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走出的“一代笑星”

2020-03-28 02:31佀童强
曲艺 2020年11期
关键词:和平区全总段子

范振鈺(1927—2008)天津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师从班德贵,曾与高英培合作多年,是相声界不可多得的“黄金搭档”,1979年与高英培双双加入全总文工团(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简称全总文工团),成为全国知名的相声大家。还曾与众多演员合作,留下了大量音视频资料,晚年回天津定居。2004年,范振钰在天津收徒前夕,笔者在其寓所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范振钰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介绍了自己几十年的艺术经历、见闻、艺术见解等,有些系首次披露,形成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艺术史料。如今,范振钰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2年了,笔者借《曲艺》将之奉飨读者,并为曲艺研究人员及曲艺爱好者提供参考。

访谈时间:2004年5月22日

访谈地点:范振钰天津寓所

受访者:范振钰

采访者:佀童强

佀童强(下简称佀):范先生您好,今天来打扰您,想请您谈谈您的从艺经历。

范振钰(下简称范):首先我得跟天津的父老乡亲和尊敬的听众朋友们问声好。我是喝天津海河水长大的一名相声演员,我叫范振钰,今年78岁①。我这些年有过的一点点成绩,全仰赖咱们忠实的听众对我的抬爱。我这个成绩中王鸣禄和高英培得有一大部分,没有他们两个人也就没有我。我还要特别感谢天津电台,为嘛呢?他们经常放我们的节目录音,让我们有了知名度。

佀:您太谦虚了,您是怎么喜欢上相声的呢?

范:我从小喜欢相声,十几岁的时候就逃学去听。那时候我住在红桥区三条石,离河北鸟市最近,那有一个声远茶社②,我经常去。时间久了,认识了些相声演员,也渐渐和老先生们熟悉了。

现在叫业余演员,在过去叫票友。我从16岁开始在这个声远茶社玩票,但还没有做正式的相声演员。那阵子我和杨少奎先生、班德贵先生、刘奎珍先生、赵心敏先生走得更近一点。我第一次登台是跟鸟市一位丁姓女演员合作,第一个正式的段子是跟马三立老先生学的老《西江月》。开始的时候,有即兴表演,他们也拿我抓个哏,就这么大家越走越近。那时候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家里管得严,我父亲最反对我说相声。因为那阵儿还没演员这一说,都叫戏子,地位挺低,干这个给家丢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不是正业。

一开始我打算拜刘奎珍先生为师,他说自己不收徒弟,就把我引荐给班德贵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一直没说拜的师父是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父亲也就管不了我了,我就进相声大会了。一开始我们是几个小学员一起,杨少奎先生的小徒弟,丁文元、刘文亨、王文进等,我们几个小不点就由杨少奎先生带着。

佀:那您具体是什么时候正式拜师的呢?

范:1950年,侯宝林先生他们带着北京曲艺三团③来天津,有一个集体拜师,我在那时就正式拜班先生为师了,同时班先生还正式拜马三立先生为师。我拜班先生,班先生拜马三立,地点是在劝业场内天乐戏院。当天挺热闹的,北京曲艺三团的演员们都来了,王世臣、王长友等老先生们都来了,天津几乎所有的相声演员都参加了。人很多,得有三四百,但仪式很简朴,就是茶水恭候,只管水喝。那天拜班先生为师的就我自己,他不喜欢收徒弟,他说收徒弟我就收一个,必须得教成材。

佀: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高英培先生合作的呢?

范:1951年和平区相声队④在南市东兴市场成立,高英培从唐山调回来也参加了,还有回婉华、刘玉凤、阎笑儒、尹寿山、耿宝林等,我们十几个人占一个小剧场。那时候我也逗哏,因为相声大会是轮换着表演的。1952年我和高英培正式搭档,我本身条件不是太好,班先生就认为,我逗哏方面没有发展,最好有个固定搭档,我来捧哏。班先生让我和高英培组成固定搭档,让我捧哏,问我有没有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我认为班先生的评判是很客观的,我也有信心把这个捧哏做好了,当绿叶捧红花。我们俩搭伙了几十年,才分开的。要说我们两个是风格相近才搭档这么长时间,这不敢说。风格是观众看出来的,是对我们的评价。我们俩有的是真正的默契。我们刚合作时经常演的是《山东话》《八扇屏》《打白狼》。我师父教我做人更甚于传艺,他说学会了做人在台上你才能做出成绩来。不会做人,台下一个样,台上一个样,这不行。所以在做人上面,我是跟我师父学的。

佀:那您的艺术主要是向哪位老先生学习的呢?

