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批判斗争精神与历史唯物主义*

管锦绣，谢 俊

(武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在马克思那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是意识形态批判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斗争不只是为了“解释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从而，这种斗争精神凸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则所具有的实践意蕴——以变革现实生活物质条件的现实行动，来代替一切构筑在虚构、抽象的实体观念上哲学体系的纯思想批判。因此，如果说，斗争精神的开显需要科学的革命理论指导，那么，对于马克思而言，正是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所彰显的斗争精神引导下，通过对现实的人的解放条件的哲学思考，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生成；同时正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才以“现实的人”解放条件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不断地被开辟的探讨而得以开显。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的今天，需要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下，挖掘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以增强斗争本领。

一

“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作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原则，决定着马克思对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意识形态家们批判所具有的实践意蕴：在揭示和批判一切以虚构、抽象的实体观念为理论前提的旧哲学纯思想批判的虚假性的基础上，探讨变革现实的物质前提和与此相关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生存的物质条件，进而在对现实的人的解放条件的哲学思考中，以“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生成。

首先，通过对变革现实的物质前提的追问，马克思表达了生产与经济的手段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对于“思想活动”、政治运动的先在性，以及对于实现社会历史变革与人类的“真正解放”的基础性作用，从而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前提和基础的“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得以确立。

在青年黑格尔派看来，迄今为止的现实世界都是由观念世界所决定的，并且现实的人都是受自己所制造的虚假观念所支配的，从而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同这些旧幻想、旧观念进行斗争，以消除这些观念与思想对现实世界的统治。例如布·鲍威尔在《基督教真相》一书中提出了关于“自我意识设定世界”[1]94，扬弃它的创造物而创设自身的观点。他认为，这些现存的观念，如宗教、道德与法等，都是“自我意识”异化的产物，只要用理想的真正人或所谓的“批判者”的“自我意识”来代替这些旧的现存的意识，就能解除各种幻想的虚假的意识对人类现实世界的束缚，并使现实的人类世界得救。

对于“青年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家们”的上述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指出了这种批判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认为他们是在以“唯灵论的狂妄自大态度”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批判的基督”和“作为‘群氓’的人类”的对立运动，把他们“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批判”当成了“批判的基督”的救世活动[1]95。针对鲍威尔兄弟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批评，指出：“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2]18。他们主张的斗争方式并不是现实的物质活动，而是纯粹的哲学批判活动。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依靠他们的种种思想活动就足以使一切现存的统治灭亡，使在旧观念统制下的世界与人类获得一种彻底的解放。进而，马克思入木三分地指出，既然青年黑格尔派仅仅反对旧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2]10。

马克思不仅仅揭示青年黑格尔派纯粹思辨批判的虚假性，也批判费尔巴哈所谓“爱的哲学”对于现实批判的虚假性。费尔巴哈则认为，人类社会的异化根源于宗教的异化，而宗教的异化源于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异化，从而他把现存世界的一切统治与罪恶都归咎于宗教观念的奴役、人类情感的偏离与理性的迷失。在他看来，为了消除现实世界的种种异化现象而实现人的解放，就要去唤醒人的真正的情感与理性，实现人性的复归；他的“未来哲学”的宗旨就是要把神学转变为人类学，实际上是把旧的宗教转变为理想化的人的“爱的宗教”，以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费尔巴哈的批判，马克思明确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2]19这一表述传达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处于异化生存的人要用现实的行动，去改变或改造现存的事物，使现存世界革命化，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这种现实的行动不仅包括工业、农业、商业等生产与经济活动，还包括社会运动、政治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等等；这种现存的事物不仅包括现存的自然存在物与自然环境，而且也包括旧的统治阶级、旧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社会体制等。在众多现实的行动中，人们通过生产与经济的手段改造物质世界的活动始终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并且实践活动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的地位。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没有这种实行社会全面变革的物质基础，其他社会变革就会缺乏必要的前提，对于历史发展也就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2]18-19马克思明确地指明了使用生产与经济的“现实手段”，以发展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变革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对于“思想活动”、政治运动的先在性，对于实现社会历史变革与人类的“真正解放”的基础性作用。这些基于变革现实世界的物质前提的追问，构成了“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的理论前提，也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其次，通过与人类“真正解放”相关联的“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生存的物质条件的追问，马克思对人的生存活动与生产实践活动进行全面阐释与推论，以“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得以生成。

