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济金石交游考要

断楮零煤字字香，集成大半出欧阳（积古斋藏器居多）。

奇文真是前周孔，法帖何须宝晋唐。

享帚只今珍万镒，读书自古重三仓。

朱何赵宋论交旧，安得相期话草堂。

（谓右甫1朱为弼（1773—1840），字右甫，号椒堂，平湖人。为阮元编订《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子善旂。据《感逝诗》，朱为弼卒年1840，时68岁，若按照当时人出生即算1岁，当生于1773年。目前多据1770年，存疑俟考。张廷济《感逝诗》：“朱弟椒堂，名为弼，字右甫。行一，平湖人，嘉庆乙丑（1805）进士，官至总漕。诗文雄富，朋辈罕匹，考证钟鼎文字援据经传悉有根柢。向佐仪征相国师成《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近又有续辑数卷。去年秋冬自京都连贻余二书索及近作。春初余报章至，则仙游已十有四日矣。年六十八……庚子（1840）九月五日。”载[清]张廷济著，《桂馨堂集》，清道光刻本。、梦华、晋斋、芝山四君子）

——[清]张廷济《桂馨堂集》（清道光刻本）

此诗系张廷济自为钟鼎款识册吟咏而作，梁同书八分书题签“钟鼎款识”。诗中“朱何赵宋”就是张廷济（1768—1848）最钦仰的金石之交——朱为弼（1771—1840）、何元锡(1766—1829)、赵魏（1746—1825）、宋葆淳（1748—1825）四君子。此四君子除朱为弼外，都比张廷济年长，在金石圈早得盛名，且阅历丰富、见识广博，为阮元所器重，是浙江金石学术圈中的重要人物。张廷济与他们都保持持久而良好的交往。其中宋葆淳和赵魏为张廷济作缘罗致不少重要藏品，而朱为弼和何元锡则在重要的金石书中收录了张廷济的藏品。在他们去世后，张廷济分别为他们写《感逝诗》一首，纪其交往和友谊，后由其子录入《桂馨堂集》。

从清仪阁笔记、题跋、师友书札等相关著述可散见张廷济交游，学界探索已略涉其与翁方纲（1733—1818）、邢澍（1759—1820）2邢澍卒年学界说法不一。漆子扬考邢澍生年应为乾隆廿四年（1759）十一月廿八日。（漆子扬著，《邢澍诗文笺疏及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3页。）上海图书馆藏张廷济《清仪阁杂稿》（不分卷，未刊）：“邢全山师嘉庆廿四年（1819）四月自嘉兴归甘肃，廿五年六月五日卒于陕西僧寓，年六十一岁。”故取张廷济所录邢澍卒年为嘉庆廿五年（1820）。、阮元（1764—1849）诸师友交谊，3漆子扬撰，〈邢澍交游考〉，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第76―77页。刘洪辉著，《张廷济金石题跋与书学研究》，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第49―68页。王健撰，〈清代中期一位江南文士的日常生活：以《张廷济日记》为中心的讨论》，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12年总第13卷，第95―106页转469页。葛金根撰，〈友朋致张廷济书札五通〉，载《收藏家》，2016年第10期，第71―77页。魏梦丹著，《张廷济的金石题跋与书学观念》，杭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但严格而言，还都算不上说是张廷济交游专题研究。然张廷济作为嘉道间重要金石学家4[清]张之洞著、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中华书局，1963年，第229―230页。交游广泛，中下层文人——嘉道间浙江金石圈四君子，才是其最重要的鉴藏交游圈。他们为张廷济的清仪阁提供广泛的藏品并为其题跋，同构清中叶江南金石史重要而精彩的篇章。

一 张廷济铜器收藏转向与赵秉冲、宋葆淳之关系

嘉庆（1796—1820）初年，青铜器的收藏还没有走入普通收藏家的视野。嘉庆五年（1800）《嘉兴府志》金石部分所收录的藏器几乎不见青铜器。张廷济早期收藏也还没有涉及钟鼎彝器。但历史证明，他在收藏品类上的吉金转向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收藏人生定位。内藤湖南尝述清仪阁几乎搜集囊括了所有种类古物。5[日]内藤湖南著、马彪译，《中国史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嘉庆六年（1801）开恩科会试，他第二次进京应考，下第后在赵秉冲家坐馆，等待第二年再考。这段背井离乡的生活和经历以及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坐馆都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收藏取向。