范:跟高英培学到不少,不少段子是跟赵佩如先生学的。我们每天上午到他家去,赵先生给我们排练段子,还管我们饭。排练完了之后,赵佩如先生的老母亲和赵夫人杨玉华女士就把饭给我们做好了,我们爷仨一块吃饭,吃完饭赵先生休息,我们就上剧场了。那时候我和高英培才20多岁,赵先生很喜欢我们。我没拜赵先生为师父,但高英培是他徒弟,他不能教一个人啊,他一教教一对儿。我从赵先生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把关得把严,说段子得说到家。虽说我和高英培是他教的,跟他学了不少段子,我们大部分传统段子都跟他学的,但我们真正达到他的要求了嘛?我认为没有。还有其他的老先生对我们也挺扶持。和平区建立相声队,后来又和和平区曲艺队、和平区书曲队、和平区杂技魔术队等共同组建成立了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我们就一直在那里演出,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佀:您给我们讲讲与高先生在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时候的演出情况吧。

范:我们俩在1958年和1962年两次去福建慰问解放军,第一次是代表天津曲艺团去的,第二次参加的是一个全国性质的文艺慰问团体。那两次我们到了最艰苦的地方,下过猫耳洞,在解放军炮击金门时我们也在地洞里边演出过。我们在这下头演着,上边炮弹响着,要说不害怕是瞎话。我们两次给前线战士表演的都是新段子,1958年回来后,我们带回一个《前线日记》,1962年第二次去时写了一个《英雄岛》,都是高英培、王鸣禄和我合作的。当时王鸣禄没去,是我们积累素材,回去后拉着他一块创作的。我们第一次去英雄岛,作品还没有成形,到上海作总结演出。完事之后,晚上大家伙从上海上车之后就要回天津,我们都上了火车了,行李都搁好了,广播就响了,“高英培、范振钰你们带着行李下车,有任务。”结果别人都走了,我们俩留下了,在上海劳动文化宫给全国劳模演出《前线日记》,是用段子给大家上课,是一个政治任务。在上海演了3场,演完后原来同行的其他演员都到家了,我们晚回去了3天。

后来我们大部分的新活都是王鸣禄写的,但具体年限我记不太清楚了。在天津市因为我们会的新段子多一点,所以我跟高英培率先提出放弃传统节目,全力表演新段子。大概是在1964年左右,当时观众反响还是不错的,希望我们说新活。我们的老段子他们怎么听,后来我们上新段子他们还照样那么听。传统段子我们可以翻俩翻仨,新段子演完了之后还可以翻仨,我们比较火的是1958年以后,1958年以前还是平平常常,跟大伙差不多。我们在各方面的提高主要从福建前线回来后,剧场外边贴着一张报纸,“高英培、范振钰赴前线凯旋归来”,打那开始观众对我们更热情了,我们的招牌这才打了出去。

那时候高英培和我,还有刘文亨和刘文贞在和平区曲艺杂技团轮流攒底。原来攒底的是阎笑儒跟尹寿山,还有于宝林和冯宝华,我跟高英培是倒三倒四。后来我们的表演会比几位老先生的好些,我们这两场就跟他们掉了个个,他们提前了,我们上后边了,我们跟刘文亨他们攒底了。后来整个的底就交给高英培跟我。

当时我们在天津还没有上过大剧场,表演多在鸟市或者三不管这些地方可容纳二三百人的小剧场。最高峰的时候,高英培和我攒底,观众不听完我们的《山东话》不行,我们就必须得说,天天这样。《山东话》说完之后再说一小段,小段再说完了之后还得把《钓鱼》说完了,说不完不能散场。

佀:《钓鱼》是您与高英培先生的代表作,相声爱好者们都熟悉,请您介绍一下这段节目的背景好吗?