人类的“真正解放”既需要变革现实行动，也需要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生存的物质条件为基础的。如果说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运演还借助于人的“类本质”这一概念工具的话，那么，“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则完全抛开了这一概念框架。他批判道：“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2]74。马克思对“德国现代哲学”及哲学家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自我批判。当在进行理论的批判与体系的建构时，旧哲学包括“德国现代哲学”总会预设一些抽象的虚构的关于本质、原因或类的概念，如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施特劳斯的“实体”、布·鲍威尔的纯粹的“自我意识”、施蒂纳的“惟一者”、费尔巴哈的“类”等等，并以这些抽象的概念作为构筑其哲学体系的立足点。抛开了这一切概念前提后，马克思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2]10-11“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已经完全撇开了旧哲学的一切虚构的抽象的实体观念，不以任何形式的有关本质或类的形而上学概念为前提，而以“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理论的出发点。[2]17

正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生存的物质条件追问中，马克思推演出最基本的历史活动即“物质生活”生产活动，提出了“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了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生产实践活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相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对于最基本的历史活动，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23。基于此，马克思以“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理论对人类整个历史实践活动作出了系统的阐释：首先是对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人的生命的生产(繁衍)、“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与社会分工等问题的分析；其次是展开理论推演——推论与分工同时出现的分配的不平等与所有制的产生、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矛盾、共同利益采取国家形式、国家形式与全体利益的脱离、分工所决定的阶级划分与阶级统治等等；最后是对阶级斗争、反对旧体制的政治斗争，以及“共产主义革命”等问题的探讨。[2]23-30

二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类社会发展在以“物质生活”生产与交往活动为基础的人类历史实践活动推动下得以敞开，从而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在宏观历史背景中，以“现实的人”解放条件在现实的历史活动中不断地被开辟的探讨而得以开显。

首先，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作出全面阐释的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宏观历史背景中出现的异化、异化的扬弃问题，进而认为扬弃异化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共产主义问题，从而彰显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

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现实人的异化生存问题，不再是什么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及“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异化[2]33-34。在他看来，人类基本的生产与经济活动，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表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它实际上是众多现实的个人的社会活动，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并且这种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与“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他还认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还有分裂，只要分工还是非自愿的与固定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29但是随着“共产主义革命”和现存的旧的社会制度被推翻，这种支配和统治个人的异己力量将会被扬弃。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34因此，异化的扬弃不再是人的类本质与人性的复归，而是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及变革现存世界与旧的社会体制的活动，来实现对“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扩大了的生产力”、“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世界市场”[2]23即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之控制与自觉驾驭。

其次，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从对各种抽象观念的提前性批判和对物质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物质关系变革的探讨中，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观点及其所彰显的斗争精神得以表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德国人”如布·鲍威尔与费尔巴哈不是从现实的物质实践这一前提出发，而是从抽象的范畴或观念等虚构的前提出发，来解释各个时代的历史，进而认为“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2]23马克思所要建立的新历史观与这种唯心史观根本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观念形态”[2]36，这一新历史观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历史提供一种坚实的“世俗基础”。为此，马克思从现实的物质实践出发，通过对“现实历史”的反思和对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确立了人类历史“世俗基础”的基本内容。其主要内容首先包括人类基本的物质实践，即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与衣食住行的生存需要，物质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的生产，“受分工制约的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与“扩大了的生产力”；其次包括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等所决定的整个“市民社会”。与此同时，他还从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出发，深入研究了历史的“世俗基础”与其他社会历史现象的相互制约关系，特别考察了这种“世俗基础”对国家、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历史现象的支配与决定作用，认为相对于这些社会历史活动与思想观念活动，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是更为先在的、更为根本的东西。同时，人类历史活动，并不受绝对观念、“宇宙精神”、“自我意识”与“类”的纯粹的抽象的本质与实体行为所支配，它们实际上由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所决定的，是人的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延伸，是可以通过实证的方式加以考察的东西，是可以证明的“经验事实”[2]33。