图1 句兵，[清]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1册，手拓手写原稿本，日本京都大学

金石学在清代的兴盛，一则表现为出现王昶《金石萃编》（碑刻原文附释）这样的集大成之作，另则表现乾嘉之交对钟鼎彝器的广泛收藏和研究。金石鉴藏证补小学、经史衍进金石分科鉴藏向鼎彝、兵器、古泉、印鈢等专门领域拓展。碑刻收藏是金石藏家们的首选，张廷济也不例外——但张廷济收藏兴趣若未转向钟鼎彝器，则无法追随乾嘉时期金石收藏趣味转向，正是这种吉金鉴藏转向的选择，成就了张廷济作为嘉道间重要金石家的盛名和威望。

嘉庆六年，张廷济必然已明确自己的收藏方向，将青铜器作为他收藏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年张廷济下第后，暂时在虎坊桥赵秉冲家坐馆。赵秉冲博雅嗜古，工篆隶，能摹印，尤好金石书画之学，擅长梅兰竹菊。“棣华堂”是赵秉冲藏金石之室，也是张廷济在赵家所居之处。与古器物朝夕以对使得张廷济特别想得到青铜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嘉庆六年十月廿六日记“主人（赵秉冲）作缘乞刘中堂（刘墉）书‘新谿草堂’扁，字妙绝。是夜雪，梦在家得一古铜鼎，硃绿甚好，篆字甚多。细视之惟‘忠惠三年’6张廷济梦中所见，历史上无此年号。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4，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70页。字，觉来当记得。”7《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5，第96页。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至少说明张廷济两种心理，一思乡、二思钟鼎彝器。对父母、亲朋以及家乡的思念是他经常表达的。毕竟这时他已经离家将近一年。而对钟鼎彝器的思之若渴，应该是他在京城生活中接触赵秉冲、宋葆淳、翁树培等人受到思想冲击，产生了强烈的渴望。终于，嘉庆七年（1802）四月他离开北京时，还带着六件重要的金石藏器。这几件藏品载入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8阮元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4册），中华书局，1985年。。嘉庆八年（1803）夏，张廷济请翁方纲为其《清仪阁钟鼎款识》册题签并题跋。9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清文海》（56、9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图2 古戈，[清]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1册，手拓手写原稿本，日本京都大学

这六件铜器可以说是张廷济钟鼎彝器收藏的开端和基础，促成这笔交易的人正是宋葆淳。二人相识于嘉庆六年，当时张廷济在虎坊桥赵秉冲家坐馆。嘉庆七年正月廿三日，宋葆淳邀请他同往皮条营萧楚翘处，鉴赏宋元人书画。小饮之后，他们有幸经眼了多件刻有铭文的青铜器，还将器物带回家仔细摩挲加以鉴别。四月十七日，张廷济将离京返里，经宋葆淳作中人，最终以白金八十两买得尊、敦、爵、鑃、戈、弩兵共六物（图1、图2）。10六器类型可见于[清]张廷济辑，《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十卷），张廷济手拓手写稿本，1822年。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图1、图2分别在第一、二册），电子版见于中国历史文献库[DB/OL]、古籍馆数据库[DB/OL]及书格网https://new.shuge.org/。另有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涵芬楼影印本，1980年（民国69年），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本。宋葆醇为刘文清（刘墉）门下士。张廷济还曾委托宋葆醇转求刘墉题写“桂馨堂”匾。嘉庆六年十月，赵秉冲借得刘墉所藏黄庭坚临《伏波神祠帖》，张廷济在题跋中所述关于此帖流转的过程亦据宋葆淳所言。嘉庆间宋葆淳曾住在武林门内狮虎桥南灯芯庵张纱弄（民国迄今名江山弄）11项永丹主编、劳志鹏编著，《武林街巷志》（下），杭州出版社，2008年，第224页。。到访新篁里不下十数次，又为张廷济作缘购买了“大泉五十泉范背有富人大万”以及“奉山宫行灯”，为张廷济藏器、刻碑等题跋、题签。宋葆淳不仅精鉴赏，还善书画。曾为赵晋斋画《竹崦庵图》，张廷济曾题诗其上。

宋葆淳有广泛的社交基础和知识阅历，为僻居新篁的张廷济带来很多外部资讯。张廷济《清仪阁笔记》中记宋葆淳语录多条。其一，“乾隆时在京见陈无轩手钩石鼓文宋拓本，原章整幅大册页，有赵松雪手书释文，跋亦有书家，索价仅四十金。后有人以六十金购之送和相珅，和以贡高宗纯皇帝因召重排石鼓文之举”12国家图书馆编，《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日记选编》第五册，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618页。；其二，阮元买虢叔旅钟，是经何元锡与一潘姓二人作缘购得，价格二百两，其中卖家得百二十两，两个中间人各得四十两。13同注12，第619页。张廷济曾作《宋芝山葆淳赠赵晋斋魏画幅》五言古诗载于《顺安诗草》卷三，诗中讲述了他与赵魏及宋葆淳的交往；“芝山江海心，山右老奇士。穷揽半天下，画得古神髓”；又曰“沧江虹月舟，屡放竹田里”。14[清]张廷济著，《桂馨堂集》，清道光刻本。宋葆淳卒于道光五年（1825）。二人的金石之交长达二十五年。