范:《钓鱼》最早是1958年说的,观众都会了,到最后高英培不爱说《钓鱼》,都说烦了。这个段子马三立先生也说过,郭荣起先生也说过,但他们两个人的《钓鱼》我们俩都没听过,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其他《钓鱼》,在三不管我们剧场门口有一个卖膏药的,有时候为了拢观众他老说点小笑话,就有《钓鱼》中的一些原料。比如“有人他好说大话”“他钓鱼去,他没钓来他买去了”“四斤高高的”,就这么几句,后来我们又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什么“烙糖饼”“我可赶上这拨儿啦”,这都是我们加工出来的。后来相声界对我们这段还有个争论,说我们是听马先生或者郭先生的作品得来的,但我们俩确实没听过。当时还有一个变戏法的田宝鑫也说过这段,他说的与马先生和郭先生的脚本也是不一样。说白了,这个作品就是从一个小笑话中演变、拓展出来的。

佀:您和高英培先生是怎么从天津调到北京的呢?

范: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我们去前线汇报演出之后,北京就来人,就是全总文工团打算把我们调到北京。当时因为和平区曲艺杂技团不是正式的国营院团,这个事情就搁下了。到1979年年底,有一个全国大调演,我们去演了《不正之风》。后来有人跟组委会汇报,说高英培和范振钰还有一个段子叫《满园春》,内容是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正式演出没拿出来。后来我们就被要求在宴会上说这个段子,当时文化部的领导就拍案叫好,说这个段子最适合现在,当时演出时为什么不演?我说脚本没带来,领导就催促我们赶紧回去拿。那时都快午夜了,让我们回去拿脚本到文化部,这也是对我们这个作品的一种认可了。文化部要连夜审改,要求我们第二天就上《满园春》,于是我们就快马加鞭连夜赶回去拿脚本。

有了这么一层认可,后来调动的时候全总文工团可能就积极些。当时负责我们调动的是全总文工团的一位队长叫李振英,他1982年10月在北京有个调研,当年中秋节跟国庆节是一天,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的几位主席和很多的干部,在演乐胡同一个礼堂里要观看一场演出,有几个人就提议,请高英培和范振钰来演一段。可当时会场不让个人随意出入,这怎么办呢?那位队长就给我们递信,说有场演出,全总的领导们都参加,让我们去演一场。到时候车停在同仁医院门口,因为我们就住在崇文门地铁站附近,走两步就到同仁医院了。当天晚上我们俩溜达出来,正好车把我们接走。我们演完之后全总的领导看得挺满意。当场拍板,让把我们从天津调到全总文工团,还表示岁数大没问题,工资也可以恢复,住房这些都给解决(本段中范振钰先生回忆可能有误,按当前相关记载他与高英培先生是在1979年调入全总文工团的。)。

佀:看來您和高英培先生到北京还够曲折的。

范:确实挺曲折。北京这边协调好了,可天津方面不放人。那阵子高英培和我已经去电台上班了,时任天津广播电视局局长的李克俭给我俩一天一块钱的补助。那时候他们正在筹备恢复天津广播曲艺团,办公室也给我们腾出来了。于是李振英队长又返回天津沟通这件事,可时任天津市委主要领导的白桦已然下了命令,高英培和我,刘文亨和班德贵,魏文亮和孟祥光这3对相声演员绝对不许放走。可是他忘了我们那时候是工厂⑤职工,因为我们工厂属于劳动局管,所以北京来这找的时候直接找到了劳动局,劳动局局长支持调动。李振英队长拿着调函来跟局长商量,局长给出了主意,说人你们调走,就别通过我了,调一个工人用不着局长批,有下属直接管这个的,就这么把我们给放走了。我们办完户口迁移、李振英队长拿走我们户口的当天下午,天津实验曲艺团派人上我们工厂去调我们的关系了。工厂人事干部说,他们走了,上午就有人把他们的关系都拿走了,这个我们负不了责任,人家是调工人,不是调演员。我下午3点多钟到电台见到李克俭局长,李局长问我干嘛来了,是来上班的么?我说我不是来上班,我向你辞行来了。李局长当时就有些懵,说你辞什么行?我说我跟高英培一起,调到北京了。李局长说不可能,我不信,你们走不了。咱这曲艺团马上就建立起来了,还指着你们两个人呢,你们俩人走了这团我就不建了。我说确实走了,我们俩户口都调走了,人家都拿去了。李局长还是不信,问是真的吗?我说我们搭5点多一趟车就走了。李局长立刻给文化局打电话,时任文化局办公室主任李树林接的电话,李局长当时就有些急,说高英培和范振钰我要了多少回了,你们不批,结果归到你们那儿还是把人放跑了。李树林主任也纳闷呢:“不可能,所有的地方我都打招呼了,不可能把他们放走,他们绝对走不了。”李局长急了:“人都在我这辞行了,人家上午就把户口都拿走了,一会就走了。”文化局一看确实是真的。我们当天调走,第三天文化局就去了全总,说人调到你们这里,这个不行,得让他们回去。当时还是宋庆龄女士的一位家属带着天津方面的人员一起去了,就是想请宋庆龄女士捎句话,把我们俩要回去。可宋庆龄女士可能把话听岔了,她以为是天津打算找北京要两演员呢,最后说了个两头雾水,到第四天天津方面再去全总的时候,全总接待人员就推脱着不见了。

佀:您为什么总说您与高英培先生的成就离不开王鸣禄先生呢?