由此，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达为：第一，对旧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要以对“虚假观念”所维护的“世俗基础”即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关系的揭示为前提。旧哲学的意识形态家对现实种种异化虚假性的批判源于，他们没从现实的人的生存出发，从而也不可能对物质生活生产在变革现实的基础性作用做出科学的考察，更不可能从物质生活生产出发揭示产生现实种种异化的物质根源，而只能从脱离于物质关系的“虚假观念”的哲学唯心史观层面出发，以虚假地解决现实物质条件所确定的异化或矛盾的形式，来表达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维护。或者说，他们“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2]10。因此，批判一切建构在虚构的抽象的实体观念之上的“德国现代哲学”，就要揭示它所维护“现存世界”背后的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关系。第二，对旧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要以变革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关系的人类实践为实现路径。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一切“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国家”等是物质生产与物质交往的直接产物，而且一切精神交往、思想观念、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意识形态内容也是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与物质交往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2]15-16这是因为，“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2]17与青年黑格尔派把历史变革的动力归结为纯粹的“自我意识”之意识形态批判相反，马克思还认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2]36。意识形态批判本质上就是变革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关系，因此，变革旧社会关系的人类实践活动，才是彰显意识形态批判斗争精神的根本途径。

三

新时代里，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国内外局势作出科学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针对“大变局”引发的复杂斗争形势，他发出“发扬斗争精神”的时代号召，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3]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越走越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不断增强之时，我们应该看到，围绕着两种制度而展开的斗争依然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要方面，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的今天，需要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下，挖掘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以增强斗争本领。

首先，发扬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要以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维护的生产方式之揭示为前提，从而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明，我国当前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争夺有利于自身的生产国际分工的物质关系，进而揭示这种斗争复杂化是西方发达国家维护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而运行文化霸权策略的必然结果。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来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根源于特定生产方式及其物质关系，其实质是特定物质关系下的经济利益矛盾在观念层面上的表现。当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时，伴随资本逻辑开启的人类全球化历史进程的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确定的物质关系也由一国之内扩展到全球，带来了围绕这种物质关系而展开的斗争从经济领域向文化价值层面渗透，从而引发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在地域上的全球性扩张。

在经济全球化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其资本逻辑所建构的商品贸易形式，操纵生产的国际分工，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外的民族国家卷入产业资本循环的全球性流通之中，从而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对劳动的阶级剥削，发展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经济掠夺。“当一个在资本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工业民族，例如英国，同中国人进行交换，并且以货币或商品形式从中国人的生产过程中吸收价值时……中国人无须为此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4]同时，为了维护全球贸易中有利于自身的物质关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以“船坚炮利”的武力方式，剥夺其他民族国家的政治独立，从而，通过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将其纳入受西方国家资本增殖逻辑所建构的生产国际分工的控制之中，进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中确立了西方国家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发达国家地位，却使其他民族国家沦为依附于西方资本，并受其剥削和控制的落后国家地位。