二 清仪阁藏品经朱为弼载入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还有一个在张廷济钟鼎彝器收藏之路上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是朱为弼。朱为弼是平湖人，最晚与张廷济相识在嘉庆二年（1797）九月。阮元在试院慎独斋招当年嘉兴府科试者逐一问话，还设宴款待。当时参加者十五人，都算是张廷济同年，其中吴东发、李遇孙、朱为弼、戴光曾都与张交往颇多，他们还都曾参编嘉庆《嘉兴府志》。在日记中有张廷济致朱右甫的信札。朱为弼嘉庆十年（1805）中进士，此前曾入阮元幕府，嘉庆二年参编《经籍籑诂》。周瓒受阮元之嘱所绘《积古图》（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创作于壬戌腊日，即嘉庆七年十二月初八。此时朱为弼受阮元延请课其子，帮助考订钟鼎彝器，编写《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至今关于此书的真正作者学界有不同意见。王国维在《周三家彝》题跋中说“其书实出平湖朱茮堂河帅（朱为弼）之手”，然傅斯年、郑天挺颇不认同，兹不具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张廷济藏品能载入《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朱为弼应起了积极作用。

嘉庆九年（1804）正月十四张廷济致信朱为弼“又祖辛敦（实为‘簋’）、诸女尊两拓本奉到，均系季勤舍弟沅所藏，幸采入‘积古斋钟鼎款识’中为感”，又言“中丞师处有一禀，伏祈带呈其吟馆之八砖文，便中乞寄全副”“去冬十二月寄琅嬛仙翰八本、新篁里扁拓一纸、且辛敦文一纸从嘉兴县尊处寄呈中丞师。吾先生到馆时便中求一问及”，显见坐馆于阮元积古斋时的朱为弼，是张廷济与阮元交往的桥梁人物。

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六日，朱为弼自平湖到访清仪阁，答应为张廷济《清仪阁古器铭》册页题签，又许赠周公望钟（邾公华钟）全形拓本。此行朱为弼还送张廷济《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部，又寄卖一部。每部二枚番饼。《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最后共十卷，而张廷济说“《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现在只有七卷。予所藏而采入者班尊、丰敦、惠敦、祭鑃、已觚、中凫敦，四弟所藏而采入者诸女彝、且敦（案即‘祖辛簋’）”。张廷济得到七卷本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一部，兄弟二人所藏八器得以载入。十一月三十日，张廷济就迫不及待地给朱为弼致信，催促寄示题字和周公望钟全形拓，其渴望之情溢于言表。朱为弼曾作《八砖精舍歌赠张叔未》长歌，张廷济亦将其摹勒上石，存于清仪阁内。道光庚子（1840），朱为弼卒。张廷济作《感逝诗》一首，以示缅怀。

三 藏品载入《两浙金石志》：张廷济与何元锡赵魏交谊诸问题

阮元视学两浙三年，又任巡抚八年，其间刻意搜访金石，派工进行摹拓。何元锡、赵魏都曾入其幕襄助其事，编辑《两浙金石志》。何元锡是钱大昕的弟子，曾整理编次《竹汀日记钞》，爱古成癖，人称“何三风儿”。壮年亲到曲阜手拓汉碑。张廷济与何元锡定交于嘉庆元年（1796）十月。某夜已二鼓何元锡与陆绳到访新篁里。嘉庆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张廷济的房师邢澍邀请钱大昕、瞿木夫、何元锡、杨素存一行游顾渚山。嘉庆九年正月张廷济致信何元锡“兹奉到且辛敦（案即‘祖辛簋’）、诸女尊两拓本俱系季勤舍弟沅所藏者。器之颜色极精，得采入志中是所厚幸也”，力荐四弟张沅所藏且辛敦及诸女爵，希望能收入志中。嘉庆戊寅（1818）张廷济藏入钱忠懿王铁舍利塔，何元锡《两浙金石志》收录。