范:我俩讲的新节目,80%是王鸣禄写的,所以我说自己没多大能耐,离开高英培、王鸣禄就没有我的今天,这就是星星跟着月亮走,沾着好人的光了。我在跟高英培搭档的时候,我对捧哏上不是太重视,反正一般传统段子人家怎么演我就怎么演,人家怎么捧我也怎么捧,自己也觉得不会比别人捧得好。后来我细心钻研,有了一个想法,这捧哏的怎么才能进一步?从那开始我就试着进入人物,我不是在那说说而已,把大伙儿逗乐就完。我是看话剧受了启发,总结出一条,不管演传统段子还是新段子,必须能钻进人物里面再退出来,既能理解人物又能充分品评人物,用个流行词汇说,就是自己先和人物“共情”,然后才能有那“三分样”,让观众觉得是那么回事,所以我跟高英培的默契也就在这了,大家也觉得看我们的段子不闪神。尤其是《教训》这个段子,我们两个人就是剧中的人物,一盘菜。

既然打算当绿叶,我就要当好这个绿叶。在这个时候我又找了赵佩如先生,又跟几位捧哏大家,像朱相臣先生、李寿增先生等,着重学习捧哏的技巧。一开始就是跟着逗哏走,就递一句话就完了,口也松,也不注意。之后赵佩如先生就经常给我讲捧哏的应该怎么样,一个是要稳重,在台上不许闪神,不许死盯着逗哏的。“逗哏眼里有观众,你捧哏的你眼里边也得有观众。一个人一个口风,具体还得自己掌握。”

佀:您除了给高英培先生捧哏,后来还给很多演员捧过哏吧?

范:是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些演员从业余的又变成专业的了,那时候我们凑了几个人给工厂演出,我给黄铁良捧过,也给赵心敏捧过。那阵子高英培还没有正式复演。

后来我还给崔金泉捧过,崔金泉和我是一个团的,有一次团里要上东北巡回演出,赶上高英培身体不太好,去不了了。可是那合同给人家定了,好像一场是5000块钱,高英培要是不去的话给减1000块钱,4000了。范振钰要是不来,还得减1000,3000了。团长就问我,你去得了去不了。我说他不去,我干嘛去?我自己也不会说单口的。他说这样,你带崔金泉去。我说我跟崔金泉我们俩没演过。他说,你甭管演过没演过,你答应去,就把他先给你,行不行?我说你问他吧,他要同意,我没意见。团长先跟崔金泉一说,他也没有意见,再跟东北方面的接洽人员谈,说高英培没法儿去,减1000,范振钰带一个年轻人去成不成。人家说可以啊,那就按合同走吧。这还有几天就要开拔了,我们俩又没段子。正好北京当时有个比赛,刘洪沂的哥哥刘洪溪写的段子拿了一等奖。我就把这个段子要来,结果还没本子,就一个录音带。

佀:没有本子您和崔金泉怎么排练啊?

范:确实啊,转天就要去哈尔滨了。我跟一般人说人家都不信,我是下铺,崔金泉上铺,拿着录音机,他在上边趴着扒词,他扒一篇就递给我一篇。都扒完了,就到凌晨3点多了,这段子这才完事。完事之后,我们俩就开始对活。对段子对到凌晨5点多,早晨7点多车就到哈尔滨了,师胜杰他们在车站等着接我,意思是让我带着崔金泉一块走,或者吃饭或者上他们家去。我跟师胜杰说:“胜杰,我去不了,我们俩没有合作过,刚要的一个段子,我们俩在火车上面扒的词练的词,今天晚上演出,我们俩还百般不适,这一天得把它弄起来。”师胜杰说至于吗,我说至于的,总不能上台糊弄人家吧,有什么事咱们明天再说吧。