随着落后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特别是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的兴起，根源于物质关系的经济利益矛盾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便扩展到不同民族国家之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5]虽然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推进，人类多元文明、文化的交流、互鉴、交融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趋势必然得以展现。但是，正如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民族国家进行经济掠夺的霸权一样，文化全球化同样也运行着西方发达国家对落后民族国家的文化渗透——作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争夺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的文化霸权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趋势下，在生产的国际分工所确立的物质关系中，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往往以优越的文化、文明或生活方式自居，向其他民族国家兜售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以维护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因而，实施意识形态渗透，成为了处于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奉行的对外文化策略。“这种经济霸权逻辑以意识形态‘正统’自居，把竞争对手的优势解读为意识形态‘异端’。”[6]意识形态领域斗争随之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某些霸权国家所宣称的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方式加以表现。同时，为了掩盖全球化进程中的西方发达国家利益的特殊性，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往往诉诸于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利益说成人类的共同利益的说辞，从而关于“普世价值”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是必不可少的。进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呈现出“以西方普世价值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相嫁接，向日常生活渗透，并借助互联网谋划着西方普世价值话语背后的政治诉求，放大着其话语的影响力。”[7]

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的今天，依然需要我们善于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深入地揭示和批判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增强斗争本领。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下，我们会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趋势下，只要全球范围内的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还存在，那么资本逻辑所建构的生产方式就会在生产的国际分工中把这种剥削关系制造出来。从而，反映和论证这种剥削关系合理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就会被生产出来。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势，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主要的表现为，以某些霸权国家无视国际力量变化的世界大势，以实施意识形态渗透为策略而展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攻击，旨在以运行文化霸权的方式，霸凌地为实现有利于自身的生产国际分工及其经济利益争夺而摇旗呐喊。因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复杂化固然与我国经济社会主体的利益多样化及其价值诉求多元化相关联，并直接地表现为“话语权的冲突与斗争”[8]，但是，从更为根本的意义看，却是国际力量深度调整新格局下的西方发达国家企图维护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利益，而运行文化霸权策略的必然结果。

其次，发扬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就要变革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维护的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及其交往关系，从而弘扬斗争精神是以变革西方资本霸权话语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倡导人类文明多元互鉴，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以及以实施科技强国伟大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路径。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解放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而是通过变革现存世界的活动，以对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的控制和自觉驾驭来实现的。当前，生产的国际分工所确立的物质关系虽然依然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增殖逻辑，人类现代化进程依然展现为“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从而在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中，人类生产力以“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2]33-34的异化方式向前发展；但是，随着科技进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确定的物质关系却由产业资本循环的流通环节深入到生产环节，西方发达国家对生产的国际分工的操纵，也由对全球贸易的控制发展为对国际生产的产业价值链的控制。从而，“发达国家不必通过军事武力的方式来维护对国际分工的主宰，而主要地在促进科技进步的话语体系下，通过对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封锁的方式，来实现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控制。”[8]西方资本霸权话语借助资本理性和科技理性话语的权力运作方式，操纵生产的国际分工，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运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剥削与控制。因此，扬弃“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致力于改变西方资本霸权话语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实现对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的控制和自觉驾驭，探索人类摆脱“物的依赖性”进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伟大实践，构成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斗争精神的体现。

扬弃“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就要变革资本逻辑建构的异化的人类交往，改变西方资本霸权话语所主宰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构建人类合作新机制，以释放被异化的人类交往所束缚的生产力。

在“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9]，特别是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显示出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的同时，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旧有的人类交往关系却日益蜕变成为阻碍人类生产力的因素。这些新变化已经在经验层面上显现出，经济全球化不再是受某些霸权国家所左右、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工具，从而也显示出超越异化的人类交往的历史趋势。

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实践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引导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倡导人类文明多元互鉴、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效应，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10]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创新经济全球化的人类交往机制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强参与全球经济、金融、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进而形成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构成了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和探索人类合作新机制的伟大实践。

扬弃“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还要改变某些霸权国家凭借科技优势对国际生产的产业价值链操纵的局面。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相比，我国当前的科技实力还是经济发展的短板，还无法实现推动经济更高层次发展的作用。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对国际生产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控制，就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11]以实施科技强国战略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前所未有的创举，与构建人类合作新机制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道，致力于扬弃“异化”的生产国际分工，以释放和发展人类生产力，它必然引起人类历史发展伟大的变革。