关于赵魏的名、字、号，学界目前常见有两个错误。一是“洛生”误“恪生”，还有将“晋斋”误为其字。古人字号皆可用来他称，有的以字行，有的以号行。赵魏以号行，也就是他的号使用比较普遍被误以为字的原因。张廷济是赵魏多年好友，在《清仪阁题跋》中道“赵魏字洛生，号晋斋，仁和人。嘉庆庚辰（1820）恩贡生。住宝祐坊宝祐桥。深于碑版之学，隶真书俱精老，有古法。著有《古今法帖汇目》《竹崦庵碑目》”。其为赵魏作的《感逝诗》中也明确赵魏“字洛生”，而非“恪生”。而且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中也夹注“赵魏，字洛生，号晋斋，仁和人”。

图3 嘉庆庚辰赵魏为张廷济题“嘉兴张氏清仪阁所藏古金之文”并跋，见[清]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1册，手拓手写原稿本，日本京都大学

图4 嘉庆庚辰赵魏为张廷济题赵魏为张廷济题“嘉兴张氏清仪阁所藏古金之文”并跋，见[清]张廷济，《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2册，手拓手写原稿本，日本京都大学

张廷济与赵魏自乾隆六十年（1795）相识，到道光五年赵魏去世，相交三十年。在现存张廷济日记中有许多赵魏与张廷济交往的故事和细节。他们皆嗜古物，深于金石。赵魏曾入毕沅幕府，帮助毕沅修订《山左金石记》，还曾助阮元参订《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在金石圈早有盛名且在外游历多年，藏品丰富。赵魏与黄易相交多年，从黄易那里得到许多金石拓片。张廷济所藏《宣示表》石刻原石、秦始皇诏书残版、平等寺僧可思佛座、牛符等都得自赵魏。相对而言，张廷济除了赴京会试，长途跋涉增广见闻外，其活动范围主要在嘉兴、杭州，对赵魏学识因激赏而相契，而赵魏也常将自己藏品中重复者“赠与”张廷济，张廷济通常都会给以较为丰厚的回报。赵魏曾多次到访新篁里，留下不少墨迹。《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第一册中有赵魏所题“嘉兴张氏清仪阁所藏古金之文”并跋（图3），第二册题有“嘉兴张氏清仪阁所藏金石之文”并跋（图4）。晚年赵魏家境落魄，卖掉自己的部分藏品以换米度日，张廷济多有周济。赵魏还曾以藏品作为抵押向张廷济借钱周转。

对于张廷济来说，赵魏的阅历和见解非常重要。这类内容记载有他所见闻的金石出土、藏弆等情况，但也有一些颇值玩味的有趣吐槽，如赵魏说阮元在编《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所借的数百张金石拓本最后都没有发还。“阮制军修《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时，借去款识约二百种，后皆不发还；借去石鼓文旧本共十副，亦不归。”15《张廷济日记》，见苏州博物馆编，《苏州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日记稿本丛刊》第一册，卷一，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251页。

结论

士于道学寓显隐济穷，或修齐治平或善身立命，玩古娱情裨铄古复兴，疏通知远可藏往识来。张廷济基于古器物鉴藏兴趣和爱好，通过交游圈中的赵秉冲、宋葆淳、朱为弼、何元锡、赵魏、翁树培等同辈友朋结交到师友钱大昕（1728—1804）、翁方纲、邢澍、阮元及张燕昌（1738—1814）张开福父子、毕星海（1740—1801）、吴东发（1747—1803）、黄锡蕃（1761—1851）、文鼎(1766—1852)、钱顺甫（1765—1807）、曹世模（1791—1852）等嘉道间社会名流，并使得清仪阁家族藏器有幸编入《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等金石典籍，从而扩大自身金石鉴藏声誉、学界影响力，并能以金石古物鉴藏、传拓、交流与传播安身立命，成就金石学家社会身份，汇入时代金石艺术鉴藏洪流，与师友们众志成城，谱就清中叶江浙金石鉴藏史光辉的篇章，并对侄张上林、堂甥徐同柏（1775—1854）及后之赵之琛（1781—1852）、杨澥（1781—1851后）、刻竹家方絜（1800—1839），金石书画篆刻家如吴云（1811—1883）、翁大年（1811—1890）、陈介祺（1813—1884）（图5、图6）、魏锡曾（1828—188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澂（1835—1902）、褚德彝（1871—1942）、丁福保（1874—1952）、瞿中溶（1769—1842）长子树本，乃至吴湖帆（1894—1968）、吴藕汀（1913—2005）诸贤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深远历史影响。

图5 道光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六月十五日张廷济致陈介祺函之一，见张廷济撰，《张叔未日记杂稿》，载周德明、黄显功主编，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1页

图6 道光辛丑（道光二十一年即1841年）六月十五日张廷济致陈介祺函之二，见《张叔未日记杂稿》，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