晚上演出的时候这段子的熟练度大概有80%了,倍儿熟还不至于,没到那个程度。原来安排是高英培跟我攒底,苏红(著名独唱演员)的倒二,因为我和崔金泉我们俩刚合作,就又给安排到了倒二,苏红攒底,晚上就这样派场上去了,到台上也熟了,效果非常好,又翻了两个小段,师胜杰他们整个团都在下面听。演出后师胜杰对我有意见了,说我一嘴瞎话,“你俩没合作过,这是第一个段子还没演过,这是第一次演,你这不骗人吗?”我说确实是这样。他说你这老头现在这脑子还真好。那年我60多了,新段子新词一天就背下来,他还不相信。高英培嘴快,崔金泉的慢,合作的话,有些习惯可不好改着呢。我跟高英培我们俩是嘴顶嘴的走,我得追着捧。崔金泉是慢条斯理一句一句的,我有时候恨不得上去推他一把。这一点一点的,慢慢我就掌握他的节奏了,效果也不错。

佀:您还为哪些演员捧过呢?

范:还有佟守本。当时天津方面请我过来跟佟守本录像,早晨我们俩就在饭店里边嘚啵了嘚啵。他有3个段子让我给捧,是《地理图》《万人迷》和《买卖论》。3天录完的,时间特别紧,一天一个。最不好捧的是《地理图》前面的《庙游子》,我以前没捧过这个。从前跟王鸣禄说《地理图》的时候,垫话也不是《庙游子》。当时我有些为难,一宿没睡觉,感觉捧的不到家。结果大伙听完了,说你《庙游子》捧得真不错,这么一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還有一件事更要命,有一次孟凡贵给我打的电话,说一会儿韩翔找我。再一问,才知道韩翔当天晚上有个录像,有个活想让孟凡贵给捧,结果孟凡贵没使过,就说了一句,“让范大爷给你捧吧,看看范大爷答不答应”。他们俩一说这个我怎么驳啊,我就问到底使什么活?孟凡贵说《大保镖》,我说这段我们有,我和高英培有这段,中午韩翔就给我打电话,下午4点多钟去我那里,也没对活光聊天了。后来到外边吃点东西,吃完了之后这都6点了,就被拉到通县录。到了后台一大帮说相声的,和这个聊聊和那个搭话,还得砸个挂找个笑话,我都没对活,就该录像了,爱咋地咋地吧,就这么上的台。其实和高英培不演这段也20多年了,但现场效果还不错,大概这也算基本功扎实吧。

佀:您现在还演出么?

范: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虽说是78岁了,我身体还挺好,我当了一辈子绿叶了,我退休之后回到天津,我还打算借我这点余热,在天津再培养出几朵红花来。

注释:

①范振钰生于1927年,2004年时年77岁。一般老人习惯称虚岁,所以自述中的年纪都按照虚岁记录。

②声远茶社是天津著名相声演出场所,坐落于天津红桥区鸟市大街,与南市东兴市场的联兴茶社并称为天津相声摇篮。20世纪20年代末开业,三四十年代开始兴旺,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郭荣起、杨少奎、刘奎珍、刘广文、张宝茹、马敬伯、赵心敏、刘文亨、丁文元等均长期在此演出,主持业务者为杨少奎。

③侯宝林先生1950年带领北京曲艺三团来天津演出的说法与史实略有出入。根据《中国曲艺志·北京卷》记载,北京曲艺三团成立于1952年,1950年尚无北京曲艺三团的说法。但天津《进步日报》1950年5月19日第一版刊载了题为“侯宝林领导北京市全体相声演员相声大会”的资讯。据此推论,侯宝林先生1950年确实在天津演出过,并有可能参加集体拜师的仪式。

④在公开出版的资料中,对和平区相声队的成立时间和高英培先生的加入时间记载不一,《中国曲艺志·天津卷》第40页对和平区相声队成立时间的记载是“本年(1955年),天津市和平区相声队建立,队长班德贵、于佑福。主要演员有阎笑儒、尹寿山、刘文亨、刘文真、耿宝林、高英培、范振钰等。”而《相声大词典》第421页对高英培先生加入时间的记载是“1954年进入天津市和平区相声队,开始与范振钰合作”。为尊重范振钰先生的口述史,在此只将其他参考资料列为注释,供读者参阅。

⑤和平区曲艺杂技团1966年后改为战斗区长征文工团,1969年解散,大部分演员被下放到天津文庙中的天津市工艺针织厂。

(责任编辑/马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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