直接推动因素。只有无产阶级有着这种阶级意识，他们才能真正发挥自身的感性力量，实现主体性觉醒这一“人类解放”目的。经济基础性在布洛赫看来，只是说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趋势，如果一味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那么和线性进步论要求的财富增殖并无区别，只能落入旧形而上学的窠臼，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唤醒为人类主体性解放而斗争的阶级意识。

四、结 语

总而言之，针对意识形态功能的线性进步论，布洛赫明确地批判其企图通过科技和财富来替代人的工具理性意识。他认为在线性进步论中并没有实行任何具体的理想，反而人性化的社会于其中被压抑，具体的理想被空洞的未来宣言所打败，主体性的空间让位于抽象的原子化、量化的客体系统。而无产阶级革命就是决定致力于解放的最后斗争，它是主观因素与经济物质趋势的客观因素结盟的具体的乌托邦，是更美好的生活。

布洛赫对于线性进步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和批判毫无疑问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问题在于布洛赫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出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过分强调树立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寻求本真性，而忽视了实践以及其最基本形式——劳动的重要作用，一味强调主观性难免陷入唯心主义的冥想，又由于其犹太知识分子的身份难免受犹太宗教神秘主义影响，陷入激进的救世主式的乌托邦主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